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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灏喜欢跟数据打交道，他从数据里看到了商机，也看到了人性，更重要的是，他在以數据为生的过程中，得到了认可和思考，也获得了成长
“数据是石油，以前一个木头车动不了，加了石油之后它动得好快，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快的汽车或者火车，或者变成飞机。”周灏以此比喻“数据”，按照他更抽象的理解，如果互联网本身是把人跟人之间、人的各个环境与不同物体之间的物理环境打破了，那么，“数据做什么？ 我认为数据更多从时间维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人依靠自己的经验来解决问题，但人毕竟是有限的，你的知识框架是有限的，你周围的这些判断依据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效率是低下的。而‘数据 模型’可以预测将来的N种可能性，从中推选出最有效率、正确性相对高的一种，这将极大提高人们做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如果整个过程以自动化的形式来实现，那瞬间就能让这件事变得非常高效。”
他想到更深远的意义，“各行各业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或者换句话说，我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商业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人工智能也好，什么也好，它要创造一个人新的需求有可能，但是会比较难。但它改造人本来的需求是容易的。”周灏觉得，数据也好，模型也好，技术也好，没有办法去改变人性里面的东西，也不是要泯灭人性，而是要对行业产生新的增加的价值。这也是周灏选择创业的初衷，“如果没有创造价值，创业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在需要赋能各行各业的宏大命题下，周灏必须找到最有商业价值的切入点。他看到了两个趋势，第一个是金融的趋势，“金融基本上只有数字，钱也是数字，所以它天然是非常适合去做数据驱动”，而且，“金融跟各行各业连接了，所以它天然可以从金融再延展到其他行业，去赋能其他行业”，而接下来10年、20年、30年，数据将被各行各业深度接受，“或者大家开始相信数据这个东西了”，数据才真正具有无限的价值。
在此过程中，周灏给自己和量化派定下的价值使命是：首先解决金融机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巨大鸿沟与失衡。
中国正步入消费社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迅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估计接近6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2万亿，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金融市场。
消费金融的发展意味着，金融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冰冷面孔，在“去中心化”模式下，它终将与生活化的场景融为一体，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周到的服务。
在资本和政策推动下，各类玩家进入消费金融领域。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消费金融的风险如何控制？如果风控做不好，中国消费金融就好比是在沙地上起高楼，而消费社会也终将折戟在半道上。
风控的关键是建立全民征信体系。美国从上个世纪20年代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后，到上个世纪60年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由此奠定了美国消费社会的发展。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征信体系，这将制约消费金融的发展。
AI和大数据技术正在赋能中国征信体系的建立。以量化派为代表之一的互联网大数据创业公司正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中国在征信领域对美国实行弯道超车。在周灏的创业过程中，他看到“以前的金融行业跟整个国家都在发生一些改变，包括整个人类生产模式的改变”。这让他感到震撼，也感到赶上了时代机遇。
消费金融事实上是一套赊账购物模式，它起源于美国上世纪20世纪的大众消费时期。1920年，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写着“先购物，后付款”的金属徽章筹码，到1949年，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发现了这种赊账购物模式背后的第三方信用消费市场商机。1950年，弗兰克与好友斯耐德合作创立了“大莱俱乐部”，世界上第一张信用卡诞生。1958年，美国运通公司发行了运通卡，到1959年，美国Visa卡的前身BankAmericard出现。其后，MasterCard、AE、MBNA、CapitalOne、DiscoverCard等信用卡巨头相继出现，培育了美国超前消费的社会心理，对推动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信用卡是一种信用消费，它有赖于建立全社会完善的征信系统。上个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征信公司曾一度多达2200多家。征信系统的完善是美国人敢于超前消费的重要条件。没有征信系统就没有办法贷款，没有贷款也就没有超前消费。美国征信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大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个人征信领域，艾可飞（Equifax）、益博睿（Experian）和全联（TransUnion）三大巨头已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
