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3日，陕西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1974年，袁仲一在这里发掘兵马俑，亲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马俑考古中生代的领头人是43岁的许卫红，她是第三次挖掘的执行领队;30岁、北大毕业的邵文斌也因为头次参与挖掘，进入考古事业真正入门的转折点。这天，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兵马俑考古事业35年的完整历程。
　　这一天也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一大早，77岁的袁仲一站在西安建国路上的家门口等车。他要赶往几十公里外的临潼，进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过去30多年里，他和这里的每一个陶俑都很熟络，每寸泥土下面都有他的脚印。1963年，袁仲一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10多年后，他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30年来，他被学界赞誉为“兵马俑之父”。
　　这天，袁仲一前去参加一号兵马俑坑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是一号坑继1974 年和1986年两次挖掘之后的第三次了。他亲历了几十年的挖掘工作，这次，已经退休的袁仲一只是指导者。
　　第三次挖掘的重任交给了此次考古队的执行领队许卫红。这天，43岁的许卫红在一号坑北部从东向西的第四个探方内，干练地协调挖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1985年，高考填报志愿前，许卫红早晨跑操时，广播里正在播放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去世的消息。问了老师之后，才知道“鼐”就是鼎的意思，她下定决心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20 多年后，她坚持下来，不过挖掘的不是鼎，而是俑。
　　许卫红有10多名手下参与挖掘，除了4个考古队员、4位文保队员外，还有8名技工，邵文斌是考古队员之一。200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前夕，邵文斌依然在犹豫，究竟是留在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还是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西安离家近，最后，他做出了“比较没有出息”的选择。工作6年后，这名小伙子才真正迎来考古生涯的实战机会。

“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历史把发现留给这代人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束世潋。他告诉记者，先生的一句“做研究不要学李闯王，要学八路军”让他受益终身。这话的意思是要先占领一块根据地，再慢慢扩大，最后连成一片。袁仲一离开上海前，束先生叮嘱他：“给你5年时间，看你能不能占领根据地。
　　1974年，作为第一支秦俑考古队的成员，袁仲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阵地”将会是深埋地下2000年的庞大军阵，更不会想到这个数千兵马俑的阵地的挖掘工作几十年后还在继续。
　　历史上曾经有30余次人们见到过兵马俑，每次又都失之交臂。最终历史把兵马俑的惊世发现留给了袁仲一这代人。此后，他在学界被赋予“兵马俑之父”的称号。
　　以兵马俑为“根据地”，袁仲一对古代兵法和古文字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次发掘准备阶段，刚刚揭开覆盖在外的塑料布时，许卫红在T23号探方西南侧的隔梁上发现了一处环形印记。许卫红翻阅了一号坑第一次的发掘报告，也有类似的记录却没说清楚，这个直径达60 厘米的环到底是什么？
　　看过这个木环遗迹之后，袁仲一表示，三号坑也曾有木环，但中间还有圆形的盖子，“当时推测是华盖，级别较高的车上才会有华盖。”袁仲一说。
　　事实上，这组兵马俑已经发现了4个坑，四号坑在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现在是草坪。因为没有探测到陶马和陶俑，不为人所知。袁仲一认为，那是因农民起义而未完成的部分。现有的三个兵马俑坑各自独立，形成有机结合的一组。他说：“古代军队是有编制的，一号坑属于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则是指挥部。从古代兵法来讲，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可分可合，适合多兵种作战。”

　　对袁仲一而言，兵马俑就是自己的孩子，永远需要呵护与照料。在博物館工作的时候，出差时间久了，回去第一件事便是到坑里转转。退休之后，他和老伴住在西安的家属院，开始的几年，他对这种“没有坑，空气也不好”的生活很不适应。如今，在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他的书和资料。

