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湖北省钱币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两张“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票，面额分别为5元和10元。该公债是北洋政府时期湖北督军和湖北省长联合署名签发的一种地方公债。由于该公债是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第一次以湖北地方政府名义发行的公债，因而备受纸币收藏爱好者青睐。但“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存世量不多。笔者所见大约有20余张，然而大都品相不佳，甚至有破损；而上述两张馆藏的品相尚属佳者。
目前，有关“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研究文章极少，因此，其中有一些待考问题还有待解决。由于公债上没有指明民国十年的具体发行日期。因此，该公债发行于民国十年的具体时间尚存疑问和争议。
民国十年（1921年）的湖北正处多事之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有诸多重大事件发生。因此，若确认的发行时间存在前后差别，就会对该公债发行背景的判断产生不同结果，甚至误判。如有人认为，“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与民国十年六月湖北发生的“武昌兵变”密切相关，是兵变的间接见证之物。
令人遗憾的是，“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具体发行时间，在一些湖北地方志中，如《湖北省志·财政》等重要文献中，均未见明确记载，这就对该公债发行时间以及发行原因与背景的确认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也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考证。
笔者研究发现，“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实际上在“武昌兵变”之前，且该公债不是因发生“武昌兵变”而发行的，两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
仅见5元、10元公债票
“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5元票为长方形，高296毫米，宽262毫米。正面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公债票的主图，下部为息票。主图由长方形边框（绿色）和文字组成，也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由醒目的面额文字“伍圆公债票”（绿色）和装饰框架构成，其上方边框内印有“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黑色）字样；其两侧均印有编号：NO017252（红色）。下部是“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条例”，分成竖行印刷。条例内容如下：民国十年湖内地方公债条例 定额：贰佰万元；利率：按每年壹分；利期：每年六月、十二月；偿还期限：第一年利息并入第二年，两季付还，自第三年起，用抽签法，每年偿还总额四分之一，至第六年为止，全数还清。每年十二月底，在湖北省议会执行抽签。担保品：以武昌造币厂余利担保。债票息票用途：到期债票或息票，如因路远未能兑取者，得用以完纳各县署征收局一切租税；未到期债票，得随意买卖抵押；其他公务上，须交保证金，持得作为担保品。惩罚规则：经理此项公债人，如有损毁信用之行为，依照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分别惩罚；偿本付息机关：武昌造币厂。中华民国十年 月 日 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盖“财政厅长”印章）；武昌造币厂厂长：郭干卿（盖“郭干卿印”印章）。
公债条例正中央部分盖有一枚大型醒目方形公章“湖北财政厅印”，以此证明该公债系由湖北省财政厅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该公债发行总额为200万元，年息一分，自第三年开始每年偿还四分之一，第六年还清。
公债票背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幅长方形边框图（棕色）；下部为息票。边框图内印有“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其内容如下：
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
照得鄂省，绾榖中原，地当冲要，频岁以来，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惟是财政困难，饷需不继，欠而又欠，愈积愈多，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而兵多饷钜，币藏竭蹶，接济犹虚，不早为计，隐患方深。现代中央向湖北地方借债贰佰万元，即以湖北省名义发行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年息壹分，自第三年期还本，至第六年全数还清，以财政部武昌造币厂余利为抵偿本息之用。业经本军督、省长呈明中央，并咨照湖北省议会在案。旧历年关，迫在眉睫，指盼饷款，急如星火。凡我商民，素明大义，缨冠急难，具有同情，公债性质本与捐输不同，利息较优，偿期更远，为地方计，为身家计允宜绵力认购，募集巨资，以度难关，而维危局合，亟布告，仰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毋稍观望，此布。
中华民国十年 月 日，（其两侧，分别盖有“湖北督军之印”和“湖北省印”两枚印章）
湖北督军：王占元
省长：夏寿康
