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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斯德，山东滕州人，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38年，不满17岁的他参加革命，27岁就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少将高参的身份，在国民党军内部执行共产党所赋予的特殊使命；1964年由毛泽东签发命令，授他少将军衔，在共和国将军行列里，荣获如此双衔将军者，确属凤毛麟角。而从事统战工作几十年的将军，也实属罕见。而今，他已82岁高龄，也已离休多年。但在解放军总部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机关，在台湾高层领导内部，虽然不能说无人不知杨斯德，但知他大名者甚多，而且只要提起他来，几乎无人不说好。只要有他主持或出席的活动，这个活动必然收到最佳效果，而每个参加活动的人都会有个满意、愉悦的心境，都会感到不虚此行。你说神不神？奇不奇？所以就有人称他“神奇将军”，也有人称他“智慧长者”，还有人称他“快乐大师”，是说他走到哪里就把快乐带到哪里。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追溯他万里辉煌征程中的一两个片断，看能否悟出其奥妙所在。
在战争年代，他曾是陈毅的代表，入虎穴如履店堂，谈笑中，或歼顽敌如风扫落叶，或挽狂澜于急流中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调动30余万部队，组织所谓“鲁南会战”，妄图实行南北夹击消灭华东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则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以消灭企图南下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北线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
那么何为内线工作呢？内线工作就是指派有关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准确掌握敌人动态及时报告我军，同时破坏干扰敌方作战计划的实施，以使我军顺利北上消灭敌人。这一工作，需要有大勇、大智、大忠集一身者方能完成。华东军区首长几经选择，决定由时任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26岁的杨斯德作为陈毅的代表，带一名助手完成。杨斯德选的助手是他的副职副科长解魁，其突破口是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
韩练成出身西北军，大革命时期曾受我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在重庆与我党秘密接触，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由此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他既非蒋之嫡系，亦非桂之嫡系。他奉命调往山东时，白崇禧则要求他千方百计要保存这支部队。进攻解放区、与解放军作战，要保存本部谈何容易？几经联系，后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他商定，由陈毅司令员派两名干部帮助他工作。这恰恰符合华东军区拟开展内线工作的计划。而此次陪舒同赴韩部见韩本人的就是杨斯德。
杨到韩部化名为李一明，被任命为“军长秘书”。韩部上下都称他为“李秘书”。杨斯德和他的助手就这样在敌人的心脏里，要把北线全部敌军行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送出来，以便我军集中力量准确歼敌，还要保护韩部避免“殃及池鱼”。其责任与危险之大，可想而知。好在，杨斯德紧紧抓住了韩练成。韩每遇到棘手的事，都要找他商量。而他，也总能给韩练成拿出办法来。一次，韩练成又向他流露出46军进攻解放区可能被吃掉的担心来。他即向韩建议：初到鲁中区，要给鲁中部队和人民留下好印象，一要掌握部队纪律，二要约束部队，对民兵不要攻击，火力威胁一下即可，三要尽量拖延时间，不可在前边进攻。韩练成认为都是好主意，遂下令实施。可是负责北线指挥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李仙洲偏偏让46军在前，并要求加快南进速度。杨斯德鉴于南北两线敌人愈来愈近的危急局势，及韩担忧的心态，在安慰韩练成稳住阵角的同时，亲自返部汇报情况。又将陈毅、粟裕的指示转告韩练成。特别强调请韩放心：“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46军，待消灭李总部、12军、73军后，可以放开东北方向，让46军回到胶济线去……”这不啻于给韩练成吃了定心丸。陈毅、粟裕对杨斯德、解魁的工作也作了专门指示：“战场上情况多变，随时出现复杂、险恶的情况，此时我斗争越坚决，意志越坚定，也就越安全。如果46军和73军搞到了一起，我们不得不连46军一起打的时候，就要劝说韩练成放下武器，我们将保证他的安全。”
杨斯德遵循这一原则，贴近韩练成做工作，韩练成不仅把重要情报提供给杨，而且还按照杨的意图设法拖延南下的时间，甚至向李仙洲提出实则有利我军的反建议，为我军主力北上赢得了时间。
