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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解释欧洲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有的特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突出强调了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特创造也会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独一无二。洪堡特提出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恰好说明了欧洲翻译理论中的民族性，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寻了人文主义情怀对欧洲各国翻译事业的影响，总结了欧洲翻译理论中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文章最后从讨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出发，就强调坚守我国文化自信表达了一席鄙见。
关键词：洪堡特；人文主义语言观；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3
一、引言
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冲破神学的牢笼，打破教会管制的枷锁，带来了人文主义的光辉，欧洲各国的翻译事业也在人文主义的号角声中显现出赋有这一时期独特魅力的光芒。欧洲各国纷纷加入巩固和繁荣本民族语言的运动风潮，折射出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尽管各国在这一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和文化创造，但这一点几乎成为欧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共有的特征。
经过漫长的五个世纪后，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创造的产物，即语言的形成发展会受到民族精神精神的影响，他对语言民族性的研究，是欧洲人文主义语言观被发掘进而发展的一个缩影。至此我们追溯五个世纪前欧洲各国的翻译运动，那种共有的特征逐渐具体，用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恰能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的内在本质。我们在看到历史偶然性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其必然，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将原先人性的释放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人文主义的情怀并没有消退，因而深受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影响的洪堡特也算是承前启后，以独特的民族精神为视角探寻语言与民族关系中反应的人文情怀，据此也可为我们考察欧洲的翻译提供理论视角。
二、人文主义语言观
中世纪之时，罗马教皇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拉丁语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基础，给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几乎没有留有空间，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意识被长期压抑。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破神学与经院哲学浪潮的推进，欧洲各民族意识逐渐从沉睡中苏醒。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标记，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发展，可以说是与民主意识并驾齐驱。在经过18世纪对于理性的追捧后，浪漫主义将人性中奔放、充满激情与感性的一面释放出来，人们从各自主观内心出发，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因而人们更不吝啬自己的语言，运用热情的文字抒发内心的澎湃激情与豪情壮志，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也成了最能代表人类实践的活动。
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关注“人”的解放，也同样关注体现本民族特色各个方面的因素。欧洲语言的人文主义在早先古希腊哲学中已初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将口语喻为“心灵的经验的符号”（申小龙，2001）。人们说话发出的声音直接反映了人们心中所想，而这种“心灵的经验”实属人类特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肯定了语言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内在需要，洪堡特将这种内在需要的真正原因归于人类的本性。
不管是不同民族世界观的形成，还是他们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的力量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魏斯格贝尔认为语言包括了历史生活，并“在精神上刺激着历史生活的经常体现者——人民”（申小龙，2001）。欧洲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就主要体现在语言与人民和民族的关系上，研究语言的学者在这种思潮下渐渐f 也普遍关注语言的人文性与民族性，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格林表达得更为直白，他曾说：“日耳曼语言背后隐匿着日耳曼民族的精神。”
三、洪堡特语言观与他的民族精神
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受康德影响颇深，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因此与其说是基于对语言成分科学的分析，洪堡特的人文语言学观点更会被看做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之上。洪堡特认为语言实际上反应出一种世界观，每个民族和群体的世界观的不同，从本质上是由于民族语言的不同。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会以相同的方式理解一个词的基础意义，再把相同的内涵意义或者情感色彩赋予这个词，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构造语言。“智力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族的语言即民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任何想象”（申小龙，2000）。于是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的特征，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色彩和感情。他提出：“语言具有一种我们能觉察到，但本质上又难以解锁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自主的流射……”（申小龙，2000）。这种“不自主的流射”是各民族長期生活经验所得而来的馈赠。洪堡特语言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一个“民族精神”这个抽象体之上，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由其内在的民族特性决定，而这种由民族特性决定的语言对外显示不同的结构，于内展示了民族的精神面貌。