其主要内容是说明发行公债的原因，公债发行额度和偿还方法等，动员商民积极购买。公告上署名的人物是：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年至1934年），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南馆陶镇人。北洋时期为陆军上将，以贪鄙而闻名。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八日，袁世凯改封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自此，王占元开始了对湖北多年的残酷统治。袁世凯称帝后不久便在民国五年的六月六日去世，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七月六日，黎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二十四日，黎又任王占元暂兼署湖北省长。
民国九年（1920年）的直皖战争以后，在当年的八月三十日，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的惩办决定，下令免除何佩瑢湖北省长职务，王占元推荐自己亲家孙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认为，这是王占元广置党羽，安插亲信，遂掀起“拒孙运动”，孙最终未能到任。为此，到了九月十八日，在黎元洪等鄂籍下野官僚的支持下，总统徐世昌又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十一月二十二日，夏寿康抵达湖北，二十七日正式接印。
公债票背面边框最下方印有一排小字：“汉口龙家巷中亚印书馆代印”，即公债票的印刷厂家。中亚印书馆，经理郝季贞，设立于民国初年，地址在汉口堤口龙家巷口（时为龙家巷内第一家），以石印业务为主，小有名气。而且该印书馆不仅印刷书籍，而且还常常为湖北和外省商号印刷各类纸币，声名远扬。
“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10元公债票的图案、文字布局形式和内容以及尺寸，基本与5元公债票同。只是边框颜色改为红棕色，背面为蓝绿色。
然而，湖北地方公债票的面额不仅只有5元和10元两种，还有100元和1000元两种，共计四种。据《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载：“1921年有王占元督鄂时，因欠军饷过多，由湖北发行地方公债200万元，分派所属劝募，以供军需。公债以武昌造币厂余利为偿还基金，年息1%，票面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四种。定于第三年期开始还本，分4年还清。”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面额为100元和1000元的湖北地方公债实物。
发行早于“武昌兵变”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与当年的“武昌兵变”有关，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长江日报》的一篇报道。
据《长江日报》（2010年2月22日刊）刊载的《湖北地方公债被发现 89年前曾致武昌兵蛮》一文称：“近日，—张民国十年发行的湖北地方公债在民间被发现，它不仅见证了王占元督军湖北时期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89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武昌兵变的间接见证物。”研究表明，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实际上的发行时间早于“武昌兵变”数月之久。尽管在《湖北省志·财政》中未见介绍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时间的文字，但鉴于公债由督军王占元和省长夏寿康签发。因此，还可以从如下几个关键时间点上分析得出有关结论。
先可从王占元被免职的时间上分析。民国十年，王占元被免去督军职务。因为王占元统治湖北期间横征暴敛，克扣军饷，引起民愤。到民国十年时，湖北地区反抗军阀王占元统治的“倒王运动”迅猛高涨。与此同时，鄂军兵变也接连不断地发生：六月四日和六月七日，宜昌、武昌两地相继发生兵变。王占元在湖北的统治自然不可再续。
民国十年七月二十日，在湖北乡民的策动下，湖南督军赵恒惕举起“倒王运动”大旗，宣布任援鄂总司令，以武力驱赶王占元，湘鄂战争由此爆发。第二天，赵恒惕即派湘军，由岳州进攻湖北，此后捷报频传。王占元的鄂军则连吃败仗、节节溃退。半个多月后的八月六日，湘军再次攻占鄂南重镇赵李桥，直指武汉，而王占元鄂军惨败、全线崩溃；七日，王占元见大势已去，被迫通电辞职；九日，王被北京政府免职；十一日，王占元携带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由此可知，王占元是在民国十年八月九日被免去督军职务的，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最迟应在民国十年八月初之前。
再从夏寿康调离省长职务的时间上分析。夏寿康这次担任湖北省长的时间很短，任职仅150天，其实际在职时间更短。因夏寿康是“湖北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在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十八日，夏寿康被任命为湖北省省长后，王占元大为不满，暗中发动倒夏活动。夏寿康多日不敢入驻省城武昌省长公署，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自汉口前往武昌省长公署正式办公。次年三月八日，在王占元的影响下，总统徐世昌免去夏寿康湖北省长职务，改任京畿河工水利督办。夏不愿赴任，遂去北京。由此可知，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应在民国十年三月八日之前。
