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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多年间，常州文化系统有个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颇有成就的艺术家、演出家，50多岁功成名就之时，就过早地匆匆告别了人世，留下了许多遗憾，令人唏嘘不已。
说起来，有一串名单：张宇清、张鸣春、阎建明、尤小听、熊登贵、殷延平、吕雅白……也是机缘巧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54岁那年离开的。
张宇清，是走得较早的一位，他走于新旧世纪交汇之时：2000年。
张宇清（1946年-2000年），是常州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剧作家之一。他曾先后在沪剧团、滑稽剧团和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担任编剧，曾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喜剧（小品）研究会副主席、常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常州市第九届政协常委及文化组副组长、常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也是中国曹禺戏剧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全国文华奖、田汉文学奖、紫金奖获得者。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常州滑稽剧团曾因好戏连台、出人出戏走正路而红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江苏省文化厅及时总结“常滑现象”，并向全省文化界宣传推广。时任省厅厅长、著名剧作家王鸿专门撰文指出：事在人为，常州滑稽剧团所以取得如此成果，源于有“三张王牌”。
三张王牌是指当时常州滑稽剧团的三个人，这三个人都姓张。
其一，是有个有才华的编剧：张宇清；其二，有个懂业务、善管理的团长：张永生；其三，有个极富表演才能的演员张克勤。
剧团靠演戏吃饭，演戏的前提是要有好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是剧团的饭碗和箱底，也是灵魂。所以，编剧张宇清排在三张王牌的首位。
剧团有老话：或是戏保人，或是人保戏。
戏保人，说的是有了好剧本，即使演员差了些，也都能过得去，受到观众的欢迎，甚至能给演员带来荣誉。确实有些本来不出名的演员，因为演了两个好剧本，人们记住了他（她），还得了奖，扩大了影响，晋升了职称。因此，能够得到好剧本，是所有演员的梦想。
人保戏，是说剧本不怎么样，甚至很烂，但演员很棒，甚至是明星演员，也能受到欢迎。人们不是奔着戏来的，而是冲着演员来的。戏演完了，观众不记得剧情，只记得演员。但这只能偶尔为之，不能成为家常便饭，剧本老是不好，再好的演员，时间久了，也会跟着栽跟斗，也没有多少好演员愿意拿自己的艺术前途当儿戏。
由此可见一个好编剧的分量。
凡是搞舞台戏剧艺术的都心知肚明：好剧本，是要有缘分的，可遇而不可求。有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一辈子也就一出、两出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辉煌艺术人生的基础。
我奉调到文化局工作后才结识张宇清。在那以后的十多年里，张宇清竟然接二连三地创作了一系列的好剧本，非但为滑稽戏列入“正册”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全国戏剧界的地位，而且还造就了两位中国梅花奖演员：张克勤和殷延平。那才是真正的一代“芳华”。
张宇清是老三届高中生，与千百万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但他热爱写作，从1974年起，开始在省、市刊物、报纸上陆续发表小说、散文，几年间竟发表文字320万字，崭露头角。
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小说，擅长故事结构，以情节取胜，深受欢迎。他的《秋水鸳鸯》曾获1989年江苏省《乐园》杂志金杯奖；小说《仇人眼里出西施》获1990年江苏省出版社小说一等奖。
也因为这些本钱，他在回城后进入文化系统当起了剧团编剧。厚积薄发，从1982年起，他创作、发表和上演了十多部大型滑稽戏，屡屡斩获大奖：
《乐在其中》获1984年江苏省青年会演优秀剧目一等奖；
《土裁缝与洋小姐》获1986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剧本奖；
《多情的小和尚》获1989年第五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全国优秀剧本奖）、田汉文学奖、“兆丰杯”文学奖、1990年江苏省紫金奖、1992年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奖（优秀剧本奖）；
《两个男人一颗心》获1991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剧本奖；
