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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一系列军事政变让信仰民族主义的少壮派军官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夺取政权，埃及国父纳赛尔便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納赛尔用军人精英理念为埃及带来现代化，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但是纳赛尔也为埃及留下了军人政治的后遗症，例如与宗教主义者的矛盾。如今，军方仍是埃及最特殊的利益阶层，在2013年的政变中，军方一方面证明了他们才是埃及的主宰者，另一方面也将埃及民主转型带入了一条更曲折的道路。
权力必须在军方传承
这是埃及军方在3年内第二次干预政治。在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下台的过程中，埃及军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是行伍出身的穆巴拉克也不能避免因军方支持而上台，因削弱军方权力而下台的命运。
2011年1月底，穆巴拉克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坦塔维进行对话。坦塔维问穆巴拉克：“国家在动乱，我们要做什么？”穆巴拉克说：“我们必须再等两天。”
1月31日，当坦塔维再次来到穆巴拉克面前时，他说：“你必须辞职！”“你这是在和总统说话吗？”穆巴拉克质问道。坦塔维回答说：“如果你再当一天总统，整个国家将被摧毁。”
十天之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据称，早在穆巴拉克第五次当选总统时，坦塔维和军方就已经不满。《新闻周刊》在一篇描写穆巴拉克妻子的文章中写道，穆巴拉克试图培养两个儿子做接班人，这在埃及军方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埃及的权力必须在军方中传承，而非某个家族。
因此在民众抗议的浪潮中，坦塔维抓住了机会，将穆巴拉克赶下台，随后军方接管国家，直到有了议会和宪法。
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军方的参与，埃及总统不可能下台。
2013年7月1日，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国防部长塞西面见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塞西是穆尔西一手提拔接替前军方一号人物坦塔维的，此时的塞西对穆尔西的要求就是“下台，不要抵抗军方最后通牒和民众诉求”。
虽然穆尔西表示与宪法共存亡，但是两天后，他就被军方罢免了。法国《费加罗报》撰文称，像两年前推翻穆巴拉克一样，埃及军队和上街造反的埃及人又联手推翻了穆尔西。
军方的底线是享有特权
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蒂文·库克说，塞西领导的新军官阶层从不听命于穆尔西，他们是一批更年轻、有野心的军官，他们抓住机会推翻了穆尔西。
穆尔西上台后，立即对在埃及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军队进行了“手术”。他解除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的职务，紧接着取消军方所颁布的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补充声明，最后强行通过了新宪法。
穆尔西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行动虽然削弱了军方，但军方并没有立即激化与穆尔西的矛盾，因为军方的底线是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享有否决权，军队预算和大量的财政收入独立，享有腐败或镇压指控豁免权，享有宪法特权等。穆尔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
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卡德里当时认为，军方遵守了“不取代合法政府”的承诺，退回了“保卫家国”的本职。坦塔维是埃及军界的传奇人物，“他如果想做什么，没人能阻止”。
在这个过程中，穆尔西似乎占据了上风，却在最后时刻令自己孤立无援。法国媒体认为，穆尔西遭到军方的“报复”。
英国《金融时报》社论称，穆尔西执政一年后下台的方式无疑是一场政变。但在此之前，数百万埃及人已经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下台，甚至超过了当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者人数。埃及的新篇章正由塞西将军书写，他暂停了宪法，用最高法院院长暂时代替了穆尔西。在长达60年的时间内，埃及军方是统治者的支柱，从纳赛尔革命时已经开始。
在埃及任何执政者都不能超越军方的底线，否则即便是行伍出身的穆巴拉克也不能幸免。
军方坚持现代化世俗主义
在埃及的权力体系中，军方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纳赛尔时代的军方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上世纪70年代后，军方开始接受在总统制下存在，这样既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又能保持政治影响力。
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指出，这也就是直到现在，很多埃及军队高官们仍不认同民主制度的原因，因为民主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将军们想要的是软弱的总统受制于军队，军队享有宪法的特权，能够干预政治事务。
