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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活动虽然与实践的活动不同，但它的表现却总是伴随着实践的活动。因此它有着它的功利与快感主义的方面，有快感与痛感，即审美的价值与反价值（美与丑）在实践方面的回响。
——克罗齐《美学原理》
在普遍喜欢讲究实用主义的东亚人的语境中，“这有什么用？”是最为常见的几个问题之一。充满了物资匮乏与分配不均的漫长历史，尤其是农业社会中经常出现的过密化现象，导致了东亚农耕民族根深蒂固的“物尽其用”思想。当某种事物看上去“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时，它就会被认定为是“无用”的。而“无用”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罪过——既然没有用，那么与其费心费力、浪费那么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它们造出来，还不如省下这些工夫去弄点儿能吃能穿的玩意儿，对不对？
不过，横贯了东亚漫长历史的“尚俭”意识，在实践层面上并没有阻止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继续被人们制造出来——从仰韶时代绘制在陶罐外的拙劣图画，到耗费不贷的丝袍大氅，再到脂粉香料、犀角珠杯，如果没有这些“无用之物”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衍生品，我们的历史至少得失色大半。当然，在人类文明的其他分支中，这样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无论道德家和实用主义者再怎么痛斥浮华奢侈的罪恶，整个社会如何将节俭视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却终究无法阻止那些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之后的社会成员不断费时费力地去追求他们眼中的“美”。
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来自铭刻于我们基因最深处的生物本能。
很久以前，在隐生宙漫长的暮色行将消散、显生宙多彩的初曦已经显现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变革：新兴的多细胞生物群落不再依靠原始的自我分裂一次次制造出两个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个体，“性”这个概念首次登上了进化的舞台。依靠着这一跨时代的创举，生物演化从此走上了快车道，用以衡量进化速度的时间单位，也从“亿年”缩短到了“百万年”乃至“万年”——这一切，全都是拜有性生殖下基因池能够更快、更有效地交换突变基因，并在自然选择作用下产生更加适合环境的后代所赐。当然，这一创举也造成了两样我们不太喜闻乐见的新事物：“衰老”与“自然死亡”——不过这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随着有性生殖这一概念的出现，一个崭新的问题也就摆在了进化程度更高的生物们（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不知多少代老祖宗）面前：如何选择提供遗传基因的另一方，才能让有性生殖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其优化基因的目的？当然，诸如避免近亲通婚、让自然选择淘汰掉一部分虚弱（或者不过是运气太差）的异性都是现成的手段，但光靠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
于是，种种“华而不实”应运而生。
雄性孔雀的花哨尾羽、雄鹿累赘的分叉大角、雄性园丁鸟精心装饰的巢穴、雄性一角鲸那事实上没啥用处的长牙（它同属齿鲸类的难兄难弟喙鲸们也可以算上）、多种雄性热带鱼令人眼花缭乱的体色……这些无论是看起来还是事实上都特别不实用的玩意儿，当然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才特意进化出来的。事实上，“不实用”恰恰就是这些玩意儿的存在价值——为了维持这一切，雄性们将不得不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投入更多能量与碳水化合物，在更残酷的竞争中求存。换言之，这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测试”。由于相对于雌性而言，雄性在确保物种繁衍方面所必须保存的基数相对较小，也更经得起损失，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摊上这倒霉事儿的都是它们。
尽管人类经常会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动物”这个概念区别开来，并且习惯性地认为“人性”与“动物性”是截然对立的。但任何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难明白，“人性”事实上来自于“动物性”，而人类的审美自然也与动物那种原始粗糙的“审美”脱不了干系——归根结底，一个人让自己显得符合社会审美標准，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取得社会成员的认同，二是建立自我认同；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前者。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人类的审美观往往又显得模糊而多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状态——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对立的存在，人类的文化才会显得如此多元而精彩。
由于创作年代相对较早，在许多不留情面的现代科幻文学评论家眼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可算是槽点满满。比如说，在某个从崩溃的银河帝国废墟里冒出来的孤立伪共和国中，独裁者的家眷竟然会把那些以20世纪中叶的标准而言都显得花哨庸俗的首饰奉为至宝，从而让端点星的商人们找到了打开贸易渠道的突破口。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们撇开“时代局限性”这个快把人耳朵磨出茧子来的玩意儿不谈，这一情节其实也不见得有多么不合理：正如动物们（虽然主要是更容易被牺牲的雄性）争相通过超出同类的“无用之物”来彰显自己通过生存测试的能力一样，在人类的审美观中，“稀缺性”在很大程度上和“美”是呈现正相关的——当第一批法国船员到达社会群岛时，他们就惊讶地发现，哪怕是船上的一根铁钉、一把匕首，在几乎没有金属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中也会被当作无价的珍宝供奉起来；而当地人司空见惯的海螺和鸟类羽毛，只要能运回欧洲，同样能在首饰制造者那儿卖出个好价钱。归根结底，这种审美观事实上源自于我们凸显自己与其他个体不同的本能：在过去的千百万年里，我们的远祖正是靠着这种“凸显不同”让自己的基因得到了存留的机会，才有了现如今的我们。
