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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反思促进文化自觉。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形塑和传播形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态势。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符号的被选择、单一高频词语的固定化以及个体文化身份追寻导致的低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内容，逐渐成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路径和策略，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表征。反思这一媒介化的建构路径，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过程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民族文化媒介景观的塑造和传播应该回到文化主体的时空场域中去，遵循文化的内生逻辑，进行“在地化”的表达，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人民、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互联和互通。
[关键词]媒介景观;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构;快乐拉祜;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7-0075-10
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日常生活媒介化的景观呈现，形成了可视化、影像化、娱乐化的景观特征，成为人们对符号、图景、表象所建构的景观的消费和体验。正如鲍德里亚所宣称的“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1]226。媒介景观是经由媒介制造并产生的一种视觉化奇观或宏大景象，弥漫其中的是代表或表征各种文化意义的符号。恩斯特·卡希尔曾指出，符号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标识，是连接人和文化的重要中介。[2]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能够反映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形成和确立是媒介技术与社会多方力量的综合作用，是民族文化符碼化的表达。相比于印刷媒介文字符号富于概念化、抽象化的表述，近年来，借助新型的媒介技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视听化表达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例如少数民族题材的短视频等。经由媒介形塑的文化景观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满足了“他者”的猎奇心态和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所型塑的媒介景观通常是多方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而在建构的过程中充满着选择与重构、遮蔽与去蔽，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与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如过度追求外在形象包装、缺乏文化主体性、内容同质化、低俗化、娱乐化等问题。
歌谣是拉祜族文化的活态文本，凝聚着广大拉祜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拉祜人民的一种口头创作与歌唱的文学。2017年，一首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出彩中国人》节目。热情洋溢的拉祜族同胞们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拉祜族风情的歌谣演唱。欢快的节奏、华丽的服饰、动听的拉祜歌谣，立即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此契机下，拉祜人民依托歌谣《快乐拉祜》打造的民族实景原生态歌舞表演，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双丰收，为民族地区文化扶贫、文化脱贫塑造了一个典型经验。同年，新闻媒体对《快乐拉祜》的报道和关注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在电视节目上登台亮相，还是各类新闻媒体的多方报道，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所建构的民族文化景观“快乐拉祜”，逐渐成为拉祜族的文化符号与象征。但仔细观察这一媒介文化现象，以下问题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歌谣《快乐拉祜》的传唱实践过程中，“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呈现何种样貌？是如何被建构的？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路径和呈现状态，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表达可以给我们带来何种反思？
一、媒介景观与民族文化符号研究回顾
1959年，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首次提出“景观”一词。直到1969年，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一书中对“景观”“景观社会”①做出理论性的解读和阐释。德波认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3]3，由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物化变成了媒介化。在德波看来，“景观是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是指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4]。美国文化分析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吸收和借鉴德波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更加具体、微观的视角提出了“媒介景观”概念，是指“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5]2凯尔纳“对多种多样的媒体奇观所进行的生产、文本和效果的分析是以美国为基本出发点，目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6]这一说明无疑提醒我们，西方理论的借鉴在中国本土化的语境下势必会发生偏离和转向。
2002年1月，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陶东风等主编的“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7]中，最早介绍了德波的理论。同年，学者陈卫星通过回顾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重点分析了大众传媒制造的信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认为 “‘9·11’事件无疑成为本世纪迄今为止最惨烈的媒介景观。”2006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在中国出版。在这之后，借鉴“景观”“媒介景观”理论展开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取向。有学者对中国内地十年选秀节目进行分析，认为在社会化的媒体语境下，媒体与受众共建的娱乐媒介新景观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立体效果。[8]有学者以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影像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由电影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9]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各类媒介文化现象纷纷涌现。有学者关注到主流媒体直播带货塑造的媒介景观是基于消费社会的根基，并强调要警惕媒介景观对真实生活的操控和影像对人的规训。[10]
符号是文化意义的运载工具。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媒介景观呈现不同的符号形态。有学者从央视春晚媒介景观出发，揭示了媒介景观是媒介化符号、商业符号及意识形态符号三种符号共同构建的结果。[11]针对李子柒视频形成的媒介景观，有学者认为“李子柒”作为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网红”新符号，是当代媒介奇观中人物符号在发挥作用。[12]相比于个体化意义的符号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依托不同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生活惯习、情感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一直深受媒介传播的青睐。 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符码化，是文化意义的表征和传递。目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民族文化符号在具体文化实践和社会背景下的应用与表达。比如中国动漫电影中对民族符号的理解逐渐从外到内实现转向[13]、民族符号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审美嬗变[14]以及消费行为影响下的民族符号研究[15];其次是围绕特定单一民族的文化符号展开相关研究。比如达斡尔民族影像的文化符号研究[16]、新疆维吾尔族电影创作中民族符号研究[17]、西藏影像中叙事符号[18]以及土家族民族符号传播[19]等。这些研究通过对特定文本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展开挖掘，归纳特征，力图表现民族符号在传播民族精神、传递文化意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从民族文化符号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以媒介景观理论展开的相关研究其数量并不多，主要涉及影视作品中民族文化形象的符号解读与民族形象建构的研究[20]以及借鉴景观理论探讨新疆文化产业的困境及发展的研究。[21]笔者梳理发现，采取文化批判的研究视角，借鉴媒介景观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展开研究，还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和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试图打破以往大多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符号传播现象层面的关注，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与生成展开一次路径化的探寻与追索，以此来剖析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媒介景观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为目标来进一步反思媒介景觀建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与表达。
二、“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呈现