中生代女领队许卫红：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乐

　　中午休息时，许卫红脱掉工作服，换上了白色的短袖衫和薄薄的七分裤。她把刘海翻开，指着露出的额头，告诉记者：“野外的太阳特别大，我有好几个地方晒伤了，就再也恢复不了。”好在晒过的痕迹并不明显，她的皮肤白净健康。
　　在一号兵马俑坑里，许卫红很少走路，从工地到办公室，常常是一路小跑。她找到文保部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商量之后，决定把刚刚发现的木环提取到实验室。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近400 人，各部门有不同的分工，这次考古发掘，技术之外，更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过去20多年的丰富野外考古经历，为许卫红处理这些烦琐的事务打下了基础。 　　1986年，许卫红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一晃20多年就过去了，她从20多岁的漂亮女大学生，变成了考古队的执行领队。在大学，她曾到考古工地实习过，第一次去兵马俑挖掘现场时，她穿的是耐磨的长裤长褂。“蚊子可真是多啊，隔着裤子都能叮出大包来，腿都肿了。”她笑着说，“被咬之后，我就抱着腿挠，还冲着大家喊‘我又变大象腿’了。”
　　许卫红第一次写的论文与兵马俑服装上的纽扣有关。袁仲一说要用纵横交织的方法，去查阅服装史上最早出现纽扣是在什么时候，这让她受用至今。现在看来，她觉得那篇论文很幼稚，袁馆长却连标点符号都改过。20 多年后，她成为了执行领队。
　　有人把带队进行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称作许卫红考古事业的“巅峰”。秦陵被称作考古学家的天堂，她觉得这种“巅峰”指的是兵马俑本身的价值和地位，并不是自己能干得怎么辉煌。袁仲一等上代人发现了兵马俑，并铺开了针对兵马俑和秦陵的研究框架，如今她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前人的高度很难逾越。
　　结束二号坑的大范围发掘之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开始“走穴”，许卫红开始了自己“终身执行领队”的道路。由于跟着陕西省考古所等其他单位进行项目发掘，在领队前面都要加“执行”两个字。
　　2001年，在华县的一个考古项目被盗情况严重。许卫红既要和老乡在发掘赔偿金问题上讨价还价，还得督促背景各异的队员干活。工地上有100多人，两天就得吃掉一袋面，饮食起居许卫红都得管。发掘时，围观的人时不时会提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进行“业务”探讨，许卫红知道他们是盗墓贼。“我们当时住在一所学校里，学生开学之后就没地方住了，工期特别紧。我早晨出门的时候，就会有人骑着摩托车过来搭讪，问‘是不是去工地，要不要把你载上’。”她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发现了一件被盗墓贼漏掉的青铜鼎，许卫红上厕所的时候都抱着鼎去，直到两天以后主管单位把鼎接走。
　　直到2008年12月26日，许卫红还在湖北的野外考古工地。“答应了女儿回家过圣诞节，结果食言了，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她说。
　　一号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也是该馆第一次以独立资格组织考古发掘队开展的考古工作，这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因为意义重大，队长由馆领导担任，许卫红还是“执行领队”。
　　一号坑第三次挖掘期间，游客参观不受影响，可以让人们看到各种遗迹遗物出土时的现状，了解考古发掘工作的过程。这让许卫红却觉得“憋屈”。“考虑到观众，不能随便‘出土’，只能把挖出来的土装在袋子里，晚上再运出去，”她说，“在野外工作，除了下雨天一直干活，能出效率。但现在要考虑博物馆的制度，按照上下班和周末时间工作，加班要有一套申请流程。”
　　许卫红本想等第三次挖掘步入正轨之后离开。她说：“我喜欢的是这个行业，即便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乐。兵马俑是一个奇迹，但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次考古工作。在我看来，它和任何一个平民墓地的地位是一样的，我都能读出故事来。”

新生代邵文斌：这次才算入门了

　　2009年6月16日下午，文保部副研究员荣波把去离子水送到发掘现场，并嘱咐邵文斌马上喷洒。通过实验室的监测设备，他刚发现这里的湿度仅有67%。工地上的两个仪器正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测试。不远处，文保部布置了一个工作台，银色的无线设备将收集温度湿度和颗粒物检测的情况发送至实验室。
　　“现在的环境对于青铜器的影响不大，对彩绘保护很不利。”荣波对邵文斌说。他把陶俑比作人的皮肤，俑表面的一层生漆则好像人穿的内衣，彩绘则是兵马俑的外衣。内衣在兵马俑上色过程中起到调节的作用，使其颜色更为自然。漆入土千年不化，却因对温湿度格外敏感而成为保护彩绘的最大难点，“内衣收缩变形，外衣也就不平展，会收缩起翘脱落。”
　　邵文斌，1979年出生，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毕业。见到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个好学生，戴眼镜，沉默寡言。1996年高考时，他填了热门的北京大学法律专业，却被调剂去北大学考古。这位好学生郁闷了一年。邵文斌研究的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虽说科班出身，旧石器时代离秦汉还是有着数万年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从首都来到临潼的巨大落差。上班两个月后，邵文斌拉了根电话线，总算可以在宿舍拨号上网了，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办公室和宿舍之间的两点一线。

　　袁仲一等上代人發现了兵马俑，并铺开了针对兵马俑和秦陵的研究框架，如今她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前人的高度很难逾越。

　　来兵马俑博物馆的几年里，邵文斌承担过小范围的二号坑的细部清理整理工作，细致而耗时间。5年了，他还在门外徘徊，挣扎于旧石器考古与秦汉考古之间，他说，参加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是自己真正入门的转折点。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者们，掌握的资料多，研究的时间长，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可能也有想法，但没有第一代人的视野，都只是看到一点，而没有看到全局，不够系统。”邵文斌告诉记者。
　　技工们洒的水慢慢渗透了，邵文斌抬头看到许卫红正在不远处的隔梁上教助手做考勤表。“表格要多做一栏，因为得扣税。”她的声音一向很大。邵文斌从挖掘区上来，打算回办公室查资料，本想和许卫红说一下坑里的情况，许卫红的手机又响了，安阳的专家已经到了。
　　邵文斌坐到办公桌前，不小心碰倒了一沓全英文的纸稿，那是一本他正在翻译的有关美洲考古学的书。虽然兵马俑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考古学的方法还是要借鉴。邵文斌说，自己未来会把研究方向和内容延伸至秦陵乃至秦汉考古，方法就更加重要。
　　◎ 来源| 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