不过，除了自然人的生物属性之外，人类还拥有另一个属性：社会人。然而与那些带着目的出生、一生都只能作为社会群体中一个拥有特定功能的真社会性生物——比如说一系列膜翅目昆虫，以及蟑螂的那帮子喜欢啃木头的远亲——不同的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并不源自本能，而是来自不同社会成员让渡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契约。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社会准则与社会规范也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当社会规范映射到审美的实践活动中时，就出现了另一种审美观倾向：求同。人们通过在实践中模仿社会主流行为方式来表明“我与你们一样”“我不会惹麻烦”，从而以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与社会缔结契约。 对于习惯于遵循既有规则而非寻求自我表现与认同的普罗大众而言，证明自己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范式，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接纳，要远比出人头地更为重要。因此，与“存异”相比，“求同”的审美观不仅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占据主流，还因为其更加“社会性”的一面，以及通过消除差异性所产生的“平等”感，“求同”的审美观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是历代哲人对大同世界的幻想中的默认状态：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作者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统一的审美标准和着装，以凸显理性与社会性的胜利。而在浪漫情节退去，实践与冰冷现实在血与火中碰撞出一地鸡毛的20世纪，“求同”审美观则退下了理想国的宝座，更多地成为反乌托邦与蜂巢式异化社会的象征：无论是“南十字星共和国”与《一九八四》中大洋国居民统一的暗色工装裤，《美丽新世界》里各个种姓标志性的制服着装；抑或是《星球大战》中用无表情的封闭式头盔遮盖着的千人一面的克隆军队，以及科幻游戏大作《半条命》中外星“联合军”占领区内人们千篇一律的蓝灰色“囚徒”式服饰，无一不是集体压倒个体、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外化表现。为人所避之而不及。
当然，倾向于“求同”审美观虽然在现当代相对不那么讨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直都缺乏积极意义。事实上，作为社会规范的具体化，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时代，它曾经长期作为主流审美观存在，而它的对立面“存异”，在过去则更多地透着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甚至是反社会的意味。直到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开始逐渐得到发掘，而生产力的进步让追求个性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后者才得以逐渐压倒前者，成为主流。尽管到目前为止，二者大致上还可以称得上是平分秋色，但未来的发展方向却很可能更像是诸多赛博朋克作品——比如《雪崩》——所预言的那样，“存异”最终压倒“求同”，而成为整个世界的准绳。
不过，如同《雪崩》的“超元域”中那样人人都对奇装异服、凸显自我趋之若鹜的社会气氛，本质上却仍然不过是一种新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行为范式罢了。换言之，无论“求同”或是“存异”，事实上更类似于一枚可以时刻翻转的硬币的两面，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截然对立。
作为大多数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科幻迷在赛博朋克领域的入坑之作，《黑客帝国》中主角团队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的着装：全套黑色西服、锃亮的黑皮鞋和墨镜，可谓刷足了时髦值。而类似的着装打扮也经常出现在《黑衣人》这类主角团队定位为“精英”、习惯于花样耍酷的科幻作品之中。但很少有人會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打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远远谈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事实与此恰恰相反。
或许在现代人的眼里，一位中王国时代的埃及国王（没错，不是法老，这个名号是赛易斯王朝时才被“扶正”的）、公元6世纪的中国南朝皇帝或者法国波旁王朝君主的打扮，那是相当可笑的：这些人习惯于穿着厚重华丽、非常不适合进行任何运动的多层衣物，携带沉重得令人几乎直不起腰来的华丽皮毛饰品、易碎的丝绸、羽毛与珠宝，再配上大量相当缺乏男子气概的粉红、胭脂红或者铅白色调，看上去倒更像是狂欢节上的小丑。但事实上，这种过分华丽，甚至很容易让人产生“童装”感的装束，一直到19世纪都仍然是各个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精英阶层的主流打扮；而式样简单、贴身但却缺少装饰的衣物，却是劳动阶级——尤其是贫困的城市工人——的标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成型和人民主权理论被普遍接受，精英阶层的着装才开始由烦琐转向简化，并最终演化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装革履”。
当然，社会精英阶层着装的变化并非特例。在我们身边，类似的情况其实屡见不鲜：现代年轻人喜欢穿着的牛仔裤（最好还要刻意通过喷砂做旧，再在裤腿上弄出几个洞来），原本不过是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最初爆发时提供给那些衣衫褴褛的淘金客的廉价服装，长期被视为贫困和庸俗的“红脖子”的象征。就连很多人眼中的“高雅艺术”——比如说京剧，过去也不过是江淮地区草台班子不入流的民间娱乐活动罢了。在历史上，审美观同时存在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流动趋势，但后者从长远来看却远远超过前者。毕竟阳春白雪的受众本就十分有限，一旦某种文化现象沦为仅供一个小圈子把玩的精致藏品，那么它离失去生命力也就不远了。
