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的乞丐群体，有许多珍贵资料源于外国人的观察。曾以打开幕府时代日本而闻名的美国海军上将培里，在1853年到1854年两次到中国，虽然足迹匆匆，只到达广东和东南沿海一带，他的日记却对中国的丐帮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据培里观察，中国许多城市设有救助乞丐的慈善组织。广州有四种慈善机构，分别负责照顾孤寡、收留弃婴、收尸、照看麻风病人等。培里感叹，此类机构虽以慈善为名，内部则腐败盛行，不少管理者借“照顾穷人致富”。
　　政府为乞丐提供的慈善举措，始终没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各地乞丐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找活路，便形成了丐帮，而政府则与之达成某种默契。比如，成都的丐帮就得到当地官府默许：丐头管治手下乞丐，并就此对地方当局负责。人们常常在成都街头看到这样的景象：夕阳之下，丐头站在东门外的桥上，很是威风，而早晨就进城乞讨的乞丐们拖着劳累的身体，不舍地将一天乞讨所得交给他们。
　　外国人注意到丐帮的存在，足以说明这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草根社会现象。到晚清民国时期，丐帮组织已遍及全国，利用这一组织也成为各地政府应付乞丐问题最普遍和有效的办法。
　　乞丐吃百家饭，居无定所，由他们组成的丐帮组织也就显得杂乱无章。但查阅众多史料与社会调查可知，这类组织的内部运作其实秩序井然，有时甚至等级森严。丐帮的灵魂是帮主或谓丐头，与衣衫褴褛的手下相比，他显得干净利落，在公众心目中更接近于低级士绅。而对乞丐来说，他则是老板，且拥有对手下乞丐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丐帮内部，象征丐头权威与权力的信物是一根木棍，一般漆成红色，悬挂在丐头家最显眼的地方。新入伙的乞丐都须对这根棍子磕头，并被告知若违反帮规，这根棍子便成为处罚他们的工具。事实上，帮主对破坏规矩的乞丐经常施以严厉责罚，有时甚至将其打死。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有官司上身，因为丐头的靠山本就是官府。
　　这木棍一般涂成红色，北京的普通乞丐却叫“蓝杆”，以区别于八旗贵族中叫“黄杆”的丐帮。京城一些不思进取的八旗子弟，虽有贵族之名，却无贵族之实，因整日游手好闲，最终难免沦为乞丐。但因为与皇家的联系，他们又与一般乞丐不同。黄杆子不必每日乞讨，只在新年、端午、中秋三个节日，才向商家店铺乞讨——名为乞讨，实为强索。
　　丐帮向店铺或住家乞讨所得就是“丐捐”，近似一种得到地方当局默许的税收，当局则借此将救济贫民的财政负担转嫁给社会。当然，地方当局允许丐帮收取丐捐还有另外的财政原因，即换取乞丐的无偿劳役。重庆旧时称打更匠为“二分半公事人”，充任者就多为乞丐。
　　让乞丐“当官差”的做法由来已久，是清代类似制度的一种延续。清朝财政制度相当集权，州县府省各级政府所收正规税项均需上缴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无从保障，只能自己设立苛捐杂税。地方官也就愿意请本地乞丐充当衙门杂役，可节省不少开销。县衙不向当官差的乞丐付费，作为交换，就要允许丐帮向店家收取丐捐作为补偿。这种做法一方面帮衙门省了钱，丐头则借官府威风稳固其地位。而且，丐帮的地位也由此合法化。
　　丐帮成员背景复杂，心态各异，可谓乌合之众，丐头要想让组织运转妥当，其本人的素质至关重要。此人既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和深厚的社会关系，又必须拥有铁腕，且能做到赏罚分明。一般的乞丐帮会都有秘密帮规，十分严厉。例如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老河口一带，某些丐帮组织就有名为“十戒条”的帮规，一些条目可谓触目惊心：挑灯拨火（拨弄是非）者割舌；欺花灭柳（调戏侮辱同行的妻女）者推潭淹死；溜边爬垛（偷窃自己人）者剁手。
　　乞丐头目还要履行一定的职责，即负责本帮乞丐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相应地，一些乞丐对丐头也寄予充分信任，除应上交部分外，还会把每天乞讨所得报酬的十分之几交给帮主储积，以备疾病老死的急切需用。
　　在近代上海，乞丐们反倒不愿进工厂或名声不好的慈善机关工作。他们认为，工厂的资本家和某些慈善机关的职员，剥削乞丐膏血更甚于丐帮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