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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基础，它对新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几十年来，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在历史、理论和实践方面夯实的坚实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当充分利用的良性底蕴，而农村发展滞后、农业经济基础脆弱和农民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偏低引发的某些生活陋习、民主意识淡薄，则是必须严格防范的劣性积淀。清醒认识和把握当前新农村建设底蕴的助力和积淀的“堕力”，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避免工作的盲目性。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新农村 底蕴 积淀
Discusses slightly owes the developed area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inside story and accumulates
Deng Dake
Abstract:The new thing development all has a foundation,it has the pro and con two aspects to the new thing development change to affect.For several dozens years,our country owes the developed local countryside the solid foundation which in the history,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aspect rams,is the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ust the full use benign inside story,but the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lag,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foundation frail and the farmer own thought culture quality somewhat low initiation certain life vulgar customs,democracy consciousness are light,then is the vicious nature which must guard against strictly accumulates.Soberly knew and grasps the current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ide story the boost and accumulates “drops the strength”,is advantageous enhances strong points and avoid weaknesses in us,makes use of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void unfavorable conditions,avoids blindness which works.
Keywords:Owes the developed localNew countrysideInside storyAccumulate
1.多年来夯实的三大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底蕴优势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阶段发展状况，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决策，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团结一心、扎实工作，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不断取得扎实成效。在新时期党中央提出这个战略决策，可谓水到渠成，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地区毕竟进行了二十多年高积累的合作化、集体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生产责任制的建设实践，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基础加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固有的优良品质，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底蕴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1.1 历史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中华民族“以农为本”观的当代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种田种地为根本”劳动历史传统，农耕文明铸就的勤劳勇敢民族风格，千百年来重视农业生产的“人是铁，饭是钢”古训，广大农民在广阔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朴实品质等，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底蕴。
历史创造文化。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打下了厚实的农耕文化基础，使得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具有诚实、注重实效的精神品质，形成了朴实的乡村民风。他们热爱劳动、埋头苦干，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艰苦奋斗、淳朴务实，韧性战斗、至死不屈。从这个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表明了凝聚万众一心的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展示了和合思想的民族共同富裕的气度。
1.2 理论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重大发展。“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重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是党制定政策与策略的哲学依据，所有这些,构成了新农村建设赖以运用的理论底蕴。
理论是先导，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中国历史的折射，具有极大的当代发展价值。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农村非常重视，对农民十分关注，对农业格外倚重，留下了丰富的农村建设理论。无论是建国初期对农业实行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部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探索出以《论十大关系》、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的发展理论，都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创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农、轻、重”建设路子。改革开放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个要求，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原理，与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目标是一致的，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物质文明方面的事，说明党把经济建设始终摆在首要位置，体现了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党的中心工作仍是经济建设，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体现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管理民主”，实行民主政治，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要求。
1.3 实践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增长逐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历程，点燃了新农村建设的火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底蕴。