地处云南省西南部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其中拉祜族人口占全国拉祜族人口的一半、全球拉祜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②坐落在该县东南部酒井乡勐根村的老达保村民小组，凭借一首传唱度颇高的少数民族歌谣而家喻户晓。歌谣《快乐拉祜》原本是一首来自国外的拉祜族歌曲，在经过一系列改编、填词等创作之后最终形成如今的版本。③《快乐拉祜》使用拉祜语进行演唱，乐器吉他进行伴奏，随时可以配曲歌唱。其节奏明快、旋律动听、朗朗上口、寓意美好，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象征和表达。2007年，作为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澜沧县，在有关政策的支持和带动下，“启动1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全面实施‘兴边富民’文化建设工程，投入资金300万元。同年5月，澜沧县成立拉祜族文化保护传承开发领导小组，制定了《澜沧县整体推进拉祜族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开发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8个农村景点”[22]，其中就有唱响歌谣《快乐拉祜》的老达保。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抓实民族文化扶贫路径，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道路上，澜沧县老达保着力打造“快乐拉祜”文化品牌，从事原生态民族歌舞文化表演。
据了解，老达保2013年成立快乐拉祜演艺公司，至今共演出760余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次，实现演出收入430万元，群众分红345万元，人均分红达17285元。2021年1月老达保文化扶贫项目被确定为首批全国脱贫攻坚交流考察点。④老达保文化扶贫、文化脱贫的有效做法吸引了全国各地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一种经由现代媒介技术支持与塑造的“快乐拉祜”景观成为“一种传播技术所生产的再现”[24]。
（一）电视媒介：民族文化符号的全景式呈现
“我18岁看《芦笙恋歌》的时候，从没想过拉祜族的歌曲能唱到国家大剧院，唱到中央电视台，唱到外国去。”⑤老达保村民李石开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如今，他的女儿李娜倮凭借自幼学习吉他、会唱歌更会创作的本领成为拉祜族文化代言人，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及地方卫视综艺节目，一度扩大了歌谣《快乐拉祜》的知名度。其实早在2012年，《民歌中国》节目就邀请拉祜族歌手扎约现场弹唱歌谣《快乐拉祜》，这也是歌谣初次登上电视荧屏，出现在广大观众的视野中。之后，2016年安徽卫视的《中国农民歌会》、2017年中央电视台的《出彩中国人》、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美丽中国唱起来》以及2021年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节目的播出，不论是地市级还是中央级的电视媒体，都围绕歌谣《快乐拉祜》向世人展示了一场经由媒介技术所生产出来的拉祜族文化景观。
经过观察，笔者发现，歌谣《快乐拉祜》的电视媒介景观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文化节目表演，更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推崇。色彩鲜艳、婀娜多姿的长衣筒裙，民族迁徙的见证者——黑布包头，体现拉祜族妇女纺织技术的棉织挎包，自然纯正、富有识别力的拉祜族语言，芦笙、象脚鼓、吉他等极具民族特色的乐器，这些拉祜族文化符号在经过电视节目的制作与加工后，实现了民族元素全景化的媒介表达。民族元素构成的民族文化符号是各少数民族在历史积淀的长河中经过习得传承和保护下来的，能够代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独特性。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包括语言、服饰和民俗。在民族观念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这些文化符号“都可能被固定下来，被不断加工或者深化，最终被人们视为本民族的象征。这些象征符号或标志着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或者标志着本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区分，成为对下一代进行民族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24]137。歌谣《快乐拉祜》在经由电视媒介艺术化的表达后，展现了拉祜族这一少数民族热情、欢乐、淳朴的民族形象，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全景化呈现塑造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与表达，赋予了观众对该民族文化空间的想象和幻想。
（二）报纸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歌谣《快乐拉祜》的电视媒介景观提升了老达保的知名度和曝光度。与电视媒介呈现的图像符号所不同的是，报纸媒介通过文字符号的描述在形塑“快乐拉祜”景观效应的过程中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以“老达保”“歌舞”“快乐拉祜”为关键词，设定时间范围：2006年1月至2021年3月，在全国报刊范围内进行检索。检索发现：
输入关键词“老达保”，共检索出有关媒体报道468篇（见图1），主要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进一步契合研究主题，尝试发现媒体报道在塑造“快乐拉祜”景观效应呈现何种态势，在之前检索的基础上，再次输入关键词“歌舞”“快乐拉祜”，逻辑关系为“或”，共检索出179篇（见图2）。其中2015年至2017年连续三年媒体报道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并且在2017年达到报道数量最高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文本中寻求解答。33篇媒体报道的文本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宣传报道“文化+旅游”脱贫模式。2017年，老达保村成立的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打造的《快乐拉祜》实景歌舞演出，创收达到214万元，群众分红168万元，成功带动当地农特产品及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一条文化扶贫的造血之路经由媒体宣传报道而逐渐形成。区别于经验模式的探索与归纳，媒体报道的另一类视角聚焦于典型人物李娜倮。她被誉为“带领乡亲致富的百灵鸟”，被选拔为全国劳动模范、脱贫攻坚先进代表，生动鲜活的人物事迹、女性形象的新时代展现、脱贫攻坚主旋律的契合等文化标签的塑造，是促使报道数量激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179篇媒体报道主要来自《云南日报》（占比40%）、《云南经济日报》（占比12%）、《中国民族报》（占比11%）、《春城晚报》（占比10%）等报纸刊物，其中《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中央级媒体也发布了相关报道。由此可见，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加之新闻舆论宣传，云南省本土媒体对老达保《快乐拉祜》的报道居于前列，尤其作为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在新闻采写及报道过程中，更是成为了报道的主力军。
通过对上述179篇媒体报道文本内容进行词类整理，剔除掉介词、连词等无效词汇后，得到高频词云（见图5）和23个高频特征词。文化、民族、老达保3个词汇出现频率最高，分别为1447次、1108次、965次。此外，脱贫、快乐、吉他也位居高频词前列，分别为450次、404次、390次。关键词语所具备的概括性、指向性和可延展性等特征，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由此反映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报道中关键词语的高频率出现。
（三）短视频：个体文化身份的自觉化表达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曾指出，人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25]79。如今，九十多年前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迅猛，随着注册用户数量的激增，短视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逐渐形成“景观”态势。“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3]3“看”与“被看”成为常态。
相比于抖音短视频的流行时尚风格，快手平台聚焦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化的表达。在快手平台，笔者输入“拉祜”关键词，共搜索出带有拉祜的用户名大约有292个。其中粉丝数量达到2W+的“云南拉祜裸裸”用户排名靠前。在朋友的帮助下，笔者有幸和该用户李倮取得联系，并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据李倮讲述，“2015年左右，我第一次知道抖音、快手这些软件，觉得好玩，就下载下来并注册了账号，发现里面都是一些拍摄的小视频，于是我也学着开始拍摄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懂那些技术，拍的不好，也没什么粉丝，我也就没管它了”。偶然的尝试和体验并未给李倮带来过多的思考和认识，从城市的忙碌到返乡的悠闲，让李倮再次想到了拍摄短视频。“家里发生了些事情，不得不回来老达保。你也知道，在农村不像城市那么忙，有大把的时间，闲着无聊我就又想起了拍视频。我拍摄的视频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比如唱拉祜歌，我会把流行歌曲改编成拉祜语，没想到粉丝还挺喜欢。”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民族语言为李倮的短视频拍摄打开了局面，初尝被人关注的喜悦滋味，李倮似乎找到了拍摄短视频的自信。在这之后，老达保寨子的秀美风光、村民们农忙之余跳起来的芦笙舞、酸甜可口的拉祜族美食、田地里农作物的种植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化的场景成为了李倮短视频的主要内容。至于为何选取这些内容进行拍摄，李倮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是拉祜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大家喜欢看不一样的。现在手机拍摄很方便，向大家宣传我们的寨子，传播我们拉祜族文化，让大家知道我们”。在采访的最后，笔者让李倮用几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民族，他选择了“快乐”“善良”和“朴实”三个词作为回应。
文化身份的回归，是李倮短视频成功的主要原因。拉祜语改编的流行歌曲让李倮获得了点赞和关注，民族語言的使用逐渐成为拉祜族短视频拍摄所采用的主要表达方式。“语言，特别是发展成熟的语言，才是自我认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条无形的、比地域性更少专横性、比种族性更少排外性的民族边界的要素。”[26]56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身份得以体现的最直接的方式，是民族文化认同得到增强最有效的途径。相比于电视媒介民族元素的全景化表达和报纸媒介词语的高频率出现，短视频塑造的景观更加生活化、日常化和个体化。这源于短视频的拍摄者大部分是生活在本民族地区的族民们，拍摄内容也主要是围绕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和人，例如下地劳作、河塘摸鱼、节日庆祝、唱歌跳舞、玩耍嬉戏等。个体生命的文化实践和日常表达丰富了短视频媒介建构的“快乐拉祜”文化景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得民族认同感和族群身份意识在短视频媒介景观中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正如“每一个人身上都托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像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托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27]39然而，由于视频拍摄技术能力的不均衡以及个体认知的差异，拉祜用户拍摄的短视频也存在一定的低俗化、同质化和娱乐化，这对拉祜族文化的呈现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影响因素
