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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院寺金塔，位于金塔县城东南2.5公里的塔院寺内，塔与寺合称金塔寺或塔院寺。塔势雄伟，寺貌壮观，构成一幅神奇迷人的画景。明、清时被列为肃州八景之一，民国时又将它列为金塔第一景，本县县名由此而来，因此，金塔县也成为唯一一个以塔命名的县。关于这座塔名称的由来、塔的初建、重建和维修年代、有无地宫和塔顶藏宝、结构和寓意等问题民间传言较多，为此，笔者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
【关键词】塔院寺；金塔； 金塔县
一、关于金塔名称的由来
关于金塔县塔院寺金塔名称的由来，在当地有四种说法：一是说因为塔的外表是用纸筋裱糊而成的，所以初建时把这座塔叫作“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二是说塔上供奉一尊释迦佛金面铜像而得名；三是说塔初建时是土塔，因为常年风吹雨淋，塔身土层脱落严重，为了保护塔身，寺院的僧人就用牛筋裹在塔身上，防止土层脱落，时间久了，人们就叫其为“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四是说整个塔体呈现出汉字“金”的造型，所以叫“金塔”。首先，我们应该排除的是第三种说法，牛在过去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人们一般不会杀耕牛，就算老死或病死的耕牛人们也不会拨其皮，食其肉。一座塔身要用牛筋来裹，需要多少头牛，当时牛本身就很少，哪有这么多的牛筋？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过去在塔上或寺庙里供奉金面铜佛像很多，几乎大大小小的寺庙或塔上都在供奉，甚至条件好的大户人家也在供奉，为什么单单这座塔因供奉金面铜佛像就叫金塔，这种说法也似乎经不起推敲。至于第四种说法，所有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大体相同，就像一个“金”字造型，也不能足以为证。剩下的第一种说法在史料中有确切记载，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 这里所说的“筋”即纸筋，《百度百科》中对纸筋的解释是：纸筋，用白纸筋或草纸筋，使用前应用水浸透、捣烂、洁净；罩面纸筋宜用机碾磨细。稻草、麦秸应坚韧、干燥，不含杂质，其长度不得大于30毫米。稻草、麦秸应经石灰浆浸泡处理。 以前用草纸，现在多数用水泥纸袋替代，因为水泥纸袋的纤维韧性较好。其用途是掺在石灰里起增强材料连接，防裂、提高强度，减少石灰硬化后的收缩，节约石灰的使用。古时建造土房子时掺到泥浆里，以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纸筋灰”是一种用草或者是纤维物质加工成浆状，按比例均匀的拌入抹灰沙浆内，作用于防止墙体抹灰层裂缝，增加灰浆连接强度和稠度。因当时初建金塔时，为了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在泥浆中掺入了用稻草、麦秸经石灰浆浸泡处理过的纸筋，从金塔历次维修的灰层中，也发现了纸筋，与“塔以筋砌”相吻合。这才是金塔名称真正的由来。
二、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
金塔为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厚的原始性。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主要流传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等省区。
关于金塔的确切初建年代，现存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民间有此塔建于元代、唐代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说，但未见史料记载，有待考证。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日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日‘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金塔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时金塔已存在，据此证明金塔的始建年代，最迟也在明代。同时也说明，金塔原名叫“筋塔”，后来，一方面根据谐音，另一方面，金象征财富，人们为了祈求金塔地方繁荣富足，改称为“金塔”。
又据《重修金塔寺塔院寺》记载：“吾酒泉郡北有金塔寺焉，不知始于何年创之何帝，迨后倾颓全无，然其基尚存焉。后有孙公一贵于康熙四十二年躬鹰简命巡守是地，每夜辄闻斯地有鼓钟管龠之音。感化于心，顿然醒悟同山右僧性贵咸登法舟。遂一念之诚，募化十方修寺建塔造立金象。”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康熙三十九年金塔游击甘州人孙一贵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
1987年维修金塔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最里面的塔身土层经甘肃省博物馆专家实地查看，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修的记录牌。