周灏在2002年刚到美国莱斯大学去攻读博士时就已经感受到美国社会信用消费系统的强大，“我在中国的时候，本科毕业之前，我感觉在我生活中没有金融，用到最多的是现金和储蓄卡。2002年，我到了美国后，第一个感受是发现金融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刚到美国还没有几天，周灏就凭自己的美国社保号成功申请到了信用卡。他拿信用卡在网上买笔记本电脑，申请车贷买车，甚至结婚时给太太买戒指都是用的信用卡。“不像中国，你说要办个婚礼，得存好久钱”，“我觉得金融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7年，周灏毕业，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当时，他在休斯顿，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国的石油公司，周灏可以选择去学校教书，也可以选择去石油公司。但是，他内心却对金融很感兴趣，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感觉很遥远的金融，在美国却这么方便。
周灏的一个师兄告诉他，金融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在人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背后都是机器在算，他觉得很有意思。“很多学数学、学物理的人都去金融机构工作，所以，我就选择去金融公司工作。” 到金融公司上班后， 周灏被美国金融机构的效率和成本所震撼了。他进入的这家金融公司就是世界上第一家用信息技术来全面驱动公司业务发展的CapitalOne（第一资本），目前是美国第六大零售银行。
“我去银行工作发现其实背后就是数据，就是模型，就是自己在运作，这是我第一个震撼的地方；第二个震撼的地方是，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上万人做的事情，我们靠两三百个工程师就能做到，这是两个数量级的提升”；周灏的第三个“震撼”也成为他后来回国创业的切入点，“（整个金融行业）朝着数据驱动、人工智能的方向进展的速度是超乎大家想象的”。
周灏在CapitalOne负责量化系统搭建和风控模式搭建。那时，量化派联合创始人王倪也在CapitalOne工作，担任高级统计师。他们俩比较谈得来，迅速成为了朋友。在CapitalOne工作期间，周灏构建了第一资本首个基于交易行为的亿级用户市场策略，王倪也构建了一套千万级用户信用交易行为反欺诈模型及策略。
后来，王倪去了谷歌纽约研究院，担任资深数据科学家。而周灏则先后去了摩根斯坦利、巴克莱银行，分别担任量化分析师和副总裁。在华尔街工作的丰厚工资让周灏在美国过上了安稳富足的生活。直到2011年的一天，宜信的创始人唐宁给周灏打电话，试图挖他回国创业，为宜信建立数据体系。周灏找王倪商量，两人觉得应该做一个线上金融技术平台，就拒绝了唐宁。让周灏没有想到的是，2015年12月，唐宁的宜人贷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IPO的P2P公司。唐宁这次不成功的邀约，让周灏了解到国内在线放贷市场还处于初创时期。但这并不是周灏想要切入的细分市场，他的“野心”更大。
2012年5月，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周灏与集团一位最高级别的华人MD团建午餐时闲聊国内创业风潮。周灏一时被打动，他仿佛看到了未来世界向他打开一扇门，他想要走进去构建一个为新世界赋能的基底，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我不想做一颗螺丝钉，在很小的范围内贡献一块专业知识，而且我有一种冲动，想去看到我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空间，能产生多大价值，这也是我不愿意做学术的原因。做学术产生的价值一般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看得到结果，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肯定要创业的人。我如果看到机会不跳进去肯定接受不了，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冲动。”
这种冲动下，周灏在量化派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未来愿景，“用数据改变世界”，专注于人工智能核心“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量化派也成为国内首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链接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科技公司。
当时，支付宝余额宝刚上线半年左右，一年内，余额宝用户数超过1亿，规模超过57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货币基金。随后，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多家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甚至三大通信运营商都纷纷推出“宝宝类”理财产品。2014年春节期间，腾讯微信推出“抢红包”功能，2014年2月，京东推出“白条”服务，为用户提供1.5万元人民币额度以内的消费信贷，随后，支付宝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推出类似“京东白条”的“花呗”，并且成功接入大众点评、当当、亚马逊等40家外部平台。互联网金融市场火了起来。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类似量化派的公司出现，例如2008年成立的Credit karma公司、2009年成立的ZestFinance公司、2012年成立并于2014年5月上线的Upstart公司，此外还有SCOR！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通过不同的在线渠道搜集用户行为数据，构建数据模型为用户信用打分，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在这些机构中最有名的是ZestFinance，它由前Google副总裁道格拉斯·梅瑞尔（Douglas Merrill）和Capital One的前信贷部高级主管肖恩·卜德（Shawn Budde）联合创建，2013年7月，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 在C轮向ZestFinance投资2000万美元；2015年、2016年京东金融和百度也先后投资了ZestFinance。其中，京东还与ZestFinance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JD-ZestFinance Gaia。