还可从“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分析。在前述“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中称，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时，处于“旧历年关，迫在眉睫”。所谓“年关”，通常指农历年底。民国十年的“旧历年关”，前后有两个。前者是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后者是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王占元被免职和夏寿康被调离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来分析得知，此“旧历年关”显然应指农历庚申年十二月月三十日，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应在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七日之前。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于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笔者在《湖北文史资料》杂志中查到了有关的简要记述。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载：“（民国十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占元、夏寿康会街发劝募公债之布告。”这里的“劝募公债之布告”，即湖北地方公债上之“湖北军督、省长公署公告”。
由此可知，湖北督军王占元和省长夏寿康上街散发劝募公债布告之时，也是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之日。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为民国十年一月三十一日。这一日期距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三十日“年关”，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还有七天，正好符合布告中的所说的“旧历年关，迫在眉睫”，也符合王占元和夏寿康的任职时间，同时也证明公债的发行时间早于“武昌兵变”四个多月。
公债为何发行
如前所述，公债发行早于“武昌兵变”，那湖北地方公债因何发行的呢？
实际上，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原因和背景在“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中已有所叙述，即“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惟是财政困难，饷需不继，欠而又欠，愈积愈多，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而兵多饷钜，币藏竭蹶，接济犹虚，不早为计，隐患方深”。
先解释“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一句。它说明了两件战事用兵，其一是镇压盘踞在湖北恩施、四川一带的靖国军用兵。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影响下，在湖北荆州、枣阳等地爆发了“荆襄自主独立”的护法运动，对抗北洋军阀王占元，湖北省内形成两个地区对抗局面。民国七年（1918年）春季，“荆襄自主”失败后，靖国军唐克明部退至鄂西恩施及四川东部地区，改称护国军，在蓝天蔚和蔡济民等人领导下，继续与北洋军对抗，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年春季。
发行公债之时，正是王占元鄂军和鄂西团防武装与恩施地区靖国军打仗正酣之时。
其二湖南“驱张运动”被赶下台的湖南督军张敬尧逃亡湖北之部队。民国七年三月开始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因多年统治残暴，贪婪成性，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致使湖南人民发动“驱张运动”。
民国九年（1920年）六月，张敬尧被湖南地方武装赶出湖南，张所率领的2万多人的部队，逃亡湖北。此时，总统徐世昌命令，退至湖北的张敬尧部队即行交由湖北督军王占元接管。
再解释“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一句。王占元部队本来给养缺乏，军饷常常拖欠，加上新增部队，军队供给压力更是雪上加霜。此时，湖北财政也极为困难。因为武昌造币厂早已成为王占元的提款机，长期亏空，难于经营。湖北地方公债“以武昌造币厂余利为担保”，也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因为武昌造币厂实际早已没有能力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王占元只好多次向北洋政府寻求增加资助。正如公告中所说：“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此时，王占元心急如火。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六日，“王占元电京二次请假，申述财政困难，军饷延欠过巨，务乞中央速拨现款600万元，交由夏寿康（此时已被任命为湖北省长，还未赴任——笔者注）带款前来，借维现状。”（《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半月之后，未见音信，万般无奈。二十日，王占元只好向武汉各银行再借30万元，以付十月军饷之急。十一月时，还未发上个月的军饷。可见，王占元资金何等缺乏。
紧急之下，在民国九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军省两署派代表，并请武昌商会、汉口商会举代表同赴北京，请急拨300万元。（《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
此时的北洋政府也因民国九年（1929年）七月爆发直皖战争、急需资金，自顾不暇，自然无力关照湖北。
在北洋政府拨款无望的情况之下，若“不早为计”，则“隐患方深”。于是，万般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防止隐患发生，王占元只好考虑另一种急救之策，即尽快发行湖北地方公债，以解军饷急需。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占元长期克扣军饷，侵吞军费，掠财成性，不受湖北民众欢迎，即使发行公债，也无济于事。