《诸葛亮与小皮匠》获1993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剧本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龙子龙孙》获1996年第二届江苏省滑稽戏节优秀剧本奖；
《我要做好孩子》获全国文华奖。
同时，他的《乐在其中》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电视剧《阳台变奏曲》；《土裁缝与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同名电影。
他的许多剧作都曾在全国《剧本》月刊等最高权威杂志发表。199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还专门为他出版了《张宇清剧作选》。
为此，他在1987年获常州市政府“晋升一级工资”奖励；
1989年获常州市政府“七五立功”奖章；
1991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面对荣誉和鲜花，他是很清醒的。我保留着当年他去省里参加创作研讨班时给我的来信，其中他写道：
“我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一开始其实是个不会写戏的人，我只会讲故事，但对舞台真是一窍不通。我很庆幸我身处于局里这个优秀团结的创作团队，有那么多领导和老行家、老剧作家在帮我。正是这个团队的集体智慧成全了我，我无以报答啊！……几个剧本，我最初拿出来的初稿，再对照一下最后的定稿，其中经过了数十次的讨论修改，已经面目全非了，而最后的榮誉却都给了我，惭愧惭愧……”
1989年，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归来后，约我在清潭的一家小饭店吃晚饭。他不会喝酒，破例喝了一两黄酒。
席间，他说剧本太难写了，说这次得了大奖，下个本子都拿不出手了，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了，真有点诚惶诚恐。
我说别多想，也别打退堂鼓，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他叹苦经： “一个本子出来，众口难调，方方面面都有意见。”
“说说，都有哪些意见？”
“专家说要加强文学性、艺术性；团长说要符合形势、符合市场需要，要赚钱；局里说要主旋律；老编剧说要加强通俗性；老演员说要增加噱头，一场演出两个小时起码要让观众笑350次；青年演员则要求增加他们的戏份和台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唉！怎么弄？四不像。”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都要听，博采众长嘛。”
“这就对了，长，你就采；不长，你就不采嘛。”
“不采行吗？”
“你是编剧，你自己定。”
“自作主张？”
“是！”
他想了一想，突然一拍大腿：“对，博采众长，自作主张！”
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后来，他应约写了一篇创作经验，题目就是《博采众长，自作主张》。
在以后的多次叙谈中，我得知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他说在外人的眼里，他生活得很光鲜，荣誉等身、光环耀眼，其实他很孤独，也很痛苦。
问起究竟，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夫妻已经分开，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得过且过，已经谈不上生活质量；二是他有多年的老毛病，老慢支加哮喘，有时病一来，又咳又喘，透不过气，比死都难受。
他的夫人我也认识，也是知青，当年是爱好舞蹈的一个文艺青年，非常活跃，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志同道合，怎么会……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后来他又有一段短暂的婚姻，不久也宣告破裂。
夫妻间的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外人不便多问，只能安慰、鼓励，如此而已。
他创造了许多生动的舞台形象，观众都似曾相识，因为这些人物在生活中似乎司空見惯，鲜活的个性、幽默的语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给观众讲述着自己的心事和烦恼，引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却又使人们陷入深思。但张宇清自己多次坦言：“我笑得并不开心，并不自然，因为我内心很苦。我年纪不大，但已满脸皱纹，生活给我的波折太多，我的心里经常流泪。”
1996年，他五十大寿。按预先的约定，他母亲在当天精心准备了两桌酒菜，把亲戚们都请了过来，可是他却没有出现。他在外地的一家招待所里，正挖空心思地修改着一个剧本。后来问起，他无比懊丧地回答：“忘了。”
说到他的病，大家都知道。平时他不发病，喉咙里都有“呲呲”声，止咳的各种药，他经常随身携带。
我调离文化局后不久，就接到他突然去世的噩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是真的。
他死于他的老毛病和孤独。人们发现他时，他早已无声无息了。
