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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同意赔偿但拒绝认错
58岁的刘明正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肛管直肠癌切除术。术后，医生嘱咐护士给其注射了降压药物。之后刘明正因“血压过低，出现休克，急性肾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明正家属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但院方坚称自己并无任何过错。
2009年8月22日上午，郑州，中雨转阴。刘永小心翼翼地抱着父亲刘明正的骨灰盒，告别这座陌生的城市，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父亲的遗体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躺了18天后，刘永终于无法承受来自滑县老家亲友的压力，接受了“及早处理后事，入土为安”的观念，放弃尸检，将父亲提前火葬。但他心里明白，这件事远未了结，“如果医院不给个说法，父亲死不瞑目”。
最好的医院
今年7月，刘明正被确诊为直肠癌，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女儿刘素霞从网上查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微创外科张建成医生的论文，文中称该院能以腹腔镜进行直肠切除术，具有创伤，少、痛苦小、不开大口等优点。联想到父亲对医院的抵触情绪，这样的介绍让她动心了，她认为这是一个能让父亲满意并减少痛苦的好方法。
7月27日，刘素霞和弟弟刘永陪同父亲来到郑州，找到张建成大夫进行咨询。张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微创手术相对于传统手术的优势，刘明正听完“显得特别高兴”，当即决定在该院做完手术再回老家。
“当时张大夫告诉我，说我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手术绝对不存在问题，做完后几天就能出院。”刘素霞回忆道，“我们也觉得一级是一级的水平，省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所以立即就入院交费了。”
出乎意料的手术
经过常规术前检查、化验，刘明正各项指标均满足手术条件。7月30日上午儿时许，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张建成向家属介绍，整台手术预计3个小时左右结束。
之后，刘素霞和家人开始了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原定的3个小时也已经过去，手术室内始终没有人出来介绍情况。到下午3点多，医生终于出来了，但他并不是来宣布手术成功的，而是来告诉刘素霞：在手术时又发现刘明正前列腺和直肠粘连，膀胱壁硬化，需要切除。刘素霞同意了院方的手术方案。当晚9点，手术结束，刘明正被推回病房，此时他全身颤抖，高度昏迷。刘素霞跑去询问医生张建成，张称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至于手术时间的延长，张的解释是“没想到前列腺粘连这么严重”。
稍后，张建成离开了医院，护士开始给刘明正输液。每输一瓶之前，细心的刘素霞都会询问输的是什么药物。就在要输一瓶降压药物的时候，刘素霞瞟了一眼检测仪，看到血压是133／86，便问护士说血压已经正常，是否还需要再降，但护士回答说必须“遵医嘱”。
降压药输入半个小时后，刘明正的血压明显下降，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在刘素霞的强烈要求下，护士关停了降压药，但没有采取其他措施。31日凌晨，刘素霞将父亲血压持续降低的情况报告给值班大夫，值班大夫称自己不了解情况，让家属继续观察。
31日上午9点，刘明正的血压降到了70／39，情绪显得异常烦躁。据刘素霞回忆，科室主任王旺和在查房时看到这一情况，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就找来张建成和几位护士，吩咐他们“24小时在病房盯着，午饭由他来管”，同时他用红笔写了几段文字，在家属眼前晃了晃说，“这是我写给张大夫的13条建议，让他看完自己反思”。
之后，王旺和组织科室人员开始进行抢救，安排人员给刘明正输血、用升压药、安静药、速尿等，但刘明正症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当天中午12点，张建成通知刘素霞，“病人由于血压过低，出现休克，急性肾衰竭”，需要转进重症监护室ICU。
31日下午2点，将父亲转至ICU时，刘素霞当即收到了病危通知书。通知书上的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休克”等。在ICU病房抢救了四天四夜后，医院告知家属，刘明正病情严重，虽经积极抢救，但已无力回天。8月4日凌晨2点，刘明正在ICU病房内永远停止了呼吸。
失踪的医生
