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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仁爱思想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训诂释义、体用探讨、启蒙转向等发展阶段，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演变特征。当前，中华仁爱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滋养和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思想资源，还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推进中华仁爱思想的时代发展，需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入挖掘和阐发其合理内涵，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着力推进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仁爱;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安丽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64，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1]164，“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1]64。讲仁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的思想观念，不仅渗透到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之中，还滋养了中华民族讲求宽厚包容、博施济众的民族性格，在当代依然彰显着独特的人文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本体论说、历史演进、当代价值等内容探讨较为充分，然而在其时代发展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却少有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结合古代政治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深入探讨中华仁爱思想的发展脉络及演
變特征，有利于在鉴古观今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其当代价值，有利于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 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及
演变特征
讲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体系已渐趋形成，其后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因时而化、与时偕行，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训诂释义、体用探讨、启蒙转向等发展阶段，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1. 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华仁爱思想来源于当时有识之士对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融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引领着社会秩序与民众思想行为的正向发展。在持续的思想反思与实践引领中，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观念。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的形成。唐虞三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等关于仁学思想的相关论述。春秋以降，孔子详细阐述了仁爱思想，提出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等思想主张。孟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仁爱主张，拓宽了仁爱的对象范围，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明确提出了“仁政”主张，由此奠定了中华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道家则重点补充了仁爱的对象范围，如庄子提出了“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的思想观点。法家、兵家分别拓展了仁爱思想在法律、军事方面的运用，如管子认为“以德予人者，谓之仁”（《管子·戒》），田穰苴提出了“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仁本》）的军事观。由此，中华仁爱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第二，汉唐时期仁爱思想的训诂释义。公孙弘认为“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董仲舒的论述更为详细：“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之事，无辟违之行。”（《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东汉许慎主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仁”的内涵：“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仁”由二人构成（也可理解为人与人），二人在一起则有人我分别、人我比较、人我争端等人际冲突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问题，就需要以“仁”为原则加以规范，这就赋予“仁”最高行为准则的内涵。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仁”，其基本内涵指“亲也”，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意思，具体表现为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之爱外推为邻里乡党、师友君臣之间的人我关爱，再由人我关爱进一步推演为物我珍爱。刘熙在《释名》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仁”，即不忍心伤害自己之外的人和物，时时爱护人、爱护动物、珍惜资源，正所谓“仁生物也”（《释名·释形体》）。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2]，在《原道》一文中融通墨子“兼爱”思想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
第三，宋明时期仁爱思想的体用探讨。朱熹提出了“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朱子语类·孟子六·仁之实章》）的体用一如的思想理论，他认为“仁”与“爱”的地位与功能不同，但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王阳明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传习录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仁”具有的这种使人类万物生生不息的功能，既超越了现实生活层面的各种相对性，具有至善的特征;又“弥漫周遍，无处不是”（《传习录上》），弥漫于天地之间，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从现实功用的角度而言，“仁”的爱人爱物的功能表现为“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传习录上》），依然遵循儒家一以贯之的爱有等差、由亲及疏的行仁路径。
第四，清至民初仁爱思想的启蒙转向。明末清初以来，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李二曲、龚自珍等人面对变化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提出了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仁爱论说。黄梨洲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孟子师说》），即国家领导人只有行仁政、行王道，以养民、保民、乐民为职责，才能实现长治久安。龚自珍同样表达了“仁心为质，施于有政”（《龚自珍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的仁政观点，主张尊重人的生命、珍惜人力物力财力。此类仁政主张反映了当时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萌芽。清末民初，康有为融合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提出了“仁”是“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中庸注》）的时代阐释;谭嗣同融通古今宗教、哲学、科学思想而写成《仁学》一书，明确提出现实生活层面人我平等、物我平等的仁爱主张。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将平等思想注入仁爱的现实作用范围之中，反映了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启蒙转向，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2. 促进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发轫成长于传统社会的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命力，就需要在明晰自身合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不同于一般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2]147。
