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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则久名宋寿恒，字则久。1867年，出生于天津城西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在一家小钱铺当管事。宋则久7岁时入私塾读书，除背诵四书五经，对珠算也十分感兴趣。但由于父亲染上了鸦片烟瘾，全家陷入了困境。
数年后，父亲离开了人世，主要依靠长兄教珠算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宋则久15岁时即到义德泰绸缎庄当了学徒，三年学徒满师后，宋则久到庆祥绸缎庄当上了一名店员。随后的十余年中，他又相继在聚隆、德生锦等绸缎庄任职，在各个绸缎庄他都受到经理的重用，在天津绸缎业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1899年，32岁的宋则久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担任了经理。
经营创举
执掌敦庆隆绸缎庄之后，宋则久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成效明显。一是采用招收学徒的新方法。公开发布招收学徒的信息，自愿报名，考核录用，从而提高了人员的基本素质。二是对学徒和店员专业培训。宋则久规定每日营业结束后，即在店堂摆开桌椅，向学徒和店员授课，由他本人亲自讲授。三是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宋则久在店内制定了一整套商务规则，店员做到各司其责，各行其事，井然有序。他认为“几天下事，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立法固然可贵，守法更为可贵。”四是采用新促销方式。宋则久沿铁路线将敦庆隆绸缎庄的广告延伸到了边远的城镇，还经常雇人在街头散发传单，后又在报刊上登载大幅广告。敦庆隆还发行“礼券”进行促销。另设立了“折子”，对一些固定的大客户实行赊账，定期结算。
凭借以上举措，敦庆隆绸缎庄生意兴隆，年贸易额达到300万元以上。
抵洋实践
早在清末，宋则久就开始大力倡导国货，尤其是在敦庆隆绸缎庄大张旗鼓地宣传售卖“爱国布”，产生了广泛影响。天津工商界还于1911年5月成立了工商研究会，宋则久以其威望和热情被推举为会长，该会定期开办提倡国货之讲坛，共同商议工商改良和工艺革新事宜，并研讨开商智、兴商学等各项具体措施。
1912年，他发起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聘请社会名流顾琅出任会长，自任副会长。为了促进国货运动的深入普及，宋则久亲自撰写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请男女同胞快快入会》一文，在报上连日刊登。该文阐明“凡愿入会，不拘男女，只须开一个名条，写明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即可，并无花费。几入了会的人，所用的东西，全要买本国货。若果全国统能联络在一块，何愁吾们中国不富不强?”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白话报》，发表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宣传国货运动的重要性。尤为可贵的是，宋则久意识到国货运动的深入离不开平民大众的参与。因此，他编写了朗朗上口而便于流传的白话诗文《维持国货歌》：“洋货好，洋货好，每年进口四万万，雪白的银子不见了!洋货好，洋货好，中国工厂立不住，穷人遍地怎得了!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厂多时闲人少。国货好，国货好，事浮于人工价涨，赚钱容易穷人少。救中国，用国货，国货畅销民安乐，国货畅销工厂众，穷人工作得吃喝。”
1915年，为了掀起国货运动的更大声势，国货维持会在天津公园连续三天举行大会，设立演说场、国货陈列场，并配以花鼓会、音乐班，形成人声鼎沸的盛会。公园入口的显眼处贴着用大字书写的《直隶国货维持会告全国同胞书》，阐明“国货不改良，实业不能兴，中国永无弃弱图强之日。”仅三天时间，题名加入周货维持会者就达3340余人。
专卖国货
天津工业售品所是清末官办的一个机构，后因经营不得法，转而招商承办。宋则久原本即有一个心愿，即自行创办一家专卖国货的百货商场，因此决定承办售品所。宋则久1913年辞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率领20余名主动愿意随他同行的店员，投资接办工业售品所，创办了天津第一家综合性百货商店。
工业售品所重新开张后，十分醒目地打出了“专卖国货”的大旗。“凡为国货，不拘优劣，皆列肆而售，洋货，概不售卖。”
开业之初的售品所遭遇了货源不足的困难。宋则久一方面加紧开辟外地货源，一方面利用原实习工厂的设备，招揽技师和熟练工人自行生产，同时采用文艺宣传和演出的形式，扩大售品所的影响与销路。此后几年，宋则久独资或与人合资开办了10余家纺织厂和板纸厂、卷烟厂，并在乡镇设立染织传习所，组织家庭手工业者加工织毛巾和袜子，帮助天津周围的一些小工厂生产仿制童车、木制玩具以及各种手工艺品。1915年，宋则久还创办了一份商业性刊物《售品所半月报》，既宣传振兴国货的重要意义，也起到了广告促销的作用。