以上史料说明塔院寺金塔的初建年代不晚于明代。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初建年代在东晋十六国时较为确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动荡与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顿感人生无常，需要精神寄托。他们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胡君主，也亟需为自己寻求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维护统治。佛教的传入，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一时间，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已信佛，佛教已广为传播，据《首楞严经》后记记载：癸酉年（373），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四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今金塔县）的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县信佛的程度。公元412年，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占领了姑藏（即凉州），统一了河西走廊，自称为“河西王”，使北凉国发展到了极盛。沮渠蒙逊本人是很相信佛法的，也怀有弘扬佛教的远大志向。他第一次将佛教文化引入政权。并大肆建筑寺庙佛塔，河西地区寺庙遍布，佛塔林立。为了使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快消除因多年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恢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利用佛教的力量，不但在国内修建了华丽壮观的佛寺，还特意邀请了很多中外著名高僧前来凉州翻译佛经，使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和河西佛教的重要基地。而在远离河西走廊中心的金塔，是崇佛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之子沮渠牧健在继任王位前的驻牧之地，佛教已很盛行。以上史料说明，为了政治需要，或许金塔就建造于这一时期。 公元439年，强大的北凉政权仅仅存在了不到40年，就被北魏的鲜卑人给消灭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力提倡“文教”，他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同时，由于不负担赋税、徭役的僧侣人数膨胀，就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塔、经、像的增多，是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与拓跋焘大力提倡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的方针政策相抵触。太延四年（438）、太平真君五年（444）和七年（446），拓跋焘先后三次下诏打击佛教，要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诛杀僧侣。金塔寺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灭佛之灾。
三、关于金塔的重建和维修
关于塔院寺及金塔的重建和维修，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明朝末期，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土质铜顶塔，塔围7丈，高5丈，塔顶高5尺，围约1丈2尺，四十二年（1703）告竣。延至雍正十年（1732），性贵弟子可法，募化资财，将前后殿宇及舞殿覆瓦，谋久固之，并增筑钟楼和鼓楼。清同治四年（1865），战乱中庙宇被焚，唯塔未受损失。光绪四年（1878），贡生陈豫纳督修，化十方布施，仍建大殿三楹，上供释迦佛。寺庙恢复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5丈、围7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铜铸塔顶，高5尺，围约1丈2尺，塔上供奉金面铜佛一尊。其后又有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其塔修葺三次，第一次贡生陈豫讷修葺之。第二次商民芦德修葺之。第三次民国十年，贡生刘怀基修葺之。”
但据1987年从塔顶内出土的四块维修木牌证明，金塔的维修时间分别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乾隆四十三年（1778）、道光二十五年（1845）和民国十二年（1923 ），县志中记载的时间可能是维修寺庙的时间。
“文革”后，全县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建议维修古塔，恢复其庙，保护文物，发展旅游业。1986年，金塔县第十一届二次人代会作出维修古塔的议案。次年，甘肃省文化局和金塔县财政局共拔款3万元对宝塔进行了修葺。维修时，从须弥座到覆钵体按清制复原，十三天按明制复原。为了保证修旧如旧，复原的泥用古方法加工，即用三合土加糯米粥、棉花混合，增加了泥的粘合度和强度，防止开裂。金顶上的木头因虫蚀严重，用猪血腻子刮了两遍。然后整个塔身用红土粉刷，并喷了一层保护剂，恢复了塔的旧貌。在维修前，塔顶已丢失，现塔顶是维修时用纯铜加工而成的。佛头瓦当按当时的原样复制。 至此，金塔恢复了原貌，使古塔得以保存。
2011年，金塔县博物馆从甘肃省文物局争取资金30万元，又一次对金塔进行了加固维修，对塔体表面裂缝进行了填充和粉饰；校正了宝顶；用仿古青砖砌筑了塔基四周围墙，夯实加固了塔基；在塔基四周围筑了青石围栏。使这一名胜古迹百世永存。
四、关于有无地宫和塔顶藏宝等问题