同时洪堡特肯定了人作为个体创造语言的能力，这种创造是积极主动的，在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中，每个个体都可以进行有个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多种个性的创造最后融合起来，就形成了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特性，语言在内部会划分为不同的个性化的表达，但对外却保留这一个共同的特征。有关语言的创造性特征的思想也受到乔姆斯基的高度认同，语言在洪堡特看来不是“僵死的制成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造”（刘润清，2002）。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特这里提出的语言创造性的思想，不仅指其外显性的语言组织形式本身，更包涵了语言的艺术创造能力。因而有关语言的活动也将是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一开始，可以理解为语言现成的初期，往往会突破理性层面的桎梏，不具备明确目的性，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和人民情感特点上的想象活动，这也说明了语言形成与创造背后有精神因素的存在。语言与民族的个性相关，并相互影响，而“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 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 并且赋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 一如造型艺术所具备的形象。这种形象每一次的表现都发自内心深底， 而且一次比一次轮廓鲜明。语言正适合于表达和促进这种统一的形象”（申小龙，1999）。 民族主义是中世纪后欧洲的一种精神面貌，是人文主义光辉下的衍生物，此阶段的民族主义是理性的，温和的。洪堡特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因而在他的语言学观点里，民族性和人文性是主要的课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阐述了语各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意识在同期的翻译活动中被很好地诠释出来。
四、欧洲翻译理论与民族精神
洪堡特抛开对语言本身结构，句法层面等客观研究，将语言置于一种感性的精神层面分析，很多理论属于一种主观的判断，过于抽象，但在此不能否认民族精神成为支持欧洲民族翻译活动的支柱性作用。翻译作为语言活动的一类，游走权衡于多种语言之间，需要这种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来保证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各国翻译思想则很好地体现了在解放中世纪时期压抑的思想与语言的禁锢之后，人们对于民族文化及民族语言平等性的追求。
与此同时，各个民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追古”，一方面“推今”，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推手，在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中攫取适于自身发展斗争的理论支撑，在销蚀拉丁语在统治界的绝对权力的同时积极建构完善本民族的语言体系。原来各民族的语言通过翻译这一催化剂的推动，发生激烈的化学碰撞，激发了属于每个民族语言的创造性潜力，奠定各民族语言发展成熟的基础。在14到18世纪期间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运动中，语言背后的精神力量得以凸显。不难发现，最终到了19 世纪，这种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抽象关系在洪堡特的思想体系下找到应有的归宿。
1.语言的民族性
洪堡特关于语言民族性的阐述在他的故乡德国早已初现端倪。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于人民的思想控制愈演愈烈，任何不是拉丁文本以外的语言的《圣经》译本都是异教邪说，路德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反对教会利用《圣经》的绝对解释权作为压榨人民的手段，他的《圣经》译本坚持采用德国人民的语言，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从而赋予每一位德国人理解《圣经》的权利，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去搜寻拉丁字母以便弄清楚怎么讲德语……要弄清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以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谭载喜，2006）。就是这样的寻常百姓语言，在教会阶级看来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却成为打破拉丁语一家独大局面的有力推手。
每个民族本质上的千差万别，折射在语言上则出现无法完美对等的情况。在《圣经》翻译后期，越来越多的人跨过对神旨神圣不可侵犯的固定理解方式的鸿沟，加入自己的理解，向平民大众阐释这本“神的文学”。
在德国宗教改革进行之时，《圣经》翻译在英国也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采用民族语言翻译以来，《圣经》在英国的受众群体更为广泛，译文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不仅满足学者们辩论探讨的需要，同时也能成为平民百姓的枕边读物。这之中威廉·廷代尔做出贡献更大，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主张用英语翻译《圣经》，以便群众接受，并且驱其一生为英译版《圣经》奔走，但最终被诬陷为异端被处死。在这项翻译的民族事业背后，肩负本民族信仰的行者不屈于苦难与折磨，砥砺前行，语言背后的承载的民族文化是即他们的精神支柱。
语言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并无高低之分别。法国语言学家艾蒂安·多雷给予源语和目的语平等的态度，他认为译者应同时擅长源语和目的语，二者不可偏颇，两种语言在原则上看来并无主次之分，这点也是暗示了人文主义者平等对待语言的平等理念。洪堡特在提出自己的语言学观点时，不是处于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自大心理，而是源于对各种民族的尊重和包容，毕竟这种思潮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也都有种心照不宣的回应。或许民族精神与语言特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能具象表达，但是却可以从翻译史上人民的语言活动中表现出来。
2.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由于是民族精神的反映，基于各民族文化内涵的差异，民族语言也便有了相互之间不同于彼此的语言特性，洪堡特也曾指出语言的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民族语言差异的现实基础。这也造就了语言文字的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在翻译活动中也成为翻译理论关注的焦点。