悲痛之余，刘素霞开始探寻导致父亲死亡的真正原因。她在老家开有门诊，也具备行医资格，对医疗知识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她仔细回忆了父亲在省人民医院就诊的前前后后，发现整个过程中存在许多疑点，而院方对父亲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素霞回忆：8月1日晚，即父亲病重转入ICU病房之后，她曾与张建成有过一次长时间的通话，她也对通话过程进行了录音。在这段长达50分钟的通话录音中，张建成面对刘素霞的质疑，坦然承认他“心里难受，压力很大，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行医20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受此事的影响“自己甚至都不想再干了”。
8月4日，刘明正去世当天，刘素霞曾找到医院医务处处长赵琳，询问父亲死亡的原因，赵琳的回答是因为休克、肾衰竭等，当刘素霞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症状时，赵琳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探寻未果，刘素霞想到了去找主治医生张建成问个究竟。恰在这时，刘素霞发现，事件的核心人物张建成突然“失踪”了。
当天上午，刘素霞到张建成办公室急寻，没有发现张的踪影。随后她找到该科主任王旺和，被告知科室也不知张的行踪。据王旺和的解释，8月3日晚上，科室开会开到深夜11点，当时张建成在场，但4日上午张“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至于他的去向，科室“无人知晓”。赵琳、王旺和等当着刘素霞的面拨打张建成的手机，提示音显示关机。刘素霞问起张建成家中电话，代表院方的众人都称“不知道”。
随后的数天里，刘素霞一遍遍拨打张建成的手机，大都是关机。期间曾拨通过一次，电话里张建成称自己仍在外地，无法回医院。在刘素霞的恳求下，张建成就手术的过程与她进行了简单沟通。这次简短的谈话，在刘素霞看来“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张建成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实话”，正是这几句“实话”，让刘素霞确信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刘素霞反复听了这次通话的录音，然后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些“实话”：确实后半夜血压低时我们措施不得力，这个我们也承认，没有根据情况申请输点血，采取点其它措施。
病历凸现多处硬伤
除了与张建成谈话时获得的这些“实话”，刘素霞认为足以判定省人民医院负有医疗责任的，还有她从医院复印的病历。
父亲去世后，具有行医经验的刘素霞明白病历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申请查看并复印了病历。在这份病历上，她发现了众多不同寻常之处。
刘素霞向记者提供了病历的复印件，并一一指出了病历上的“硬伤”：首先是时间的低级错误。在病历首页，刘明 正的入院和出院时间填写的竟是“2008年7月27日”及“2008年8月4日”，而在同页的“人院确诊日期”却又写成了正确的“2009年7月27日”。
其次，护理记录单的页码，有明显涂改痕迹。该护理单的第6页，页码上填写的数字“6”，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由数字“5”涂改而成，依次类推，之后的几页，数字“7”和“8”分别是由“6”和“7”涂改成的。按照页码的顺序阅读护理单，会发现单上记录的时间顺序存在混乱，5、6、7页的逻辑顺序存在明显差错。
经仔细研究，刘素霞发现问题出在护理单第5页。该页所记录的时间段，恰恰是父亲输上降压药后的一个小时。如果按照护理单上记录的血压值，父亲的血压在输上降压药后并没有迅速下降，而是有所上升，这与她印象里所观察的血压仪上的数字完全不符。由此刘素霞推断，这个第5页是后来添加的，目的是为了推脱使用降压药的责任。在添加了这个第5页后，不得已将原本的第5页改成了数字“6”，依次类推。
再者，病历中记录的内容也存在多处涂改和重大错误。刘素霞向记者指出，护理记录单上某一时间填写的血压值，可以看出由“72”改成了“74”。在“病情记录”一栏里，填写有“西地兰0.4g缓慢静脉注射”，在具备医学知识的刘素霞看来，这是重大的错误，按常识应当是0.4mg的剂量，在0.4g与0.4mg之间，相差有一千倍，如果按照病历上的用量，仅此一项就能夺去父亲的性命。
有了这些发现，刘素霞感到自己“心里有底了”。
院方回应：病历涂改仅是“笔误”
刘素霞对父亲的死亡有了清晰的判断后，曾经天真地认为医院对整个事件会有与自己相同的认定。
由于主治大夫张建成不再露面，刘素霞在父亲病故后，一直都是与医务处的处长赵琳沟通，但双方在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分歧。赵琳代表医院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就赔偿的金额进行协商，但医院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这样的条件显然不能让刘素霞家属满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没有过错，为什么还会赔偿?既然肯赔偿，为什么不愿意认错?