不过，正如多数人并非永远代表真理一样，审美的大众化也并不总是那么让人喜闻乐见的。随着社会发展的持续加速以及娱乐手段获得变得愈发廉价，大众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快餐化、庸俗化和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倾向。当这种倾向随着审美观的大众化而登堂入室时，人们也隐约看到了某些长久以来的忧虑逐步变成现实的可能——许多人大概还记得科幻开山鼻祖之一赫伯特·威尔斯笔下那些意志消沉、软弱慵懒，沉溺于物质生活而甘为猪羊的“埃洛伊人”，或者小赫胥黎在二战后技术乐观主义的喧嚣中忧心忡忡地描绘出的在纯粹的感官享受中沉沦停滞的那个“美丽新世界”。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的涌起曾经一度让人们开始欢呼多元主义的最终胜利，但很快，网络信息传播的高度碎片化和即时化特点，就打破了那些乐观的预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一天中大半时间消耗在电脑屏幕之前，却只是像某个著名试验中拼命按动杠杆的小白鼠一样，在网络游戏中通过千百次机械重复相同的操作以获取那点儿可怜的刺激；与《美丽新世界》中“感官电影”在本质上相去无几的廉价网络文学和网络视频作品被千百万次传播；类似的焦虑开始进一步滋长，并进而反映在了大量以近未来与后现代为主体的科幻作品之中。无论是《第五元素》所描绘的每个角落充满直白到露骨的庸俗娱乐主义、消费主义气氛的未来都市，《蠢蛋进化论》里被令人绝望的廉价快感与无知的迷雾笼罩、在伊底与力比多的驱动下像没头苍蝇般瞎冲乱撞的黑暗世界，抑或是《发条橙》里秩序与反秩序互相碰撞，令人抑郁的混乱灰色时代，都不可避免地透着一股子混合着迷惘的畏惧感，一种对不可预知、难以理解、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式未来图景的畏惧。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畏惧正在渐渐加深、发酵。借用一句一个世纪前经典物理学者的话：在21世纪晴朗的天空边缘，一片乌云正在飘浮着。
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片乌云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头顶。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对于未来的畏惧不过是又一轮杞人忧天——毕竟，各式各样“九斤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式的厚古薄今式观点，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不鲜见。从古希腊人眼中历史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与“黑铁时代”之分，到孔丘哀叹的“礼崩乐坏”，再到无所不在的文化怀旧主义……然而人类文明确实顺顺当当地走过了这么多年。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我们所面临的是无法简单套用旧的历史经验描述与推断的现实状况。或许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于不同辈分之间几乎无所不在的代沟习以为常，但只有少数人才能清晰地意识到，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代沟的存在从来未曾像现在这样普遍而密集过：我们在近年来耳熟能详的“70后”“80后”“90后”，事实上意味着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所具有的文化与思维模式异质性已经相当明显。而这种代际差异的产生频率还在不断提升，由原先的十年一“代”缩短为五年一“代”，并且还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在相对稳定的前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代际更替速率是不可想象的。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社会模式，具有很高的稳定性，相同的经验可以持续传递许多个自然世代，并仍然具备指导意义——这也是为何农耕文明往往会演化出尊老传统的缘故。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代际更替速度其实也没有提高多少：一个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出生的不列颠绅士，很可能直到从报纸上看到女王的讣告时，才会觉得自己的这把老骨头有点儿过时；加利福尼亚淘金者的廉价日常便服，也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慢慢为大庭广众——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在那个时代，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前喻文化”尽管已经褪色，“并喻文化”开始逐渐取而代之，但毕竟演变程度毕竟有限；变化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至少还是平缓并且可以预期的。而这也是儒勒·凡尔纳那一代人能够对未来持有充分的技术乐观主义情绪的原因之一。
真正充当了代际更替催化剂作用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众所周知，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近代传媒，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最终创造出了广播和电视这两样改变世界的发明，但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无论是大量廉价印刷的报刊、杂志，还是覆盖面无远弗届的广播电视，本质上仍是以单向传播为主，换言之，借由这些媒介所传播的文化事项与文化范式——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审美观——本质上是由掌握了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人群所决定的。在审美方面，主流話语权的掌握者（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中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群体的主观标准对“美”进行定义，并通过单向传播影响广大社会成员。然而随着互联网民用化和网民数量在20世纪末的指数级增长，双向乃至多向实时传播开始取代过去的单向传播。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对传播领域的冲击，不亚于性别的产生对生物演化的影响：随着时刻从无数人脑海中冒出来的新点子与新创意的反复碰撞、融合，审美观自此开始出现去主流化与去中心化的倾向，以先辈难以预计的速度“野蛮生长”。