在前文中我们的看到欧洲各国维护其民族语言所做的努力，但拉丁语作为中世纪社会语言的中流砥柱，其地位不会轻易被颠覆，一些欧洲国家的翻译活动还是建立在直译拉丁语文献的基础上，语言的发展無法取得显著性的突破。直到中世纪末期，人们的翻译思维逐渐由直译转向意译。需要认识到，意译过程实则也为各民族语言的创造提供生长的土壤。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语言体系还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全国上下没有严谨统一的法兰西语言，如果将前文提到的德国语言喻为尚在发育期的孩童，那么相比之下较为成熟的法语还算得上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这位“少年”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属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的成长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其更加丰富多样。法国人文主义文学家者雅克·阿米欧在翻译时就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创造法语词汇，这种基于译者创造性的活动丰富了法语本民族的语言。即便阿米欧在翻译时对于原文本的过度发挥和创造受到巴歇·德·梅齐的指责，但是他在法语词汇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却不容小觑。英国翻译家尼古拉斯·尤德尔主张灵活的翻译而反对一味地遵循死的规则，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及了扩大英语词汇、处理英语句子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在翻译时难免会遇到源于与目的语不能一一对应的情况，活译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操作方法，为民族语言的丰富扩充提供实践基础。
五、结语
在人文主义光辉映照下的几个世纪，各国家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翻译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积极发展，在面对强势语言的压迫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维系与发展面临极大地挑战，但是在民族翻译家带领下，各自民族的语言经受住了考验，得以繁荣，洪堡特的语言观就充分肯定了语言的精神力量。语言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当今英语成为世界应用的第一大语言，一方面与欧美国家经济崛起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文化软实力也不无关系。
对比文艺复兴是高涨的民族热情，不禁让人对比联想到十九世纪末废除汉字的主张，现在想起不免让人心有余悸。虽然当时东西方处于不一样的历史背景，但是不论何时，不论为什么原因，积极的文化都不可以作为国家落后，社会衰败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希腊被罗马征服灭国，不仍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征服了征服者吗？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愈加便利的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强势的外来文化冲击，越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侵蚀下，越不能忘记中华文化的根基，不能迷失民族精神的引领方向，坚持文化自信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
参考文献：
[1]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申小龙. 论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1月。
[4]申小龙. 民族精神与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学术期刊，2000年6月。
[5]申小龙. 语言的世界观与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2001年7月。
[6]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关键词：洪堡特；人文主义语言观；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3
一、引言
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冲破神学的牢笼，打破教会管制的枷锁，带来了人文主义的光辉，欧洲各国的翻译事业也在人文主义的号角声中显现出赋有这一时期独特魅力的光芒。欧洲各国纷纷加入巩固和繁荣本民族语言的运动风潮，折射出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尽管各国在这一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和文化创造，但这一点几乎成为欧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共有的特征。
经过漫长的五个世纪后，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创造的产物，即语言的形成发展会受到民族精神精神的影响，他对语言民族性的研究，是欧洲人文主义语言观被发掘进而发展的一个缩影。至此我们追溯五个世纪前欧洲各国的翻译运动，那种共有的特征逐渐具体，用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恰能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的内在本质。我们在看到历史偶然性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其必然，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将原先人性的释放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人文主义的情怀并没有消退，因而深受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影响的洪堡特也算是承前启后，以独特的民族精神为视角探寻语言与民族关系中反应的人文情怀，据此也可为我们考察欧洲的翻译提供理论视角。
二、人文主义语言观
中世纪之时，罗马教皇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拉丁语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基础，给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几乎没有留有空间，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意识被长期压抑。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破神学与经院哲学浪潮的推进，欧洲各民族意识逐渐从沉睡中苏醒。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标记，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发展，可以说是与民主意识并驾齐驱。在经过18世纪对于理性的追捧后，浪漫主义将人性中奔放、充满激情与感性的一面释放出来，人们从各自主观内心出发，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因而人们更不吝啬自己的语言，运用热情的文字抒发内心的澎湃激情与豪情壮志，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也成了最能代表人类实践的活动。
