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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城的美丽
悠悠一生,一个人会在多少个窗口前伫立,瞭望外面的世界,难以计数。即便如此,总有几个窗口令他终身难忘。
黄永玉难忘的第一个窗口,是在凤凰的祖居。“他两岁多,坐在窗台前。”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开头第一句,他就这样突出了这个窗口。
现实中两岁的黄永玉,也这样坐在凤凰城祖居的窗台上。祖居位于北门里的文星街,院里有一棵椿树。椿树奇大无比,直径两米左右,春夏时节,一树浓荫,绿气漫溢。因有此树,黄家祖居故曰“古椿书屋”。许多年后的九十年代,黄永玉在香港曾注册一个出版社,起名为“古椿书屋”,专门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以此寄寓对祖居的留恋,更使自己的事业与祖居有了最好的衔接。
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具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逃学的快乐与收获
黄永玉真正开始有机会常常陶醉于山水景色,是在10岁之前逃学的日子里。
父母在1927年大革命发生突变后逃出凤凰城,躲过了血雨腥风。危机之后,他们脱党,不再介入政治。特别是母亲,曾经燃烧的激情和抱负,如今归于平淡。夫妇俩重操旧业,分别担任两所小学的校长。父亲黄玉书任凤凰北门男子小学校长,母亲杨光蕙任登瀛街女子小学校长。对于那个时代的不少小知识分子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他们难以承受社会大动荡的碰撞与挤压,唯有寄身于教育,在以音乐、美术熏陶孩子的过程中,方能体现自我的价值,从而获取心灵的些许安慰。
当父母的生活转向而行之后,黄永玉也开始了自己的小学生涯。不同的是,父母摆脱了社会大动荡带给自己的烦恼与风险,小小的黄永玉则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因遇到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老师,而遇到了自己的童年烦恼——教室处罚:
我上小学先是在试验小学。在学校,我由于家庭情况,不算太调皮。唱歌,跳舞,演《麻雀与小孩》。爱逃学,主要是忽然有一个姓左的老师,会讲英语,大脸,斜眼,最爱打三个人,戴国强、朱一葵、我。为什么专打这三个人?左是共产党员,被抓之后投降了。投降之后让他办试验小学。为什么打?一是他不是共产党了,而我父母当过,母亲当过县的宣传部长,父亲当执委。朱的父亲当红军走了,解放后当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戴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我分析他对国共两方都有意见。
挨打之后,我有点像大卫(柯伯菲尔,产生一个盲目的抵抗情绪。还有《江湖飞侠传》的影响。我只能消极抵抗,手上擦花椒,这样打起来不痛。在家里念书,自己练习打手。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一个偶然的见闻,让他学会了逃学:
李承恩是姓左的助手。一天,一个姓彭的同学坐在后面,李打了他。那个孩子就跑出去,边骂边跑。我想,这样做也可以吗,为什么不学他逃学呢?