但这并不一定是好事。
虽然我们可以声称，过去那种主要取决于只占社会极少数人口比例的精英阶层好恶的审美观，是一种有碍社会发展的僵化的文化权威，然而这毕竟是我们祖祖辈辈已经花了数十个世纪所适应的模式。哪怕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大多数人仍然坚守着这一模式——而这正是目前无数代沟的成因。尽管许多人将审美观当成是一件“小事”，但别忘了，审美观的本质是对一切客观事物的评判标准（亦即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一个社会由无数群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人组成时，要指望它能顺畅地运行下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于未来审美观的演变前景，现当代的科幻作品中设想了不止一种可能性——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流于庸俗、在娱乐至死的泥沼中无限沉沦的图景。这倒并不是作家、编剧和社会学家们喜欢靠唱衰未来哗众取宠，而是因为这样的未来实在是太过“现实”了：没错，双向与多向传播带来的频繁交流，确实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人类数百万年来演化出的社会从众性仍然不能低估。在网络空间内川流不息的海量信息中，绝大部分都不过是对那些“当红”信息毫无新意的纯粹复制与同质化模仿，低质量垃圾信息不断的高强度洗礼，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审美疲劳，从而逐渐丧失在超出感官层面的领域内进行审美活动和美学实践的能力，最终在眼花缭乱的迷惘中将自己的判断力交给变幻莫测的潮流……这种同化无须暴力，也不像《美丽新世界》那样使用包着天鹅绒的钢铁镣铐，而是纯粹“自愿”的。从《神经浪游者》《零伯爵》起，到近年来出现的欧美“新怪谈”，所塑造的未来人都是这样的：这些衣食无忧却又穷极无聊的人，对一切都不再关心，用冷漠和玩世不恭对待身边的事物，而审美活动则被虚化成了由感官碎片包裹着“刺激”拼凑而成的万花筒。当这种沦入惰性的审美观走向极致时，人便不可避免地蜕化成了《Wall.E》中“公理号”上那些“自由”的臃肿米虫。没错，他们在理论上享受着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全面自由，但当船内广播里传来那句亲切却又空洞的“各位乘客请试试选择蓝色，蓝色正当红”时，所有人却都不假思索地一齐摁下了按钮，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要知道，当你根本无法想象其他选项的时候，你其实是别无选择的。
除此之外，对付逐渐超出理解能力范畴外的世界，摆在人们面前的另一个颇有些诱惑力的选择就是复古主义——作为保守主义的衍生产物，每当社会进入大规模变革时代时，总会有一群人基于“路径依赖”这一维持着人类社会日常运行的模式而选择“向后看”。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且不提第三世界落后国家那些形形色色的极端保守派和原教旨分子，即便在现今的高度发达国家，如美国和以色列，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为“阿米什人”的门诺派基督徒和被称为“哈瑞迪人”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前者的世界观与审美观仍然停留在16世纪，将电器、网络、汽车全都视为丑恶而令人厌恶的“魔鬼造物”敬而远之；后者则索性躲回了摩西时代的经书之中，将一切现代产物都视为污秽，甚至拒绝接受现代教育。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门诺派和哈瑞迪这类食古不化的团体不过是古老社会留下的活化石式孑遗，是必将被社会进步所淘汰的不合时宜之物（从某些角度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别忘了，在未来，陷入迷惘、感到自己被时代抛弃的人只会更多，而“传统”与“历史”将会成为许多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毕竟，在被迫面对越来越多无法理解的事物时，相当多的人会更乐意相信“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丑恶的，错的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我的观念与标准出了错”。
这种情形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或许迈克·雷斯尼克充滿争议的科幻小说《基里尼亚加》中描述的那种彻底返回前现代状态下的孤立社会还离我们比较遥远，但从19世纪欧洲人提出“高尚的野蛮人”，以及美国人逐渐形成特有的“荒野审美”开始，审美层面上的复古倾向一直在潜滋暗长，首次以文学手段表现了这种“返璞归真”情节的《人猿泰山》系列小说就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在这部小说中，埃德加·巴勒斯不惜笔墨地一次次让在刚果雨林里成长的泰山和他那位在英国上流社会长大的表亲相对比，正是其潜意识中认为近现代“文明人”相较于“原始人”更加虚伪与懦弱的反映。而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文化界，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对原始、朴素、自然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情绪，19世纪雪松谷式的进步主义社会实验开始被“回归自然”的行为艺术所取代。甚至在许多主观上无意宣传保守复古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审美观以及它所代表的世界观潜移默化的痕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名噪一时的《阿凡达》。原始的纳威人靠着自然演化出的生态圈集体意识的力量赶走了地球采矿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潜意识中“原始即正义”的映射。随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现实间鸿沟的持续扩大，基于复古主义的审美观以及与其伴生的保守哲学，或许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而这种变化到底是福是祸，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当然，虽然我们无法忽视这些令人不安的前景，但我们同样也不应该过分低估人类社会自我改造、自我适应的能力。在过去的数十万年中，我们的祖先虽然在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自身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反复与挫折，但最终还是挣扎着走了过来。或许，当这次史无前例的发展大潮走到下一个阶段时，我们将会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更加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审美观，甚至从头构建与定义新的美学。