实践出真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思想，历来是全党全民共识，是党一贯确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立足点。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和改善农村生产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艰难探索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在人民公社集体化“红旗”飘扬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胸怀一颗红心同亿万农民一起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为农村集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如从1958年冬季开始，在毛泽东同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示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水利建设高潮，建设了以红旗渠为典型的大量灌溉工程，它对于保障农业生产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下，实施了“以工支农”战略；60年代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在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带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粗放型发展性质，且随即陷入“大批促大干”的旋涡，甚至成了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行全面专政，推行“左”的政策的政治运动，但不可否认，它一度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扬艰苦奋斗搞生产的精神，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认为农村集体化存在着很多弊端，但集体时代客观上壮大了集体财富，这无疑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物资基础；退一步说，哪怕是失败的教训也是一个负面基础，一笔难得的“财富”，因为它可以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避免走许多弯路。在农业科技方面，1976年开始推行的杂交优质高产水稻生产，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解决了农村人口众多的吃饭问题，也为农业粮食生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这些实绩和艰苦奋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在“三农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业丰收则基础牢固，农民富裕则国家强盛，农村稳定则社会安祥”的警钟长鸣下，首先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围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精神主轴，把狠抓第一产业的农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基础，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各级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努力增加农业财政投入，多次在农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针对农业生产出现的问题调整土地改革政策，实施开发性农业、订单农业，破解农民增产不增收难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果断实施被农民称为“千百年来第一次不交‘皇粮国税’”的免征农业税政策，为成功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夯实了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潜力。
2.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淀弱势
党中央部署新农村建设战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基于我国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已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的“颈瓶”，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而这两项弱势又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身上，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农村经济落后，农业基础脆弱，科技贡献率低，主要是靠天吃饭，农民不仅数量多，而且整体文化技能不强。这是“三农”问题的由来。“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思想、经济、文化、管理等多方面的落后特征：一是农业生产还主要靠手工劳动，不少乡村农民外出工高达80%，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成分非常弱，乡镇企业很少；二是农村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比重大，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下；三是文盲半文盲人口多，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相当多的农民尚存“读书无用论”意识，学生辍学率高；四是虽有极少数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绝大部分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仍占相当比重，其文化素质也比较低；五是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新中国建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态势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表现得更明显；六是村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欠强。另外,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而形成“农民工”现象，又存在着某些专家所称谓的“四农”问题。无论“三农”还是“四农”问题，给新农村建设都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那么，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这些积淀弱势对新农村建设具体有哪些负面作用呢？按照新农村建设“五句话”的目标和要求，对照现状，我们发现：
2.1 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因素。
从主观上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没有经验可循的伟大创举，建国以来党对其规律一度认识不足甚至出现偏差，导致某些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农村具有不利因素。如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业投入少问题，普及农村教育滞后问题，农村教育资源往城市倒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里，着重是我国存在的城乡矛盾，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分治和城乡二元结构态势。又如，我国目前多达1.3亿农民工的存在，使本来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演变成“四农”问题（加上一个农民工）。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我国9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比例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四农”问题的本质，明显是多年来我们的城乡管理存在着“一国两制”问题，即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于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他们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结果，当突发事件到来时候终于酿成大祸。要知道，正是由于没有向农民工及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导致农民工大逃亡，才产生了2003年的“非典”危机。与此相关的还有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从客观上说，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较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大地滞后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长时期来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村经济活力不够，高效农业难以形成，没有积累或积累甚少就无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有这些极大地制约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持续发展，使其成为历史痼疾。
2.2 农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思想观念相对滞后，是阻碍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因素。
它们主要表现在：
不懂科学，愚昧思想较浓。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居民，仍然存在辨别力弱、狭隘偏激、易受煽动、思想转变慢、急躁性、抵御诱惑力差等缺点，这与他们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密切相关。部分村民在一些“经济利益”诱惑下，在一些悦耳诺言鼓动下，常常干出过火的行为来。这就是即使是地方和国家统一规范的修路征地、拆迁，有时也遇到无理纠缠和漫天要价的原因。