当我军主力对莱芜城形成包围态势后，陈毅通过情报员向杨斯德传达了莱芜战役的决心和部署，特别强调“为求得此战役的彻底胜利，决不撤出你们两位同志，以你们两人战胜敌两万人。你们在敌人内部应积极活动，动摇韩之军心。同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我包围韩部时，韩也可能翻脸或有其他危险，你们要斗智斗勇，沉着应战……党对同志们是非常关心、爱护的。但为了胜利，需要你们去担当危险的重任。”
此时的杨斯德在感激组织关心的同时，毫无畏惧心理，倒充满了必胜信心，在周围充满慌乱、紧张的气氛中，依然保持微笑平静的神态。
当莱芜战役打响，韩练成奉命增援时，杨斯德则告诫他不能增援，增援等于送死。话里即有护韩之意，更有为我军减少障碍之本意。韩说上命难违，杨则建议假打，被韩接受。我军攻城炮火猛烈。敌军慌乱一团。在飞机上指挥的王耀武命令韩练成率部进城并与李仙洲面商突围事。杨斯德主动要求随韩前往。由于事先疏通不够，73军的守城部队向韩部猛烈开火，在队前的韩练成险些中弹。杨斯德迅即用身体挡住他，向城头守军通报了情况，这才得以进城。
面商的结果是当夜突围。杨斯德同解魁分析认为：此时韩部起义、放下武器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唯一的出路是让韩练成脱离部队，造成敌人失去指挥，以利我军消灭之。
于是，杨向韩分析了形势后说：“你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已混在一起，是很难保住了，但我要保护你的生命安全。”韩很受感动说：“我相信你。”杨说：“随军突围，极其危险。只好请你提早离开部队，免遭危险。至于我个人牺牲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杨斯德在46军集合准备突围时，借口“军长到后边看看部队”之由，把韩练成藏在了城墙的一个防空洞里。致使李仙洲整个部队的突围时间延迟了1个多小时。无疑，也为我军赢得了歼敌的时间。而韩练成的脱离军长指挥位置，造成了46军的指挥混乱，进而波及了73军的混乱，使我军痛快淋漓地夺得了歼敌1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共5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对此特致专电：“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上级对为此胜利作出特殊贡献的杨斯德给予了特等功及一万元现金的奖励。杨斯德微微一笑：“胜利归功于陈、粟首长指挥得好，我们的工作归功于组织的正确领导。”遂把奖金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被他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下来的韩练成又由他护送至青岛，后几经辗转，归属我军，全力报国，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了我军重要领导工作。他临终前，对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见见杨斯德。当杨斯德专程赶到病房、握紧他的双手时，他在微笑中合上了眼睛。
在淮海战役伊始，杨斯德又作为陈毅的代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深入到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部队内部，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俩将军，策动该部于贾汪地区起义，而起义部队的口令则是：杨斯德部队。23000余将士的起义，使我解放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在此次起义中仍建特殊功勋的杨斯德，其历险之多、困难之大、用智之巧、付勇之强，远不少于上述莱芜战役之内线工作。所以后来艺术家把此次起义搬上了银幕，名为《佩剑将军》。
其实，艺术上的表现，也很难尽述实际生活的艰难和复杂。单就为解除起义将领后顾之忧事，杨斯德就费尽了心机。对何基沣、张克侠在北平的家属，他报请华野电告中央，中央命北平地下党将其安全接出，并护送至解放区；对已被蒋介石下令迁往江南留作人质的大批军官家属，杨斯德从何基沣处签字划押借了三万两黄金，派专人分赴江南，作了妥善安置。起义成功后，杨斯德即以最快的速度从组织上解决了这笔巨款，分文不差地交还到何基沣手中。何基沣深为感动，说共产党是诚信的楷模，按说这笔钱是为吾等解决危难用的，不给也有理由，但杨斯德将军说到做到。这样，我们怎么能不信服共产党、服务于共产党呢？
在新时期，他曾是邓颖超、杨尚昆的代表，赴龙潭胸有成竹，既铺路搭桥，又坚守阵地
解放后，杨斯德较长时期在总政联络部工作。联络部的工作主要是统战和党对外的思想政治工作。
1984年，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开始，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直接领导该组，后来，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兼任组长。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具体实施邓小平倡导的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政策，安排海峡两岸高层领导及工作人员的会晤、交流，有关“三通”工作的准备，吸引台商投资，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等等。对于杨斯德这位老联络部长来说，这些都是轻车熟路。