塔原本是指安放佛陀舍利的建筑物，后来用途则扩充至纪念佛陀生处、成道处等圣迹，或安置佛菩萨圣像、高僧遗骨等作为礼拜、建筑之用的建筑物。在佛经中有云：“本师释迦牟尼亲自向阿难尊者教示造塔的方法及规格，并以袈裟叠为四层正方，上置覆钵及锡杖以示。”
在《大藏经》中，有许多关于造塔规格及意义、造塔功德及绕塔功德的经论。藏传、南传、古印度及日本的佛塔，大致都依佛示规格、比例及表义而制建，既代表佛身，也表佛之三身、三界及五大（地、水、火、风及空五大元素）。一般在佛塔中的瓶身部分，安奉圣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覆钵式藏式喇嘛塔的基座很宽大，有的开辟为房间，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喇嘛。因此，不是所有的塔都有地宫的。
1987年4月维修金塔时，塔基西侧有一进深1.8米的盗洞，经维修人员进洞查看，盗洞顶端有两根直径约40厘米的立柱，没有发现地宫。
在维修塔身时，由于受损严重，施工人员只能先搭架将脱落的外表皮全部铲除，在清理到覆钵体上端，与塔顶接触部位时，施工人员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每层3～4厘米。清理到第五层时，意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十三天，从中采集到两尊彩塑释迦牟尼佛像。根据实地查看，专家认为第五层为明代建筑。据此考证，现存塔身始建于明代。当清理到金顶时，发现了多卷经书，其中一卷经书中夹有释迦牟尼彩画像2张，并发现里面存有记录历次维修的四块木牌。这一发现，正好与十三天发现的四层灰层相印证。经专家鉴定，一级文物一件，二级文物四件，三级文物四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保存在金塔县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塔顶内藏的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的书写时间在明、清两代，为研究本县的佛教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中有一卷藏文经残卷，共90页，无装订。经书为蓝纸黄字，手写而成，据考为明代经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一部大乘妙法莲花经，共七册，保存较为完整。经卷用绸缎裱糊的纸匣盛装，蓝色书皮，黄色纸张，墨书手写而成，字迹娟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一卷清代的藏文经，墨笔手写而成，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另有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明代木刻印本插图经卷，图文并茂，经文深奥，是研究我国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卷内画有数千幅手持法器的菩萨、佛像，全都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他们动作各异，神态安详，逼真自然。其手法细腻舒展，虽为木刻印本，但其效果可与直接绘制的画面相媲美，展现了木刻印本技术的较高境界，实为国内遗留下此类不多经卷中之珍品。
此外，还出土有佛像画，为国家二级文物，高8厘米，宽4.7厘米，彩绘释迦牟尼座像，结跏趺座。画面用工笔技法分别表现了两尊禅坐入定的菩萨像，其神态慈和安详，五心向上静坐修行，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染力，展示了佛教修行的一种至高境界。画像虽历经数百年之久，但色彩鲜艳如新，线条流畅，展现了明代时期彩色绘画的精湛技艺，也说明当时人们已具备了相当高的绘画技艺。绿琉璃塔顶，国家二级文物，质地为琉璃，绿色，高65厘米，宽46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顶部呈心状，下部鼓腹形似坛子。彩塑佛像，国家三级文物，泥塑佛像，共两尊，通高分别为31厘米、28厘米。佛像面容丰圆，双眼微合下视，着通肩袈裟，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左手托一法器，右手自然下垂，表面施彩绘。维修宝塔牌，国家三级文物，共四块，是对每次维修情况的记载。
这些珍贵文物是塔院寺金塔几百年来兴衰历程的真实见证，在历代王朝的更替演进过程中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又是宝塔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塔上供奉的古佛和原塔顶的去向，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塔上古佛被英国博士哈佛窃去，幸甘肃省长指令镇守使吴追回，仍放原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塔上古佛又被贼人窃去。民国三十五年（1946），塔上铜顶被几个军人为打鸽子而击落，抬走后杳无音讯。
五、关于金塔的结构造型和寓意
金塔为土木结构，基座平面呈方形，边长15米，须弥座八角四层，中为覆钵形塔身，塔刹由下大上小的九层相轮，托起一个木构八角的华盖，八角下面各系一个风铎，刹顶为铜铸宝珠顶。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5丈、围7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
金塔整体造型像一个“金”字，寓意着“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五行相生。塔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可以说是一组数字的巧妙搭配。塔围7丈，意示每年7个大月份，高5丈意示每年5个小月份，刚好占卜了一年。另外12生肖中盘龙意示5个，卧虎意示7个。塔顶高5尺，围1丈2尺意示“我”占“十二生肖”，是塔基的补释。