周灏成功地抓住了行业趋势和国内需求，而政策也在加持征信行业发展。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同意八家社会机构（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拉卡拉信用、北京华道征信）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同年6月，国务院会议指出，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
根据央行征信系统信息，截至2016年底，中国约有五亿人没有征信记录，无法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在美国，只有5000万成年人没有征信记录。中国征信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机会，这对于量化派来说，充满机遇。
2016年，在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量化派加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它其实不存在说一个突变，人工智能本身也是模型的一个发展阶段和往后走的一步而已。”但这一步，却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更好地挖掘金融及其他行业的本质。比如金融的本质，一是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风险确定的情况下，让资源配置得更好、更优、效率更高；二是解决不确定性。基于这样的逻辑，周灏希望量化派未来能够在三方面有所作为，用技术精准定义用户的需求，解决市场痛点，获取新的商业机会；用金融行业经验帮助其他行业解决痛点；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提高全行业运营效率。
目前量化派的消费场景已经触达了3C、旅游、购物、游戏、出行等多個互联网领域，如通过去哪儿网、新氧、城市交通一卡通等产品和服务平台，搭建了多层次的互联网消费场景，“我们看到数据技术的魅力，让信用也好，金融也好，跟人结合在这里面，它也可以让一个以前根本不可思议的公司，在短时间内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头羊。”
周灏想到更大的价值，是让数据“被用的次数越多”，“它的价值被挖掘得更好，反过来在挖掘过程中可能还有新的数据进来，它价值也会变得更大。原始数据待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分析，没被挖掘，没被应用，本身是没有价值。”而在数据开放成为必然的未来，周灏还是会只做那个“赋能者”。
他以理性的心智和睿智的逻辑推动“数据赋能各行各业”的宏大愿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他成为当仁不让的弄潮儿。他在数据之上真正挖掘人类的潜在需求和行业的潜在价值。他所创办的公司量化派在短短四年间也成为商业数据智能变革领导者。他是周灏。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数据是什么？
“数据是石油，以前一个木头车动不了，加了石油之后它动得好快，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快的汽车或者火车，或者变成飞机。”周灏以此比喻“数据”，按照他更抽象的理解，如果互联网本身是把人跟人之间、人的各个环境与不同物体之间的物理环境打破了，那么，“数据做什么？ 我认为数据更多从时间维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人依靠自己的经验来解决问题，但人毕竟是有限的，你的知识框架是有限的，你周围的这些判断依据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效率是低下的。而‘数据 模型’可以预测将来的N种可能性，从中推选出最有效率、正确性相对高的一种，这将极大提高人们做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如果整个过程以自动化的形式来实现，那瞬间就能让这件事变得非常高效。”
他想到更深远的意义，“各行各业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或者换句话说，我认为人类的需求和商业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人工智能也好，什么也好，它要创造一个人新的需求有可能，但是会比较难。但它改造人本来的需求是容易的。”周灏觉得，数据也好，模型也好，技术也好，没有办法去改变人性里面的东西，也不是要泯灭人性，而是要对行业产生新的增加的价值。这也是周灏选择创业的初衷，“如果没有创造价值，创业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在需要赋能各行各业的宏大命题下，周灏必须找到最有商业价值的切入点。他看到了两个趋势，第一个是金融的趋势，“金融基本上只有数字，钱也是数字，所以它天然是非常适合去做数据驱动”，而且，“金融跟各行各业连接了，所以它天然可以从金融再延展到其他行业，去赋能其他行业”，而接下来10年、20年、30年，数据将被各行各业深度接受，“或者大家开始相信数据这个东西了”，数据才真正具有无限的价值。
在此过程中，周灏给自己和量化派定下的价值使命是：首先解决金融机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巨大鸿沟与失衡。
中国正步入消费社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迅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消费金融市场规模估计接近6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2万亿，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金融市场。