他在对台办工作的9年间，以及后来在全国政协工作的8年间，成就斐然乃至台湾的一些知名人士把他称为“半个台湾人”，视他为良师益友。他还常作为邓颖超、杨尚昆的代表出席一些重要活动，也曾受中央的委派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1986年5月3日，已任对台办主任4年的杨斯德忽然接到报告：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与家人团聚。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两人，以及货物22万磅。如何处理？杨斯德顿时眼前一亮：好！这是向台湾当局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与我国政府持敌对态度，实行“反共拒和”及“不对话、不通航、不通邮”的“三不政策”，致使骨肉分离，在台湾的大陆人怨声载道。此次王锡爵驾机回归就是最有力的说明。杨斯德当即立断，指示有关部门：遵照中央来去自由的政策，尽快帮助王锡爵与家人联系，以使其早日团聚；要接待好飞机上的另外两人；要绝对保证飞机及货物的安全。同时迅速向中央作了报告。
中央领导作出了“接受王锡爵回国定居，其余人、机、货一并交回，处理这次事件要保持友好，着眼将来和长远”等重要指示，同时决定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俊生直接领导处理此事。
台华航飞机降落的当天下午，我民航总局就根据中央领导指示，致电邀请华航：“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至11日未见华航回音又致电督促，并特别说明这是两个航空公司的“业务性”商谈，不涉及政治问题，同时指出，如果到北京不方便，请他们提出在什么地方合适，可以商量。但时过两天，仍未回音。
那么台湾方面对此作何反映呢？事发的当天，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负责人对外均不接电话，办公室乱成一团。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对记者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交通部还不能发言。”台“外交部”则表示：“外交部”不作任何主张，完全由华航自行处理。台北四位立法委员于6日向“行政院”提出紧急书面质询……台湾当局由国防部长牵头，组成了三人主管小组，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只有一句话：“小心处理。”后经台湾舆论与智囊团建议：“要谈判，主动应战。”蒋经国才做出决定：“谈判。”而此时，我方已两次致函华航，态度始终特别诚恳。华航这才不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姚刚传话，愿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决定由杨斯德牵头、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参加组成赴港谈判领导小组，并明确赋于杨斯德有最后决定权，并由他直接向中央请示汇报有关情况；同时由中国民航张瑞普等三人组成谈判小组。
会谈过程中，台方多次要求由第三者出面，尽量回避与我方直接接触。我方则明确指出：“这完全是我们两家公司、同胞兄弟之间的事情，你们完全有技术力量，没有必要委托他人办理。”在人、机、货的交接问题上，台方一度主张先放人回台，否则他们压力很大，不好交待，不仅是机员家属，还包括台湾议会及舆论压力，让我讲人道主义。我方则指出：从一开始我们就讲明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完全尊重三位机员的意愿，这就是人道主义。交还人、机、货，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诚意，对机组的另外二人，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还让其分别给家人通了电话，并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返回台湾与家人相聚，这不都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吗？对此，台方不得不予以承认，而且也无理由拒绝。 当在会谈交接地点上陷入僵局时，杨斯德则带领大家商定了一是广州、二是香港的两个方案。中央同意了“适时转到在香港交接”的第二方案。
先后进行了4次谈判。对每次谈判，以杨斯德为首的领导小组都进行了细致研究、精心准备，始终贯穿原则问题寸步不让、枝节问题灵活掌握的方针，如在通过会谈纪要上，对方提出要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而要增加“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迅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我方对前者同意，对后者则没有理睬，台方也没再坚持。