乔治·格伯纳在传播学领域提出过“形塑论”⑥的概念，他认为，在大众媒体形塑的背后，是对价值观的选择和整合，并且助力该价值观成为影响受众的行为与观念。尽管“形塑论”是基于对大众媒体的视角分析，但是仍然对探寻媒介景观形成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具有启发。歌谣《快乐拉祜》在经过电视、报纸、短视频这三种不同的媒介化建构之后，成功塑造了“快乐拉祜”这一民族文化符号景观，究其缘由，形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理性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打造以及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宣传。
（一）技术理性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恰好成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印刷术的到来，促使文字信息得以更长时间的保留和存储;电子物理技术的发明，带来直观化、生动性、富有表现力的视听语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数字革命，催生了自媒体便捷性、社交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与型塑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支持与帮助。通过电视图像、报纸文字、短视频画面所构筑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日益成为拉祜族的文化表征。技术理性的发展与进步，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使用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反映。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技术并不完全处于一种中立的态度，对它的使用往往会注入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马尔库塞曾指出的“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28]10。“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恰好为社会符号化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产业的打造
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尤其是在具有民族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澜沧老达保打造的拉祜族原生态实景歌舞表演《快乐拉祜》，成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纽带。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所延伸的特色民宿、风味餐饮、民俗体验等文化产业事项，直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物化的精神生产互动于人与社会再生产的现代系统，是依托技术——资本结构，由具备‘工业化—市场化—系统化’特征的‘产业化’生产方式实现。”[29]民族文化符号、民俗风情、歌舞表演等物化的精神生产作用于人与社会并再生产出一个现代系统，在这个现代系统的加工厂中，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资本结构类似于加工厂的总开关，作为生产力的工业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以及文化经济活动的系统化就是这个现代系统中的原材料，依托总开关的使用，原材料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生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打造的实景原生态民族歌舞文化产业，核心是商业符号在发挥作用。商业符号的建构进一步型塑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
（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宣传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重大任务。意识形态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大众媒介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民族特征风格鲜明。挖掘民族特色、传递民族声音、塑造民族形象，是大众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歌中国》《中国农民歌会》《出彩中国人》等电视节目不仅为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搭建平台和创造机会，同时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获得感和融入感。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恶劣的自然环境、偏僻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生产条件、闭塞的思想观念成为限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劳动脱贫模范人物李娜倮，用音乐实现小康梦想，带领全村百姓发展旅游业，成为拉祜文化的代言人，发挥了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总结凝练脱贫攻坚新举措，“文化扶贫带来好日子”⑦“幸福歌儿唱出美好生活——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寨的脱贫故事”⑧等媒体报道的文化脱贫模式，不仅提供了脱贫攻坚智慧经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融入国家主旋律，实现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了一个具有价值导向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文化模式正是得到国家认可并提倡的。
四、“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路径引发的反思
波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30]76。在视觉图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形态后，“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3]4拉祜族传统歌谣经由媒介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是一次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探索和方法找寻。只不过在媒介化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异化。在对拉祜族歌谣媒介景观的具体呈现进行描述以及景观形塑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电视、报纸、短视频三种媒介塑造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如何对传统拉祜族歌谣传唱实践进行选择与重构的？又是如何借助艺术化、审美化的表达实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遮蔽与去蔽？这应该就是德波所提出的革命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存在的瞬间”[3]36。因此，本文将从媒介景观建构的主体、媒介景观建构的客体以及媒介景观的观看者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并反思。这样的划分可能略显粗糙，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一）主体：专业性媒体的“在地性”表达与大众化媒体的异轨策略
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景观建构的主体，即媒介，既包括像报纸、电视等专业性媒体，也涉及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大众化媒体。专业性媒体由于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价值观念的引领者和文化信息的传播者。然而经由电视所塑造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一次民族文化符号被选择和被建构的过程。经由报纸所呈现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单一的高频词语的固定化表达和印象刻画。不论是电视还是报纸，专业性媒体都采用了他者的想象来建构拉祜族形象，这种“运用自我来理解另外的生活世界”[31]的视角对文化的历史书写的确造成一种无形的傷害。因此，专业性媒体追求“在地性”表达成为一种价值旨归。所谓的“在地性”，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回到文化内部的表达，寻求真正的文化主体，遵循一种“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32]这一“内部逻辑”就是“民间社会运作的真正逻辑和民众思考的真实感受”。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扎根日常生活的本土的心理、价值、文化结构，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述和叙述”[33]2。
异轨是一种异于常规的行为，是通过模仿、戏谑、搞怪来实现一种讽刺的意味和暗示。德波所认为的异轨，就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重新调整、赋值，它代表着一种颠覆，即新的意义的产生。大众化媒体的到来，为个体的书写和表达提供了平台。相比于专业主流媒体呈现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短视频等大众化媒体充斥着搞怪、戏谑和模仿，源自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被呈现在移动屏幕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景观的限定。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事项透过镜头被唤醒，这种颠覆主流的观念被无声无息地传达出来，还原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真实的“快乐拉祜”。高默波曾在《高家村》一书中就“历史由谁而写，为谁而写”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回答，他认为精英的故事“不能代表中国”，更不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34]17-22。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书写应该回到广大少数民族普通劳动者中去，追寻一种朴素、真实、自然、自觉的文化形态——“拿起锄头下地干活，放下背篓上台唱歌”。
（二）客体：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激发内生动力、实现结构互连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像拉祜族歌谣这种充满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媒介景观建构的原材料，更是实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的核心要素。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是经过历史岁月长河的积淀而最终内化于个体的生命实践，小到吃穿住行的生活方面，大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因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展现不能只停留在满足大众猎奇心态这种类似工具效用的做法，而是要回到民族文化的生发空间。因为灵活生动的生发空间恰恰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经由媒介塑造的文化符号“快乐拉祜”，一度成为拉祜族文化全方位的“代言人”。这个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被媒介化之后所产生的景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拉祜族多元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结构力量的缺失。因此，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激发少数民族地区内生动力，决不能仅仅只是依靠“漂浮于乡村社会结构表面的展演”[35]，而是要让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的互动与互连。因此，只有“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和价值重建”[35]350，才是少数民族地区族民们的真正需要，也才是实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的题中之义。