宋则久在上海和南方许多地方先后设立了商品采购点，形成全国性的国货进货网络，售品所汇集了全国各地吃穿用行玩等各个方面的国货精品。在经营状况好转后，售品所开始举办大型活动，于1915年8月举行了售品所国货展览会，除展销全国各地的国货，还在会场演出传统名剧和自编自演宣传国货的文明新戏。次年，又接连两次举办国货展览会，参展的厂商日益增多，展品也更加丰富。到1932年，售品所已举办了15次国货展览会，在近代天津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除此之外，售品所还经常举办购货抽彩、竞卖会、儿童选举会、“一元钱奖励法”等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深受顾客欢迎。
居弱图强
据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32年编辑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人名鉴》记载，“宋则久是爱国布的创始人，是在天津有影响的实业家。1915年，他乘抵制日货之机，推销爱国布，颇获奇利。”在接办售品所之后，宋则久即着手利用10余个织染厂生产改良的土布，打上“爱国布”的标签。特别是织品所推广了一种自动脚踏织机之后，“爱国布”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逐渐引申开来泛指抵制洋布的某些特制土布。“爱国布”实际上大多是用日本纱织出来的布，其具体生产方法是，先将极细的机制棉纱染成青、灰、蓝等各种颜色，然后织成幅宽2尺2寸、长1丈多的布，这样的尺寸刚好够一件袍料。与传统的粗厚窄幅土布所不同的是，“爱国布”做工考究，外观精美，并不比洋布逊色多少，而且价格低廉，较易为国人所接受。
当然，“爱国布”的畅销还得益于振兴国货、抵御洋货的大规模爱国宣传。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使用“爱国布”几乎都会成为工商界乃至一般民众中的一种具体爱国行动。因此，每当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兴起之日，就是“爱国布”更为畅销之时。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为反对日本企图强占山东及胶州半岛，抵制日货浪潮蓬勃兴起，“爱国布”广为畅销，日本商人惊呼：“爱国布及其他中国棉布逐渐抬头，大有蚕食我销路之势。”
为了保持“爱国布”对洋布的竞争力，宋则久还多次携带各种布样往来奔 走于京津之间，请求政府减免对“爱国布”的课税。在他的艰辛努力之下，民国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最终准允“爱国布”只缴纳出口值百抽五之正税，沿途概免重征。这样就使“爱国布”在纳税方面与进口洋布享受大体相当的待遇，实际上是获得了免税权，从而使“爱国布”的生产和销售更加兴旺。
晚年沉浮
1923年，宋则久将天津工业售品所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在原址加盖了三层楼房。1921年至1926年，售品所经营的品种逐年增加，从原来的4000余种增至8000余种，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宋则久却在此时受军阀纷争之累遭遇了一场灾难。
1926年，段祺瑞将冯玉祥逐出天津，奉系“讨赤联军直军”总司令李景林以宋则久与冯玉祥交往密切为由，派军警对售品所进行搜查并予以查封，还拘押了10名员工，致使售品所停业，宋则久也被迫躲避到法租界的基督教青年会。
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灾祸，宋则久元气大伤，几乎濒于破产。售品所也损失惨重，加上部分债权人紧逼追债，而宋则久因李景林仍盘踞天津，只能继续避居法租界，无法公开出面处理善后事宜。售品所勉强重新开业后，仍处境艰难，于是决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将债权人变为股东，如不愿成为股东者，公司立据保证在3年内归还债款。同年底，售品所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推举了董事和监事，宋则久退居幕后担任名誉顾问。1928年，宋则久应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玉祥之邀，到开封创办了一家国货商店。
1931年，宋则久回到了天津，起初担任售品所的监察长，次年出任董事长，仍然热心于振兴国货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抵制日货的斗争也蓬勃展开。在此情况下，国货格外畅销，售品所赢利丰厚，达到了鼎盛时期。
随着华北很快出现危机，宋则久先后在北京设立批发分所和零售分所，在西安、太原也建立了分所，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内地转移。由于宋则久长期宣传抵制日货，1936年日租界宪兵以售品所批发“抗日牌”汗衫为借口，抓捕人员，并采取种种破坏行动使售品所难以正常营业。卢沟桥事变后，华北许多地区相继沦陷，形势越来越危急。天津国货售品所虽暂时托庇于法租界，但不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各地货源严重不足，最后改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而惨淡经营。