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关注“人”的解放，也同样关注体现本民族特色各个方面的因素。欧洲语言的人文主义在早先古希腊哲学中已初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将口语喻为“心灵的经验的符号”（申小龙，2001）。人们说话发出的声音直接反映了人们心中所想，而这种“心灵的经验”实属人类特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肯定了语言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内在需要，洪堡特将这种内在需要的真正原因归于人类的本性。
不管是不同民族世界观的形成，还是他们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的力量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魏斯格贝尔认为语言包括了历史生活，并“在精神上刺激着历史生活的经常体现者——人民”（申小龙，2001）。欧洲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就主要体现在语言与人民和民族的关系上，研究语言的学者在这种思潮下渐渐f 也普遍关注语言的人文性与民族性，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格林表达得更为直白，他曾说：“日耳曼语言背后隐匿着日耳曼民族的精神。”
三、洪堡特语言观与他的民族精神
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受康德影响颇深，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因此与其说是基于对语言成分科学的分析，洪堡特的人文语言学观点更会被看做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之上。洪堡特认为语言实际上反应出一种世界观，每个民族和群体的世界观的不同，从本质上是由于民族语言的不同。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会以相同的方式理解一个词的基础意义，再把相同的内涵意义或者情感色彩赋予这个词，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构造语言。“智力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族的语言即民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任何想象”（申小龙，2000）。于是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的特征，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色彩和感情。他提出：“语言具有一种我们能觉察到，但本质上又难以解锁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自主的流射……”（申小龙，2000）。这种“不自主的流射”是各民族長期生活经验所得而来的馈赠。洪堡特语言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一个“民族精神”这个抽象体之上，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由其内在的民族特性决定，而这种由民族特性决定的语言对外显示不同的结构，于内展示了民族的精神面貌。
同时洪堡特肯定了人作为个体创造语言的能力，这种创造是积极主动的，在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中，每个个体都可以进行有个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多种个性的创造最后融合起来，就形成了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特性，语言在内部会划分为不同的个性化的表达，但对外却保留这一个共同的特征。有关语言的创造性特征的思想也受到乔姆斯基的高度认同，语言在洪堡特看来不是“僵死的制成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造”（刘润清，2002）。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特这里提出的语言创造性的思想，不仅指其外显性的语言组织形式本身，更包涵了语言的艺术创造能力。因而有关语言的活动也将是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一开始，可以理解为语言现成的初期，往往会突破理性层面的桎梏，不具备明确目的性，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和人民情感特点上的想象活动，这也说明了语言形成与创造背后有精神因素的存在。语言与民族的个性相关，并相互影响，而“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 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 并且赋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 一如造型艺术所具备的形象。这种形象每一次的表现都发自内心深底， 而且一次比一次轮廓鲜明。语言正适合于表达和促进这种统一的形象”（申小龙，1999）。 民族主义是中世纪后欧洲的一种精神面貌，是人文主义光辉下的衍生物，此阶段的民族主义是理性的，温和的。洪堡特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因而在他的语言学观点里，民族性和人文性是主要的课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阐述了语各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意识在同期的翻译活动中被很好地诠释出来。
四、欧洲翻译理论与民族精神
洪堡特抛开对语言本身结构，句法层面等客观研究，将语言置于一种感性的精神层面分析，很多理论属于一种主观的判断，过于抽象，但在此不能否认民族精神成为支持欧洲民族翻译活动的支柱性作用。翻译作为语言活动的一类，游走权衡于多种语言之间，需要这种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来保证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历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各国翻译思想则很好地体现了在解放中世纪时期压抑的思想与语言的禁锢之后，人们对于民族文化及民族语言平等性的追求。
与此同时，各个民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追古”，一方面“推今”，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推手，在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中攫取适于自身发展斗争的理论支撑，在销蚀拉丁语在统治界的绝对权力的同时积极建构完善本民族的语言体系。原来各民族的语言通过翻译这一催化剂的推动，发生激烈的化学碰撞，激发了属于每个民族语言的创造性潜力，奠定各民族语言发展成熟的基础。在14到18世纪期间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运动中，语言背后的精神力量得以凸显。不难发现，最终到了19 世纪，这种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抽象关系在洪堡特的思想体系下找到应有的归宿。