（三）观看者：田园牧歌的向往与文化身份的再造
近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打造文化旅游产业，依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例如民族歌舞、民族展览、民族仪式、民俗活动等民族文化项目实现文化传播和产业效益“双丰收”。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看者来说，无论是现场驻足的实景观看还是通过接收媒介传递的信息和图像，少数民族文化的媒介景观无处不在。拉祜歌谣的媒介景观对于观看者来说，是一次异域文化的体验和尝试，更是一种接近他者文化的有效途径和载体。如今，快节奏、高强度、单一化的城市生活让原本生活其中的人们不得不把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投射到景色优美、民风淳朴、诗情画意、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乡土村落中去。经由媒介塑造的“快乐拉祜”景观传递了拉祜族同胞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淳朴自然的民俗风情、勤劳致富的良好品格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种媒介化的景观表达恰好可以实现对这种田园美好生活寄托的向往和追寻。诗与远方的幻想在媒介景观的塑造下满足了观看者的情感需求以及对异域文化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中的拉祜族同胞们，既是媒介景观的参与者，同样也是景观的观看者。只不过相较于他者猎奇式的观看，拉祜族同胞们的自我观看是一种兼具本民族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内部视角。在这个内部视角下，透过屏幕的观看，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展开了一次媒介化的“文化修补”[37]，不仅习得了现代文明的仪礼规范与道德秩序，而且对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产生新的思考，引发新的共鸣，做出新的调适，从游移、到建构、再到认同，直到寻找到符合个体生命价值与文化心理平衡的文化身份。
五、结语
拉祜族“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典型个案。受科技、经济、政治三方面因素的驱使，歌谣《快乐拉祜》在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型塑后所建构形成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逐渐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象征。民族符号的全景化呈现、高频率词语的固定化表达以及短视频个体身份的自我追寻，构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主要内容。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兼具传播媒介、文化資源、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求且令多方满意的结果。科学技术理性的发展与进步，为媒介景观的建构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文化产业的打造，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进一步巩固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意识形态的宣传符合政治宣传、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是对文化资源进行的有效挖掘，是国家认可并提倡的。
然而，在看似令各方满意的有效做法，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和探索”，[38]在脱离文化具体的生发空间，来自他者的文化想象，建构成为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景观。只不过这种文化景观的建构缺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参与和表达。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书写应该回到少数民族文化主体中去，回到广大少数民族普通劳动者中去，在民族文化生发的空间场域里，遵循一种“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32]，与人民产生互动，与社会结构互连，与日常生活产生互通。只有这样的传播才是真正意义上有效的文化传播，也才是实现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障。
注释：
①景观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意思是观看、被看。德波第一次使用“景观”一词，是在他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1959年第3期的关于《广岛之恋》的影评文章中。参阅[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数据来自《澜沧县基本县情》，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http：//www.lancang.gov.cn/lcgk1/lcgk.htm。
③具体可见http：//tv.cctv.com/2017/05/14/VIDECuLkuQhHrwmNennCyIbz170514.shtml。
④数据来自《澜沧：文化扶贫结硕果 奏响拉祜山乡新生活》，微信公众号“拉祜澜沧”，2021-06-25。
⑤参阅《老达保：拉祜文化开出“致富”花》《普洱日报》，2019年7月23日，http：//www.menglian.gov.cn/info/1314/27477.htm。
⑥参阅[美]乔治·格伯纳、拉里·戈罗斯《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石义彬、彭彪译，《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第00期。
⑦参阅李奕澄《文化扶贫 带来好日子》，《云南日报》，2019年2月17日。
⑧参阅刘晓林《幸福歌儿唱出美好生活——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寨的脱贫故事》，《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16日，http：//gongyi.people.com.cn/GB/n1/2019/0416/c151132-31032326.html。 参考文献：
[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白磊.试论民族影视设计中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J].大舞台，2012（9）.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张涵.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6-131.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关注媒体奇观——中文简体字版前言//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陶东风.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闻娱.媒介景观的共建：中国内地选秀十年嬗变[J].现代传播，2014（5）：73-76.
[9]黃诗娴.媒介景观：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城市意象研究（2000-2017年）[J].新闻界，2017（11）：2-9.
[10]丁汉青.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媒介景观：主流媒体直播带货的生产与影响[J].编辑之友，2020（10）：5-11+61.
[11]张海燕.浅析央视春晚媒介景观符号的构建[J].新闻爱好者，2013（4）：45-47.
[12]刘丽芸，刘长瑄.人物符号在媒介景观中的询唤讨论——以“李子柒”视频为例[J].声屏世界，2020（5）：68-69.
[13]裴红舒.浅论中国动画电影叙事中民族符号的隐性转向[J].视听，2021（4）：25-27.
[14]杜冰，王昱杰.当代视觉文化赋予民族符号图像语言的审美嬗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1）：138-145.
[15]马晓云，李明.消费行为视角下的民族符号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民族论坛，2016（7）：80-85.
[16]常海齐.达斡尔民族影像的文化符号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17]沈久森.新疆维吾尔族电影创作中民族符号的应用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8.
[18]傅丽.西藏影像的叙事符号与文化意蕴[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4.
[19]黄旭.民族符号传播与文化转型——以恩施土家族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2014.
[20]陈连龙，李颖.我国影视文化传播中的符号景观与民族形象建构——以西夏题材影视作品为例[J].电影文学，2021（05）：24-28.
[21]张允，王冰雪，艾维依.可见的风景：作为媒介景观的文化生产及展示——以新疆文化产业实践为个案[J].现代传播，2015（5）：61-65.
[22]李成生，李汉勇.文化工程闹火拉祜山乡[N].云南日报，2009-07-29.
[23]王梅芳，刘华鱼.景观社会：一种视觉传播化的统治[J].当代传播，2017（3）：30-32.
[2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5][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6][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8][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9]刘素华.文化产业本质的再研究：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0）：73-83.
[30][法]让·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A]//顾铮，罗岗.视觉文化读本[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1]ORTNER S B. 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5，37（1）：173-193.
[32]何慧丽.乡村生态自洽与新农村建设[J].文史博览（理论），2013（ 4） ： 1.
[33]麦克卢汉.序言/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4]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35]沙垚，王昊.“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11-117.
[36]张炼红.历炼精魂： 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7]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38-46+108.
[38]杨亭.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65-168.