原来的同事告诉我，2000年的小年夜，他一个人在家，人蜷缩在床上，一只手还抓在喉咙口，可能是发病了，憋气，难受，无力起身呼救，一大口痰也无力咳出，走了。
只要家里还有一个人，只要能打出一个电话，只要有人给他拍出那口痰，只要能给他喂上救命的药，他就能活着。可惜，这些“只要”都不存在。
他54岁那年走了，至今18年了。
18年，他能写出多少好剧本啊！
说起来，有一串名单：张宇清、张鸣春、阎建明、尤小听、熊登贵、殷延平、吕雅白……也是机缘巧合，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54岁那年离开的。
张宇清，是走得较早的一位，他走于新旧世纪交汇之时：2000年。
张宇清（1946年-2000年），是常州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剧作家之一。他曾先后在沪剧团、滑稽剧团和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担任编剧，曾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喜剧（小品）研究会副主席、常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常州市第九届政协常委及文化组副组长、常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也是中国曹禺戏剧奖、全国优秀剧本奖、全国文华奖、田汉文学奖、紫金奖获得者。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末，常州滑稽剧团曾因好戏连台、出人出戏走正路而红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江苏省文化厅及时总结“常滑现象”，并向全省文化界宣传推广。时任省厅厅长、著名剧作家王鸿专门撰文指出：事在人为，常州滑稽剧团所以取得如此成果，源于有“三张王牌”。
三张王牌是指当时常州滑稽剧团的三个人，这三个人都姓张。
其一，是有个有才华的编剧：张宇清；其二，有个懂业务、善管理的团长：张永生；其三，有个极富表演才能的演员张克勤。
剧团靠演戏吃饭，演戏的前提是要有好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是剧团的饭碗和箱底，也是灵魂。所以，编剧张宇清排在三张王牌的首位。
剧团有老话：或是戏保人，或是人保戏。
戏保人，说的是有了好剧本，即使演员差了些，也都能过得去，受到观众的欢迎，甚至能给演员带来荣誉。确实有些本来不出名的演员，因为演了两个好剧本，人们记住了他（她），还得了奖，扩大了影响，晋升了职称。因此，能够得到好剧本，是所有演员的梦想。
人保戏，是说剧本不怎么样，甚至很烂，但演员很棒，甚至是明星演员，也能受到欢迎。人们不是奔着戏来的，而是冲着演员来的。戏演完了，观众不记得剧情，只记得演员。但这只能偶尔为之，不能成为家常便饭，剧本老是不好，再好的演员，时间久了，也会跟着栽跟斗，也没有多少好演员愿意拿自己的艺术前途当儿戏。
由此可见一个好编剧的分量。
凡是搞舞台戏剧艺术的都心知肚明：好剧本，是要有缘分的，可遇而不可求。有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一辈子也就一出、两出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辉煌艺术人生的基础。
我奉调到文化局工作后才结识张宇清。在那以后的十多年里，张宇清竟然接二连三地创作了一系列的好剧本，非但为滑稽戏列入“正册”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他在全国戏剧界的地位，而且还造就了两位中国梅花奖演员：张克勤和殷延平。那才是真正的一代“芳华”。
张宇清是老三届高中生，与千百万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但他热爱写作，从1974年起，开始在省、市刊物、报纸上陆续发表小说、散文，几年间竟发表文字320万字，崭露头角。
他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小说，擅长故事结构，以情节取胜，深受欢迎。他的《秋水鸳鸯》曾获1989年江苏省《乐园》杂志金杯奖；小说《仇人眼里出西施》获1990年江苏省出版社小说一等奖。
也因为这些本钱，他在回城后进入文化系统当起了剧团编剧。厚积薄发，从1982年起，他创作、发表和上演了十多部大型滑稽戏，屡屡斩获大奖：
《乐在其中》获1984年江苏省青年会演优秀剧目一等奖；
《土裁缝与洋小姐》获1986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剧本奖；
《多情的小和尚》获1989年第五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全国优秀剧本奖）、田汉文学奖、“兆丰杯”文学奖、1990年江苏省紫金奖、1992年江苏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奖（优秀剧本奖）；
《两个男人一颗心》获1991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剧本奖；
《诸葛亮与小皮匠》获1993年江苏省新剧目调演优秀剧本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龙子龙孙》获1996年第二届江苏省滑稽戏节优秀剧本奖；