会谈纪要签字后，华航货机在香港的圆满交接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香港《中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香港国际研究所所长黄学海说：“这次货机会谈相当于当年的乒乓外交促成中美建交一样……预期蒋经国在衡量轻重之后，对所谓‘三不’政策会有所改变。”
中央领导同志及了解内情的人则说：“华航事件”的圆满处理，杨斯德功不可没。
此后不久，杨斯德又先后三次与时任台总统的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进行了秘密会谈，地点是在著名国学大师、禅学大师南怀瑾香港的寓所和讲堂。
会谈中，作为杨尚昆代表的杨斯德满怀热望，多次申明希望台湾当局“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之“三停止”的主张，光谋“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事。而作为李登辉代表的苏志诚，总是躲躲闪闪，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南怀瑾对此也深表遗憾。后来他问友人：“杨斯德先生业余爱好什么？”回说：“喜欢钓鱼。”南老当即书诗一首，赠杨斯德：
尚父精神老更遒，
一杆垂首钓神州。
八百诸侯皆吞饵，
唯有夷齐不上钩。
杨斯德阅后，微笑片刻，便和诗一首：
万马奔腾骥当遒，
丹心一颗向神州。
和平诚信非香饵，
众望所归无须钩。
在夕照岁月，他是故乡人的代表，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有求必应，无求也助，大兴善举
枣庄籍的杨斯德对于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他深知故乡的发展，教育是根本。于是通过朋友集资100万元人民币，建立科技教育基金会，资助贫困大学生。他又了解到老家所在村的乡亲们建国后几十年还缺水缺电，就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又发动企业界的朋友捐献资金，为故乡挖了井，建了自来水厂，并通上了电。时任县委书记的林兆义在水塔上题写了“幸福塔”三个大字。总之，凡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他从不推辞。
另外，凡故乡政府在京举行有关利于故乡发展的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无不参加。而每次的讲话，其感情之真挚，内容之全面，条理之清晰，说理之透彻及言语之朴实，无不令人口服心服。他感谢主办者，称赞参与者，表扬联络者，就连司机，他也要站立道声辛苦，还敬杯酒。七八十岁的老革命，没有丝毫的老气、官气和特殊气。
为什么？
中宣部原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曾书诗赠他及夫人夏南：“刺破青天锷未残”。
李景上将也曾书诗赠他：“功名利禄非所求，戎马生涯数十秋。苍苍两鬓为社稷，坦坦荡荡堪回首。”
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曾题辞赠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
这些真诚的评价不能道出个中原因吗？似乎能，但又未竟。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杨老如此“神奇”、“智慧”和“快乐”的呢？浏览他征程中的一二片断，你不觉得他“真诚待人”、“尊重他人”、“舍己为人”是其重要因素吗？
（编辑 张静）
在战争年代，他曾是陈毅的代表，入虎穴如履店堂，谈笑中，或歼顽敌如风扫落叶，或挽狂澜于急流中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调动30余万部队，组织所谓“鲁南会战”，妄图实行南北夹击消灭华东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则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以消灭企图南下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北线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
那么何为内线工作呢？内线工作就是指派有关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准确掌握敌人动态及时报告我军，同时破坏干扰敌方作战计划的实施，以使我军顺利北上消灭敌人。这一工作，需要有大勇、大智、大忠集一身者方能完成。华东军区首长几经选择，决定由时任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26岁的杨斯德作为陈毅的代表，带一名助手完成。杨斯德选的助手是他的副职副科长解魁，其突破口是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
韩练成出身西北军，大革命时期曾受我党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在重庆与我党秘密接触，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由此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他既非蒋之嫡系，亦非桂之嫡系。他奉命调往山东时，白崇禧则要求他千方百计要保存这支部队。进攻解放区、与解放军作战，要保存本部谈何容易？几经联系，后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他商定，由陈毅司令员派两名干部帮助他工作。这恰恰符合华东军区拟开展内线工作的计划。而此次陪舒同赴韩部见韩本人的就是杨斯德。