消费金融的发展意味着，金融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冰冷面孔，在“去中心化”模式下，它终将与生活化的场景融为一体，并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周到的服务。
在资本和政策推动下，各类玩家进入消费金融领域。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消费金融的风险如何控制？如果风控做不好，中国消费金融就好比是在沙地上起高楼，而消费社会也终将折戟在半道上。
风控的关键是建立全民征信体系。美国从上个世纪20年代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后，到上个世纪60年代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由此奠定了美国消费社会的发展。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覆盖全民的征信体系，这将制约消费金融的发展。
AI和大数据技术正在赋能中国征信体系的建立。以量化派为代表之一的互联网大数据创业公司正通过技术手段帮助中国在征信领域对美国实行弯道超车。在周灏的创业过程中，他看到“以前的金融行业跟整个国家都在发生一些改变，包括整个人类生产模式的改变”。这让他感到震撼，也感到赶上了时代机遇。
时代机会
消费金融事实上是一套赊账购物模式，它起源于美国上世纪20世纪的大众消费时期。1920年，美国开始出现一种写着“先购物，后付款”的金属徽章筹码，到1949年，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发现了这种赊账购物模式背后的第三方信用消费市场商机。1950年，弗兰克与好友斯耐德合作创立了“大莱俱乐部”，世界上第一张信用卡诞生。1958年，美国运通公司发行了运通卡，到1959年，美国Visa卡的前身BankAmericard出现。其后，MasterCard、AE、MBNA、CapitalOne、DiscoverCard等信用卡巨头相继出现，培育了美国超前消费的社会心理，对推动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信用卡是一种信用消费，它有赖于建立全社会完善的征信系统。上个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征信公司曾一度多达2200多家。征信系统的完善是美国人敢于超前消费的重要条件。没有征信系统就没有办法贷款，没有贷款也就没有超前消费。美国征信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大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个人征信领域，艾可飞（Equifax）、益博睿（Experian）和全联（TransUnion）三大巨头已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
周灏在2002年刚到美国莱斯大学去攻读博士时就已经感受到美国社会信用消费系统的强大，“我在中国的时候，本科毕业之前，我感觉在我生活中没有金融，用到最多的是现金和储蓄卡。2002年，我到了美国后，第一个感受是发现金融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刚到美国还没有几天，周灏就凭自己的美国社保号成功申请到了信用卡。他拿信用卡在网上买笔记本电脑，申请车贷买车，甚至结婚时给太太买戒指都是用的信用卡。“不像中国，你说要办个婚礼，得存好久钱”，“我觉得金融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7年，周灏毕业，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当时，他在休斯顿，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国的石油公司，周灏可以选择去学校教书，也可以选择去石油公司。但是，他内心却对金融很感兴趣，他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感觉很遥远的金融，在美国却这么方便。
周灏的一个师兄告诉他，金融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在人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背后都是机器在算，他觉得很有意思。“很多学数学、学物理的人都去金融机构工作，所以，我就选择去金融公司工作。” 到金融公司上班后， 周灏被美国金融机构的效率和成本所震撼了。他进入的这家金融公司就是世界上第一家用信息技术来全面驱动公司业务发展的CapitalOne（第一资本），目前是美国第六大零售银行。
“我去银行工作发现其实背后就是数据，就是模型，就是自己在运作，这是我第一个震撼的地方；第二个震撼的地方是，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上万人做的事情，我们靠两三百个工程师就能做到，这是两个数量级的提升”；周灏的第三个“震撼”也成为他后来回国创业的切入点，“（整个金融行业）朝着数据驱动、人工智能的方向进展的速度是超乎大家想象的”。
周灏在CapitalOne负责量化系统搭建和风控模式搭建。那时，量化派联合创始人王倪也在CapitalOne工作，担任高级统计师。他们俩比较谈得来，迅速成为了朋友。在CapitalOne工作期间，周灏构建了第一资本首个基于交易行为的亿级用户市场策略，王倪也构建了一套千万级用户信用交易行为反欺诈模型及策略。
后来，王倪去了谷歌纽约研究院，担任资深数据科学家。而周灏则先后去了摩根斯坦利、巴克莱银行，分别担任量化分析师和副总裁。在华尔街工作的丰厚工资让周灏在美国过上了安稳富足的生活。直到2011年的一天，宜信的创始人唐宁给周灏打电话，试图挖他回国创业，为宜信建立数据体系。周灏找王倪商量，两人觉得应该做一个线上金融技术平台，就拒绝了唐宁。让周灏没有想到的是，2015年12月，唐宁的宜人贷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IPO的P2P公司。唐宁这次不成功的邀约，让周灏了解到国内在线放贷市场还处于初创时期。但这并不是周灏想要切入的细分市场，他的“野心”更大。
