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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53年8月24日，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金赛的人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花鸟的簇拥之下，他的脸却像一个难解的谜团。有几分固执，几分疲惫，几分慨然，几分隐痛，几分咄咄逼人，几分悲天悯人……
他是何许人也?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性学家，写了一部有名的《金赛性学报告》。我们这个10期的连载故事，以乔纳森·哈迪的金赛传记为蓝本。并且，我们也秉承了它讲故事的风格：不去评价多好或多坏，而是介绍有多不一样——这也是金赛讲述性的风格。
在上一篇里，我们说到了金赛从1920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落下了脚，事业起步、新婚燕尔。可以说，从1920年一直到1938年的这18年，他的官方身份还是生物学教师、黄蜂专家。但是，这并不代表金赛的人生因此乏善可陈。相反，伴随着有喜有泪的生活，他也为性学研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丧子之痛和事业小巅峰
在大儿子唐纳德出生之后，金赛夫妇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儿子在六年间相继出世。金赛一家算得上人丁兴旺了。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唐纳德3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症状很像是甲亢。医生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唐纳德最致命的问题其实是先天性糖尿病，但是之前的症状都被甲状腺亢进和术后反应给掩盖了。那个时候，胰岛素才刚刚被发现，还没有广泛使用。离五岁生日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唐纳德永远地离开了他伤心欲绝的父母。
儿子的死对金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一度精神崩溃，甚至在办公室里不避人地放声大哭。这种刻骨之痛，金赛一直没能释怀。后来，在填写各种家庭情况调查表时，他总是提到”大儿子唐纳德已故”。他的办公桌上总有最新的内分泌学研究杂志，虽然他的研究和内分泌学完全没有关系。当然，妻子克拉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直到一年之后，金赛编写的《生物学入门》一书出版之时，家里才又慢慢有了笑声。这本教科书图文结合、生动有趣，共印刷六次，卖出了五十万册。这本书带来的丰厚酬劳大大改善了金赛一家的生活。这在经济大萧条、教师工资缩水的情势下无异于雪中送炭。
他们买了第一辆车，买了房子周围的地产扩建成花园，还给管家特纳尔太太涨了工资——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小细节。金赛一家对特纳尔太太以礼相待，即使最小的孩子也知道“这是特纳尔夫人，我们家没有女仆”。所以，即使是给她涨工资，金赛夫妻都用了最温和的方式：“特纳尔夫人，我们新书的版税比想象的要多，金赛夫人和我想和您一起分享好运气。您愿意让我们在您的煤仓里放满过冬的煤吗？”
而在学校里，金赛的锋芒几乎辐射到了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他提出应该开除一位“能力不足”的同僚(这位同僚当时就在场)。当时，金赛自己还只不过是一个副教授。后来，随着资历不断增长，他变本加厉地“指手画脚”，三天两头写信给管理部门，抱怨停车系统太低效、礼堂音响效果太差等问题。这难免让很多人不爽，甚至当面质问他”你以为自己是上帝吗”?
