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组织上派我到甘肃陇西任县委书记，让我有幸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艰辛历程。如今30多年过去了，当年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时群众的积极拥护、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基层干部顶住压力支持改革的画面依然清晰如昨。
　　
　　红崖湾秘密包产到户获丰收
　　
　　
　　
　　“农妇骂人”和“农民推车”见民心
　　
　　红崖湾一年来的实践，使我对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有了进一步坚定而清晰的思路，对改革人民公社制度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我觉着是该把红崖湾的实践一步一步地推向全县的时候了。
　　1979年 2月，县委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决定在全县农村划分为生产作业组的同时，在全县试办大包干。就全国而言，有些地方的大包干做法是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和主要农具分到生产作业组，实行的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小组自己的”。而陇西县的大包干是一步到位，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把土地、生产资料从小组再分到户，任务也分到户。包产到户免去了那些完成了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陇西在全县31个生产队中试办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大包干，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公开进行的，不是群众自发搞的，也不是秘密搞的。一年下来后，这31个生产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有天下午，我独自到城关公社北街一个试办大包干的生产队去看看，走到一块地边，遇到一个中年女人蹲在地坎上纳鞋底，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队长派她看鸟，守着不让鸟吃庄稼。我说：“哎，为什么你地坎那边的庄稼长得好，而自己这边长得不好？”我这一问，那位妇女就打开了话匣子，开口说：“哎，你还不知道，那县委的人心瞎（坏）得很，都是黑心。”我惊讶地问：“怎么瞎了？”她说：“人家叫那个队包，你看人家的庄稼长得多好。明知包了好，可人家不叫我们队包。”我说：“那真是瞎。”她说：“我们想学着人家包了，可公社、大队上上下下的干部把我们盯得紧得很，硬是不让我们包，活活逼着把我们往死里饿，那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在返回的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的话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群众实在是太怕饿肚子了，多么急切地想改变现在的状况。从这个妇女的骂声中，我听到了陇西千千万万群众的呼声，听出我们的行动太慢，落在群众要求的后面了。我想：“我们干工作什么时候能做得让老百姓不骂就好了，执行的政策不再让老百姓骂就好了。”事后，我把挨骂的事告诉了县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他们说：“现在就是那样，因为包与不包的庄稼长势相差得太远了，老百姓心里不平。”农妇骂人的事，又一次增加了我坚持搞农村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1979年7月，我又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1980年3月3日，县委、县革委制定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进一步在全县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铺开包产到户。1980年9月，县委、县革委制定了《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1981年2月21日至27日，县里两级干部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就在全县铺开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次开会都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从公社的汇报中发现全县只有3个老支部书记公开不赞成大包干生产责任制，除此之外，在县里的领导班子、各级干部中没有听到公开反对的声音。
　　在陇西试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农民推车”这样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小事。有一天傍晚，我从水泉公社到云田公社时，天已经黑了，因路况不好，车被陷在沟里出不来。我让司机看着车，说去公社找人帮助推一下。正说时，一群种完庄稼回家的社员刚好走到我们旁边，听说是县委书记的车被陷，他们说：“县委给咱搞包产到户，赶紧帮忙推车。”这是件小事，说明我们的政策符合了群众的心愿，群众的心就和我们连在一起了。
　　
　　“我看陇西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
　　
　　到1980年下半年，陇西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由于来自上面的压力，县里的一些同志开始担心我们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在一次地委扩大会议上，我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地委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地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我问有关领导“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反正你们去搞。”我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听到这些话后，我有压力了。
　　不久，有很多新闻媒体来到陇西采访，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肃日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等，最多时一次有十五六个记者来采访。这些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经过调查，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都支持县委的改革措施，他们都对陇西包产到户进行了正面报道。《甘肃日报》连续发了多篇文章，如1979年4月1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1980年5月16日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1981年4月27日发表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效果好》，都对陇西的农村改革给予了支持。
　　但是，就在陇西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的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语。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我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一度思想上压力很大。记得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我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就说：‘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人民日报》是那样的态度，又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我们确实感到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干部凝聚力很强，群众拥护。1979年8月，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来陇西调研，我陪同他到福兴梁上看的时候，他很直接地对我说，“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他的这句话虽然给了我力量，但问题总归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顾虑依然十分多。不但我和县委的同志有压力，就是当时在陇西调研的记者都有压力。因为他们都发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新闻稿件。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关切地对我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我特别注意翻看每期的《内参》。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五六月份的一期《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说：“我看可以”。我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我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子卸下了。我立即让县委办公室主任拿上这本《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上相关内容念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对一些县委常委会的成员，我说：对于包产到户，邓小平、姚依林都说话了，咱们是他们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就让他反对去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搞得更好。这样，陇西搞包产到户总算找到了政策依据。但是，对陇西搞包产到户还没有一个直接领导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的压力依然存在。
　　1981年上半年，省委书记冯纪新从甘南到陇南，再到陇西调研，指导农村的改革开放，在陇西住了一夜。当时，我急切地把陇西包产到户的事情向他作了一次全面汇报，把群众的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反复对他讲，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始终没有表态，但我观察到他脸上没有不满的表情。第二天，他就到定西去了。在定西地委向他汇报说群众反对包产到户时，他说了一句“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这总算是省委书记的态度吧。大概三四天后，省里有个我熟悉的同志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兰州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冯纪新书记讲到农村调查的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对包产到户肯定的信息。我立即得出结论：冯纪新是代表省委讲的话。我立刻给县里其他领导说了他的表态。直到这时，才使压在我们心头的千斤重石落了地。
　　（责任编辑刘荣刚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