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湘人，湖南人的简称。湘人的经济学，自然就是湖南人日常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经济理念、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经过现象梳理、理论总结和逻辑化后形成的学说。
　　经济生活的现象总是纷繁复杂的。有人说，长沙人嘴巴子厉害;有人说，常德人会做生意;还有人说，邵阳人性格直率。有人问，长沙人为什么喜欢臭豆腐？湘潭人为什么爱嚼槟榔？还有人问，整个湖南人人都吃米粉，为什么搞法差别还蛮大，味道也不同？当然，流行最广的说法，是关于湖南人对辣椒的偏好，自称天下第一，叫作“怕不辣”。
　　说法也好，问题也罢，将它们放置到经济学的框架里来讨论一番，应当是颇有趣味又价值连城的。趣味不必细讲，这些说法和问题本身已经令人兴致勃勃，如“嘴巴子厉害”不见得会讨价还价，“性格直率”倒可能体现诚信，臭豆腐的市场已经扩展到了外省，槟榔至今还只是本土“自给自足”——这些题目的內容无一不可做到“网红级”的高度。价值则在于，一方面，湖南人的经济生活一定会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学有所贡献，或许可以叫作经济学的“湖南元素”;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可以用来解释、理解和引导湖南人的经济生活，或许可以称为经济学的“湖南应用”。这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反过来，真知和理论又作用于实践。
　　如此一来，湘人的经济学就有了清晰的定位，对人类经济学贡献的“湖南元素”和从经济学拿来的“湖南应用”，构成了这个“怕不辣”地域上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如果说，经济学的“湖南元素”主要靠观察和提炼来达到较为理想的高度，那么，经济学的“湖南应用”就主要靠学习、实践和总结来实现较为有益的结果了。作为湖南人，从态度的角度上讲，对于经济学的“湖南元素”，我们可以有满满的自豪和骄傲;对于经济学的“湖南应用”，我们则必须是高度的谦虚和认真。
　　一言以蔽之，湘人的经济学，源自湘人，服务湘人，但不只属于湖南人，它属于整个人类社会。

二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经济学认为，驱动人经济行为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思想观念，一种是利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这两者有不同的看法。简单讲，一派认为思想观念重于利益，一派认为利益重于思想观念。不过，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还是认为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最主要的驱动力量。举例说，开一个商店，倒腾一批货物，买一只股票，赚钱一定是这些行为背后的动因;而且，赚得越多越好。这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解人们经济行为的“利益最大化”原理。
　　湘人的经济学，就我的理解来看，是思想观念重于利益的。湖南人在从事一项经济活动时，做或不做，做多还是做少，长期做还是短期做，决定性的因素不一定是追求“利益最大”，至少不完全是追求“利益最大”，可能还有另外的非经济利益类的考虑，如家国情怀、社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认同、话语权大小等。
　　最有代表性的湘人经济学，是“追求产权最大”重于“追求利益最大”，即在经济生活中，湖南人追求的是资本份额地位，而不是收益更多。背后的思想观念，通俗地说，湖南人更喜欢“权”，而不是“钱”。例如，成立一家股份公司，控股或产权份额最大是追求的目标，至于成了公司的“资本老大”或大股东，是不是能够带来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并不首位地重要，控制权、决定权和话语权等“权力”高于一切;自然而然，公司运转起来后，保卫“控制权、决定权和话语权”就成了重中之重，公司的“最大化”利润目标，只有当其威胁到这些权力的保有之时，才会放置到“最重要”的高位。换一角度讲，如果让出部分这些权力，让其他资本和公司管治力量（包括治理、决策和管理等）发挥更多的效能，公司可能得到最大的利润，但这通常不会是湖南人最可以接受的选项，除非迫不得已，遭遇到了“强中更有强中手”，或是内部矛盾冲突剧烈，或是公司面临生存的巨大困境。
　　理论上讲，“追求产权最大”和“追求利益最大”并不矛盾。在某些约束条件下，两者之间甚至有较为理想的契合度。实践的情况，则是两者不大和谐的方面更显得突出和严重。不难发现，追求“产权最大”而不是“利益最大”，通常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强化公司等经济组织的官僚意识、权力意识和等级意识，与外部市场经济大环境存在较大的不协调，甚至还会出现与外部市场对立的极端格局。深入一个层面看，追求“产权最大”很容易导致公司等经济组织中的控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误将“权力之效”当成“能力之强”，即短时间依靠强大的“权力”完成的事项，当作是自身“能力”超级强大带来的结果，从一般的“自信”发展到“信心爆棚”，最后叠加到“过于自信”，无视经济规律，不讲市场原则，盲目扩张边界，埋下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隐患。看一些“筐瓢”（湖南话，出状况）湖南公司的案例，“将权力当能力”的企业领导者，大有人在。

三

　　既然湘人的经济行为，“追求产权最大”甚于“追求收益最大”是其特点，那么，在学理层面上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理所当然，也富于意义。
　　追求产权绝对最大，是一种“古典型”的经济行为。拥有产权最大的极值，就是全部资本百分之百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看到许多个体经济、家庭经济或家族经济、私营经济，如小商贩、小作坊、街边店面、代理商等，以及纯粹的国有资本经济，如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等，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很清楚，单一私有资本的经济，显然无法做大，当然谈不到做强;纯粹的国有经济，则必定还承担有非经济的其他社会功能。这就告诉我们，追求百分之百的“产权最大”，从逻辑起点，就存在和“收益最大”的对立。说其为“古典型”的经济行为，乃是因为在产业资本和企业组织出现的早期，这种经济行为就已经存在，并且是主流形态。
　　追求产权相对最大，是一种“古典又现代”的经济行为。这在当今的股份制企业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全部的资本中，追求者坚持股份比重最大，实质地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决策权和话语权，被称之为“控股股东”。说其为“古典”经济行为，在于这类股东保有企业早先时期直接进入企业管治之中的主要特征，亲力亲为，资本的大份额接近甚至等于全部的权力;说其为“现代”经济行为，不仅在于时间处在当下，更在于这类股东具有现代企业管治理念，熟知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一定的管治能力，能够和其他股东、经营管理层合作共事，形成完整的公司管治实践。正因为这类经济行为“古典又现代”的混合性，它能否带来“收益最大”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控制股东”的管治能力——能力强大者，能够实现;相反，无法达到。
　　看得出，不论是追求产权“绝对最大”还是“相对最大”，它们和追求“收益最大”的经济行为大为不同。如果说，追求者的本原目标，就不是“收益最大”，如纯粹的国有经济，因承担部分社会、政策或公共职能而意不在“收益”，那么，追求何种的产权最大份额，都是自觉、理性和合适的。然而，如果希望“收益最大”，却执意在“产权最大”上做足文章，试图以控制权、决策权和话语权的掌握实施获得最佳回报，那就必须三思而后行了。在眼前的经济社会里，绝大多数的经济行为，目标都是也必须是“收益最大”，否则经济活动无法持续，因而我们有必要警觉那种不自觉地追求“产权最大”的行为。
　　在这方面，湘人的经济学，既是警醒者，又是“局中人”，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