《我要做好孩子》获全国文华奖。
同时，他的《乐在其中》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电视剧《阳台变奏曲》；《土裁缝与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同名电影。
他的许多剧作都曾在全国《剧本》月刊等最高权威杂志发表。199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还专门为他出版了《张宇清剧作选》。
为此，他在1987年获常州市政府“晋升一级工资”奖励；
1989年获常州市政府“七五立功”奖章；
1991年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面对荣誉和鲜花，他是很清醒的。我保留着当年他去省里参加创作研讨班时给我的来信，其中他写道：
“我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一开始其实是个不会写戏的人，我只会讲故事，但对舞台真是一窍不通。我很庆幸我身处于局里这个优秀团结的创作团队，有那么多领导和老行家、老剧作家在帮我。正是这个团队的集体智慧成全了我，我无以报答啊！……几个剧本，我最初拿出来的初稿，再对照一下最后的定稿，其中经过了数十次的讨论修改，已经面目全非了，而最后的榮誉却都给了我，惭愧惭愧……”
1989年，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归来后，约我在清潭的一家小饭店吃晚饭。他不会喝酒，破例喝了一两黄酒。
席间，他说剧本太难写了，说这次得了大奖，下个本子都拿不出手了，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了，真有点诚惶诚恐。
我说别多想，也别打退堂鼓，一切归零，从头再来。
他叹苦经： “一个本子出来，众口难调，方方面面都有意见。”
“说说，都有哪些意见？”
“专家说要加强文学性、艺术性；团长说要符合形势、符合市场需要，要赚钱；局里说要主旋律；老编剧说要加强通俗性；老演员说要增加噱头，一场演出两个小时起码要让观众笑350次；青年演员则要求增加他们的戏份和台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唉！怎么弄？四不像。”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都要听，博采众长嘛。”
“这就对了，长，你就采；不长，你就不采嘛。”
“不采行吗？”
“你是编剧，你自己定。”
“自作主张？”
“是！”
他想了一想，突然一拍大腿：“对，博采众长，自作主张！”
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后来，他应约写了一篇创作经验，题目就是《博采众长，自作主张》。
在以后的多次叙谈中，我得知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他说在外人的眼里，他生活得很光鲜，荣誉等身、光环耀眼，其实他很孤独，也很痛苦。
问起究竟，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夫妻已经分开，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得过且过，已经谈不上生活质量；二是他有多年的老毛病，老慢支加哮喘，有时病一来，又咳又喘，透不过气，比死都难受。
他的夫人我也认识，也是知青，当年是爱好舞蹈的一个文艺青年，非常活跃，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志同道合，怎么会……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后来他又有一段短暂的婚姻，不久也宣告破裂。
夫妻间的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外人不便多问，只能安慰、鼓励，如此而已。
他创造了许多生动的舞台形象，观众都似曾相识，因为这些人物在生活中似乎司空見惯，鲜活的个性、幽默的语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给观众讲述着自己的心事和烦恼，引得满场观众哈哈大笑，却又使人们陷入深思。但张宇清自己多次坦言：“我笑得并不开心，并不自然，因为我内心很苦。我年纪不大，但已满脸皱纹，生活给我的波折太多，我的心里经常流泪。”
1996年，他五十大寿。按预先的约定，他母亲在当天精心准备了两桌酒菜，把亲戚们都请了过来，可是他却没有出现。他在外地的一家招待所里，正挖空心思地修改着一个剧本。后来问起，他无比懊丧地回答：“忘了。”
说到他的病，大家都知道。平时他不发病，喉咙里都有“呲呲”声，止咳的各种药，他经常随身携带。
我调离文化局后不久，就接到他突然去世的噩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是真的。
他死于他的老毛病和孤独。人们发现他时，他早已无声无息了。
原来的同事告诉我，2000年的小年夜，他一个人在家，人蜷缩在床上，一只手还抓在喉咙口，可能是发病了，憋气，难受，无力起身呼救，一大口痰也无力咳出，走了。
只要家里还有一个人，只要能打出一个电话，只要有人给他拍出那口痰，只要能给他喂上救命的药，他就能活着。可惜，这些“只要”都不存在。
他54岁那年走了，至今18年了。
18年，他能写出多少好剧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