怕官、畏官、自卑以及恨官，文盲、半文盲的村民常常是两个极端。这是传统文化“崇尚权威”劣根性在农村的反映，很不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
崇尚迷信，争祖坟、占风水宝地。这是孵化宗族械斗的温床，是旧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延伸，已成为严重危害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行为因素。在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半”两个节日期间，都有这样那样的宗族械斗事件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村民认为祠堂和祖坟是同族人供奉、祭奠祖先的场所，是族权的象征，属于“龙脉”，是不能动的风水宝地。
“报仇杀恨”、“冤冤相报”的复仇心态和非法制观念较浓。当认为对方“冒犯了自家”、“欺负了咱们”，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在激进复仇心理操弄下，小事化大，大事变恶，以除掉“异己分子”为解恨，最后出现残酷的暴力打杀行为，以致不同姓的两家或两村争斗永无休止，“老死不相来往”。这种行为在宗族械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村容整洁、民主管理建设非常有害。
“多子多福”的陈旧家庭观念难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藏村民脑海，一些村民甘当“超生游击队”而东躲西藏，甚至“花费金钱买着生，利用关系骗着生，跑到外地躲着生，无视法规强行生”，以致乡村人口急剧膨胀，家庭负担入不敷出。这种境况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花费巨大物力、财力和人力去做“天下第一难事”，严重影响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新农村建设。
重男轻女的迂腐家庭观念难消。“男尊女卑”、“养儿防老”是封建夫权制的后遗症，常常使妇女遭受“同工不同酬”乃至家庭暴力虐待的社会歧视，更是农村出现“弃婴（女婴）”恶劣犯罪事件的罪魁祸首。在这一封建遗毒思想诱导下，文化素质较低的女性村民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相信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草率一生。这不仅对乡风文明建设不利，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要求。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恶习的后果是性别比例失调、男性人口过剩，给社会带来一种可怕结局：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处于劣势的男性村民结婚困难，最终形成一个对乡村邻里安定有隐患的光棍阶层。光棍多了，社会和谐问题可想而知，暴力案件、人口拐卖等社会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落后保守、抱残守缺和因循守旧的封建文化残余是阻拦我国农民在产、供、销一体化上下功夫的思想“拦路虎”。在因袭苟安、安土重迁、自卑自贱念头的驱使下，不少中西部农民懒得去冒险，不肯扩种经济作物，不愿增加品种花样，而是靠天吃饭，种点得点即可。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小农思想易使老百姓“自好节省以至于吝啬”。虽有注重实效的优点，但使之养成满足思想，且易为眼前利益受人煽动，不顾全大局。
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一种朴素的大同思想，它以“均贫富”、“均田地”为旗帜，以政治经济绝对平等、社会大同为诉求。平均主义不等于社会公平，传统的平等和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学说有吻合之处，勾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限向往，在生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反复出现侵占技术能人利益的事件，就是在“均贫富”思想意识鼓噪下滋生的，很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公平正义和增强经济活力。可见，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会受到农村建设主体自身不足的影响，即村民的陈旧思想观念及其陋习，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阻力。
2.3 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淡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管理水平偏低，是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因素。这些情况主要表现在：
民主意识与民主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我国社会开始出现第二次转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多发期，表明当今社会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和重建”时期，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会以“文化生活多样性、生活方式多元化”面目出现。
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参与政治欲望增强。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民主历史传统的国家；民主与法治是邓小平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我国的民主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获得参与的权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在公民选举上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直接选举的原因，故我们采用等额选举、代表选举、村民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解放或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后，都面临到底是先搞好发展再有步骤地进行人民参与权力分配的民主选举，还是先进行人民的广泛参与权力分配的选举的问题，即发展与参与到底谁先谁后的艰难抉择问题；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国策的提出，使得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参与政治欲望增强。另外，为了对付和平演变，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那么，正像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不免缺乏原始推动力。
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的后果是管理不民主，而管理不民主的结果是经济不发展和村容不整洁。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社情”（社会情况）促成了特殊的“党情”（党内情况），农村党支部，也受到落后习性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存在着使传统文化劣根性得以滋生、蔓延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形必然加大我党受传统文化劣根性侵蚀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结构十分复杂，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参差不齐，使得“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1］。所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与传统文化劣根性相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的执政党，我党虽然是国家的“两个先锋队”，但她毕竟成长和运作在中国这个国度里，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她的党员毕竟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他们必定会受到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社会风气、民族风格的深刻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在某些方面不可能消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影响，以至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所有这些，都制约着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程度和水平的提升，使其在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改观。
由此可知，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尽可能消除他们身上的生活陋习，进而增强他们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实际上是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