1.语言的民族性
洪堡特关于语言民族性的阐述在他的故乡德国早已初现端倪。中世纪后期，教会对于人民的思想控制愈演愈烈，任何不是拉丁文本以外的语言的《圣经》译本都是异教邪说，路德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反对教会利用《圣经》的绝对解释权作为压榨人民的手段，他的《圣经》译本坚持采用德国人民的语言，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从而赋予每一位德国人理解《圣经》的权利，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去搜寻拉丁字母以便弄清楚怎么讲德语……要弄清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以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谭载喜，2006）。就是这样的寻常百姓语言，在教会阶级看来难登大雅之堂的语言，却成为打破拉丁语一家独大局面的有力推手。
每个民族本质上的千差万别，折射在语言上则出现无法完美对等的情况。在《圣经》翻译后期，越来越多的人跨过对神旨神圣不可侵犯的固定理解方式的鸿沟，加入自己的理解，向平民大众阐释这本“神的文学”。
在德国宗教改革进行之时，《圣经》翻译在英国也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采用民族语言翻译以来，《圣经》在英国的受众群体更为广泛，译文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不仅满足学者们辩论探讨的需要，同时也能成为平民百姓的枕边读物。这之中威廉·廷代尔做出贡献更大，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主张用英语翻译《圣经》，以便群众接受，并且驱其一生为英译版《圣经》奔走，但最终被诬陷为异端被处死。在这项翻译的民族事业背后，肩负本民族信仰的行者不屈于苦难与折磨，砥砺前行，语言背后的承载的民族文化是即他们的精神支柱。
语言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并无高低之分别。法国语言学家艾蒂安·多雷给予源语和目的语平等的态度，他认为译者应同时擅长源语和目的语，二者不可偏颇，两种语言在原则上看来并无主次之分，这点也是暗示了人文主义者平等对待语言的平等理念。洪堡特在提出自己的语言学观点时，不是处于盲目的民族主义的自大心理，而是源于对各种民族的尊重和包容，毕竟这种思潮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也都有种心照不宣的回应。或许民族精神与语言特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能具象表达，但是却可以从翻译史上人民的语言活动中表现出来。
2.语言的创造性
语言由于是民族精神的反映，基于各民族文化内涵的差异，民族语言也便有了相互之间不同于彼此的语言特性，洪堡特也曾指出语言的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民族语言差异的现实基础。这也造就了语言文字的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在翻译活动中也成为翻译理论关注的焦点。
在前文中我们的看到欧洲各国维护其民族语言所做的努力，但拉丁语作为中世纪社会语言的中流砥柱，其地位不会轻易被颠覆，一些欧洲国家的翻译活动还是建立在直译拉丁语文献的基础上，语言的发展無法取得显著性的突破。直到中世纪末期，人们的翻译思维逐渐由直译转向意译。需要认识到，意译过程实则也为各民族语言的创造提供生长的土壤。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语言体系还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全国上下没有严谨统一的法兰西语言，如果将前文提到的德国语言喻为尚在发育期的孩童，那么相比之下较为成熟的法语还算得上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这位“少年”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属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他的成长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其更加丰富多样。法国人文主义文学家者雅克·阿米欧在翻译时就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创造法语词汇，这种基于译者创造性的活动丰富了法语本民族的语言。即便阿米欧在翻译时对于原文本的过度发挥和创造受到巴歇·德·梅齐的指责，但是他在法语词汇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却不容小觑。英国翻译家尼古拉斯·尤德尔主张灵活的翻译而反对一味地遵循死的规则，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及了扩大英语词汇、处理英语句子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在翻译时难免会遇到源于与目的语不能一一对应的情况，活译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操作方法，为民族语言的丰富扩充提供实践基础。
五、结语
在人文主义光辉映照下的几个世纪，各国家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翻译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积极发展，在面对强势语言的压迫下，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维系与发展面临极大地挑战，但是在民族翻译家带领下，各自民族的语言经受住了考验，得以繁荣，洪堡特的语言观就充分肯定了语言的精神力量。语言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当今英语成为世界应用的第一大语言，一方面与欧美国家经济崛起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文化软实力也不无关系。
对比文艺复兴是高涨的民族热情，不禁让人对比联想到十九世纪末废除汉字的主张，现在想起不免让人心有余悸。虽然当时东西方处于不一样的历史背景，但是不论何时，不论为什么原因，积极的文化都不可以作为国家落后，社会衰败的牺牲品和替罪羊。希腊被罗马征服灭国，不仍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征服了征服者吗？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愈加便利的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强势的外来文化冲击，越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侵蚀下，越不能忘记中华文化的根基，不能迷失民族精神的引领方向，坚持文化自信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
参考文献：
[1]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申小龙. 论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1月。
[4]申小龙. 民族精神与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学术期刊，2000年6月。
[5]申小龙. 语言的世界观与欧洲语言人文主义[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2001年7月。
[6]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