除了作为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埃及军队文化也很特殊。“埃及军队从殖民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腐败中拯救了国家”，这一观点被灌输给每一位年轻的军官候选人。埃及军方文化混杂了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那个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
最重要的是，埃及军方还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例如主导这场政变的塞西将军，《费加罗报》认为，他虽然有个戴伊斯兰面纱的夫人，曾经把军事学校大门向伊斯兰分子打开，又被穆尔西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他实际上绝无一点伊斯兰主义者的细胞。埃及军队多年来也一直提防伊斯兰分子进入军队。塞西将军实际上是埃及军队体制内人物，是纳赛尔的现代传人。
但正是军方强势推行去伊斯兰化政策，血腥镇压穆兄会，埋下了今天埃及政治冲突的隐患，长期被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通过民选政治夺取政权后，迫不及待地扩大权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造成了军方和世俗主义精英的反弹，最终吞噬了埃及民主那一小步进程。
军人干政带来新政治斗争
《金融时报》的社论这样写道，穆尔西的失败具有启示意义。他将对穆兄会的责任凌驾于对民众的责任之上。他不仅没有满足人们对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而且错误判断了埃及社会的多元性。
在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和伊斯兰化是两种矛盾的发展路线。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埃及世俗化已经根深蒂固，非穆尔西和穆兄会所能轻易撼动。
穆尔西的政治对手指责穆尔西给穆兄会和伊斯兰教派太多的权力，但却无力应付埃及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这点燃了民众对他的愤怒之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东政治中，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权者一旦掌权便恋栈权力，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权力更替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完成，而军队对当权者持何种态度直接决定现政权去留。在历史上，中东很多政治强人就是栽在军人政变之下。
军人干涉下的埃及政治体系正在经历这样痛苦的过程，仍未能跳脱出来，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认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代替穆尔西政权，这很可能会阻止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但也意味着新一轮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和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各方势力会戴着民主的面具合法地排挤和迫害政治对手。
斯蒂文·库克高级研究员也认为，在如今埃及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力中，纷繁复杂的政治组织，互相都不能说服对方，军方成了仲裁者。如果埃及人真的希望军方远离政治，就要学会妥协的艺术。
权力必须在军方传承
这是埃及军方在3年内第二次干预政治。在穆巴拉克和穆尔西下台的过程中，埃及军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是行伍出身的穆巴拉克也不能避免因军方支持而上台，因削弱军方权力而下台的命运。
2011年1月底，穆巴拉克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坦塔维进行对话。坦塔维问穆巴拉克：“国家在动乱，我们要做什么？”穆巴拉克说：“我们必须再等两天。”
1月31日，当坦塔维再次来到穆巴拉克面前时，他说：“你必须辞职！”“你这是在和总统说话吗？”穆巴拉克质问道。坦塔维回答说：“如果你再当一天总统，整个国家将被摧毁。”
十天之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据称，早在穆巴拉克第五次当选总统时，坦塔维和军方就已经不满。《新闻周刊》在一篇描写穆巴拉克妻子的文章中写道，穆巴拉克试图培养两个儿子做接班人，这在埃及军方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埃及的权力必须在军方中传承，而非某个家族。
因此在民众抗议的浪潮中，坦塔维抓住了机会，将穆巴拉克赶下台，随后军方接管国家，直到有了议会和宪法。
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认为，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军方的参与，埃及总统不可能下台。
2013年7月1日，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国防部长塞西面见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塞西是穆尔西一手提拔接替前军方一号人物坦塔维的，此时的塞西对穆尔西的要求就是“下台，不要抵抗军方最后通牒和民众诉求”。
虽然穆尔西表示与宪法共存亡，但是两天后，他就被军方罢免了。法国《费加罗报》撰文称，像两年前推翻穆巴拉克一样，埃及军队和上街造反的埃及人又联手推翻了穆尔西。
军方的底线是享有特权
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蒂文·库克说，塞西领导的新军官阶层从不听命于穆尔西，他们是一批更年轻、有野心的军官，他们抓住机会推翻了穆尔西。