3.坚持在扬弃中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抉择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新事物的发展是对旧事物的“扬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宏观战略眼光，将国家的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和时代变化之中，放在中国发展战略的全局，以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任务为经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着眼点，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本要求，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反复权衡，超常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建设学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问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明决策应运而生，这要归功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了解我国农村过去存在的底蕴和积淀，就是要求真务实，抓住已有的历史经验和各方面的基础，使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为新农村建设上新台阶提供一个助力平台，也为破除经济薄弱、文化陋习的“堕力”和阻力影响，为新思维的产生，找到一个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切入点。另外，文化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人的全面现代化重在发展、重在教育。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当大力利用这些已有的“基础”，发挥前辈留下的这个财产“助力”优势，努力完成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同时，在借用占优势的经济文化底蕴氛围中为工作助力的时候，要注意避开农村一直存在的经济文化劣势，善于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策略，扎实推进，因此，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必须予以强调和高度重视：
3.1 肃清封建遗毒仍然是我党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与推卸的历史责任。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反封”大革命这一点是做得卓有成效的。反帝、反封，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党一成立就高举这两面伟大革命旗帜，接着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破天荒地制订出中国历史上其他革命者从未能制订出的革命纲领，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且不管革命任务如何变化，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1949年10月党执政后，继续坚持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路线，通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56年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特别是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封建思想遗毒仍较普遍存在的现实，努力消除封建残余既是我们党不可忽视与推卸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非常艰难的现实任务。
3.2 警惕和防范农村、农民身上的陋习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在建国初期，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权建设工作，党仍然着眼于解决农村社会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清除封建遗毒：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颁布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一夫一妻制；取缔宣扬封建迷信的反动会道门，铲除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腐朽堕落现象；进行大规模剿匪运动，根除匪患及其他社会黑恶势力；颁布宪法，确立新中国内部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在《论十大关系》、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探索发展理论指导下，开始正确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妥善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富足、安定的社会主义农村服务。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警惕和防范农民身上的陋习“东山再起”，培养有文化、有觉悟、讲科学、讲文明、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建设富足、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成为现实的一个必然要求。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新农村 底蕴 积淀
Discusses slightly owes the developed area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inside story and accumulates
Deng Dake
Abstract:The new thing development all has a foundation,it has the pro and con two aspects to the new thing development change to affect.For several dozens years,our country owes the developed local countryside the solid foundation which in the history,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aspect rams,is the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ust the full use benign inside story,but the countryside development lag,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foundation frail and the farmer own thought culture quality somewhat low initiation certain life vulgar customs,democracy consciousness are light,then is the vicious nature which must guard against strictly accumulates.Soberly knew and grasps the current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ide story the boost and accumulates “drops the strength”,is advantageous enhances strong points and avoid weaknesses in us,makes use of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void unfavorable conditions,avoids blindness which works.
Keywords:Owes the developed localNew countrysideInside storyAccumulate
1.多年来夯实的三大基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底蕴优势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阶段发展状况，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决策，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团结一心、扎实工作，真正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不断取得扎实成效。在新时期党中央提出这个战略决策，可谓水到渠成，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地区毕竟进行了二十多年高积累的合作化、集体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生产责任制的建设实践，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基础。这些基础加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固有的优良品质，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底蕴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1.1 历史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中华民族“以农为本”观的当代体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种田种地为根本”劳动历史传统，农耕文明铸就的勤劳勇敢民族风格，千百年来重视农业生产的“人是铁，饭是钢”古训，广大农民在广阔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朴实品质等，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底蕴。