在黄蜂研究领域中，金赛的地位蒸蒸日上。工作九年后，他取得了正教授的头衔。到1937年前后，他的研究达到了顶峰，已经编写了三本有关的书籍。可是，这些书在大学图书馆里落满了灰都没人借阅。这让他意识到，无论自己把这种小昆虫研究得多么透彻，也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对社会大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帮助。
同时，他对于印第安纳大学的怨气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萌生了跳槽的念头。好在新校长赫曼·威尔士的上任让他看到了一丝改变。威尔士只有35岁，思想开放，野心勃勃地想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出一番事业。也正是他，在日后给金赛的性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同性“爱人”拉尔夫
除了威尔士，还有一个人对金赛走向性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金赛“最爱的三个人”中的第二人——他的研究生拉尔夫·沃里斯。
拉尔夫只比金赛小八岁。凑巧的是，两人的生日还是同一天。金赛的孩子们回忆说，拉尔夫身材高大，长得很帅，说话风趣，而且为人很慷慨，经常给他们买玩具和游戏。拉尔夫和金赛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家乡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家境一般，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而且对于野营有狂热的激情。
他们从相识之初就保持通信。研究人员在查阅这些信件时发现，俩人的用词显示其关系非常亲密。例如，金赛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和你一起去野营，我心都碎了。”拉尔夫毕业后，俩人从师生变成了朋友，仍然一起去野营，“拼房”省旅费。拉尔夫新婚的时候，金赛买了一本《千面婚姻》赠送给他，作为“指导书籍”。此后，两位丈夫经常在一起讨论性技巧的提升方法，并且试图对各种现象做出学术性的解释。
在自己设计的这个测试中，金赛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同性恋的6分，而是始终保持在双性恋的中间阶段。事实上，这个位置对于一个研究性学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
一开始，他们还在讨论异性恋的问题，例如如何提高和自己妻子的性生活质量。之后，俩人通信的内容愈发轻松和生活化。金赛对于性的态度也愈发放开，笼罩在他童年和青春期的阴影慢慢散去，他开始关注自己和别人的性生活。
那么，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金赛的性取向和他对性的看法。对金赛研究了20年之久的传记作家詹姆斯·琼斯坚定认为，金赛从始至终都是同性恋者，也正因为如此，金赛才会在性学研究上对同性恋给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致有后人称他为”同性恋之父”。不过，这个问题在其他的金赛传记里则没有那么肯定。
可以肯定的是，金赛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在后来的性学研究过程中，他设计了一个性取向测试，0分代表完全异性恋，6分代表完全同性恋，3分是两者平均。金赛请同事格布哈特来给自己做测试，在36岁时，他的得分是3分；在43岁时，他的得分是4分。虽然分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自己设计的这个测试中，金赛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同性恋的6分，而是始终保持在双性恋的中间阶段。事实上，这个位置对于一个研究性学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金赛也告诉过格布哈特，正是拉尔夫的存在诱发了他同性恋的一面。
用家庭性教育抵抗“反性”大环境
在介绍金赛的早年生活时，我们说到了性压抑教育给金赛带来的内心伤害。所以，他觉得培养正常的成年人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从小就对性问题不感到有罪恶感。他把这一希望寄托在性教育上。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但是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反性”教育。这种教育赞扬“自我约束”，用性病和意外怀孕来警诫“离经叛道”：虽然也偶尔提到自慰，目的只是公开谴责它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带来的害处。
在如此的高压之下，有关性的一切都变得“不可告人”。结果，在一部名为《禁忌》的电影在印第安纳大学上映时，就引发了极大轰动。学生们为了买到一张票，不惜彻夜排队。这部 人人都想一睹为快的电影，其实就有点类似我国文学史上的《金瓶梅》，许多人不是为了其艺术价值、而是为了其中的几个情色描写而趋之若鹜。
对这种大环境，眼里揉不进一粒沙的金赛自然是十分不满。他认为性教育必须先在家中开始，所以，他先从自己的子女开始着力改变。在地下室初次接触性的经历告诉他，即使家长不进行性教育，在7-1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孩子自己也会从伙伴那里找到答案。所以，性教育应该开始在五六岁之前。因此，他与克拉拉一起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克拉拉称得上一个好老师。首先，她的态度永远是不张扬、不大惊小怪的。然后，她会根据孩子的理解力来逐步教导。比如，在怀着小儿子布鲁斯的时候，她会让大女儿安妮和小女儿琼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感觉宝宝在里面的活动。这类方法很有效。有一次琼在汽车后座做倒立，克拉拉叫她坐下，三岁的琼不以为然地回答：“没关系，我在你肚子里就是这样呆着的。”不久后布鲁斯出生时，两姐妹自然见怪不怪了。