收稿日期：2021-04-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作者简介：赵楠，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许媛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新闻传播。北京 100081
[关键词]媒介景观;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构;快乐拉祜;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7-0075-10
现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日常生活媒介化的景观呈现，形成了可视化、影像化、娱乐化的景观特征，成为人们对符号、图景、表象所建构的景观的消费和体验。正如鲍德里亚所宣称的“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1]226。媒介景观是经由媒介制造并产生的一种视觉化奇观或宏大景象，弥漫其中的是代表或表征各种文化意义的符号。恩斯特·卡希尔曾指出，符号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标识，是连接人和文化的重要中介。[2]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能够反映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形成和确立是媒介技术与社会多方力量的综合作用，是民族文化符碼化的表达。相比于印刷媒介文字符号富于概念化、抽象化的表述，近年来，借助新型的媒介技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视听化表达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例如少数民族题材的短视频等。经由媒介形塑的文化景观对传播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满足了“他者”的猎奇心态和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所型塑的媒介景观通常是多方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而在建构的过程中充满着选择与重构、遮蔽与去蔽，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与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如过度追求外在形象包装、缺乏文化主体性、内容同质化、低俗化、娱乐化等问题。
歌谣是拉祜族文化的活态文本，凝聚着广大拉祜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拉祜人民的一种口头创作与歌唱的文学。2017年，一首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出彩中国人》节目。热情洋溢的拉祜族同胞们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拉祜族风情的歌谣演唱。欢快的节奏、华丽的服饰、动听的拉祜歌谣，立即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在此契机下，拉祜人民依托歌谣《快乐拉祜》打造的民族实景原生态歌舞表演，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双丰收，为民族地区文化扶贫、文化脱贫塑造了一个典型经验。同年，新闻媒体对《快乐拉祜》的报道和关注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在电视节目上登台亮相，还是各类新闻媒体的多方报道，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所建构的民族文化景观“快乐拉祜”，逐渐成为拉祜族的文化符号与象征。但仔细观察这一媒介文化现象，以下问题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在歌谣《快乐拉祜》的传唱实践过程中，“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呈现何种样貌？是如何被建构的？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路径和呈现状态，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表达可以给我们带来何种反思？
一、媒介景观与民族文化符号研究回顾
1959年，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首次提出“景观”一词。直到1969年，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观社会》一书中对“景观”“景观社会”①做出理论性的解读和阐释。德波认为，“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3]3，由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物化变成了媒介化。在德波看来，“景观是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是指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4]。美国文化分析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吸收和借鉴德波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更加具体、微观的视角提出了“媒介景观”概念，是指“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5]2凯尔纳“对多种多样的媒体奇观所进行的生产、文本和效果的分析是以美国为基本出发点，目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6]这一说明无疑提醒我们，西方理论的借鉴在中国本土化的语境下势必会发生偏离和转向。
2002年1月，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陶东风等主编的“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7]中，最早介绍了德波的理论。同年，学者陈卫星通过回顾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重点分析了大众传媒制造的信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认为 “‘9·11’事件无疑成为本世纪迄今为止最惨烈的媒介景观。”2006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在中国出版。在这之后，借鉴“景观”“媒介景观”理论展开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取向。有学者对中国内地十年选秀节目进行分析，认为在社会化的媒体语境下，媒体与受众共建的娱乐媒介新景观呈现一种更加多元化的立体效果。[8]有学者以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影像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由电影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9]在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各类媒介文化现象纷纷涌现。有学者关注到主流媒体直播带货塑造的媒介景观是基于消费社会的根基，并强调要警惕媒介景观对真实生活的操控和影像对人的规训。[10]
符号是文化意义的运载工具。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符号的作用。不同的媒介景观呈现不同的符号形态。有学者从央视春晚媒介景观出发，揭示了媒介景观是媒介化符号、商业符号及意识形态符号三种符号共同构建的结果。[11]针对李子柒视频形成的媒介景观，有学者认为“李子柒”作为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网红”新符号，是当代媒介奇观中人物符号在发挥作用。[12]相比于个体化意义的符号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依托不同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生活惯习、情感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一直深受媒介传播的青睐。 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符码化，是文化意义的表征和传递。目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民族文化符号在具体文化实践和社会背景下的应用与表达。比如中国动漫电影中对民族符号的理解逐渐从外到内实现转向[13]、民族符号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实现的审美嬗变[14]以及消费行为影响下的民族符号研究[15];其次是围绕特定单一民族的文化符号展开相关研究。比如达斡尔民族影像的文化符号研究[16]、新疆维吾尔族电影创作中民族符号研究[17]、西藏影像中叙事符号[18]以及土家族民族符号传播[19]等。这些研究通过对特定文本中的民族文化符号展开挖掘，归纳特征，力图表现民族符号在传播民族精神、传递文化意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从民族文化符号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以媒介景观理论展开的相关研究其数量并不多，主要涉及影视作品中民族文化形象的符号解读与民族形象建构的研究[20]以及借鉴景观理论探讨新疆文化产业的困境及发展的研究。[21]笔者梳理发现，采取文化批判的研究视角，借鉴媒介景观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展开研究，还具有较大的讨论空间和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将试图打破以往大多停留在对民族文化符号传播现象层面的关注，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与生成展开一次路径化的探寻与追索，以此来剖析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媒介景观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为目标来进一步反思媒介景觀建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运用与表达。
二、“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呈现
地处云南省西南部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其中拉祜族人口占全国拉祜族人口的一半、全球拉祜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②坐落在该县东南部酒井乡勐根村的老达保村民小组，凭借一首传唱度颇高的少数民族歌谣而家喻户晓。歌谣《快乐拉祜》原本是一首来自国外的拉祜族歌曲，在经过一系列改编、填词等创作之后最终形成如今的版本。③《快乐拉祜》使用拉祜语进行演唱，乐器吉他进行伴奏，随时可以配曲歌唱。其节奏明快、旋律动听、朗朗上口、寓意美好，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象征和表达。2007年，作为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澜沧县，在有关政策的支持和带动下，“启动1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全面实施‘兴边富民’文化建设工程，投入资金300万元。同年5月，澜沧县成立拉祜族文化保护传承开发领导小组，制定了《澜沧县整体推进拉祜族文化兴县战略实施方案》，确定了重点开发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8个农村景点”[22]，其中就有唱响歌谣《快乐拉祜》的老达保。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抓实民族文化扶贫路径，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道路上，澜沧县老达保着力打造“快乐拉祜”文化品牌，从事原生态民族歌舞文化表演。