正因为如此，当时湖北地区兵变迭起。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十年六月，就发生兵变20余起。其中，民国十年六月四日，宜昌发生兵变；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造成财产损失7000多万元，受害、无家可归者达2.5万多人。
功过参半
尽管湖北地方公债是王占元为解决军饷而发行，有其不光彩的一面，但它仍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最先要明确的是：民国时期，公债与库券基本上集中于北洋政府财政部发行，其名目达数十种之多。其中，有关湖北的专项库券达8种之多。自民国十年（1921年）起，湖北地方政府才开始发行本省公债。因此，“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就成为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第一次以湖北地方政府名义发行的公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自这次公债发行之后，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每遇资金困难就会采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解决，之后又发行过十多次公债。也就是说，“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开创了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之先河。
但同时也要看到，湖北地方公债是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财富的重要工具。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人民财富涉及多个方面，发行湖北地方公债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债到期后，竟本利不还。正如文献记载：“军阀为了搜刮军费，填饱私囊，仍然不顾人民死活，采取各种手段对湖北人民进行榨取……强行摊派公债。王占元督鄂时发行的地方公债有200万元，‘到期本利不还’。”（《湖北文史资料》总27辑，《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简述》，李天松撰文）
如前所述，在明知武昌造币厂对公债担保金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王占元还要强行发行公债，致使后来公债难于兑现，给湖北地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并多年难以根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湖北地方公债就成为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物证。
因湖北政局混乱，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情况和数量未见有关统计资料。但多年后，经历届政府兑付仍有尚未偿还的湖北地方公债，其数量在民国湖北地方政府存有统计数据：“尚未偿还的湖北地方公债有371530元。”（《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由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可窥见，民国时期湖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现实状况令人震惊，更令人心生畏，其民众之苦难是今人难以想像的。
目前，有关“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研究文章极少，因此，其中有一些待考问题还有待解决。由于公债上没有指明民国十年的具体发行日期。因此，该公债发行于民国十年的具体时间尚存疑问和争议。
民国十年（1921年）的湖北正处多事之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有诸多重大事件发生。因此，若确认的发行时间存在前后差别，就会对该公债发行背景的判断产生不同结果，甚至误判。如有人认为，“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与民国十年六月湖北发生的“武昌兵变”密切相关，是兵变的间接见证之物。
令人遗憾的是，“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具体发行时间，在一些湖北地方志中，如《湖北省志·财政》等重要文献中，均未见明确记载，这就对该公债发行时间以及发行原因与背景的确认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也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考证。
笔者研究发现，“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实际上在“武昌兵变”之前，且该公债不是因发生“武昌兵变”而发行的，两者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
仅见5元、10元公债票