【关键词】塔院寺；金塔； 金塔县
一、关于金塔名称的由来
关于金塔县塔院寺金塔名称的由来，在当地有四种说法：一是说因为塔的外表是用纸筋裱糊而成的，所以初建时把这座塔叫作“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二是说塔上供奉一尊释迦佛金面铜像而得名；三是说塔初建时是土塔，因为常年风吹雨淋，塔身土层脱落严重，为了保护塔身，寺院的僧人就用牛筋裹在塔身上，防止土层脱落，时间久了，人们就叫其为“筋塔”，后人根据谐音，称为“金塔”；四是说整个塔体呈现出汉字“金”的造型，所以叫“金塔”。首先，我们应该排除的是第三种说法，牛在过去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人们一般不会杀耕牛，就算老死或病死的耕牛人们也不会拨其皮，食其肉。一座塔身要用牛筋来裹，需要多少头牛，当时牛本身就很少，哪有这么多的牛筋？这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说法民间流传最广。过去在塔上或寺庙里供奉金面铜佛像很多，几乎大大小小的寺庙或塔上都在供奉，甚至条件好的大户人家也在供奉，为什么单单这座塔因供奉金面铜佛像就叫金塔，这种说法也似乎经不起推敲。至于第四种说法，所有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大体相同，就像一个“金”字造型，也不能足以为证。剩下的第一种说法在史料中有确切记载，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 这里所说的“筋”即纸筋，《百度百科》中对纸筋的解释是：纸筋，用白纸筋或草纸筋，使用前应用水浸透、捣烂、洁净；罩面纸筋宜用机碾磨细。稻草、麦秸应坚韧、干燥，不含杂质，其长度不得大于30毫米。稻草、麦秸应经石灰浆浸泡处理。 以前用草纸，现在多数用水泥纸袋替代，因为水泥纸袋的纤维韧性较好。其用途是掺在石灰里起增强材料连接，防裂、提高强度，减少石灰硬化后的收缩，节约石灰的使用。古时建造土房子时掺到泥浆里，以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纸筋灰”是一种用草或者是纤维物质加工成浆状，按比例均匀的拌入抹灰沙浆内，作用于防止墙体抹灰层裂缝，增加灰浆连接强度和稠度。因当时初建金塔时，为了提高墙体韧度、连接性能，在泥浆中掺入了用稻草、麦秸经石灰浆浸泡处理过的纸筋，从金塔历次维修的灰层中，也发现了纸筋，与“塔以筋砌”相吻合。这才是金塔名称真正的由来。
二、关于金塔的初建年代
金塔为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方形基座上，建圆形覆钵形的塔身，上面安装塔刹。塔身下方上圆，具有浓厚的原始性。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主要流传于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中国的西藏、青海、甘肃、内蒙等省区。
关于金塔的确切初建年代，现存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民间有此塔建于元代、唐代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说，但未见史料记载，有待考证。据《重修金塔县志》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重修塔院寺序》（刻写于雍正十年即1732年）记载：“如我金塔寺之有塔，不知妨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日筋塔。迨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日‘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金塔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时金塔已存在，据此证明金塔的始建年代，最迟也在明代。同时也说明，金塔原名叫“筋塔”，后来，一方面根据谐音，另一方面，金象征财富，人们为了祈求金塔地方繁荣富足，改称为“金塔”。
又据《重修金塔寺塔院寺》记载：“吾酒泉郡北有金塔寺焉，不知始于何年创之何帝，迨后倾颓全无，然其基尚存焉。后有孙公一贵于康熙四十二年躬鹰简命巡守是地，每夜辄闻斯地有鼓钟管龠之音。感化于心，顿然醒悟同山右僧性贵咸登法舟。遂一念之诚，募化十方修寺建塔造立金象。”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康熙三十九年金塔游击甘州人孙一贵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
1987年维修金塔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最里面的塔身土层经甘肃省博物馆专家实地查看，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修的记录牌。