杨到韩部化名为李一明，被任命为“军长秘书”。韩部上下都称他为“李秘书”。杨斯德和他的助手就这样在敌人的心脏里，要把北线全部敌军行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送出来，以便我军集中力量准确歼敌，还要保护韩部避免“殃及池鱼”。其责任与危险之大，可想而知。好在，杨斯德紧紧抓住了韩练成。韩每遇到棘手的事，都要找他商量。而他，也总能给韩练成拿出办法来。一次，韩练成又向他流露出46军进攻解放区可能被吃掉的担心来。他即向韩建议：初到鲁中区，要给鲁中部队和人民留下好印象，一要掌握部队纪律，二要约束部队，对民兵不要攻击，火力威胁一下即可，三要尽量拖延时间，不可在前边进攻。韩练成认为都是好主意，遂下令实施。可是负责北线指挥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副司令李仙洲偏偏让46军在前，并要求加快南进速度。杨斯德鉴于南北两线敌人愈来愈近的危急局势，及韩担忧的心态，在安慰韩练成稳住阵角的同时，亲自返部汇报情况。又将陈毅、粟裕的指示转告韩练成。特别强调请韩放心：“我们打李仙洲集团时，将不打46军，待消灭李总部、12军、73军后，可以放开东北方向，让46军回到胶济线去……”这不啻于给韩练成吃了定心丸。陈毅、粟裕对杨斯德、解魁的工作也作了专门指示：“战场上情况多变，随时出现复杂、险恶的情况，此时我斗争越坚决，意志越坚定，也就越安全。如果46军和73军搞到了一起，我们不得不连46军一起打的时候，就要劝说韩练成放下武器，我们将保证他的安全。”
杨斯德遵循这一原则，贴近韩练成做工作，韩练成不仅把重要情报提供给杨，而且还按照杨的意图设法拖延南下的时间，甚至向李仙洲提出实则有利我军的反建议，为我军主力北上赢得了时间。
当我军主力对莱芜城形成包围态势后，陈毅通过情报员向杨斯德传达了莱芜战役的决心和部署，特别强调“为求得此战役的彻底胜利，决不撤出你们两位同志，以你们两人战胜敌两万人。你们在敌人内部应积极活动，动摇韩之军心。同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我包围韩部时，韩也可能翻脸或有其他危险，你们要斗智斗勇，沉着应战……党对同志们是非常关心、爱护的。但为了胜利，需要你们去担当危险的重任。”
此时的杨斯德在感激组织关心的同时，毫无畏惧心理，倒充满了必胜信心，在周围充满慌乱、紧张的气氛中，依然保持微笑平静的神态。
当莱芜战役打响，韩练成奉命增援时，杨斯德则告诫他不能增援，增援等于送死。话里即有护韩之意，更有为我军减少障碍之本意。韩说上命难违，杨则建议假打，被韩接受。我军攻城炮火猛烈。敌军慌乱一团。在飞机上指挥的王耀武命令韩练成率部进城并与李仙洲面商突围事。杨斯德主动要求随韩前往。由于事先疏通不够，73军的守城部队向韩部猛烈开火，在队前的韩练成险些中弹。杨斯德迅即用身体挡住他，向城头守军通报了情况，这才得以进城。
面商的结果是当夜突围。杨斯德同解魁分析认为：此时韩部起义、放下武器的可能已不复存在，唯一的出路是让韩练成脱离部队，造成敌人失去指挥，以利我军消灭之。
于是，杨向韩分析了形势后说：“你的部队与其他部队已混在一起，是很难保住了，但我要保护你的生命安全。”韩很受感动说：“我相信你。”杨说：“随军突围，极其危险。只好请你提早离开部队，免遭危险。至于我个人牺牲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杨斯德在46军集合准备突围时，借口“军长到后边看看部队”之由，把韩练成藏在了城墙的一个防空洞里。致使李仙洲整个部队的突围时间延迟了1个多小时。无疑，也为我军赢得了歼敌的时间。而韩练成的脱离军长指挥位置，造成了46军的指挥混乱，进而波及了73军的混乱，使我军痛快淋漓地夺得了歼敌1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共5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主席对此特致专电：“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上级对为此胜利作出特殊贡献的杨斯德给予了特等功及一万元现金的奖励。杨斯德微微一笑：“胜利归功于陈、粟首长指挥得好，我们的工作归功于组织的正确领导。”遂把奖金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被他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下来的韩练成又由他护送至青岛，后几经辗转，归属我军，全力报国，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了我军重要领导工作。他临终前，对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见见杨斯德。当杨斯德专程赶到病房、握紧他的双手时，他在微笑中合上了眼睛。
在淮海战役伊始，杨斯德又作为陈毅的代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深入到国民党第三绥靖区部队内部，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俩将军，策动该部于贾汪地区起义，而起义部队的口令则是：杨斯德部队。23000余将士的起义，使我解放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在此次起义中仍建特殊功勋的杨斯德，其历险之多、困难之大、用智之巧、付勇之强，远不少于上述莱芜战役之内线工作。所以后来艺术家把此次起义搬上了银幕，名为《佩剑将军》。