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2009年8月21日，在记者的陪同下，刘素霞再次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事件的处理进行协商。
在前往医院医务处之前，刘素霞提出，要先到微创外科去“捉一下”张建成，试试看能否找到。她蹑手蹑脚地到该科室探看了一番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张建成正在办公室。
张建成在见到刘素霞时，显得很热情，并亲切地称呼她为“素霞”。针对刘素霞的种种疑问，他一一作了解答，他表示：自己对刘明正的去世感到很难过，也不愿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事发后自己并未“失踪”，而是到外地去出差；关于降压药的使用，他认为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开处方时刘明正的血压确实有点偏高，只是在医嘱执行的过程中有延迟，从开处方到注射有2个小时左右时间，期间病人的血压发生了变化。
至于病历上的涂改，张建成表示病历并非自己填写，随后他找来了一位赵姓护士长，称护理记录单上的问题可以由其来解释。该护士长听完刘素霞对记录单质疑后，简单地回答说：“这些都是笔误。”
“一份病历上有这么多笔误，你们自己觉得正常吗?”刘素霞反问道。赵护士长沉默不语。
“张大夫，你难道真觉得医院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吗?”刘素霞转身向坐在一旁的张建成问道。
这位医学博士低头思考了一会，说：“手术过程是成功的，作为医生我们把每一台手术都当成是艺术品，都希望能尽可能的完美，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我只是个医生，只负责手术，至于手术之外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找医务处，他们全权代表医院处理此事。”
8月22日，记者跟随刘素霞找到医院医务处处长赵琳。在谈话过程中，赵琳多次强调，双方协商的关键应当是赔偿的金额问题，而非医院有无过错。赵琳告诉刘素霞，如果撇开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双方商定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赔偿数额，那么家属很快就能拿到钱款回到老家，不必再在郑州折腾下去。但若纠缠于医疗责任的问题，医院的态度很明朗，那就是：院方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家属如果坚持，可以起诉至法院或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那就不必再接触院方。
并非尾声
在与医院接触的过程中，刘素霞得知了一个信息：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有着另外一重身份——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如果想通过上访等行政上的手段，促使卫生厅对医院进行处罚，那无异于要求“院长自己处罚自己”。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网页中，院长一栏赫然写着“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刘学周”。
58岁的刘明正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肛管直肠癌切除术。术后，医生嘱咐护士给其注射了降压药物。之后刘明正因“血压过低，出现休克，急性肾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明正家属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但院方坚称自己并无任何过错。
2009年8月22日上午，郑州，中雨转阴。刘永小心翼翼地抱着父亲刘明正的骨灰盒，告别这座陌生的城市，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父亲的遗体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躺了18天后，刘永终于无法承受来自滑县老家亲友的压力，接受了“及早处理后事，入土为安”的观念，放弃尸检，将父亲提前火葬。但他心里明白，这件事远未了结，“如果医院不给个说法，父亲死不瞑目”。
最好的医院
今年7月，刘明正被确诊为直肠癌，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女儿刘素霞从网上查阅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微创外科张建成医生的论文，文中称该院能以腹腔镜进行直肠切除术，具有创伤，少、痛苦小、不开大口等优点。联想到父亲对医院的抵触情绪，这样的介绍让她动心了，她认为这是一个能让父亲满意并减少痛苦的好方法。
7月27日，刘素霞和弟弟刘永陪同父亲来到郑州，找到张建成大夫进行咨询。张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微创手术相对于传统手术的优势，刘明正听完“显得特别高兴”，当即决定在该院做完手术再回老家。
“当时张大夫告诉我，说我父亲的身体相当好，手术绝对不存在问题，做完后几天就能出院。”刘素霞回忆道，“我们也觉得一级是一级的水平，省人民医院是省内最好的医院，所以立即就入院交费了。”
出乎意料的手术
