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从来都是需要人来阐释的，阐释经典，爰有经学。到了两汉，随着儒学的繁盛，说经家百花齐放，无论是《尚书》《周易》《春秋》，还是《礼记》《诗经》，都有各种门派，各自传承，相互竞争。
　　但是，经学的竞争，是在皇权下的角逐，说经人说得好不好，最终得看皇帝的脸色，皇帝让哪家的说经人当博士，哪家就算胜出。
　　东汉是经学的天下，这样的辩论经常会有，皇帝每每在正旦朝贺，百官毕集之际，让说经的官僚在朝堂之上互相辩难，规则是：一对一，说不通，或者一时语塞，就算输。谁输了，皇帝就把他的席位撤了，他的席位就被对手夺去，人称夺席。但是，一次胜出，难保下一场也胜，如果输了，席位照样被人夺去。大儒戴凭，有一年一口气夺了五十余席，打了个通关。
　　同样是这个戴凭，在最初被选为博士的时候，朝堂开公卿大会，群臣就座，唯独他不肯就坐。汉光武帝刘秀问他为何不坐，他说这些博士说经都不如我，但位置都排在我上面，所以，我不坐。刘秀也是太学生出身，对说经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把他招上殿来，令诸博士难为他，然而，从早到晚，戴凭都没有被难倒。刘秀很高兴，当即拜戴凭为侍中。
　　戴凭在开会的时候敢如此发难，料想肚子里还是有点货，否则，发难之后，被人驳倒，别说升不了官，现有的博士称号也肯定丢了。不过，经学这样的盛况，也就是东汉才有，到了魏晋，大家清谈，斗机锋，内容则变成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已经是玄学了，再往后，渐渐只残存着一点辩经的余风了。
　　尽管如此，当年的经学比试，上面还是压着一个皇权。辩论经学的最终裁判，实际上是皇帝。那皇帝都精通经学吗？当然不是。刘秀还是个太学生，他的后代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到了汉桓帝、汉灵帝，实际上就是白薯和棒槌。即便是刘秀在朝堂之上令人辩论，判断某人是否应该奪席，也未必完全依据该人的知识储量。在这里，口才实际上占了很大比重。否则，就算你有一肚子学问，口才不好，辩论不够机智，也照样赢不了。
　　所以，从汉朝开始，所谓的经学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了。皇帝提倡读书人读经，并非倡导学术，着眼点其实是为他的统治服务。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历史，似乎可以证明，儒学经典的盛行跟社会道德教化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伦理道德的结构，君主是一个核心要素，无论怎么提倡，皇帝都是最大的获益者。
　　所以，经学好坏优劣的最终判定者是皇帝，经学家们都没有异议。
　　简而言之，学这些东西，原本就是为了给皇帝服务。皇帝是东家，又是倡导者，用权力来裁决，没有问题。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皇帝的裁决多少得参考一下通行的舆论，断然不会判一个理屈词穷的人获胜。学问讲不讲不好说，但道理还是得讲点的。皇帝说到底，也是一般人啊。
　　编辑/羽川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平时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历史随笔等，著有《北洋裂变》《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底稿》《历史的坏脾气》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