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这个习惯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
　　
　　
　　1919年“五四”那天,是《新青年》广场民主的第一次上演。那天的高潮不在天安门,不在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而是在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据当时在现场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回忆: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学生一拥而入,其中北大一个校工声称自己认得章宗祥,学生动手就打。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一哄而散。那日本人和曹家佣人连忙把章抬出去,藏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又有人喊“刚才并没有打错”,于是大家又把他拖回来,有人还“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打得他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至于放火,罗家伦“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
　　
　　根据以上,“五四”这天,学生的行为虽出于爱国热情,但事情本身却违法。毕竟是法学专业,5月5日早上上课时,北大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孝簃一进课堂,就被学生包围,他们关心的是昨天行为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张的回答是:“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后来这八个字传到了当时的司法总长那里,“他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这是国民党老报人陶希圣回忆录的片段,他是当时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时也在现场。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张教授的回答同时兼顾了情与法。90年之后,我在读书时碰上这则片断,似乎能够理解那位总长的隐曲。至少由我看来,张的回答如果可以说是职业的,但还不够专业。这八个字本是一则绍兴师爷玩弄刀笔的小故事,看起来“法”字当头,但因为以“情”为核,最终演变为只有情,没有法。
　　
　　相传清代,某女子与人私通,儿子以为耻,最后他把母亲给杀了。杀人抵命,该处以极刑。可是县令动了恻隐,很想救这个在他看来是大义灭亲的青年一命,他把难题交给了自己的幕僚。这位绍兴师爷把卷宗接过来看了一遍,眼睛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师爷沉吟有顷,提起朱笔把这八个字给颠倒一下,便成了“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于是县令当场就放人。
　　
　　这八个字原是一个转折句,重心在后。两者顺序不同,便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处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则法不容情,按法办事;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则可以略迹原情,让法靠边。
　　
　　那位司法总长对张孝簃的不满,不知是否出于法律本身的考量。火烧赵家楼毕竟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司法案件,而张又是京城总检察厅的首席检察官。按其职业,对于纵火者,他必要提起刑事公诉。但他说出这八个字,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态度。
　　
　　从法学专业角度来看,聚众群殴、抄毁私物、公开纵火,不管何人或何因,事件本身便构成刑事要素。检察官提起公诉,这是职责。至于案情怎么判,包括情与法之间如何权衡,乃是法官的事,不是检察官的事。这位张检察官以情有可原为由,放弃了理应追究的法。从一个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损失。
　　
　　百年以来,我国族最重要的价值缺失之一,就是法的缺失。曾记得“五四”前的民初,宋教仁被刺案发,当地法院即传唤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可见当时带有司法独立性质的法治框架不但存在,而且还试图积极有为。但可悲的是,传票可以发给国务总理,却无法传讯作为学生的纵火者。政府怕事,和学生做交易,以放人为筹码换取学生复课。对此我先不说学生,这是北洋政府的失职,是用政治压倒法律。
　　
　　从学生这一面看,不能以爱国为由做任何违法的事,否则即应承担法律责任。赵家楼的那把火可以说熊熊燃烧了一个世纪,它烧掉的不仅是一座楼,同时还有那个时代正在逐步形成的法律意识和习惯。年轻学生养成的是另外一种习惯,即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
　　
　　中国原本就不是法治国,西方法治东来之际,无论权力还是权利,俱视法律为无物,这就注定了至今为止法治文明在百年中国的水土不服。■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