毕竟，未来尚未发生，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刘维佳】
——克罗齐《美学原理》
华则必然不实？并非如此
在普遍喜欢讲究实用主义的东亚人的语境中，“这有什么用？”是最为常见的几个问题之一。充满了物资匮乏与分配不均的漫长历史，尤其是农业社会中经常出现的过密化现象，导致了东亚农耕民族根深蒂固的“物尽其用”思想。当某种事物看上去“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时，它就会被认定为是“无用”的。而“无用”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罪过——既然没有用，那么与其费心费力、浪费那么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它们造出来，还不如省下这些工夫去弄点儿能吃能穿的玩意儿，对不对？
不过，横贯了东亚漫长历史的“尚俭”意识，在实践层面上并没有阻止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继续被人们制造出来——从仰韶时代绘制在陶罐外的拙劣图画，到耗费不贷的丝袍大氅，再到脂粉香料、犀角珠杯，如果没有这些“无用之物”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衍生品，我们的历史至少得失色大半。当然，在人类文明的其他分支中，这样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无论道德家和实用主义者再怎么痛斥浮华奢侈的罪恶，整个社会如何将节俭视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却终究无法阻止那些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之后的社会成员不断费时费力地去追求他们眼中的“美”。
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来自铭刻于我们基因最深处的生物本能。
很久以前，在隐生宙漫长的暮色行将消散、显生宙多彩的初曦已经显现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变革：新兴的多细胞生物群落不再依靠原始的自我分裂一次次制造出两个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个体，“性”这个概念首次登上了进化的舞台。依靠着这一跨时代的创举，生物演化从此走上了快车道，用以衡量进化速度的时间单位，也从“亿年”缩短到了“百万年”乃至“万年”——这一切，全都是拜有性生殖下基因池能够更快、更有效地交换突变基因，并在自然选择作用下产生更加适合环境的后代所赐。当然，这一创举也造成了两样我们不太喜闻乐见的新事物：“衰老”与“自然死亡”——不过这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了。
让我们言归正传，随着有性生殖这一概念的出现，一个崭新的问题也就摆在了进化程度更高的生物们（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不知多少代老祖宗）面前：如何选择提供遗传基因的另一方，才能让有性生殖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其优化基因的目的？当然，诸如避免近亲通婚、让自然选择淘汰掉一部分虚弱（或者不过是运气太差）的异性都是现成的手段，但光靠这些显然还是不够的。
于是，种种“华而不实”应运而生。
雄性孔雀的花哨尾羽、雄鹿累赘的分叉大角、雄性园丁鸟精心装饰的巢穴、雄性一角鲸那事实上没啥用处的长牙（它同属齿鲸类的难兄难弟喙鲸们也可以算上）、多种雄性热带鱼令人眼花缭乱的体色……这些无论是看起来还是事实上都特别不实用的玩意儿，当然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才特意进化出来的。事实上，“不实用”恰恰就是这些玩意儿的存在价值——为了维持这一切，雄性们将不得不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投入更多能量与碳水化合物，在更残酷的竞争中求存。换言之，这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测试”。由于相对于雌性而言，雄性在确保物种繁衍方面所必须保存的基数相对较小，也更经得起损失，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摊上这倒霉事儿的都是它们。
尽管人类经常会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动物”这个概念区别开来，并且习惯性地认为“人性”与“动物性”是截然对立的。但任何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难明白，“人性”事实上来自于“动物性”，而人类的审美自然也与动物那种原始粗糙的“审美”脱不了干系——归根结底，一个人让自己显得符合社会审美標准，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取得社会成员的认同，二是建立自我认同；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前者。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人类的审美观往往又显得模糊而多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呈现出截然对立的状态——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对立的存在，人类的文化才会显得如此多元而精彩。
求同乎？存异乎？审美的“两端”
由于创作年代相对较早，在许多不留情面的现代科幻文学评论家眼里，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可算是槽点满满。比如说，在某个从崩溃的银河帝国废墟里冒出来的孤立伪共和国中，独裁者的家眷竟然会把那些以20世纪中叶的标准而言都显得花哨庸俗的首饰奉为至宝，从而让端点星的商人们找到了打开贸易渠道的突破口。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我们撇开“时代局限性”这个快把人耳朵磨出茧子来的玩意儿不谈，这一情节其实也不见得有多么不合理：正如动物们（虽然主要是更容易被牺牲的雄性）争相通过超出同类的“无用之物”来彰显自己通过生存测试的能力一样，在人类的审美观中，“稀缺性”在很大程度上和“美”是呈现正相关的——当第一批法国船员到达社会群岛时，他们就惊讶地发现，哪怕是船上的一根铁钉、一把匕首，在几乎没有金属的波利尼西亚社会中也会被当作无价的珍宝供奉起来；而当地人司空见惯的海螺和鸟类羽毛，只要能运回欧洲，同样能在首饰制造者那儿卖出个好价钱。归根结底，这种审美观事实上源自于我们凸显自己与其他个体不同的本能：在过去的千百万年里，我们的远祖正是靠着这种“凸显不同”让自己的基因得到了存留的机会，才有了现如今的我们。