金赛的方式更加地”润物无声”。全家一起在花园里劳动时，金赛就利用自然环境，实况解释植物、鱼、蛙、鸟、狗等的繁殖方式。而且，金赛主张家长不要干涉孩子的自我探索，孩子们可以像接触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接触生殖器。他还注意培养孩子对人体的积极态度，甚至以身作则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意识。比如，儿时的琼就经常在早上和父亲凑在一起共用浴室。她坐在马桶上，父亲则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前，一边刮脸一边哼着滑稽歌曲逗她笑。父女俩其乐融融，毫不尴尬。当然，虽然金赛家的孩子从小被允许甚至鼓励在家中裸露身体，但是也被教育要谨慎从事，“赤裸身体对别人是一种冒犯”。
到琼十岁时，克拉拉先就她身体上正发生的变化进行了一次长谈。克拉拉详细讲述了乳房的发育问题，并“预告”了月经的情况。约一年后，琼来了第一次月经的那个傍晚，两夫妻把她带到了客厅，向她介绍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图，解释了性交过程，并描述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在30年代中期，金赛夫妇作为能直接回答“难题”的家长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不时有邻居朋友登门请教。不仅如此，三个孩子也成了很受伙伴们欢迎的求助对象。但是，金赛很快发现，这种小范围的改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让这位生物学教授十分愤怒的是，他的学生，那些堂堂的生物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对于性几乎一无所知!
于是，利用和学生一起外出考察的机会，他和充满求知欲的学生们探讨了很多相关问题。例如，自慰对于身体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性欲是很正常的一种欲望等。在普通生物学课上，他也开始穿插一些性的资料，或与研究生私下讨论性问题。有研究人员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金赛已经开始进行他的性学资料收集工作——一边为学生答疑解惑，一边了解并记录学生们的经历。
到1938年，新校长威尔士广开言路时，校园里开始有学生反映，大学里应当有性教育课程。这种呼吁和金赛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已经为此考虑好几年了。金赛会不会就是借此机会完成了从生物学家到性学家的华丽转身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1953年8月24日，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金赛的人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花鸟的簇拥之下，他的脸却像一个难解的谜团。有几分固执，几分疲惫，几分慨然，几分隐痛，几分咄咄逼人，几分悲天悯人……
他是何许人也?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性学家，写了一部有名的《金赛性学报告》。我们这个10期的连载故事，以乔纳森·哈迪的金赛传记为蓝本。并且，我们也秉承了它讲故事的风格：不去评价多好或多坏，而是介绍有多不一样——这也是金赛讲述性的风格。
在上一篇里，我们说到了金赛从1920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落下了脚，事业起步、新婚燕尔。可以说，从1920年一直到1938年的这18年，他的官方身份还是生物学教师、黄蜂专家。但是，这并不代表金赛的人生因此乏善可陈。相反，伴随着有喜有泪的生活，他也为性学研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丧子之痛和事业小巅峰
在大儿子唐纳德出生之后，金赛夫妇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儿子在六年间相继出世。金赛一家算得上人丁兴旺了。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唐纳德3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症状很像是甲亢。医生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唐纳德最致命的问题其实是先天性糖尿病，但是之前的症状都被甲状腺亢进和术后反应给掩盖了。那个时候，胰岛素才刚刚被发现，还没有广泛使用。离五岁生日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唐纳德永远地离开了他伤心欲绝的父母。
儿子的死对金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一度精神崩溃，甚至在办公室里不避人地放声大哭。这种刻骨之痛，金赛一直没能释怀。后来，在填写各种家庭情况调查表时，他总是提到”大儿子唐纳德已故”。他的办公桌上总有最新的内分泌学研究杂志，虽然他的研究和内分泌学完全没有关系。当然，妻子克拉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直到一年之后，金赛编写的《生物学入门》一书出版之时，家里才又慢慢有了笑声。这本教科书图文结合、生动有趣，共印刷六次，卖出了五十万册。这本书带来的丰厚酬劳大大改善了金赛一家的生活。这在经济大萧条、教师工资缩水的情势下无异于雪中送炭。
他们买了第一辆车，买了房子周围的地产扩建成花园，还给管家特纳尔太太涨了工资——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小细节。金赛一家对特纳尔太太以礼相待，即使最小的孩子也知道“这是特纳尔夫人，我们家没有女仆”。所以，即使是给她涨工资，金赛夫妻都用了最温和的方式：“特纳尔夫人，我们新书的版税比想象的要多，金赛夫人和我想和您一起分享好运气。您愿意让我们在您的煤仓里放满过冬的煤吗？”
而在学校里，金赛的锋芒几乎辐射到了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他提出应该开除一位“能力不足”的同僚(这位同僚当时就在场)。当时，金赛自己还只不过是一个副教授。后来，随着资历不断增长，他变本加厉地“指手画脚”，三天两头写信给管理部门，抱怨停车系统太低效、礼堂音响效果太差等问题。这难免让很多人不爽，甚至当面质问他”你以为自己是上帝吗”?