据了解，老达保2013年成立快乐拉祜演艺公司，至今共演出760余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次，实现演出收入430万元，群众分红345万元，人均分红达17285元。2021年1月老达保文化扶贫项目被确定为首批全国脱贫攻坚交流考察点。④老达保文化扶贫、文化脱贫的有效做法吸引了全国各地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一种经由现代媒介技术支持与塑造的“快乐拉祜”景观成为“一种传播技术所生产的再现”[24]。
（一）电视媒介：民族文化符号的全景式呈现
“我18岁看《芦笙恋歌》的时候，从没想过拉祜族的歌曲能唱到国家大剧院，唱到中央电视台，唱到外国去。”⑤老达保村民李石开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如今，他的女儿李娜倮凭借自幼学习吉他、会唱歌更会创作的本领成为拉祜族文化代言人，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及地方卫视综艺节目，一度扩大了歌谣《快乐拉祜》的知名度。其实早在2012年，《民歌中国》节目就邀请拉祜族歌手扎约现场弹唱歌谣《快乐拉祜》，这也是歌谣初次登上电视荧屏，出现在广大观众的视野中。之后，2016年安徽卫视的《中国农民歌会》、2017年中央电视台的《出彩中国人》、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美丽中国唱起来》以及2021年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节目的播出，不论是地市级还是中央级的电视媒体，都围绕歌谣《快乐拉祜》向世人展示了一场经由媒介技术所生产出来的拉祜族文化景观。
经过观察，笔者发现，歌谣《快乐拉祜》的电视媒介景观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文化节目表演，更是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推崇。色彩鲜艳、婀娜多姿的长衣筒裙，民族迁徙的见证者——黑布包头，体现拉祜族妇女纺织技术的棉织挎包，自然纯正、富有识别力的拉祜族语言，芦笙、象脚鼓、吉他等极具民族特色的乐器，这些拉祜族文化符号在经过电视节目的制作与加工后，实现了民族元素全景化的媒介表达。民族元素构成的民族文化符号是各少数民族在历史积淀的长河中经过习得传承和保护下来的，能够代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独特性。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包括语言、服饰和民俗。在民族观念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这些文化符号“都可能被固定下来，被不断加工或者深化，最终被人们视为本民族的象征。这些象征符号或标志着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或者标志着本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区分，成为对下一代进行民族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24]137。歌谣《快乐拉祜》在经由电视媒介艺术化的表达后，展现了拉祜族这一少数民族热情、欢乐、淳朴的民族形象，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全景化呈现塑造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与表达，赋予了观众对该民族文化空间的想象和幻想。
（二）报纸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歌谣《快乐拉祜》的电视媒介景观提升了老达保的知名度和曝光度。与电视媒介呈现的图像符号所不同的是，报纸媒介通过文字符号的描述在形塑“快乐拉祜”景观效应的过程中同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以“老达保”“歌舞”“快乐拉祜”为关键词，设定时间范围：2006年1月至2021年3月，在全国报刊范围内进行检索。检索发现：
输入关键词“老达保”，共检索出有关媒体报道468篇（见图1），主要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进一步契合研究主题，尝试发现媒体报道在塑造“快乐拉祜”景观效应呈现何种态势，在之前检索的基础上，再次输入关键词“歌舞”“快乐拉祜”，逻辑关系为“或”，共检索出179篇（见图2）。其中2015年至2017年连续三年媒体报道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并且在2017年达到报道数量最高点。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文本中寻求解答。33篇媒体报道的文本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宣传报道“文化+旅游”脱贫模式。2017年，老达保村成立的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打造的《快乐拉祜》实景歌舞演出，创收达到214万元，群众分红168万元，成功带动当地农特产品及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一条文化扶贫的造血之路经由媒体宣传报道而逐渐形成。区别于经验模式的探索与归纳，媒体报道的另一类视角聚焦于典型人物李娜倮。她被誉为“带领乡亲致富的百灵鸟”，被选拔为全国劳动模范、脱贫攻坚先进代表，生动鲜活的人物事迹、女性形象的新时代展现、脱贫攻坚主旋律的契合等文化标签的塑造，是促使报道数量激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179篇媒体报道主要来自《云南日报》（占比40%）、《云南经济日报》（占比12%）、《中国民族报》（占比11%）、《春城晚报》（占比10%）等报纸刊物，其中《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中央级媒体也发布了相关报道。由此可见，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加之新闻舆论宣传，云南省本土媒体对老达保《快乐拉祜》的报道居于前列，尤其作为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在新闻采写及报道过程中，更是成为了报道的主力军。
通过对上述179篇媒体报道文本内容进行词类整理，剔除掉介词、连词等无效词汇后，得到高频词云（见图5）和23个高频特征词。文化、民族、老达保3个词汇出现频率最高，分别为1447次、1108次、965次。此外，脱贫、快乐、吉他也位居高频词前列，分别为450次、404次、390次。关键词语所具备的概括性、指向性和可延展性等特征，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由此反映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报道中关键词语的高频率出现。
（三）短视频：个体文化身份的自觉化表达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就曾指出，人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25]79。如今，九十多年前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迅猛，随着注册用户数量的激增，短视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逐渐形成“景观”态势。“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3]3“看”与“被看”成为常态。
相比于抖音短视频的流行时尚风格，快手平台聚焦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化的表达。在快手平台，笔者输入“拉祜”关键词，共搜索出带有拉祜的用户名大约有292个。其中粉丝数量达到2W+的“云南拉祜裸裸”用户排名靠前。在朋友的帮助下，笔者有幸和该用户李倮取得联系，并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据李倮讲述，“2015年左右，我第一次知道抖音、快手这些软件，觉得好玩，就下载下来并注册了账号，发现里面都是一些拍摄的小视频，于是我也学着开始拍摄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懂那些技术，拍的不好，也没什么粉丝，我也就没管它了”。偶然的尝试和体验并未给李倮带来过多的思考和认识，从城市的忙碌到返乡的悠闲，让李倮再次想到了拍摄短视频。“家里发生了些事情，不得不回来老达保。你也知道，在农村不像城市那么忙，有大把的时间，闲着无聊我就又想起了拍视频。我拍摄的视频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比如唱拉祜歌，我会把流行歌曲改编成拉祜语，没想到粉丝还挺喜欢。”具有少数民族特征的民族语言为李倮的短视频拍摄打开了局面，初尝被人关注的喜悦滋味，李倮似乎找到了拍摄短视频的自信。在这之后，老达保寨子的秀美风光、村民们农忙之余跳起来的芦笙舞、酸甜可口的拉祜族美食、田地里农作物的种植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化的场景成为了李倮短视频的主要内容。至于为何选取这些内容进行拍摄，李倮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是拉祜族，和其他民族不一样，大家喜欢看不一样的。现在手机拍摄很方便，向大家宣传我们的寨子，传播我们拉祜族文化，让大家知道我们”。在采访的最后，笔者让李倮用几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民族，他选择了“快乐”“善良”和“朴实”三个词作为回应。
文化身份的回归，是李倮短视频成功的主要原因。拉祜语改编的流行歌曲让李倮获得了点赞和关注，民族語言的使用逐渐成为拉祜族短视频拍摄所采用的主要表达方式。“语言，特别是发展成熟的语言，才是自我认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条无形的、比地域性更少专横性、比种族性更少排外性的民族边界的要素。”[26]56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身份得以体现的最直接的方式，是民族文化认同得到增强最有效的途径。相比于电视媒介民族元素的全景化表达和报纸媒介词语的高频率出现，短视频塑造的景观更加生活化、日常化和个体化。这源于短视频的拍摄者大部分是生活在本民族地区的族民们，拍摄内容也主要是围绕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和人，例如下地劳作、河塘摸鱼、节日庆祝、唱歌跳舞、玩耍嬉戏等。个体生命的文化实践和日常表达丰富了短视频媒介建构的“快乐拉祜”文化景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得民族认同感和族群身份意识在短视频媒介景观中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正如“每一个人身上都托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像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托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27]39然而，由于视频拍摄技术能力的不均衡以及个体认知的差异，拉祜用户拍摄的短视频也存在一定的低俗化、同质化和娱乐化，这对拉祜族文化的呈现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影响因素
乔治·格伯纳在传播学领域提出过“形塑论”⑥的概念，他认为，在大众媒体形塑的背后，是对价值观的选择和整合，并且助力该价值观成为影响受众的行为与观念。尽管“形塑论”是基于对大众媒体的视角分析，但是仍然对探寻媒介景观形成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具有启发。歌谣《快乐拉祜》在经过电视、报纸、短视频这三种不同的媒介化建构之后，成功塑造了“快乐拉祜”这一民族文化符号景观，究其缘由，形塑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理性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打造以及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宣传。