在新的時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首先就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实现现代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而实现内容和方法层面的现代转化。一是实现本体论层面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有着自身的本体论基础，主要用“道”这一概念表达。《周易·系辞》中认为形而上的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老子认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寂兮，廖兮”（《道德经》），仁爱思想的本体是宇宙至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仁爱思想在根源上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存在而非理念上的思想推衍。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发其本体基础。二是实现认识论层面的现代转化。孟子认为人人生而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其实就是“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提出了人人皆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的观点。孔子也提出了人的认识来源具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论语·季氏》）等观点。王阳明则系统阐发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因此就需要科学辨析仁爱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仁爱思想认识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三是实现仁爱思想在内容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中“亲亲、仁民、爱物”“忠恕”“止于至善”等丰富内容，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实现仁爱思想内容层面上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社会发展需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四是实现方法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在行仁的方法方面，仁爱思想基于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主要以“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为基本方法论原则，主张立身处世要善于推己及人，并且善于做到由人及物。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理论与实践，赋予“能近取譬”以现代表达。
3. 推进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增强影响力和感染力，必然需要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2]147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就需要运用综合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一方面，坚持推陈出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64实现传统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传承和发展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坚持综合创新。在古今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3]实现仁爱思想的综合创新，同样需要融会贯通这三方面的资源。具体而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在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不同思想理论体系关于该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综合创新。另一方面，坚持经世致用基础上的实践创新。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义理必参之以时势”。[14]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新的时代条件下，仁爱思想若要增强影响力，若要继续在个人安身立命、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展现时代价值，就要结合具体的国内国外发展实际不断补充、拓展、完善自身的丰富内涵，继而融入国民教育、文化创造、生产生活、世界发展等不同层面，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南怀瑾.论语别裁（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510.
[3]陈来.仁学本体论[J].文史哲，2014（4）：41-63.
[4]陈来.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上）[J].河北学刊，2016（3）：1-6.
[5]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183.
[6]朱汉民.宋儒新仁学的建构[J].求索，2017（8）：35-43.
[7]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重排本（规范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6.
[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
[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1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3：585.
（编辑：牟世晶）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71000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仁爱;与时俱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安丽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164，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1]164，“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1]64。讲仁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的思想观念，不仅渗透到一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之中，还滋养了中华民族讲求宽厚包容、博施济众的民族性格，在当代依然彰显着独特的人文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仁爱思想的丰富内涵、本体论说、历史演进、当代价值等内容探讨较为充分，然而在其时代发展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却少有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结合古代政治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深入探讨中华仁爱思想的发展脉络及演
變特征，有利于在鉴古观今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其当代价值，有利于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 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及
演变特征
讲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体系已渐趋形成，其后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因时而化、与时偕行，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训诂释义、体用探讨、启蒙转向等发展阶段，呈现出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
1. 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
中华仁爱思想来源于当时有识之士对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融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引领着社会秩序与民众思想行为的正向发展。在持续的思想反思与实践引领中，讲仁爱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观念。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仁爱思想的形成。唐虞三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等关于仁学思想的相关论述。春秋以降，孔子详细阐述了仁爱思想，提出了“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等思想主张。孟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仁爱主张，拓宽了仁爱的对象范围，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明确提出了“仁政”主张，由此奠定了中华仁爱思想的基本内容。道家则重点补充了仁爱的对象范围，如庄子提出了“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的思想观点。法家、兵家分别拓展了仁爱思想在法律、军事方面的运用，如管子认为“以德予人者，谓之仁”（《管子·戒》），田穰苴提出了“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司马法·仁本》）的军事观。由此，中华仁爱思想体系基本形成。
第二，汉唐时期仁爱思想的训诂释义。公孙弘认为“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董仲舒的论述更为详细：“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之事，无辟违之行。”（《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东汉许慎主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仁”的内涵：“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仁”由二人构成（也可理解为人与人），二人在一起则有人我分别、人我比较、人我争端等人际冲突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问题，就需要以“仁”为原则加以规范，这就赋予“仁”最高行为准则的内涵。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仁”，其基本内涵指“亲也”，即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意思，具体表现为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之爱外推为邻里乡党、师友君臣之间的人我关爱，再由人我关爱进一步推演为物我珍爱。刘熙在《释名》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仁”，即不忍心伤害自己之外的人和物，时时爱护人、爱护动物、珍惜资源，正所谓“仁生物也”（《释名·释形体》）。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2]，在《原道》一文中融通墨子“兼爱”思想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观点。