经过常规术前检查、化验，刘明正各项指标均满足手术条件。7月30日上午儿时许，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张建成向家属介绍，整台手术预计3个小时左右结束。
之后，刘素霞和家人开始了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原定的3个小时也已经过去，手术室内始终没有人出来介绍情况。到下午3点多，医生终于出来了，但他并不是来宣布手术成功的，而是来告诉刘素霞：在手术时又发现刘明正前列腺和直肠粘连，膀胱壁硬化，需要切除。刘素霞同意了院方的手术方案。当晚9点，手术结束，刘明正被推回病房，此时他全身颤抖，高度昏迷。刘素霞跑去询问医生张建成，张称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至于手术时间的延长，张的解释是“没想到前列腺粘连这么严重”。
稍后，张建成离开了医院，护士开始给刘明正输液。每输一瓶之前，细心的刘素霞都会询问输的是什么药物。就在要输一瓶降压药物的时候，刘素霞瞟了一眼检测仪，看到血压是133／86，便问护士说血压已经正常，是否还需要再降，但护士回答说必须“遵医嘱”。
降压药输入半个小时后，刘明正的血压明显下降，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在刘素霞的强烈要求下，护士关停了降压药，但没有采取其他措施。31日凌晨，刘素霞将父亲血压持续降低的情况报告给值班大夫，值班大夫称自己不了解情况，让家属继续观察。
31日上午9点，刘明正的血压降到了70／39，情绪显得异常烦躁。据刘素霞回忆，科室主任王旺和在查房时看到这一情况，可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就找来张建成和几位护士，吩咐他们“24小时在病房盯着，午饭由他来管”，同时他用红笔写了几段文字，在家属眼前晃了晃说，“这是我写给张大夫的13条建议，让他看完自己反思”。
之后，王旺和组织科室人员开始进行抢救，安排人员给刘明正输血、用升压药、安静药、速尿等，但刘明正症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当天中午12点，张建成通知刘素霞，“病人由于血压过低，出现休克，急性肾衰竭”，需要转进重症监护室ICU。
31日下午2点，将父亲转至ICU时，刘素霞当即收到了病危通知书。通知书上的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休克”等。在ICU病房抢救了四天四夜后，医院告知家属，刘明正病情严重，虽经积极抢救，但已无力回天。8月4日凌晨2点，刘明正在ICU病房内永远停止了呼吸。
失踪的医生
悲痛之余，刘素霞开始探寻导致父亲死亡的真正原因。她在老家开有门诊，也具备行医资格，对医疗知识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她仔细回忆了父亲在省人民医院就诊的前前后后，发现整个过程中存在许多疑点，而院方对父亲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素霞回忆：8月1日晚，即父亲病重转入ICU病房之后，她曾与张建成有过一次长时间的通话，她也对通话过程进行了录音。在这段长达50分钟的通话录音中，张建成面对刘素霞的质疑，坦然承认他“心里难受，压力很大，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行医20多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受此事的影响“自己甚至都不想再干了”。
8月4日，刘明正去世当天，刘素霞曾找到医院医务处处长赵琳，询问父亲死亡的原因，赵琳的回答是因为休克、肾衰竭等，当刘素霞追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症状时，赵琳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探寻未果，刘素霞想到了去找主治医生张建成问个究竟。恰在这时，刘素霞发现，事件的核心人物张建成突然“失踪”了。
当天上午，刘素霞到张建成办公室急寻，没有发现张的踪影。随后她找到该科主任王旺和，被告知科室也不知张的行踪。据王旺和的解释，8月3日晚上，科室开会开到深夜11点，当时张建成在场，但4日上午张“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至于他的去向，科室“无人知晓”。赵琳、王旺和等当着刘素霞的面拨打张建成的手机，提示音显示关机。刘素霞问起张建成家中电话，代表院方的众人都称“不知道”。
随后的数天里，刘素霞一遍遍拨打张建成的手机，大都是关机。期间曾拨通过一次，电话里张建成称自己仍在外地，无法回医院。在刘素霞的恳求下，张建成就手术的过程与她进行了简单沟通。这次简短的谈话，在刘素霞看来“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张建成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实话”，正是这几句“实话”，让刘素霞确信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刘素霞反复听了这次通话的录音，然后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些“实话”：确实后半夜血压低时我们措施不得力，这个我们也承认，没有根据情况申请输点血，采取点其它措施。
病历凸现多处硬伤
除了与张建成谈话时获得的这些“实话”，刘素霞认为足以判定省人民医院负有医疗责任的，还有她从医院复印的病历。
父亲去世后，具有行医经验的刘素霞明白病历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申请查看并复印了病历。在这份病历上，她发现了众多不同寻常之处。