穆尔西上台后，立即对在埃及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军队进行了“手术”。他解除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的职务，紧接着取消军方所颁布的旨在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补充声明，最后强行通过了新宪法。
穆尔西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行动虽然削弱了军方，但军方并没有立即激化与穆尔西的矛盾，因为军方的底线是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享有否决权，军队预算和大量的财政收入独立，享有腐败或镇压指控豁免权，享有宪法特权等。穆尔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
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卡德里当时认为，军方遵守了“不取代合法政府”的承诺，退回了“保卫家国”的本职。坦塔维是埃及军界的传奇人物，“他如果想做什么，没人能阻止”。
在这个过程中，穆尔西似乎占据了上风，却在最后时刻令自己孤立无援。法国媒体认为，穆尔西遭到军方的“报复”。
英国《金融时报》社论称，穆尔西执政一年后下台的方式无疑是一场政变。但在此之前，数百万埃及人已经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下台，甚至超过了当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抗议者人数。埃及的新篇章正由塞西将军书写，他暂停了宪法，用最高法院院长暂时代替了穆尔西。在长达60年的时间内，埃及军方是统治者的支柱，从纳赛尔革命时已经开始。
在埃及任何执政者都不能超越军方的底线，否则即便是行伍出身的穆巴拉克也不能幸免。
军方坚持现代化世俗主义
在埃及的权力体系中，军方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纳赛尔时代的军方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上世纪70年代后，军方开始接受在总统制下存在，这样既能保证他们的利益，又能保持政治影响力。
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指出，这也就是直到现在，很多埃及军队高官们仍不认同民主制度的原因，因为民主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将军们想要的是软弱的总统受制于军队，军队享有宪法的特权，能够干预政治事务。
除了作为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埃及军队文化也很特殊。“埃及军队从殖民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腐败中拯救了国家”，这一观点被灌输给每一位年轻的军官候选人。埃及军方文化混杂了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那个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
最重要的是，埃及军方还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例如主导这场政变的塞西将军，《费加罗报》认为，他虽然有个戴伊斯兰面纱的夫人，曾经把军事学校大门向伊斯兰分子打开，又被穆尔西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他实际上绝无一点伊斯兰主义者的细胞。埃及军队多年来也一直提防伊斯兰分子进入军队。塞西将军实际上是埃及军队体制内人物，是纳赛尔的现代传人。
但正是军方强势推行去伊斯兰化政策，血腥镇压穆兄会，埋下了今天埃及政治冲突的隐患，长期被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通过民选政治夺取政权后，迫不及待地扩大权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造成了军方和世俗主义精英的反弹，最终吞噬了埃及民主那一小步进程。
军人干政带来新政治斗争
《金融时报》的社论这样写道，穆尔西的失败具有启示意义。他将对穆兄会的责任凌驾于对民众的责任之上。他不仅没有满足人们对经济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而且错误判断了埃及社会的多元性。
在阿拉伯国家，世俗化和伊斯兰化是两种矛盾的发展路线。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埃及世俗化已经根深蒂固，非穆尔西和穆兄会所能轻易撼动。
穆尔西的政治对手指责穆尔西给穆兄会和伊斯兰教派太多的权力，但却无力应付埃及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这点燃了民众对他的愤怒之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东政治中，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权者一旦掌权便恋栈权力，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权力更替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完成，而军队对当权者持何种态度直接决定现政权去留。在历史上，中东很多政治强人就是栽在军人政变之下。
军人干涉下的埃及政治体系正在经历这样痛苦的过程，仍未能跳脱出来，布鲁金斯多哈中心研究员阿舒尔·奥马尔认为，以军事政变的方式代替穆尔西政权，这很可能会阻止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但也意味着新一轮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和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各方势力会戴着民主的面具合法地排挤和迫害政治对手。
斯蒂文·库克高级研究员也认为，在如今埃及错综复杂的政治角力中，纷繁复杂的政治组织，互相都不能说服对方，军方成了仲裁者。如果埃及人真的希望军方远离政治，就要学会妥协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