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事件（详见本期大公司特写）引起了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中国社会多方关注，这出人意料。
　　人们可能是对类似事件感到新鲜。
　　不过，对于这家公司而言，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不用提A股市值缩水，只要看看这家公司H股相对较低的估值，也能想见一个暗淡的前景。激进投资者宝能对管理层的罢免提议显然是胡来的，就像所有人看到的，万科用30年证明了自己是一家好公司，创始人及管理层团队在其中功不可没。而眼下，即便宝能已经撤回这一提案，也不能让管理层脱离僵局，他们甚至已做好了集体进退的打算，这件事势必会影响这家公司的业务，如同瑞信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万科若有任何专业管理团队离开，都将是灾难。
　　更为糟糕的可能是万科失去了它的光环。如同一个老万科人对我们指出的—早期王石塑造的理想主义企业文化对员工很有作用，“早年我们有句话叫欣赏每一个跟自己工作过的同事。离开万科，大家会感叹工作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愉快。”当然，这一企业文化在郁亮接管公司后渐渐淡化，后来也发生了类似肖莉这样的王石系高管离开万科的事情—这是我曾提到的王石对现在的万科没有太大作用的理由之一。更为可惜的是这家公司身上另一种光环的消退—对于这一点，你可以用Google提出的不作恶口号来类比一下—在野蛮生长的地产业，几乎没什么人敢于说自己不行贿并把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挂在嘴边。但是随着华润、万科管理层和宝能三方的遮羞布均被撕掉，人们看到了一个各方为利而争得要把公司未来输掉的局面。
　　当然，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商业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同《金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从股东维权的角度看，中国到了掀开新篇章的时候。
　　总体而言，我们通过《公司法》想达到的目的是留住一个好公司，也想让股东和管理层都受到公正对待。不管情怀派还是规则派，都得承认：资本需要尊重。但我们也无需为冷血的资本家喝彩。
　　100年前的华尔街与眼下中国相似的一点是，人们对激进投资者非常排斥，投资人往往愿意与管理层站在一起。所以有人形容那时很大程度是绅士们的游戏。“如果你不喜欢管理层或它从事的业务，就卖掉你的股票。”这是当时华尔街的心态。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他的自传里回忆：“一个想要改变公司管理的局外人会被认为疯疯癫癫，受到怀疑。”但他最终改变了这一局面，其最得意的两次经历便是替自己素不相识的股东“整治”股价被严重低估的北方输油管公司管理层，以及撵走了一家叫做“平凡烟花公司”的能力欠佳的总经理。他告诉股东，对待一大群毫无责任心的管理层，必须行使权力。格雷厄姆的故事并不适用于万科，却有助于为激进投资者正名。
　　反之，格雷厄姆之伟大也因其具有社会关怀之心，他这样的价值投资者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其目的也从不是为了搞垮一家公司，更不会不管不顾其员工和客户的利益。
　　谈到万科，我们往往会提到以法治处理此事，但实际上也不应忽略法治的底线之一是符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