宋则久一生致力于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爱国行动赢得众人景仰，他本人获得了“国货旗手”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平心而论，宋则久打着振兴国货的旗帜经营实业，既为他本人赢得了荣誉，也曾经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数年后，父亲离开了人世，主要依靠长兄教珠算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宋则久15岁时即到义德泰绸缎庄当了学徒，三年学徒满师后，宋则久到庆祥绸缎庄当上了一名店员。随后的十余年中，他又相继在聚隆、德生锦等绸缎庄任职，在各个绸缎庄他都受到经理的重用，在天津绸缎业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1899年，32岁的宋则久应邀到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担任了经理。
经营创举
执掌敦庆隆绸缎庄之后，宋则久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成效明显。一是采用招收学徒的新方法。公开发布招收学徒的信息，自愿报名，考核录用，从而提高了人员的基本素质。二是对学徒和店员专业培训。宋则久规定每日营业结束后，即在店堂摆开桌椅，向学徒和店员授课，由他本人亲自讲授。三是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宋则久在店内制定了一整套商务规则，店员做到各司其责，各行其事，井然有序。他认为“几天下事，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立法固然可贵，守法更为可贵。”四是采用新促销方式。宋则久沿铁路线将敦庆隆绸缎庄的广告延伸到了边远的城镇，还经常雇人在街头散发传单，后又在报刊上登载大幅广告。敦庆隆还发行“礼券”进行促销。另设立了“折子”，对一些固定的大客户实行赊账，定期结算。
凭借以上举措，敦庆隆绸缎庄生意兴隆，年贸易额达到300万元以上。
抵洋实践
早在清末，宋则久就开始大力倡导国货，尤其是在敦庆隆绸缎庄大张旗鼓地宣传售卖“爱国布”，产生了广泛影响。天津工商界还于1911年5月成立了工商研究会，宋则久以其威望和热情被推举为会长，该会定期开办提倡国货之讲坛，共同商议工商改良和工艺革新事宜，并研讨开商智、兴商学等各项具体措施。
1912年，他发起创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聘请社会名流顾琅出任会长，自任副会长。为了促进国货运动的深入普及，宋则久亲自撰写了《直隶国货维持会请男女同胞快快入会》一文，在报上连日刊登。该文阐明“凡愿入会，不拘男女，只须开一个名条，写明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即可，并无花费。几入了会的人，所用的东西，全要买本国货。若果全国统能联络在一块，何愁吾们中国不富不强?”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白话报》，发表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宣传国货运动的重要性。尤为可贵的是，宋则久意识到国货运动的深入离不开平民大众的参与。因此，他编写了朗朗上口而便于流传的白话诗文《维持国货歌》：“洋货好，洋货好，每年进口四万万，雪白的银子不见了!洋货好，洋货好，中国工厂立不住，穷人遍地怎得了!国货好，国货好，人人尽用本国货，工厂多时闲人少。国货好，国货好，事浮于人工价涨，赚钱容易穷人少。救中国，用国货，国货畅销民安乐，国货畅销工厂众，穷人工作得吃喝。”
1915年，为了掀起国货运动的更大声势，国货维持会在天津公园连续三天举行大会，设立演说场、国货陈列场，并配以花鼓会、音乐班，形成人声鼎沸的盛会。公园入口的显眼处贴着用大字书写的《直隶国货维持会告全国同胞书》，阐明“国货不改良，实业不能兴，中国永无弃弱图强之日。”仅三天时间，题名加入周货维持会者就达3340余人。
专卖国货
天津工业售品所是清末官办的一个机构，后因经营不得法，转而招商承办。宋则久原本即有一个心愿，即自行创办一家专卖国货的百货商场，因此决定承办售品所。宋则久1913年辞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率领20余名主动愿意随他同行的店员，投资接办工业售品所，创办了天津第一家综合性百货商店。
工业售品所重新开张后，十分醒目地打出了“专卖国货”的大旗。“凡为国货，不拘优劣，皆列肆而售，洋货，概不售卖。”
开业之初的售品所遭遇了货源不足的困难。宋则久一方面加紧开辟外地货源，一方面利用原实习工厂的设备，招揽技师和熟练工人自行生产，同时采用文艺宣传和演出的形式，扩大售品所的影响与销路。此后几年，宋则久独资或与人合资开办了10余家纺织厂和板纸厂、卷烟厂，并在乡镇设立染织传习所，组织家庭手工业者加工织毛巾和袜子，帮助天津周围的一些小工厂生产仿制童车、木制玩具以及各种手工艺品。1915年，宋则久还创办了一份商业性刊物《售品所半月报》，既宣传振兴国货的重要意义，也起到了广告促销的作用。