在黄蜂研究领域中，金赛的地位蒸蒸日上。工作九年后，他取得了正教授的头衔。到1937年前后，他的研究达到了顶峰，已经编写了三本有关的书籍。可是，这些书在大学图书馆里落满了灰都没人借阅。这让他意识到，无论自己把这种小昆虫研究得多么透彻，也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对社会大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帮助。
同时，他对于印第安纳大学的怨气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萌生了跳槽的念头。好在新校长赫曼·威尔士的上任让他看到了一丝改变。威尔士只有35岁，思想开放，野心勃勃地想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出一番事业。也正是他，在日后给金赛的性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同性“爱人”拉尔夫
除了威尔士，还有一个人对金赛走向性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金赛“最爱的三个人”中的第二人——他的研究生拉尔夫·沃里斯。
拉尔夫只比金赛小八岁。凑巧的是，两人的生日还是同一天。金赛的孩子们回忆说，拉尔夫身材高大，长得很帅，说话风趣，而且为人很慷慨，经常给他们买玩具和游戏。拉尔夫和金赛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家乡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家境一般，凭借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立足，而且对于野营有狂热的激情。
他们从相识之初就保持通信。研究人员在查阅这些信件时发现，俩人的用词显示其关系非常亲密。例如，金赛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和你一起去野营，我心都碎了。”拉尔夫毕业后，俩人从师生变成了朋友，仍然一起去野营，“拼房”省旅费。拉尔夫新婚的时候，金赛买了一本《千面婚姻》赠送给他，作为“指导书籍”。此后，两位丈夫经常在一起讨论性技巧的提升方法，并且试图对各种现象做出学术性的解释。
在自己设计的这个测试中，金赛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同性恋的6分，而是始终保持在双性恋的中间阶段。事实上，这个位置对于一个研究性学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
一开始，他们还在讨论异性恋的问题，例如如何提高和自己妻子的性生活质量。之后，俩人通信的内容愈发轻松和生活化。金赛对于性的态度也愈发放开，笼罩在他童年和青春期的阴影慢慢散去，他开始关注自己和别人的性生活。
那么，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金赛的性取向和他对性的看法。对金赛研究了20年之久的传记作家詹姆斯·琼斯坚定认为，金赛从始至终都是同性恋者，也正因为如此，金赛才会在性学研究上对同性恋给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致有后人称他为”同性恋之父”。不过，这个问题在其他的金赛传记里则没有那么肯定。
可以肯定的是，金赛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在后来的性学研究过程中，他设计了一个性取向测试，0分代表完全异性恋，6分代表完全同性恋，3分是两者平均。金赛请同事格布哈特来给自己做测试，在36岁时，他的得分是3分；在43岁时，他的得分是4分。虽然分数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自己设计的这个测试中，金赛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同性恋的6分，而是始终保持在双性恋的中间阶段。事实上，这个位置对于一个研究性学的人来说是很合适的。金赛也告诉过格布哈特，正是拉尔夫的存在诱发了他同性恋的一面。
用家庭性教育抵抗“反性”大环境