不过，除了自然人的生物属性之外，人类还拥有另一个属性：社会人。然而与那些带着目的出生、一生都只能作为社会群体中一个拥有特定功能的真社会性生物——比如说一系列膜翅目昆虫，以及蟑螂的那帮子喜欢啃木头的远亲——不同的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并不源自本能，而是来自不同社会成员让渡权利所产生的社会契约。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社会准则与社会规范也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当社会规范映射到审美的实践活动中时，就出现了另一种审美观倾向：求同。人们通过在实践中模仿社会主流行为方式来表明“我与你们一样”“我不会惹麻烦”，从而以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与社会缔结契约。 对于习惯于遵循既有规则而非寻求自我表现与认同的普罗大众而言，证明自己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范式，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接纳，要远比出人头地更为重要。因此，与“存异”相比，“求同”的审美观不仅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占据主流，还因为其更加“社会性”的一面，以及通过消除差异性所产生的“平等”感，“求同”的审美观在过去数千年中一直是历代哲人对大同世界的幻想中的默认状态：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作者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统一的审美标准和着装，以凸显理性与社会性的胜利。而在浪漫情节退去，实践与冰冷现实在血与火中碰撞出一地鸡毛的20世纪，“求同”审美观则退下了理想国的宝座，更多地成为反乌托邦与蜂巢式异化社会的象征：无论是“南十字星共和国”与《一九八四》中大洋国居民统一的暗色工装裤，《美丽新世界》里各个种姓标志性的制服着装；抑或是《星球大战》中用无表情的封闭式头盔遮盖着的千人一面的克隆军队，以及科幻游戏大作《半条命》中外星“联合军”占领区内人们千篇一律的蓝灰色“囚徒”式服饰，无一不是集体压倒个体、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外化表现。为人所避之而不及。
当然，倾向于“求同”审美观虽然在现当代相对不那么讨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直都缺乏积极意义。事实上，作为社会规范的具体化，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时代，它曾经长期作为主流审美观存在，而它的对立面“存异”，在过去则更多地透着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甚至是反社会的意味。直到近代以来，“人”的价值开始逐渐得到发掘，而生产力的进步让追求个性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后者才得以逐渐压倒前者，成为主流。尽管到目前为止，二者大致上还可以称得上是平分秋色，但未来的发展方向却很可能更像是诸多赛博朋克作品——比如《雪崩》——所预言的那样，“存异”最终压倒“求同”，而成为整个世界的准绳。
不过，如同《雪崩》的“超元域”中那样人人都对奇装异服、凸显自我趋之若鹜的社会气氛，本质上却仍然不过是一种新的、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的行为范式罢了。换言之，无论“求同”或是“存异”，事实上更类似于一枚可以时刻翻转的硬币的两面，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截然对立。
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大众化还是庸俗化？
作为大多数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科幻迷在赛博朋克领域的入坑之作，《黑客帝国》中主角团队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的着装：全套黑色西服、锃亮的黑皮鞋和墨镜，可谓刷足了时髦值。而类似的着装打扮也经常出现在《黑衣人》这类主角团队定位为“精英”、习惯于花样耍酷的科幻作品之中。但很少有人會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打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远远谈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事实与此恰恰相反。
或许在现代人的眼里，一位中王国时代的埃及国王（没错，不是法老，这个名号是赛易斯王朝时才被“扶正”的）、公元6世纪的中国南朝皇帝或者法国波旁王朝君主的打扮，那是相当可笑的：这些人习惯于穿着厚重华丽、非常不适合进行任何运动的多层衣物，携带沉重得令人几乎直不起腰来的华丽皮毛饰品、易碎的丝绸、羽毛与珠宝，再配上大量相当缺乏男子气概的粉红、胭脂红或者铅白色调，看上去倒更像是狂欢节上的小丑。但事实上，这种过分华丽，甚至很容易让人产生“童装”感的装束，一直到19世纪都仍然是各个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精英阶层的主流打扮；而式样简单、贴身但却缺少装饰的衣物，却是劳动阶级——尤其是贫困的城市工人——的标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成型和人民主权理论被普遍接受，精英阶层的着装才开始由烦琐转向简化，并最终演化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装革履”。
当然，社会精英阶层着装的变化并非特例。在我们身边，类似的情况其实屡见不鲜：现代年轻人喜欢穿着的牛仔裤（最好还要刻意通过喷砂做旧，再在裤腿上弄出几个洞来），原本不过是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最初爆发时提供给那些衣衫褴褛的淘金客的廉价服装，长期被视为贫困和庸俗的“红脖子”的象征。就连很多人眼中的“高雅艺术”——比如说京剧，过去也不过是江淮地区草台班子不入流的民间娱乐活动罢了。在历史上，审美观同时存在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流动趋势，但后者从长远来看却远远超过前者。毕竟阳春白雪的受众本就十分有限，一旦某种文化现象沦为仅供一个小圈子把玩的精致藏品，那么它离失去生命力也就不远了。