第三，宋明时期仁爱思想的体用探讨。朱熹提出了“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朱子语类·孟子六·仁之实章》）的体用一如的思想理论，他认为“仁”与“爱”的地位与功能不同，但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缺一不可的。王阳明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传习录上》），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仁”具有的这种使人类万物生生不息的功能，既超越了现实生活层面的各种相对性，具有至善的特征;又“弥漫周遍，无处不是”（《传习录上》），弥漫于天地之间，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从现实功用的角度而言，“仁”的爱人爱物的功能表现为“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传习录上》），依然遵循儒家一以贯之的爱有等差、由亲及疏的行仁路径。
第四，清至民初仁爱思想的启蒙转向。明末清初以来，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李二曲、龚自珍等人面对变化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提出了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仁爱论说。黄梨洲认为，“天地之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孟子师说》），即国家领导人只有行仁政、行王道，以养民、保民、乐民为职责，才能实现长治久安。龚自珍同样表达了“仁心为质，施于有政”（《龚自珍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的仁政观点，主张尊重人的生命、珍惜人力物力财力。此类仁政主张反映了当时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萌芽。清末民初，康有为融合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提出了“仁”是“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中庸注》）的时代阐释;谭嗣同融通古今宗教、哲学、科学思想而写成《仁学》一书，明确提出现实生活层面人我平等、物我平等的仁爱主张。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将平等思想注入仁爱的现实作用范围之中，反映了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启蒙转向，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2. 促进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发轫成长于传统社会的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命力，就需要在明晰自身合理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实现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不同于一般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2]147。
在新的時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首先就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实现现代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进而实现内容和方法层面的现代转化。一是实现本体论层面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有着自身的本体论基础，主要用“道”这一概念表达。《周易·系辞》中认为形而上的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老子认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寂兮，廖兮”（《道德经》），仁爱思想的本体是宇宙至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仁爱思想在根源上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存在而非理念上的思想推衍。实现仁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发其本体基础。二是实现认识论层面的现代转化。孟子认为人人生而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其实就是“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提出了人人皆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的观点。孔子也提出了人的认识来源具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论语·季氏》）等观点。王阳明则系统阐发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因此就需要科学辨析仁爱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仁爱思想认识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三是实现仁爱思想在内容层面上的现代转化。仁爱思想中“亲亲、仁民、爱物”“忠恕”“止于至善”等丰富内容，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实现仁爱思想内容层面上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社会发展需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四是实现方法论层面上的现代转化。在行仁的方法方面，仁爱思想基于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主要以“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为基本方法论原则，主张立身处世要善于推己及人，并且善于做到由人及物。当前，我们要紧密结合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理论与实践，赋予“能近取譬”以现代表达。
3. 推进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仁爱思想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增强影响力和感染力，必然需要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2]147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就需要运用综合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基本路径。一方面，坚持推陈出新基础上的综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64实现传统仁爱思想的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传承和发展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坚持综合创新。在古今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3]实现仁爱思想的综合创新，同样需要融会贯通这三方面的资源。具体而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在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不同思想理论体系关于该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综合创新。另一方面，坚持经世致用基础上的实践创新。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义理必参之以时势”。[14]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新的时代条件下，仁爱思想若要增强影响力，若要继续在个人安身立命、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展现时代价值，就要结合具体的国内国外发展实际不断补充、拓展、完善自身的丰富内涵，继而融入国民教育、文化创造、生产生活、世界发展等不同层面，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南怀瑾.论语别裁（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510.
[3]陈来.仁学本体论[J].文史哲，2014（4）：41-63.
[4]陈来.仁学视野中的“万物一体”论（上）[J].河北学刊，2016（3）：1-6.
[5]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2016：183.
[6]朱汉民.宋儒新仁学的建构[J].求索，2017（8）：35-43.
[7]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重排本（规范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6.
[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9]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
[1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
[14]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3：585.
（编辑：牟世晶）
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710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