（一）技术理性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恰好成为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印刷术的到来，促使文字信息得以更长时间的保留和存储;电子物理技术的发明，带来直观化、生动性、富有表现力的视听语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数字革命，催生了自媒体便捷性、社交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与型塑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支持与帮助。通过电视图像、报纸文字、短视频画面所构筑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日益成为拉祜族的文化表征。技术理性的发展与进步，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使用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反映。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技术并不完全处于一种中立的态度，对它的使用往往会注入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马尔库塞曾指出的“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28]10。“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社会因素。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恰好为社会符号化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产业的打造
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尤其是在具有民族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澜沧老达保打造的拉祜族原生态实景歌舞表演《快乐拉祜》，成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纽带。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所延伸的特色民宿、风味餐饮、民俗体验等文化产业事项，直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的本质是物化的精神生产互动于人与社会再生产的现代系统，是依托技术——资本结构，由具备‘工业化—市场化—系统化’特征的‘产业化’生产方式实现。”[29]民族文化符号、民俗风情、歌舞表演等物化的精神生产作用于人与社会并再生产出一个现代系统，在这个现代系统的加工厂中，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资本结构类似于加工厂的总开关，作为生产力的工业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以及文化经济活动的系统化就是这个现代系统中的原材料，依托总开关的使用，原材料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生成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围绕歌谣《快乐拉祜》打造的实景原生态民族歌舞文化产业，核心是商业符号在发挥作用。商业符号的建构进一步型塑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
（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宣传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一重大任务。意识形态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大众媒介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民族特征风格鲜明。挖掘民族特色、传递民族声音、塑造民族形象，是大众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歌中国》《中国农民歌会》《出彩中国人》等电视节目不仅为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搭建平台和创造机会，同时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获得感和融入感。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恶劣的自然环境、偏僻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生产条件、闭塞的思想观念成为限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党的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劳动脱贫模范人物李娜倮，用音乐实现小康梦想，带领全村百姓发展旅游业，成为拉祜文化的代言人，发挥了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总结凝练脱贫攻坚新举措，“文化扶贫带来好日子”⑦“幸福歌儿唱出美好生活——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寨的脱贫故事”⑧等媒体报道的文化脱贫模式，不仅提供了脱贫攻坚智慧经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融入国家主旋律，实现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了一个具有价值导向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文化模式正是得到国家认可并提倡的。
四、“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路径引发的反思
波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30]76。在视觉图景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形态后，“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3]4拉祜族传统歌谣经由媒介所建构形成的媒介景观是一次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探索和方法找寻。只不过在媒介化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异化。在对拉祜族歌谣媒介景观的具体呈现进行描述以及景观形塑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电视、报纸、短视频三种媒介塑造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如何对传统拉祜族歌谣传唱实践进行选择与重构的？又是如何借助艺术化、审美化的表达实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遮蔽与去蔽？这应该就是德波所提出的革命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存在的瞬间”[3]36。因此，本文将从媒介景观建构的主体、媒介景观建构的客体以及媒介景观的观看者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并反思。这样的划分可能略显粗糙，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一）主体：专业性媒体的“在地性”表达与大众化媒体的异轨策略
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景观建构的主体，即媒介，既包括像报纸、电视等专业性媒体，也涉及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大众化媒体。专业性媒体由于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价值观念的引领者和文化信息的传播者。然而经由电视所塑造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一次民族文化符号被选择和被建构的过程。经由报纸所呈现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单一的高频词语的固定化表达和印象刻画。不论是电视还是报纸，专业性媒体都采用了他者的想象来建构拉祜族形象，这种“运用自我来理解另外的生活世界”[31]的视角对文化的历史书写的确造成一种无形的傷害。因此，专业性媒体追求“在地性”表达成为一种价值旨归。所谓的“在地性”，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回到文化内部的表达，寻求真正的文化主体，遵循一种“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32]这一“内部逻辑”就是“民间社会运作的真正逻辑和民众思考的真实感受”。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扎根日常生活的本土的心理、价值、文化结构，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述和叙述”[33]2。
异轨是一种异于常规的行为，是通过模仿、戏谑、搞怪来实现一种讽刺的意味和暗示。德波所认为的异轨，就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重新调整、赋值，它代表着一种颠覆，即新的意义的产生。大众化媒体的到来，为个体的书写和表达提供了平台。相比于专业主流媒体呈现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短视频等大众化媒体充斥着搞怪、戏谑和模仿，源自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被呈现在移动屏幕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景观的限定。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事项透过镜头被唤醒，这种颠覆主流的观念被无声无息地传达出来，还原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真实的“快乐拉祜”。高默波曾在《高家村》一书中就“历史由谁而写，为谁而写”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回答，他认为精英的故事“不能代表中国”，更不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34]17-22。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书写应该回到广大少数民族普通劳动者中去，追寻一种朴素、真实、自然、自觉的文化形态——“拿起锄头下地干活，放下背篓上台唱歌”。
（二）客体：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激发内生动力、实现结构互连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建构离不开像拉祜族歌谣这种充满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媒介景观建构的原材料，更是实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的核心要素。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是经过历史岁月长河的积淀而最终内化于个体的生命实践，小到吃穿住行的生活方面，大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情感。因此，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展现不能只停留在满足大众猎奇心态这种类似工具效用的做法，而是要回到民族文化的生发空间。因为灵活生动的生发空间恰恰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经由媒介塑造的文化符号“快乐拉祜”，一度成为拉祜族文化全方位的“代言人”。这个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在被媒介化之后所产生的景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拉祜族多元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结构力量的缺失。因此，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激发少数民族地区内生动力，决不能仅仅只是依靠“漂浮于乡村社会结构表面的展演”[35]，而是要让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的互动与互连。因此，只有“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和价值重建”[35]350，才是少数民族地区族民们的真正需要，也才是实现民族文化健康传播的题中之义。