历史创造文化。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打下了厚实的农耕文化基础，使得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具有诚实、注重实效的精神品质，形成了朴实的乡村民风。他们热爱劳动、埋头苦干，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勇于进取，艰苦奋斗、淳朴务实，韧性战斗、至死不屈。从这个角度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部署表明了凝聚万众一心的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展示了和合思想的民族共同富裕的气度。
1.2 理论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重大发展。“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重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是党制定政策与策略的哲学依据，所有这些,构成了新农村建设赖以运用的理论底蕴。
理论是先导，正确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中国历史的折射，具有极大的当代发展价值。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农村非常重视，对农民十分关注，对农业格外倚重，留下了丰富的农村建设理论。无论是建国初期对农业实行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部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探索出以《论十大关系》、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的发展理论，都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创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农、轻、重”建设路子。改革开放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认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个要求，它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辩证关系原理，与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文明”目标是一致的，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物质文明方面的事，说明党把经济建设始终摆在首要位置，体现了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党的中心工作仍是经济建设，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体现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管理民主”，实行民主政治，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要求。
1.3 实践基础，即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增长逐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历程，点燃了新农村建设的火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底蕴。
实践出真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思想，历来是全党全民共识，是党一贯确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立足点。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和改善农村生产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艰难探索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在人民公社集体化“红旗”飘扬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胸怀一颗红心同亿万农民一起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为农村集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如从1958年冬季开始，在毛泽东同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示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水利建设高潮，建设了以红旗渠为典型的大量灌溉工程，它对于保障农业生产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下，实施了“以工支农”战略；60年代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在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带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粗放型发展性质，且随即陷入“大批促大干”的旋涡，甚至成了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行全面专政，推行“左”的政策的政治运动，但不可否认，它一度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扬艰苦奋斗搞生产的精神，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认为农村集体化存在着很多弊端，但集体时代客观上壮大了集体财富，这无疑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物资基础；退一步说，哪怕是失败的教训也是一个负面基础，一笔难得的“财富”，因为它可以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避免走许多弯路。在农业科技方面，1976年开始推行的杂交优质高产水稻生产，经过几十年的推广种植，解决了农村人口众多的吃饭问题，也为农业粮食生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这些实绩和艰苦奋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在“三农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业丰收则基础牢固，农民富裕则国家强盛，农村稳定则社会安祥”的警钟长鸣下，首先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围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精神主轴，把狠抓第一产业的农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基础，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各级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努力增加农业财政投入，多次在农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针对农业生产出现的问题调整土地改革政策，实施开发性农业、订单农业，破解农民增产不增收难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果断实施被农民称为“千百年来第一次不交‘皇粮国税’”的免征农业税政策，为成功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夯实了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潜力。
2.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淀弱势
党中央部署新农村建设战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基于我国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已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的“颈瓶”，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而这两项弱势又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农业、农民身上，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农村经济落后，农业基础脆弱，科技贡献率低，主要是靠天吃饭，农民不仅数量多，而且整体文化技能不强。这是“三农”问题的由来。“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思想、经济、文化、管理等多方面的落后特征：一是农业生产还主要靠手工劳动，不少乡村农民外出工高达80%，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成分非常弱，乡镇企业很少；二是农村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比重大，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下；三是文盲半文盲人口多，科学教育文化落后，相当多的农民尚存“读书无用论”意识，学生辍学率高；四是虽有极少数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绝大部分只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仍占相当比重，其文化素质也比较低；五是长期以来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新中国建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态势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表现得更明显；六是村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欠强。另外,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而形成“农民工”现象，又存在着某些专家所称谓的“四农”问题。无论“三农”还是“四农”问题，给新农村建设都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那么，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这些积淀弱势对新农村建设具体有哪些负面作用呢？按照新农村建设“五句话”的目标和要求，对照现状，我们发现：