刘素霞向记者提供了病历的复印件，并一一指出了病历上的“硬伤”：首先是时间的低级错误。在病历首页，刘明 正的入院和出院时间填写的竟是“2008年7月27日”及“2008年8月4日”，而在同页的“人院确诊日期”却又写成了正确的“2009年7月27日”。
其次，护理记录单的页码，有明显涂改痕迹。该护理单的第6页，页码上填写的数字“6”，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由数字“5”涂改而成，依次类推，之后的几页，数字“7”和“8”分别是由“6”和“7”涂改成的。按照页码的顺序阅读护理单，会发现单上记录的时间顺序存在混乱，5、6、7页的逻辑顺序存在明显差错。
经仔细研究，刘素霞发现问题出在护理单第5页。该页所记录的时间段，恰恰是父亲输上降压药后的一个小时。如果按照护理单上记录的血压值，父亲的血压在输上降压药后并没有迅速下降，而是有所上升，这与她印象里所观察的血压仪上的数字完全不符。由此刘素霞推断，这个第5页是后来添加的，目的是为了推脱使用降压药的责任。在添加了这个第5页后，不得已将原本的第5页改成了数字“6”，依次类推。
再者，病历中记录的内容也存在多处涂改和重大错误。刘素霞向记者指出，护理记录单上某一时间填写的血压值，可以看出由“72”改成了“74”。在“病情记录”一栏里，填写有“西地兰0.4g缓慢静脉注射”，在具备医学知识的刘素霞看来，这是重大的错误，按常识应当是0.4mg的剂量，在0.4g与0.4mg之间，相差有一千倍，如果按照病历上的用量，仅此一项就能夺去父亲的性命。
有了这些发现，刘素霞感到自己“心里有底了”。
院方回应：病历涂改仅是“笔误”
刘素霞对父亲的死亡有了清晰的判断后，曾经天真地认为医院对整个事件会有与自己相同的认定。
由于主治大夫张建成不再露面，刘素霞在父亲病故后，一直都是与医务处的处长赵琳沟通，但双方在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存在明显分歧。赵琳代表医院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就赔偿的金额进行协商，但医院并不存在任何过错。这样的条件显然不能让刘素霞家属满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没有过错，为什么还会赔偿?既然肯赔偿，为什么不愿意认错?
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2009年8月21日，在记者的陪同下，刘素霞再次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事件的处理进行协商。
在前往医院医务处之前，刘素霞提出，要先到微创外科去“捉一下”张建成，试试看能否找到。她蹑手蹑脚地到该科室探看了一番后，兴奋地告诉记者——张建成正在办公室。
张建成在见到刘素霞时，显得很热情，并亲切地称呼她为“素霞”。针对刘素霞的种种疑问，他一一作了解答，他表示：自己对刘明正的去世感到很难过，也不愿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事发后自己并未“失踪”，而是到外地去出差；关于降压药的使用，他认为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开处方时刘明正的血压确实有点偏高，只是在医嘱执行的过程中有延迟，从开处方到注射有2个小时左右时间，期间病人的血压发生了变化。
至于病历上的涂改，张建成表示病历并非自己填写，随后他找来了一位赵姓护士长，称护理记录单上的问题可以由其来解释。该护士长听完刘素霞对记录单质疑后，简单地回答说：“这些都是笔误。”
“一份病历上有这么多笔误，你们自己觉得正常吗?”刘素霞反问道。赵护士长沉默不语。
“张大夫，你难道真觉得医院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吗?”刘素霞转身向坐在一旁的张建成问道。
这位医学博士低头思考了一会，说：“手术过程是成功的，作为医生我们把每一台手术都当成是艺术品，都希望能尽可能的完美，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我只是个医生，只负责手术，至于手术之外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找医务处，他们全权代表医院处理此事。”
8月22日，记者跟随刘素霞找到医院医务处处长赵琳。在谈话过程中，赵琳多次强调，双方协商的关键应当是赔偿的金额问题，而非医院有无过错。赵琳告诉刘素霞，如果撇开医院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双方商定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赔偿数额，那么家属很快就能拿到钱款回到老家，不必再在郑州折腾下去。但若纠缠于医疗责任的问题，医院的态度很明朗，那就是：院方在整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家属如果坚持，可以起诉至法院或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那就不必再接触院方。
并非尾声
在与医院接触的过程中，刘素霞得知了一个信息：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有着另外一重身份——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如果想通过上访等行政上的手段，促使卫生厅对医院进行处罚，那无异于要求“院长自己处罚自己”。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网页中，院长一栏赫然写着“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刘学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