“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5元票为长方形，高296毫米，宽262毫米。正面图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公债票的主图，下部为息票。主图由长方形边框（绿色）和文字组成，也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由醒目的面额文字“伍圆公债票”（绿色）和装饰框架构成，其上方边框内印有“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黑色）字样；其两侧均印有编号：NO017252（红色）。下部是“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条例”，分成竖行印刷。条例内容如下：民国十年湖内地方公债条例 定额：贰佰万元；利率：按每年壹分；利期：每年六月、十二月；偿还期限：第一年利息并入第二年，两季付还，自第三年起，用抽签法，每年偿还总额四分之一，至第六年为止，全数还清。每年十二月底，在湖北省议会执行抽签。担保品：以武昌造币厂余利担保。债票息票用途：到期债票或息票，如因路远未能兑取者，得用以完纳各县署征收局一切租税；未到期债票，得随意买卖抵押；其他公务上，须交保证金，持得作为担保品。惩罚规则：经理此项公债人，如有损毁信用之行为，依照妨害内债信用惩罚令分别惩罚；偿本付息机关：武昌造币厂。中华民国十年 月 日 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盖“财政厅长”印章）；武昌造币厂厂长：郭干卿（盖“郭干卿印”印章）。
公债条例正中央部分盖有一枚大型醒目方形公章“湖北财政厅印”，以此证明该公债系由湖北省财政厅负责发行。由此可知，该公债发行总额为200万元，年息一分，自第三年开始每年偿还四分之一，第六年还清。
公债票背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幅长方形边框图（棕色）；下部为息票。边框图内印有“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其内容如下：
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
照得鄂省，绾榖中原，地当冲要，频岁以来，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惟是财政困难，饷需不继，欠而又欠，愈积愈多，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而兵多饷钜，币藏竭蹶，接济犹虚，不早为计，隐患方深。现代中央向湖北地方借债贰佰万元，即以湖北省名义发行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年息壹分，自第三年期还本，至第六年全数还清，以财政部武昌造币厂余利为抵偿本息之用。业经本军督、省长呈明中央，并咨照湖北省议会在案。旧历年关，迫在眉睫，指盼饷款，急如星火。凡我商民，素明大义，缨冠急难，具有同情，公债性质本与捐输不同，利息较优，偿期更远，为地方计，为身家计允宜绵力认购，募集巨资，以度难关，而维危局合，亟布告，仰商民人等，一体知悉，毋稍观望，此布。
中华民国十年 月 日，（其两侧，分别盖有“湖北督军之印”和“湖北省印”两枚印章）
湖北督军：王占元
省长：夏寿康
其主要内容是说明发行公债的原因，公债发行额度和偿还方法等，动员商民积极购买。公告上署名的人物是：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年至1934年），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南馆陶镇人。北洋时期为陆军上将，以贪鄙而闻名。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八日，袁世凯改封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自此，王占元开始了对湖北多年的残酷统治。袁世凯称帝后不久便在民国五年的六月六日去世，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七月六日，黎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二十四日，黎又任王占元暂兼署湖北省长。
民国九年（1920年）的直皖战争以后，在当年的八月三十日，总统徐世昌根据直奉天津会议的惩办决定，下令免除何佩瑢湖北省长职务，王占元推荐自己亲家孙振家接任。湖北各界认为，这是王占元广置党羽，安插亲信，遂掀起“拒孙运动”，孙最终未能到任。为此，到了九月十八日，在黎元洪等鄂籍下野官僚的支持下，总统徐世昌又任命夏寿康为湖北省长；十一月二十二日，夏寿康抵达湖北，二十七日正式接印。
公债票背面边框最下方印有一排小字：“汉口龙家巷中亚印书馆代印”，即公债票的印刷厂家。中亚印书馆，经理郝季贞，设立于民国初年，地址在汉口堤口龙家巷口（时为龙家巷内第一家），以石印业务为主，小有名气。而且该印书馆不仅印刷书籍，而且还常常为湖北和外省商号印刷各类纸币，声名远扬。
“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10元公债票的图案、文字布局形式和内容以及尺寸，基本与5元公债票同。只是边框颜色改为红棕色，背面为蓝绿色。
然而，湖北地方公债票的面额不仅只有5元和10元两种，还有100元和1000元两种，共计四种。据《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载：“1921年有王占元督鄂时，因欠军饷过多，由湖北发行地方公债200万元，分派所属劝募，以供军需。公债以武昌造币厂余利为偿还基金，年息1%，票面分5元、10元、100元、1000元四种。定于第三年期开始还本，分4年还清。”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面额为100元和1000元的湖北地方公债实物。
发行早于“武昌兵变”
如前所述，有人认为，“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与当年的“武昌兵变”有关，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长江日报》的一篇报道。
据《长江日报》（2010年2月22日刊）刊载的《湖北地方公债被发现 89年前曾致武昌兵蛮》一文称：“近日，—张民国十年发行的湖北地方公债在民间被发现，它不仅见证了王占元督军湖北时期面临的困境，同时也是89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武昌兵变的间接见证物。”研究表明，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实际上的发行时间早于“武昌兵变”数月之久。尽管在《湖北省志·财政》中未见介绍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时间的文字，但鉴于公债由督军王占元和省长夏寿康签发。因此，还可以从如下几个关键时间点上分析得出有关结论。
