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聚焦于解决不平等性的加剧；反思货币政策；强化财政响应措施，特别是在公共部门投资方面
　　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在近几年中陷入了GDP增长缓慢且下降的模式，许多人担心这是否正在演变成半永久性状况，即所谓的“长期停滞”。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问得不精确，因此意义有限。毕竟抑制增长的力量有多种类型，并非所有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诚然，可以说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增长阻力，要想在短期以不危及未来增长与稳定的方式克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持久性状况可称之为“长期停滞一”（SS1）。
　　我们正在经历SS1的第一个指标与技术有关。如果像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生产率增强型技术创新的减速过程，那么，长期潜在增长将受到抑制。但即使创新不大大减速，或很快再次起势，抓住由此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所需要的结构调整和行为变化，也需要消耗时间。
　　第二个支持SS1的条件来自投资和消费方面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增长、就业安全、政策与监管，以及许多可能影响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的发展趋势。人们完全不知道政府是否能在对抗通缩压力、遏制不平等性加剧、解决社会和政治分裂、重塑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取得进步。
　　未来需求如何远未可知，许多国家私人投资持续下降，包括中国。家庭消费亦然，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消费中选择性消费比重更大（比如耐久品更新换代、旅行和下馆子）。比如，从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中完全恢复所花的时间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接管了大部分经济需求侧才完成——这一趋势的逆转短期无望。
　　我们陷入SS1的第三个指标是债务。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都面临着资产负债表的约束，这很有可能抑制了支出和投资，使得储蓄激增，并造成了广泛的通缩环境。
　　支持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行动——如承认损失、减记资产、重组银行——对长期有利，但会产生短期损失。事实上，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时间，特别是家庭部门，并会对增长产生不可避免的拖累。
　　情况有些糟糕。但故事还不止如此，这要看另一个更击中要害的问题：是否有能够在一段时间后提升增长的层次和质量的政策响应组合？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这意味着我们还面临另一种长期停滞，且称之为“长期停滞二”（SS2），其标志是我们不愿或无力实施正确的政策组合。
　　这一政策组合的一个关键要素应聚焦于解决不平等性的加剧。助长这一趋势的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科技的进步——难以完全克服，但它们的消极影响可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再分配手段得到减轻。随着各大经济体进入长期结构性转型，个人和家庭都需要投资于新技能的资源。
　　此外，货币政策也必须进行反思。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承担了大部分的复苏重任。但事实上，多年来的极低利率和大规模量化宽松并未显著提高总需求，更不用说充分降低通缩力量了。
　　但单方面提高利率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因为在需求受到约束的环境中，提高利率会吸引资本流入，从而推高汇率、破坏经济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因此，发达国家决策者应该考虑实施一些资本账户管制（比如成功的新兴经济体的做法），这有利于采取更多独立和契合自身的方法退出金融抑制。
　　第三个重点是强化财政响应措施，特别是在公共部门投资方面。特别是，欧洲正在为财政能力运用不足付出沉重代价——财政转移和债务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导致了这一局面。在合适的条件下，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用来为投资提供资金。
　　各国需要考虑改革的领域还有很多，包括税收政策、公共资金的无效或不恰当使用、产品和要素市场结构变化阻碍，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触及面与主权资产负债表干预金融困境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等。
　　SS1导致SS2更难以解决。事实上，即使是强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反应也未必足以消除需求和增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萎靡不振的风险。但这绝不是在政策能够起作用的领域却迟迟不采取行动的理由。正如我们的政策选择导致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SS1的形成，若不能实施旨在解决SS2的政策，可能造成未来更加难以应付的潜在不稳定状况。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