其实，艺术上的表现，也很难尽述实际生活的艰难和复杂。单就为解除起义将领后顾之忧事，杨斯德就费尽了心机。对何基沣、张克侠在北平的家属，他报请华野电告中央，中央命北平地下党将其安全接出，并护送至解放区；对已被蒋介石下令迁往江南留作人质的大批军官家属，杨斯德从何基沣处签字划押借了三万两黄金，派专人分赴江南，作了妥善安置。起义成功后，杨斯德即以最快的速度从组织上解决了这笔巨款，分文不差地交还到何基沣手中。何基沣深为感动，说共产党是诚信的楷模，按说这笔钱是为吾等解决危难用的，不给也有理由，但杨斯德将军说到做到。这样，我们怎么能不信服共产党、服务于共产党呢？
在新时期，他曾是邓颖超、杨尚昆的代表，赴龙潭胸有成竹，既铺路搭桥，又坚守阵地
解放后，杨斯德较长时期在总政联络部工作。联络部的工作主要是统战和党对外的思想政治工作。
1984年，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开始，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直接领导该组，后来，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兼任组长。该办公室主要负责具体实施邓小平倡导的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方针政策，安排海峡两岸高层领导及工作人员的会晤、交流，有关“三通”工作的准备，吸引台商投资，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等等。对于杨斯德这位老联络部长来说，这些都是轻车熟路。
他在对台办工作的9年间，以及后来在全国政协工作的8年间，成就斐然乃至台湾的一些知名人士把他称为“半个台湾人”，视他为良师益友。他还常作为邓颖超、杨尚昆的代表出席一些重要活动，也曾受中央的委派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1986年5月3日，已任对台办主任4年的杨斯德忽然接到报告：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机飞抵广州白云机场，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与家人团聚。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两人，以及货物22万磅。如何处理？杨斯德顿时眼前一亮：好！这是向台湾当局开展工作的大好时机。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与我国政府持敌对态度，实行“反共拒和”及“不对话、不通航、不通邮”的“三不政策”，致使骨肉分离，在台湾的大陆人怨声载道。此次王锡爵驾机回归就是最有力的说明。杨斯德当即立断，指示有关部门：遵照中央来去自由的政策，尽快帮助王锡爵与家人联系，以使其早日团聚；要接待好飞机上的另外两人；要绝对保证飞机及货物的安全。同时迅速向中央作了报告。
中央领导作出了“接受王锡爵回国定居，其余人、机、货一并交回，处理这次事件要保持友好，着眼将来和长远”等重要指示，同时决定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俊生直接领导处理此事。
台华航飞机降落的当天下午，我民航总局就根据中央领导指示，致电邀请华航：“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至11日未见华航回音又致电督促，并特别说明这是两个航空公司的“业务性”商谈，不涉及政治问题，同时指出，如果到北京不方便，请他们提出在什么地方合适，可以商量。但时过两天，仍未回音。
那么台湾方面对此作何反映呢？事发的当天，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负责人对外均不接电话，办公室乱成一团。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对记者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交通部还不能发言。”台“外交部”则表示：“外交部”不作任何主张，完全由华航自行处理。台北四位立法委员于6日向“行政院”提出紧急书面质询……台湾当局由国防部长牵头，组成了三人主管小组，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只有一句话：“小心处理。”后经台湾舆论与智囊团建议：“要谈判，主动应战。”蒋经国才做出决定：“谈判。”而此时，我方已两次致函华航，态度始终特别诚恳。华航这才不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姚刚传话，愿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决定由杨斯德牵头、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参加组成赴港谈判领导小组，并明确赋于杨斯德有最后决定权，并由他直接向中央请示汇报有关情况；同时由中国民航张瑞普等三人组成谈判小组。