先可从王占元被免职的时间上分析。民国十年，王占元被免去督军职务。因为王占元统治湖北期间横征暴敛，克扣军饷，引起民愤。到民国十年时，湖北地区反抗军阀王占元统治的“倒王运动”迅猛高涨。与此同时，鄂军兵变也接连不断地发生：六月四日和六月七日，宜昌、武昌两地相继发生兵变。王占元在湖北的统治自然不可再续。
民国十年七月二十日，在湖北乡民的策动下，湖南督军赵恒惕举起“倒王运动”大旗，宣布任援鄂总司令，以武力驱赶王占元，湘鄂战争由此爆发。第二天，赵恒惕即派湘军，由岳州进攻湖北，此后捷报频传。王占元的鄂军则连吃败仗、节节溃退。半个多月后的八月六日，湘军再次攻占鄂南重镇赵李桥，直指武汉，而王占元鄂军惨败、全线崩溃；七日，王占元见大势已去，被迫通电辞职；九日，王被北京政府免职；十一日，王占元携带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由此可知，王占元是在民国十年八月九日被免去督军职务的，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最迟应在民国十年八月初之前。
再从夏寿康调离省长职务的时间上分析。夏寿康这次担任湖北省长的时间很短，任职仅150天，其实际在职时间更短。因夏寿康是“湖北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在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十八日，夏寿康被任命为湖北省省长后，王占元大为不满，暗中发动倒夏活动。夏寿康多日不敢入驻省城武昌省长公署，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自汉口前往武昌省长公署正式办公。次年三月八日，在王占元的影响下，总统徐世昌免去夏寿康湖北省长职务，改任京畿河工水利督办。夏不愿赴任，遂去北京。由此可知，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应在民国十年三月八日之前。
还可从“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分析。在前述“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中称，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时，处于“旧历年关，迫在眉睫”。所谓“年关”，通常指农历年底。民国十年的“旧历年关”，前后有两个。前者是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后者是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王占元被免职和夏寿康被调离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来分析得知，此“旧历年关”显然应指农历庚申年十二月月三十日，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应在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七日之前。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于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笔者在《湖北文史资料》杂志中查到了有关的简要记述。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载：“（民国十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占元、夏寿康会街发劝募公债之布告。”这里的“劝募公债之布告”，即湖北地方公债上之“湖北军督、省长公署公告”。
由此可知，湖北督军王占元和省长夏寿康上街散发劝募公债布告之时，也是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之日。也就是说，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时间为民国十年一月三十一日。这一日期距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三十日“年关”，即民国十年二月七日还有七天，正好符合布告中的所说的“旧历年关，迫在眉睫”，也符合王占元和夏寿康的任职时间，同时也证明公债的发行时间早于“武昌兵变”四个多月。
公债为何发行
如前所述，公债发行早于“武昌兵变”，那湖北地方公债因何发行的呢？
实际上，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原因和背景在“湖北督军省长公署公告”中已有所叙述，即“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惟是财政困难，饷需不继，欠而又欠，愈积愈多，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而兵多饷钜，币藏竭蹶，接济犹虚，不早为计，隐患方深”。
先解释“川湘用兵，师旅云镇，驻鄂军队，为数尤多”一句。它说明了两件战事用兵，其一是镇压盘踞在湖北恩施、四川一带的靖国军用兵。民国六年（1917年）十二月，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的影响下，在湖北荆州、枣阳等地爆发了“荆襄自主独立”的护法运动，对抗北洋军阀王占元，湖北省内形成两个地区对抗局面。民国七年（1918年）春季，“荆襄自主”失败后，靖国军唐克明部退至鄂西恩施及四川东部地区，改称护国军，在蓝天蔚和蔡济民等人领导下，继续与北洋军对抗，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延续到民国十年春季。
发行公债之时，正是王占元鄂军和鄂西团防武装与恩施地区靖国军打仗正酣之时。
其二湖南“驱张运动”被赶下台的湖南督军张敬尧逃亡湖北之部队。民国七年三月开始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因多年统治残暴，贪婪成性，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致使湖南人民发动“驱张运动”。