2.1 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因素。
从主观上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没有经验可循的伟大创举，建国以来党对其规律一度认识不足甚至出现偏差，导致某些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农村具有不利因素。如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业投入少问题，普及农村教育滞后问题，农村教育资源往城市倒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里，着重是我国存在的城乡矛盾，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分治和城乡二元结构态势。又如，我国目前多达1.3亿农民工的存在，使本来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演变成“四农”问题（加上一个农民工）。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我国9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比例更大，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四农”问题的本质，明显是多年来我们的城乡管理存在着“一国两制”问题，即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于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他们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结果，当突发事件到来时候终于酿成大祸。要知道，正是由于没有向农民工及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导致农民工大逃亡，才产生了2003年的“非典”危机。与此相关的还有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从客观上说，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较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大大地滞后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长时期来我国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村经济活力不够，高效农业难以形成，没有积累或积累甚少就无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有这些极大地制约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持续发展，使其成为历史痼疾。
2.2 农民文化素质整体偏低，思想观念相对滞后，是阻碍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因素。
它们主要表现在：
不懂科学，愚昧思想较浓。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居民，仍然存在辨别力弱、狭隘偏激、易受煽动、思想转变慢、急躁性、抵御诱惑力差等缺点，这与他们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密切相关。部分村民在一些“经济利益”诱惑下，在一些悦耳诺言鼓动下，常常干出过火的行为来。这就是即使是地方和国家统一规范的修路征地、拆迁，有时也遇到无理纠缠和漫天要价的原因。
怕官、畏官、自卑以及恨官，文盲、半文盲的村民常常是两个极端。这是传统文化“崇尚权威”劣根性在农村的反映，很不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
崇尚迷信，争祖坟、占风水宝地。这是孵化宗族械斗的温床，是旧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延伸，已成为严重危害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行为因素。在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半”两个节日期间，都有这样那样的宗族械斗事件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村民认为祠堂和祖坟是同族人供奉、祭奠祖先的场所，是族权的象征，属于“龙脉”，是不能动的风水宝地。
“报仇杀恨”、“冤冤相报”的复仇心态和非法制观念较浓。当认为对方“冒犯了自家”、“欺负了咱们”，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在激进复仇心理操弄下，小事化大，大事变恶，以除掉“异己分子”为解恨，最后出现残酷的暴力打杀行为，以致不同姓的两家或两村争斗永无休止，“老死不相来往”。这种行为在宗族械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村容整洁、民主管理建设非常有害。
“多子多福”的陈旧家庭观念难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藏村民脑海，一些村民甘当“超生游击队”而东躲西藏，甚至“花费金钱买着生，利用关系骗着生，跑到外地躲着生，无视法规强行生”，以致乡村人口急剧膨胀，家庭负担入不敷出。这种境况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花费巨大物力、财力和人力去做“天下第一难事”，严重影响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新农村建设。
重男轻女的迂腐家庭观念难消。“男尊女卑”、“养儿防老”是封建夫权制的后遗症，常常使妇女遭受“同工不同酬”乃至家庭暴力虐待的社会歧视，更是农村出现“弃婴（女婴）”恶劣犯罪事件的罪魁祸首。在这一封建遗毒思想诱导下，文化素质较低的女性村民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自己，相信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草率一生。这不仅对乡风文明建设不利，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要求。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恶习的后果是性别比例失调、男性人口过剩，给社会带来一种可怕结局：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处于劣势的男性村民结婚困难，最终形成一个对乡村邻里安定有隐患的光棍阶层。光棍多了，社会和谐问题可想而知，暴力案件、人口拐卖等社会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落后保守、抱残守缺和因循守旧的封建文化残余是阻拦我国农民在产、供、销一体化上下功夫的思想“拦路虎”。在因袭苟安、安土重迁、自卑自贱念头的驱使下，不少中西部农民懒得去冒险，不肯扩种经济作物，不愿增加品种花样，而是靠天吃饭，种点得点即可。
实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小农思想易使老百姓“自好节省以至于吝啬”。虽有注重实效的优点，但使之养成满足思想，且易为眼前利益受人煽动，不顾全大局。
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是一种朴素的大同思想，它以“均贫富”、“均田地”为旗帜，以政治经济绝对平等、社会大同为诉求。平均主义不等于社会公平，传统的平等和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有制学说有吻合之处，勾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无限向往，在生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反复出现侵占技术能人利益的事件，就是在“均贫富”思想意识鼓噪下滋生的，很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公平正义和增强经济活力。可见，我国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会受到农村建设主体自身不足的影响，即村民的陈旧思想观念及其陋习，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阻力。
2.3 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淡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管理水平偏低，是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因素。这些情况主要表现在：
民主意识与民主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我国社会开始出现第二次转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已进入凸显期、多发期，表明当今社会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和重建”时期，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会以“文化生活多样性、生活方式多元化”面目出现。