（三）观看者：田园牧歌的向往与文化身份的再造
近年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打造文化旅游产业，依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例如民族歌舞、民族展览、民族仪式、民俗活动等民族文化项目实现文化传播和产业效益“双丰收”。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看者来说，无论是现场驻足的实景观看还是通过接收媒介传递的信息和图像，少数民族文化的媒介景观无处不在。拉祜歌谣的媒介景观对于观看者来说，是一次异域文化的体验和尝试，更是一种接近他者文化的有效途径和载体。如今，快节奏、高强度、单一化的城市生活让原本生活其中的人们不得不把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投射到景色优美、民风淳朴、诗情画意、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乡土村落中去。经由媒介塑造的“快乐拉祜”景观传递了拉祜族同胞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淳朴自然的民俗风情、勤劳致富的良好品格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种媒介化的景观表达恰好可以实现对这种田园美好生活寄托的向往和追寻。诗与远方的幻想在媒介景观的塑造下满足了观看者的情感需求以及对异域文化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中的拉祜族同胞们，既是媒介景观的参与者，同样也是景观的观看者。只不过相较于他者猎奇式的观看，拉祜族同胞们的自我观看是一种兼具本民族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的内部视角。在这个内部视角下，透过屏幕的观看，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展开了一次媒介化的“文化修补”[37]，不仅习得了现代文明的仪礼规范与道德秩序，而且对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产生新的思考，引发新的共鸣，做出新的调适，从游移、到建构、再到认同，直到寻找到符合个体生命价值与文化心理平衡的文化身份。
五、结语
拉祜族“快乐拉祜”媒介景观是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典型个案。受科技、经济、政治三方面因素的驱使，歌谣《快乐拉祜》在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型塑后所建构形成的“快乐拉祜”媒介景观，逐渐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象征。民族符号的全景化呈现、高频率词语的固定化表达以及短视频个体身份的自我追寻，构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主要内容。
“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兼具传播媒介、文化資源、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求且令多方满意的结果。科学技术理性的发展与进步，为媒介景观的建构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文化产业的打造，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进一步巩固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意识形态的宣传符合政治宣传、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是对文化资源进行的有效挖掘，是国家认可并提倡的。
然而，在看似令各方满意的有效做法，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和探索”，[38]在脱离文化具体的生发空间，来自他者的文化想象，建构成为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少数民族文化景观。只不过这种文化景观的建构缺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参与和表达。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书写应该回到少数民族文化主体中去，回到广大少数民族普通劳动者中去，在民族文化生发的空间场域里，遵循一种“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32]，与人民产生互动，与社会结构互连，与日常生活产生互通。只有这样的传播才是真正意义上有效的文化传播，也才是实现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障。
注释：
①景观一词，出自拉丁文“spectae”和“specere”等词语，意思是观看、被看。德波第一次使用“景观”一词，是在他发表在《情境主义国际》1959年第3期的关于《广岛之恋》的影评文章中。参阅[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②数据来自《澜沧县基本县情》，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http：//www.lancang.gov.cn/lcgk1/lcgk.htm。
③具体可见http：//tv.cctv.com/2017/05/14/VIDECuLkuQhHrwmNennCyIbz170514.shtml。
④数据来自《澜沧：文化扶贫结硕果 奏响拉祜山乡新生活》，微信公众号“拉祜澜沧”，2021-06-25。
⑤参阅《老达保：拉祜文化开出“致富”花》《普洱日报》，2019年7月23日，http：//www.menglian.gov.cn/info/1314/27477.htm。
⑥参阅[美]乔治·格伯纳、拉里·戈罗斯《与电视共同成长：涵化过程》，石义彬、彭彪译，《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第00期。
⑦参阅李奕澄《文化扶贫 带来好日子》，《云南日报》，2019年2月17日。
⑧参阅刘晓林《幸福歌儿唱出美好生活——云南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寨的脱贫故事》，《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16日，http：//gongyi.people.com.cn/GB/n1/2019/0416/c151132-31032326.html。 参考文献：
[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白磊.试论民族影视设计中民族文化符号的应用[J].大舞台，2012（9）.
[3][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张涵.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6-131.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关注媒体奇观——中文简体字版前言//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陶东风.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第3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闻娱.媒介景观的共建：中国内地选秀十年嬗变[J].现代传播，2014（5）：73-76.
[9]黃诗娴.媒介景观：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城市意象研究（2000-2017年）[J].新闻界，2017（11）：2-9.
[10]丁汉青.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媒介景观：主流媒体直播带货的生产与影响[J].编辑之友，2020（10）：5-11+61.
[11]张海燕.浅析央视春晚媒介景观符号的构建[J].新闻爱好者，2013（4）：45-47.
[12]刘丽芸，刘长瑄.人物符号在媒介景观中的询唤讨论——以“李子柒”视频为例[J].声屏世界，2020（5）：68-69.
[13]裴红舒.浅论中国动画电影叙事中民族符号的隐性转向[J].视听，2021（4）：25-27.
[14]杜冰，王昱杰.当代视觉文化赋予民族符号图像语言的审美嬗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1）：138-145.
[15]马晓云，李明.消费行为视角下的民族符号学研究进展及启示[J].民族论坛，2016（7）：80-85.
[16]常海齐.达斡尔民族影像的文化符号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9.
[17]沈久森.新疆维吾尔族电影创作中民族符号的应用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8.
[18]傅丽.西藏影像的叙事符号与文化意蕴[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4.
[19]黄旭.民族符号传播与文化转型——以恩施土家族为例[D].南京：南京大学，2014.
[20]陈连龙，李颖.我国影视文化传播中的符号景观与民族形象建构——以西夏题材影视作品为例[J].电影文学，2021（05）：24-28.
[21]张允，王冰雪，艾维依.可见的风景：作为媒介景观的文化生产及展示——以新疆文化产业实践为个案[J].现代传播，2015（5）：61-65.
[22]李成生，李汉勇.文化工程闹火拉祜山乡[N].云南日报，2009-07-29.
[23]王梅芳，刘华鱼.景观社会：一种视觉传播化的统治[J].当代传播，2017（3）：30-32.
[2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25][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6][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8][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9]刘素华.文化产业本质的再研究：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0）：73-83.
[30][法]让·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A]//顾铮，罗岗.视觉文化读本[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1]ORTNER S B. 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95，37（1）：173-193.
[32]何慧丽.乡村生态自洽与新农村建设[J].文史博览（理论），2013（ 4） ： 1.
[33]麦克卢汉.序言/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4]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35]沙垚，王昊.“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11-117.
[36]张炼红.历炼精魂： 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7]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38-46+108.
[38]杨亭.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65-168.
收稿日期：2021-04-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作者简介：赵楠，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传播;许媛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新闻传播。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