2012年5月，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周灏与集团一位最高级别的华人MD团建午餐时闲聊国内创业风潮。周灏一时被打动，他仿佛看到了未来世界向他打开一扇门，他想要走进去构建一个为新世界赋能的基底，于是他决定回国创业。“我不想做一颗螺丝钉，在很小的范围内贡献一块专业知识，而且我有一种冲动，想去看到我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空间，能产生多大价值，这也是我不愿意做学术的原因。做学术产生的价值一般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看得到结果，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肯定要创业的人。我如果看到机会不跳进去肯定接受不了，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冲动。”
商业数据智能变革
这种冲动下，周灏在量化派成立之初就设立了未来愿景，“用数据改变世界”，专注于人工智能核心“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量化派也成为国内首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链接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的科技公司。
当时，支付宝余额宝刚上线半年左右，一年内，余额宝用户数超过1亿，规模超过57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货币基金。随后，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多家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甚至三大通信运营商都纷纷推出“宝宝类”理财产品。2014年春节期间，腾讯微信推出“抢红包”功能，2014年2月，京东推出“白条”服务，为用户提供1.5万元人民币额度以内的消费信贷，随后，支付宝在淘宝和天猫平台上推出类似“京东白条”的“花呗”，并且成功接入大众点评、当当、亚马逊等40家外部平台。互联网金融市场火了起来。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类似量化派的公司出现，例如2008年成立的Credit karma公司、2009年成立的ZestFinance公司、2012年成立并于2014年5月上线的Upstart公司，此外还有SCOR！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通过不同的在线渠道搜集用户行为数据，构建数据模型为用户信用打分，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在这些机构中最有名的是ZestFinance，它由前Google副总裁道格拉斯·梅瑞尔（Douglas Merrill）和Capital One的前信贷部高级主管肖恩·卜德（Shawn Budde）联合创建，2013年7月，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 在C轮向ZestFinance投资2000万美元；2015年、2016年京东金融和百度也先后投资了ZestFinance。其中，京东还与ZestFinance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JD-ZestFinance Gaia。
周灏成功地抓住了行业趋势和国内需求，而政策也在加持征信行业发展。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同意八家社会机构（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拉卡拉信用、北京华道征信）开展个人征信业务；同年6月，国务院会议指出，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
根据央行征信系统信息，截至2016年底，中国约有五亿人没有征信记录，无法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在美国，只有5000万成年人没有征信记录。中国征信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机会，这对于量化派来说，充满机遇。
2016年，在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量化派加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它其实不存在说一个突变，人工智能本身也是模型的一个发展阶段和往后走的一步而已。”但这一步，却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更好地挖掘金融及其他行业的本质。比如金融的本质，一是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风险确定的情况下，让资源配置得更好、更优、效率更高；二是解决不确定性。基于这样的逻辑，周灏希望量化派未来能够在三方面有所作为，用技术精准定义用户的需求，解决市场痛点，获取新的商业机会；用金融行业经验帮助其他行业解决痛点；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提高全行业运营效率。
目前量化派的消费场景已经触达了3C、旅游、购物、游戏、出行等多個互联网领域，如通过去哪儿网、新氧、城市交通一卡通等产品和服务平台，搭建了多层次的互联网消费场景，“我们看到数据技术的魅力，让信用也好，金融也好，跟人结合在这里面，它也可以让一个以前根本不可思议的公司，在短时间内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领头羊。”
周灏想到更大的价值，是让数据“被用的次数越多”，“它的价值被挖掘得更好，反过来在挖掘过程中可能还有新的数据进来，它价值也会变得更大。原始数据待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分析，没被挖掘，没被应用，本身是没有价值。”而在数据开放成为必然的未来，周灏还是会只做那个“赋能者”。
他以理性的心智和睿智的逻辑推动“数据赋能各行各业”的宏大愿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他成为当仁不让的弄潮儿。他在数据之上真正挖掘人类的潜在需求和行业的潜在价值。他所创办的公司量化派在短短四年间也成为商业数据智能变革领导者。他是周灏。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