我开始跑。骗家里说是放假。爸爸带去看不是,回家就打。于是,我就把书包放在土地堂——我们不叫庙。最长的时间半个月不回家。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生活在有着美丽风景的地方,逃学成了他儿时最快乐的时候:
小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充满了反抗,反抗的天地很宽,到处跑,好玩,到处唱戏。唱汉戏,唱各种各样的戏,过年、过节、什么花样都有,在那里做得很开心。身体不是很魁梧。但是从小的那种锻炼很经用。那个时候马很多,山上苗族女孩子放马,逃学就偷偷地跑到放马山上去,一跳跳到马背上,连个马鞍都没有,抓了马鬃就跑。女孩子就哭呀叫呀,看着把她的马骑跑了。有时候摔下来把腿摔脱臼了。上苗老汉那儿去,医它一个礼拜、四天、五天才回来。成天是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对我以后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1998年2月,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对后来成长为艺术家的黄永玉来说,逃学的快乐与收获,让他享用终生。
画不完的故乡美
儿时的黄永玉以他的方式感悟着美丽。这美丽,不限于凤凰大自然的景色,更有由汉族、土家族、苗族三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所构成的多样性民俗、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他是如此偏爱故乡的这种文化之美,哪怕走遍了世界,他在晚年仍然固执地认定,只有他的家乡的文化是最丰富、最完整的:
少数民族庆典,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么部位,就去摸那个部位。狮子有两个,一公一母,男女分开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风筝;夏天下河洗澡,偷偷游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头里面。早上放醒炮,开城门,黄昏放午炮,九点多钟放两响,关城门。
我凭什么可以做泥塑?就是边街上做木雕的、扎纸的影响了我。庙里塑造那么多可以看。凤凰风景好,庙多,到处看,都是好风景。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从他的描绘可以看出,一个具有特殊韵味的小城,民俗、民间艺术与风景,美丽常常交织在一起,互为映衬,互为补充。
他常说,小时候他喜欢在凤凰城的青石板小巷里闲逛。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民间艺人的天地。风筝画,菩萨木雕;苗寨赶墟,土家舞龙……一切与风俗、与艺术有关的星星点点,早早地就浸染着他的情感。不错,这是一个艺术家诞生之初难得的熏陶。那种对艺术的热爱,观察生活的特殊习惯,一旦形成,就将不会更改,并深深地内在地影响他的艺术创作。
这是凤凰对于黄永玉的真正意义。故乡让他从心灵深处拥抱艺术,使他一生偏爱文化主题。故乡,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温馨记忆,也不是单纯的母爱,还在于美的熏陶。故乡送给了他一双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观察世界、反映世界的眼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在他最初的人生中,人们读出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与故乡之间的特殊关系——世俗却又充满诗意,意象纷呈而又显现出抽象的含蕴。
当年那个在凤凰古城沱江边戏水玩耍的小顽童,在走过八十余年的岁月之后,任鬓发花白,岁月老去,可他的步履却依旧漫溢青春。跳跃,腾挪,一次次走进故乡。“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面对故乡,回想最初感受过的美丽,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诗句,才能倾吐永恒的情感。
悠悠一生,一个人会在多少个窗口前伫立,瞭望外面的世界,难以计数。即便如此,总有几个窗口令他终身难忘。
黄永玉难忘的第一个窗口,是在凤凰的祖居。“他两岁多,坐在窗台前。”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开头第一句,他就这样突出了这个窗口。
现实中两岁的黄永玉,也这样坐在凤凰城祖居的窗台上。祖居位于北门里的文星街,院里有一棵椿树。椿树奇大无比,直径两米左右,春夏时节,一树浓荫,绿气漫溢。因有此树,黄家祖居故曰“古椿书屋”。许多年后的九十年代,黄永玉在香港曾注册一个出版社,起名为“古椿书屋”,专门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以此寄寓对祖居的留恋,更使自己的事业与祖居有了最好的衔接。
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长满羊齿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未免太狠心了。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具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逃学的快乐与收获
黄永玉真正开始有机会常常陶醉于山水景色,是在10岁之前逃学的日子里。
父母在1927年大革命发生突变后逃出凤凰城,躲过了血雨腥风。危机之后,他们脱党,不再介入政治。特别是母亲,曾经燃烧的激情和抱负,如今归于平淡。夫妇俩重操旧业,分别担任两所小学的校长。父亲黄玉书任凤凰北门男子小学校长,母亲杨光蕙任登瀛街女子小学校长。对于那个时代的不少小知识分子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他们难以承受社会大动荡的碰撞与挤压,唯有寄身于教育,在以音乐、美术熏陶孩子的过程中,方能体现自我的价值,从而获取心灵的些许安慰。
当父母的生活转向而行之后,黄永玉也开始了自己的小学生涯。不同的是,父母摆脱了社会大动荡带给自己的烦恼与风险,小小的黄永玉则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因遇到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老师,而遇到了自己的童年烦恼——教室处罚:
我上小学先是在试验小学。在学校,我由于家庭情况,不算太调皮。唱歌,跳舞,演《麻雀与小孩》。爱逃学,主要是忽然有一个姓左的老师,会讲英语,大脸,斜眼,最爱打三个人,戴国强、朱一葵、我。为什么专打这三个人?左是共产党员,被抓之后投降了。投降之后让他办试验小学。为什么打?一是他不是共产党了,而我父母当过,母亲当过县的宣传部长,父亲当执委。朱的父亲当红军走了,解放后当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戴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我分析他对国共两方都有意见。
挨打之后,我有点像大卫(柯伯菲尔,产生一个盲目的抵抗情绪。还有《江湖飞侠传》的影响。我只能消极抵抗,手上擦花椒,这样打起来不痛。在家里念书,自己练习打手。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一个偶然的见闻,让他学会了逃学:
李承恩是姓左的助手。一天,一个姓彭的同学坐在后面,李打了他。那个孩子就跑出去,边骂边跑。我想,这样做也可以吗,为什么不学他逃学呢?