在介绍金赛的早年生活时，我们说到了性压抑教育给金赛带来的内心伤害。所以，他觉得培养正常的成年人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从小就对性问题不感到有罪恶感。他把这一希望寄托在性教育上。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但是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反性”教育。这种教育赞扬“自我约束”，用性病和意外怀孕来警诫“离经叛道”：虽然也偶尔提到自慰，目的只是公开谴责它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带来的害处。
在如此的高压之下，有关性的一切都变得“不可告人”。结果，在一部名为《禁忌》的电影在印第安纳大学上映时，就引发了极大轰动。学生们为了买到一张票，不惜彻夜排队。这部 人人都想一睹为快的电影，其实就有点类似我国文学史上的《金瓶梅》，许多人不是为了其艺术价值、而是为了其中的几个情色描写而趋之若鹜。
对这种大环境，眼里揉不进一粒沙的金赛自然是十分不满。他认为性教育必须先在家中开始，所以，他先从自己的子女开始着力改变。在地下室初次接触性的经历告诉他，即使家长不进行性教育，在7-10岁之间的某个时候，孩子自己也会从伙伴那里找到答案。所以，性教育应该开始在五六岁之前。因此，他与克拉拉一起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克拉拉称得上一个好老师。首先，她的态度永远是不张扬、不大惊小怪的。然后，她会根据孩子的理解力来逐步教导。比如，在怀着小儿子布鲁斯的时候，她会让大女儿安妮和小女儿琼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感觉宝宝在里面的活动。这类方法很有效。有一次琼在汽车后座做倒立，克拉拉叫她坐下，三岁的琼不以为然地回答：“没关系，我在你肚子里就是这样呆着的。”不久后布鲁斯出生时，两姐妹自然见怪不怪了。
金赛的方式更加地”润物无声”。全家一起在花园里劳动时，金赛就利用自然环境，实况解释植物、鱼、蛙、鸟、狗等的繁殖方式。而且，金赛主张家长不要干涉孩子的自我探索，孩子们可以像接触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接触生殖器。他还注意培养孩子对人体的积极态度，甚至以身作则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意识。比如，儿时的琼就经常在早上和父亲凑在一起共用浴室。她坐在马桶上，父亲则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前，一边刮脸一边哼着滑稽歌曲逗她笑。父女俩其乐融融，毫不尴尬。当然，虽然金赛家的孩子从小被允许甚至鼓励在家中裸露身体，但是也被教育要谨慎从事，“赤裸身体对别人是一种冒犯”。
到琼十岁时，克拉拉先就她身体上正发生的变化进行了一次长谈。克拉拉详细讲述了乳房的发育问题，并“预告”了月经的情况。约一年后，琼来了第一次月经的那个傍晚，两夫妻把她带到了客厅，向她介绍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构造图，解释了性交过程，并描述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在30年代中期，金赛夫妇作为能直接回答“难题”的家长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不时有邻居朋友登门请教。不仅如此，三个孩子也成了很受伙伴们欢迎的求助对象。但是，金赛很快发现，这种小范围的改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让这位生物学教授十分愤怒的是，他的学生，那些堂堂的生物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对于性几乎一无所知!
于是，利用和学生一起外出考察的机会，他和充满求知欲的学生们探讨了很多相关问题。例如，自慰对于身体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性欲是很正常的一种欲望等。在普通生物学课上，他也开始穿插一些性的资料，或与研究生私下讨论性问题。有研究人员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金赛已经开始进行他的性学资料收集工作——一边为学生答疑解惑，一边了解并记录学生们的经历。
到1938年，新校长威尔士广开言路时，校园里开始有学生反映，大学里应当有性教育课程。这种呼吁和金赛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已经为此考虑好几年了。金赛会不会就是借此机会完成了从生物学家到性学家的华丽转身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