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参与政治欲望增强。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民主历史传统的国家；民主与法治是邓小平理论基本范畴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我国的民主有了很大发展；但人民获得参与的权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在公民选举上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直接选举的原因，故我们采用等额选举、代表选举、村民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解放或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后，都面临到底是先搞好发展再有步骤地进行人民参与权力分配的民主选举，还是先进行人民的广泛参与权力分配的选举的问题，即发展与参与到底谁先谁后的艰难抉择问题；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国策的提出，使得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参与政治欲望增强。另外，为了对付和平演变，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那么，正像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不免缺乏原始推动力。
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的后果是管理不民主，而管理不民主的结果是经济不发展和村容不整洁。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社情”（社会情况）促成了特殊的“党情”（党内情况），农村党支部，也受到落后习性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存在着使传统文化劣根性得以滋生、蔓延的群众基础，这种情形必然加大我党受传统文化劣根性侵蚀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结构十分复杂，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参差不齐，使得“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1］。所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犯的错误，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与传统文化劣根性相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的执政党，我党虽然是国家的“两个先锋队”，但她毕竟成长和运作在中国这个国度里，秉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她的党员毕竟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他们必定会受到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社会风气、民族风格的深刻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在某些方面不可能消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影响，以至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所有这些，都制约着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程度和水平的提升，使其在短时期内难以根本改观。
由此可知，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尽可能消除他们身上的生活陋习，进而增强他们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实际上是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
3.坚持在扬弃中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抉择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新事物的发展是对旧事物的“扬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宏观战略眼光，将国家的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和时代变化之中，放在中国发展战略的全局，以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任务为经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着眼点，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本要求，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反复权衡，超常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建设学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问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英明决策应运而生，这要归功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了解我国农村过去存在的底蕴和积淀，就是要求真务实，抓住已有的历史经验和各方面的基础，使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为新农村建设上新台阶提供一个助力平台，也为破除经济薄弱、文化陋习的“堕力”和阻力影响，为新思维的产生，找到一个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切入点。另外，文化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人的全面现代化重在发展、重在教育。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当大力利用这些已有的“基础”，发挥前辈留下的这个财产“助力”优势，努力完成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同时，在借用占优势的经济文化底蕴氛围中为工作助力的时候，要注意避开农村一直存在的经济文化劣势，善于采取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策略，扎实推进，因此，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必须予以强调和高度重视：
3.1 肃清封建遗毒仍然是我党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与推卸的历史责任。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反封”大革命这一点是做得卓有成效的。反帝、反封，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党一成立就高举这两面伟大革命旗帜，接着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破天荒地制订出中国历史上其他革命者从未能制订出的革命纲领，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且不管革命任务如何变化，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1949年10月党执政后，继续坚持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路线，通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56年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特别是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封建思想遗毒仍较普遍存在的现实，努力消除封建残余既是我们党不可忽视与推卸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非常艰难的现实任务。
3.2 警惕和防范农村、农民身上的陋习影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在建国初期，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权建设工作，党仍然着眼于解决农村社会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清除封建遗毒：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颁布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一夫一妻制；取缔宣扬封建迷信的反动会道门，铲除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腐朽堕落现象；进行大规模剿匪运动，根除匪患及其他社会黑恶势力；颁布宪法，确立新中国内部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等。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在《论十大关系》、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探索发展理论指导下，开始正确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妥善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富足、安定的社会主义农村服务。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警惕和防范农民身上的陋习“东山再起”，培养有文化、有觉悟、讲科学、讲文明、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建设富足、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成为现实的一个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