不过，正如多数人并非永远代表真理一样，审美的大众化也并不总是那么让人喜闻乐见的。随着社会发展的持续加速以及娱乐手段获得变得愈发廉价，大众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快餐化、庸俗化和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倾向。当这种倾向随着审美观的大众化而登堂入室时，人们也隐约看到了某些长久以来的忧虑逐步变成现实的可能——许多人大概还记得科幻开山鼻祖之一赫伯特·威尔斯笔下那些意志消沉、软弱慵懒，沉溺于物质生活而甘为猪羊的“埃洛伊人”，或者小赫胥黎在二战后技术乐观主义的喧嚣中忧心忡忡地描绘出的在纯粹的感官享受中沉沦停滞的那个“美丽新世界”。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浪潮的涌起曾经一度让人们开始欢呼多元主义的最终胜利，但很快，网络信息传播的高度碎片化和即时化特点，就打破了那些乐观的预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一天中大半时间消耗在电脑屏幕之前，却只是像某个著名试验中拼命按动杠杆的小白鼠一样，在网络游戏中通过千百次机械重复相同的操作以获取那点儿可怜的刺激；与《美丽新世界》中“感官电影”在本质上相去无几的廉价网络文学和网络视频作品被千百万次传播；类似的焦虑开始进一步滋长，并进而反映在了大量以近未来与后现代为主体的科幻作品之中。无论是《第五元素》所描绘的每个角落充满直白到露骨的庸俗娱乐主义、消费主义气氛的未来都市，《蠢蛋进化论》里被令人绝望的廉价快感与无知的迷雾笼罩、在伊底与力比多的驱动下像没头苍蝇般瞎冲乱撞的黑暗世界，抑或是《发条橙》里秩序与反秩序互相碰撞，令人抑郁的混乱灰色时代，都不可避免地透着一股子混合着迷惘的畏惧感，一种对不可预知、难以理解、光怪陆离的万花筒式未来图景的畏惧。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畏惧正在渐渐加深、发酵。借用一句一个世纪前经典物理学者的话：在21世纪晴朗的天空边缘，一片乌云正在飘浮着。
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片乌云很快就会来到我们的头顶。
前途茫茫：审美观将往何处去？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对于未来的畏惧不过是又一轮杞人忧天——毕竟，各式各样“九斤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式的厚古薄今式观点，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不鲜见。从古希腊人眼中历史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与“黑铁时代”之分，到孔丘哀叹的“礼崩乐坏”，再到无所不在的文化怀旧主义……然而人类文明确实顺顺当当地走过了这么多年。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我们所面临的是无法简单套用旧的历史经验描述与推断的现实状况。或许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于不同辈分之间几乎无所不在的代沟习以为常，但只有少数人才能清晰地意识到，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代沟的存在从来未曾像现在这样普遍而密集过：我们在近年来耳熟能详的“70后”“80后”“90后”，事实上意味着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所具有的文化与思维模式异质性已经相当明显。而这种代际差异的产生频率还在不断提升，由原先的十年一“代”缩短为五年一“代”，并且还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在相对稳定的前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代际更替速率是不可想象的。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社会模式，具有很高的稳定性，相同的经验可以持续传递许多个自然世代，并仍然具备指导意义——这也是为何农耕文明往往会演化出尊老传统的缘故。而在工业革命之后，代际更替速度其实也没有提高多少：一个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出生的不列颠绅士，很可能直到从报纸上看到女王的讣告时，才会觉得自己的这把老骨头有点儿过时；加利福尼亚淘金者的廉价日常便服，也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慢慢为大庭广众——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在那个时代，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前喻文化”尽管已经褪色，“并喻文化”开始逐渐取而代之，但毕竟演变程度毕竟有限；变化虽然看得见、摸得着，但至少还是平缓并且可以预期的。而这也是儒勒·凡尔纳那一代人能够对未来持有充分的技术乐观主义情绪的原因之一。
真正充当了代际更替催化剂作用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众所周知，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近代传媒，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最终创造出了广播和电视这两样改变世界的发明，但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无论是大量廉价印刷的报刊、杂志，还是覆盖面无远弗届的广播电视，本质上仍是以单向传播为主，换言之，借由这些媒介所传播的文化事项与文化范式——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审美观——本质上是由掌握了社会主流话语权的人群所决定的。在审美方面，主流話语权的掌握者（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是中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群体的主观标准对“美”进行定义，并通过单向传播影响广大社会成员。然而随着互联网民用化和网民数量在20世纪末的指数级增长，双向乃至多向实时传播开始取代过去的单向传播。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对传播领域的冲击，不亚于性别的产生对生物演化的影响：随着时刻从无数人脑海中冒出来的新点子与新创意的反复碰撞、融合，审美观自此开始出现去主流化与去中心化的倾向，以先辈难以预计的速度“野蛮生长”。
但这并不一定是好事。