我开始跑。骗家里说是放假。爸爸带去看不是,回家就打。于是,我就把书包放在土地堂——我们不叫庙。最长的时间半个月不回家。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生活在有着美丽风景的地方,逃学成了他儿时最快乐的时候:
小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充满了反抗,反抗的天地很宽,到处跑,好玩,到处唱戏。唱汉戏,唱各种各样的戏,过年、过节、什么花样都有,在那里做得很开心。身体不是很魁梧。但是从小的那种锻炼很经用。那个时候马很多,山上苗族女孩子放马,逃学就偷偷地跑到放马山上去,一跳跳到马背上,连个马鞍都没有,抓了马鬃就跑。女孩子就哭呀叫呀,看着把她的马骑跑了。有时候摔下来把腿摔脱臼了。上苗老汉那儿去,医它一个礼拜、四天、五天才回来。成天是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对我以后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1998年2月,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对后来成长为艺术家的黄永玉来说,逃学的快乐与收获,让他享用终生。
画不完的故乡美
儿时的黄永玉以他的方式感悟着美丽。这美丽,不限于凤凰大自然的景色,更有由汉族、土家族、苗族三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所构成的多样性民俗、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他是如此偏爱故乡的这种文化之美,哪怕走遍了世界,他在晚年仍然固执地认定,只有他的家乡的文化是最丰富、最完整的:
少数民族庆典,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么部位,就去摸那个部位。狮子有两个,一公一母,男女分开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风筝;夏天下河洗澡,偷偷游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头里面。早上放醒炮,开城门,黄昏放午炮,九点多钟放两响,关城门。
我凭什么可以做泥塑?就是边街上做木雕的、扎纸的影响了我。庙里塑造那么多可以看。凤凰风景好,庙多,到处看,都是好风景。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
(1989年4月与李辉的谈话)
从他的描绘可以看出,一个具有特殊韵味的小城,民俗、民间艺术与风景,美丽常常交织在一起,互为映衬,互为补充。
他常说,小时候他喜欢在凤凰城的青石板小巷里闲逛。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民间艺人的天地。风筝画,菩萨木雕;苗寨赶墟,土家舞龙……一切与风俗、与艺术有关的星星点点,早早地就浸染着他的情感。不错,这是一个艺术家诞生之初难得的熏陶。那种对艺术的热爱,观察生活的特殊习惯,一旦形成,就将不会更改,并深深地内在地影响他的艺术创作。
这是凤凰对于黄永玉的真正意义。故乡让他从心灵深处拥抱艺术,使他一生偏爱文化主题。故乡,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温馨记忆,也不是单纯的母爱,还在于美的熏陶。故乡送给了他一双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观察世界、反映世界的眼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在他最初的人生中,人们读出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与故乡之间的特殊关系——世俗却又充满诗意,意象纷呈而又显现出抽象的含蕴。
当年那个在凤凰古城沱江边戏水玩耍的小顽童,在走过八十余年的岁月之后,任鬓发花白,岁月老去,可他的步履却依旧漫溢青春。跳跃,腾挪,一次次走进故乡。“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面对故乡,回想最初感受过的美丽,似乎只有用这样的诗句,才能倾吐永恒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