会谈过程中，台方多次要求由第三者出面，尽量回避与我方直接接触。我方则明确指出：“这完全是我们两家公司、同胞兄弟之间的事情，你们完全有技术力量，没有必要委托他人办理。”在人、机、货的交接问题上，台方一度主张先放人回台，否则他们压力很大，不好交待，不仅是机员家属，还包括台湾议会及舆论压力，让我讲人道主义。我方则指出：从一开始我们就讲明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完全尊重三位机员的意愿，这就是人道主义。交还人、机、货，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诚意，对机组的另外二人，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还让其分别给家人通了电话，并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返回台湾与家人相聚，这不都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吗？对此，台方不得不予以承认，而且也无理由拒绝。 当在会谈交接地点上陷入僵局时，杨斯德则带领大家商定了一是广州、二是香港的两个方案。中央同意了“适时转到在香港交接”的第二方案。
先后进行了4次谈判。对每次谈判，以杨斯德为首的领导小组都进行了细致研究、精心准备，始终贯穿原则问题寸步不让、枝节问题灵活掌握的方针，如在通过会谈纪要上，对方提出要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而要增加“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迅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我方对前者同意，对后者则没有理睬，台方也没再坚持。
会谈纪要签字后，华航货机在香港的圆满交接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香港《中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香港国际研究所所长黄学海说：“这次货机会谈相当于当年的乒乓外交促成中美建交一样……预期蒋经国在衡量轻重之后，对所谓‘三不’政策会有所改变。”
中央领导同志及了解内情的人则说：“华航事件”的圆满处理，杨斯德功不可没。
此后不久，杨斯德又先后三次与时任台总统的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进行了秘密会谈，地点是在著名国学大师、禅学大师南怀瑾香港的寓所和讲堂。
会谈中，作为杨尚昆代表的杨斯德满怀热望，多次申明希望台湾当局“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之“三停止”的主张，光谋“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事。而作为李登辉代表的苏志诚，总是躲躲闪闪，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南怀瑾对此也深表遗憾。后来他问友人：“杨斯德先生业余爱好什么？”回说：“喜欢钓鱼。”南老当即书诗一首，赠杨斯德：
尚父精神老更遒，
一杆垂首钓神州。
八百诸侯皆吞饵，
唯有夷齐不上钩。
杨斯德阅后，微笑片刻，便和诗一首：
万马奔腾骥当遒，
丹心一颗向神州。
和平诚信非香饵，
众望所归无须钩。
在夕照岁月，他是故乡人的代表，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有求必应，无求也助，大兴善举
枣庄籍的杨斯德对于故乡的感情非常深厚，他深知故乡的发展，教育是根本。于是通过朋友集资100万元人民币，建立科技教育基金会，资助贫困大学生。他又了解到老家所在村的乡亲们建国后几十年还缺水缺电，就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又发动企业界的朋友捐献资金，为故乡挖了井，建了自来水厂，并通上了电。时任县委书记的林兆义在水塔上题写了“幸福塔”三个大字。总之，凡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他从不推辞。
另外，凡故乡政府在京举行有关利于故乡发展的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无不参加。而每次的讲话，其感情之真挚，内容之全面，条理之清晰，说理之透彻及言语之朴实，无不令人口服心服。他感谢主办者，称赞参与者，表扬联络者，就连司机，他也要站立道声辛苦，还敬杯酒。七八十岁的老革命，没有丝毫的老气、官气和特殊气。
为什么？
中宣部原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曾书诗赠他及夫人夏南：“刺破青天锷未残”。
李景上将也曾书诗赠他：“功名利禄非所求，戎马生涯数十秋。苍苍两鬓为社稷，坦坦荡荡堪回首。”
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曾题辞赠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
这些真诚的评价不能道出个中原因吗？似乎能，但又未竟。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杨老如此“神奇”、“智慧”和“快乐”的呢？浏览他征程中的一二片断，你不觉得他“真诚待人”、“尊重他人”、“舍己为人”是其重要因素吗？
（编辑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