民国九年（1920年）六月，张敬尧被湖南地方武装赶出湖南，张所率领的2万多人的部队，逃亡湖北。此时，总统徐世昌命令，退至湖北的张敬尧部队即行交由湖北督军王占元接管。
再解释“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一句。王占元部队本来给养缺乏，军饷常常拖欠，加上新增部队，军队供给压力更是雪上加霜。此时，湖北财政也极为困难。因为武昌造币厂早已成为王占元的提款机，长期亏空，难于经营。湖北地方公债“以武昌造币厂余利为担保”，也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因为武昌造币厂实际早已没有能力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王占元只好多次向北洋政府寻求增加资助。正如公告中所说：“叠请中央拨款发放，并派代表进京陈请”，此时，王占元心急如火。民国九年（1920年）十一月六日，“王占元电京二次请假，申述财政困难，军饷延欠过巨，务乞中央速拨现款600万元，交由夏寿康（此时已被任命为湖北省长，还未赴任——笔者注）带款前来，借维现状。”（《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半月之后，未见音信，万般无奈。二十日，王占元只好向武汉各银行再借30万元，以付十月军饷之急。十一月时，还未发上个月的军饷。可见，王占元资金何等缺乏。
紧急之下，在民国九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军省两署派代表，并请武昌商会、汉口商会举代表同赴北京，请急拨300万元。（《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1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大事记专辑”）
此时的北洋政府也因民国九年（1929年）七月爆发直皖战争、急需资金，自顾不暇，自然无力关照湖北。
在北洋政府拨款无望的情况之下，若“不早为计”，则“隐患方深”。于是，万般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防止隐患发生，王占元只好考虑另一种急救之策，即尽快发行湖北地方公债，以解军饷急需。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占元长期克扣军饷，侵吞军费，掠财成性，不受湖北民众欢迎，即使发行公债，也无济于事。
正因为如此，当时湖北地区兵变迭起。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九年（1920年）到民国十年六月，就发生兵变20余起。其中，民国十年六月四日，宜昌发生兵变；七日武昌又发生兵变，造成财产损失7000多万元，受害、无家可归者达2.5万多人。
功过参半
尽管湖北地方公债是王占元为解决军饷而发行，有其不光彩的一面，但它仍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最先要明确的是：民国时期，公债与库券基本上集中于北洋政府财政部发行，其名目达数十种之多。其中，有关湖北的专项库券达8种之多。自民国十年（1921年）起，湖北地方政府才开始发行本省公债。因此，“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就成为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第一次以湖北地方政府名义发行的公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自这次公债发行之后，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每遇资金困难就会采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解决，之后又发行过十多次公债。也就是说，“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开创了民国时期湖北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之先河。
但同时也要看到，湖北地方公债是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财富的重要工具。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人民财富涉及多个方面，发行湖北地方公债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债到期后，竟本利不还。正如文献记载：“军阀为了搜刮军费，填饱私囊，仍然不顾人民死活，采取各种手段对湖北人民进行榨取……强行摊派公债。王占元督鄂时发行的地方公债有200万元，‘到期本利不还’。”（《湖北文史资料》总27辑，《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简述》，李天松撰文）
如前所述，在明知武昌造币厂对公债担保金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王占元还要强行发行公债，致使后来公债难于兑现，给湖北地方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留下诸多隐患，并多年难以根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湖北地方公债就成为北洋军阀王占元掠夺湖北人民财富的一种重要物证。
因湖北政局混乱，湖北地方公债的发行情况和数量未见有关统计资料。但多年后，经历届政府兑付仍有尚未偿还的湖北地方公债，其数量在民国湖北地方政府存有统计数据：“尚未偿还的湖北地方公债有371530元。”（《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由民国十年湖北地方公债可窥见，民国时期湖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现实状况令人震惊，更令人心生畏，其民众之苦难是今人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