虽然我们可以声称，过去那种主要取决于只占社会极少数人口比例的精英阶层好恶的审美观，是一种有碍社会发展的僵化的文化权威，然而这毕竟是我们祖祖辈辈已经花了数十个世纪所适应的模式。哪怕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大多数人仍然坚守着这一模式——而这正是目前无数代沟的成因。尽管许多人将审美观当成是一件“小事”，但别忘了，审美观的本质是对一切客观事物的评判标准（亦即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一个社会由无数群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人组成时，要指望它能顺畅地运行下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于未来审美观的演变前景，现当代的科幻作品中设想了不止一种可能性——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流于庸俗、在娱乐至死的泥沼中无限沉沦的图景。这倒并不是作家、编剧和社会学家们喜欢靠唱衰未来哗众取宠，而是因为这样的未来实在是太过“现实”了：没错，双向与多向传播带来的频繁交流，确实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人类数百万年来演化出的社会从众性仍然不能低估。在网络空间内川流不息的海量信息中，绝大部分都不过是对那些“当红”信息毫无新意的纯粹复制与同质化模仿，低质量垃圾信息不断的高强度洗礼，反而容易让人陷入审美疲劳，从而逐渐丧失在超出感官层面的领域内进行审美活动和美学实践的能力，最终在眼花缭乱的迷惘中将自己的判断力交给变幻莫测的潮流……这种同化无须暴力，也不像《美丽新世界》那样使用包着天鹅绒的钢铁镣铐，而是纯粹“自愿”的。从《神经浪游者》《零伯爵》起，到近年来出现的欧美“新怪谈”，所塑造的未来人都是这样的：这些衣食无忧却又穷极无聊的人，对一切都不再关心，用冷漠和玩世不恭对待身边的事物，而审美活动则被虚化成了由感官碎片包裹着“刺激”拼凑而成的万花筒。当这种沦入惰性的审美观走向极致时，人便不可避免地蜕化成了《Wall.E》中“公理号”上那些“自由”的臃肿米虫。没错，他们在理论上享受着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全面自由，但当船内广播里传来那句亲切却又空洞的“各位乘客请试试选择蓝色，蓝色正当红”时，所有人却都不假思索地一齐摁下了按钮，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要知道，当你根本无法想象其他选项的时候，你其实是别无选择的。
除此之外，对付逐渐超出理解能力范畴外的世界，摆在人们面前的另一个颇有些诱惑力的选择就是复古主义——作为保守主义的衍生产物，每当社会进入大规模变革时代时，总会有一群人基于“路径依赖”这一维持着人类社会日常运行的模式而选择“向后看”。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且不提第三世界落后国家那些形形色色的极端保守派和原教旨分子，即便在现今的高度发达国家，如美国和以色列，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为“阿米什人”的门诺派基督徒和被称为“哈瑞迪人”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前者的世界观与审美观仍然停留在16世纪，将电器、网络、汽车全都视为丑恶而令人厌恶的“魔鬼造物”敬而远之；后者则索性躲回了摩西时代的经书之中，将一切现代产物都视为污秽，甚至拒绝接受现代教育。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门诺派和哈瑞迪这类食古不化的团体不过是古老社会留下的活化石式孑遗，是必将被社会进步所淘汰的不合时宜之物（从某些角度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别忘了，在未来，陷入迷惘、感到自己被时代抛弃的人只会更多，而“传统”与“历史”将会成为许多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毕竟，在被迫面对越来越多无法理解的事物时，相当多的人会更乐意相信“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丑恶的，错的是整个世界”，而不是“我的观念与标准出了错”。
这种情形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或许迈克·雷斯尼克充滿争议的科幻小说《基里尼亚加》中描述的那种彻底返回前现代状态下的孤立社会还离我们比较遥远，但从19世纪欧洲人提出“高尚的野蛮人”，以及美国人逐渐形成特有的“荒野审美”开始，审美层面上的复古倾向一直在潜滋暗长，首次以文学手段表现了这种“返璞归真”情节的《人猿泰山》系列小说就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在这部小说中，埃德加·巴勒斯不惜笔墨地一次次让在刚果雨林里成长的泰山和他那位在英国上流社会长大的表亲相对比，正是其潜意识中认为近现代“文明人”相较于“原始人”更加虚伪与懦弱的反映。而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的文化界，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对原始、朴素、自然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情绪，19世纪雪松谷式的进步主义社会实验开始被“回归自然”的行为艺术所取代。甚至在许多主观上无意宣传保守复古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审美观以及它所代表的世界观潜移默化的痕迹——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名噪一时的《阿凡达》。原始的纳威人靠着自然演化出的生态圈集体意识的力量赶走了地球采矿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潜意识中“原始即正义”的映射。随着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现实间鸿沟的持续扩大，基于复古主义的审美观以及与其伴生的保守哲学，或许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而这种变化到底是福是祸，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当然，虽然我们无法忽视这些令人不安的前景，但我们同样也不应该过分低估人类社会自我改造、自我适应的能力。在过去的数十万年中，我们的祖先虽然在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自身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反复与挫折，但最终还是挣扎着走了过来。或许，当这次史无前例的发展大潮走到下一个阶段时，我们将会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更加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审美观，甚至从头构建与定义新的美学。
毕竟，未来尚未发生，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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