宋则久在上海和南方许多地方先后设立了商品采购点，形成全国性的国货进货网络，售品所汇集了全国各地吃穿用行玩等各个方面的国货精品。在经营状况好转后，售品所开始举办大型活动，于1915年8月举行了售品所国货展览会，除展销全国各地的国货，还在会场演出传统名剧和自编自演宣传国货的文明新戏。次年，又接连两次举办国货展览会，参展的厂商日益增多，展品也更加丰富。到1932年，售品所已举办了15次国货展览会，在近代天津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除此之外，售品所还经常举办购货抽彩、竞卖会、儿童选举会、“一元钱奖励法”等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深受顾客欢迎。
居弱图强
据日本外务省情报部1932年编辑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人名鉴》记载，“宋则久是爱国布的创始人，是在天津有影响的实业家。1915年，他乘抵制日货之机，推销爱国布，颇获奇利。”在接办售品所之后，宋则久即着手利用10余个织染厂生产改良的土布，打上“爱国布”的标签。特别是织品所推广了一种自动脚踏织机之后，“爱国布”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逐渐引申开来泛指抵制洋布的某些特制土布。“爱国布”实际上大多是用日本纱织出来的布，其具体生产方法是，先将极细的机制棉纱染成青、灰、蓝等各种颜色，然后织成幅宽2尺2寸、长1丈多的布，这样的尺寸刚好够一件袍料。与传统的粗厚窄幅土布所不同的是，“爱国布”做工考究，外观精美，并不比洋布逊色多少，而且价格低廉，较易为国人所接受。
当然，“爱国布”的畅销还得益于振兴国货、抵御洋货的大规模爱国宣传。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使用“爱国布”几乎都会成为工商界乃至一般民众中的一种具体爱国行动。因此，每当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兴起之日，就是“爱国布”更为畅销之时。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为反对日本企图强占山东及胶州半岛，抵制日货浪潮蓬勃兴起，“爱国布”广为畅销，日本商人惊呼：“爱国布及其他中国棉布逐渐抬头，大有蚕食我销路之势。”
为了保持“爱国布”对洋布的竞争力，宋则久还多次携带各种布样往来奔 走于京津之间，请求政府减免对“爱国布”的课税。在他的艰辛努力之下，民国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最终准允“爱国布”只缴纳出口值百抽五之正税，沿途概免重征。这样就使“爱国布”在纳税方面与进口洋布享受大体相当的待遇，实际上是获得了免税权，从而使“爱国布”的生产和销售更加兴旺。
晚年沉浮
1923年，宋则久将天津工业售品所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在原址加盖了三层楼房。1921年至1926年，售品所经营的品种逐年增加，从原来的4000余种增至8000余种，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宋则久却在此时受军阀纷争之累遭遇了一场灾难。
1926年，段祺瑞将冯玉祥逐出天津，奉系“讨赤联军直军”总司令李景林以宋则久与冯玉祥交往密切为由，派军警对售品所进行搜查并予以查封，还拘押了10名员工，致使售品所停业，宋则久也被迫躲避到法租界的基督教青年会。
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灾祸，宋则久元气大伤，几乎濒于破产。售品所也损失惨重，加上部分债权人紧逼追债，而宋则久因李景林仍盘踞天津，只能继续避居法租界，无法公开出面处理善后事宜。售品所勉强重新开业后，仍处境艰难，于是决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将债权人变为股东，如不愿成为股东者，公司立据保证在3年内归还债款。同年底，售品所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推举了董事和监事，宋则久退居幕后担任名誉顾问。1928年，宋则久应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玉祥之邀，到开封创办了一家国货商店。
1931年，宋则久回到了天津，起初担任售品所的监察长，次年出任董事长，仍然热心于振兴国货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抵制日货的斗争也蓬勃展开。在此情况下，国货格外畅销，售品所赢利丰厚，达到了鼎盛时期。
随着华北很快出现危机，宋则久先后在北京设立批发分所和零售分所，在西安、太原也建立了分所，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向内地转移。由于宋则久长期宣传抵制日货，1936年日租界宪兵以售品所批发“抗日牌”汗衫为借口，抓捕人员，并采取种种破坏行动使售品所难以正常营业。卢沟桥事变后，华北许多地区相继沦陷，形势越来越危急。天津国货售品所虽暂时托庇于法租界，但不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各地货源严重不足，最后改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而惨淡经营。
宋则久一生致力于抵制洋货、振兴国货的爱国行动赢得众人景仰，他本人获得了“国货旗手”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平心而论，宋则久打着振兴国货的旗帜经营实业，既为他本人赢得了荣誉，也曾经获得了可观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