以上史料说明塔院寺金塔的初建年代不晚于明代。笔者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认为初建年代在东晋十六国时较为确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动荡与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与中原农耕民族频繁交锋，北方区域动荡不安。多民族间冲突加剧，政权更替频繁，战争不断，人民饱尝战争疾苦，流离失所，顿感人生无常，需要精神寄托。他们希望得到神灵保佑，消灾免祸，祈求平安。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崇尚虚浮，佯狂遁世，与佛教思想一致，佛教因玄学获益，相得益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时，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五胡君主，也亟需为自己寻求精神支柱，希望利用佛教惩恶扬善、生死轮回的教义来安抚各族百姓，缓和民族矛盾，并借宗教维护统治。佛教的传入，所宣扬的教义正好符合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各地广建寺庙，开窟造像，大兴佛事活动。一时间，香火旺盛，佛事盛行，寺庙林立，窟龛密布，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已信佛，佛教已广为传播，据《首楞严经》后记记载：癸酉年（373），凉州刺史张天锡，请月氏优婆塞支施仑在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出《首楞严经》、《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日未经》四种，由龟兹（新疆库车）王世子帛延翻译。译经时，在场的有会水（今金塔县）的县令马奕，可见当时会水县信佛的程度。公元412年，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占领了姑藏（即凉州），统一了河西走廊，自称为“河西王”，使北凉国发展到了极盛。沮渠蒙逊本人是很相信佛法的，也怀有弘扬佛教的远大志向。他第一次将佛教文化引入政权。并大肆建筑寺庙佛塔，河西地区寺庙遍布，佛塔林立。为了使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尽快消除因多年战争引起的民族仇恨，恢复平静安闲的生活，他利用佛教的力量，不但在国内修建了华丽壮观的佛寺，还特意邀请了很多中外著名高僧前来凉州翻译佛经，使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和河西佛教的重要基地。而在远离河西走廊中心的金塔，是崇佛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之子沮渠牧健在继任王位前的驻牧之地，佛教已很盛行。以上史料说明，为了政治需要，或许金塔就建造于这一时期。 公元439年，强大的北凉政权仅仅存在了不到40年，就被北魏的鲜卑人给消灭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力提倡“文教”，他认为让“虚诞不经”的“胡人”的佛教广为流传，只会招致“礼义大坏”、“天常大乱”、“王法废而不行”的恶果。同时，由于不负担赋税、徭役的僧侣人数膨胀，就会大大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塔、经、像的增多，是社会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这与拓跋焘大力提倡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增加物质财富，保证军国费用的方针政策相抵触。太延四年（438）、太平真君五年（444）和七年（446），拓跋焘先后三次下诏打击佛教，要全国各地碎佛像、焚佛经、诛杀僧侣。金塔寺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没有躲过这场灭佛之灾。
三、关于金塔的重建和维修
关于塔院寺及金塔的重建和维修，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明朝末期，塔已倾颓，其基尚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金塔营游击甘州（今张掖）人孙一贵，重建土质铜顶塔，塔围7丈，高5丈，塔顶高5尺，围约1丈2尺，四十二年（1703）告竣。延至雍正十年（1732），性贵弟子可法，募化资财，将前后殿宇及舞殿覆瓦，谋久固之，并增筑钟楼和鼓楼。清同治四年（1865），战乱中庙宇被焚，唯塔未受损失。光绪四年（1878），贡生陈豫纳督修，化十方布施，仍建大殿三楹，上供释迦佛。寺庙恢复原貌，景观更加宏伟。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5丈、围7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铜铸塔顶，高5尺，围约1丈2尺，塔上供奉金面铜佛一尊。其后又有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另据《修编金塔方志》记载：“其塔修葺三次，第一次贡生陈豫讷修葺之。第二次商民芦德修葺之。第三次民国十年，贡生刘怀基修葺之。”
但据1987年从塔顶内出土的四块维修木牌证明，金塔的维修时间分别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乾隆四十三年（1778）、道光二十五年（1845）和民国十二年（1923 ），县志中记载的时间可能是维修寺庙的时间。
“文革”后，全县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建议维修古塔，恢复其庙，保护文物，发展旅游业。1986年，金塔县第十一届二次人代会作出维修古塔的议案。次年，甘肃省文化局和金塔县财政局共拔款3万元对宝塔进行了修葺。维修时，从须弥座到覆钵体按清制复原，十三天按明制复原。为了保证修旧如旧，复原的泥用古方法加工，即用三合土加糯米粥、棉花混合，增加了泥的粘合度和强度，防止开裂。金顶上的木头因虫蚀严重，用猪血腻子刮了两遍。然后整个塔身用红土粉刷，并喷了一层保护剂，恢复了塔的旧貌。在维修前，塔顶已丢失，现塔顶是维修时用纯铜加工而成的。佛头瓦当按当时的原样复制。 至此，金塔恢复了原貌，使古塔得以保存。
2011年，金塔县博物馆从甘肃省文物局争取资金30万元，又一次对金塔进行了加固维修，对塔体表面裂缝进行了填充和粉饰；校正了宝顶；用仿古青砖砌筑了塔基四周围墙，夯实加固了塔基；在塔基四周围筑了青石围栏。使这一名胜古迹百世永存。
四、关于有无地宫和塔顶藏宝等问题
塔原本是指安放佛陀舍利的建筑物，后来用途则扩充至纪念佛陀生处、成道处等圣迹，或安置佛菩萨圣像、高僧遗骨等作为礼拜、建筑之用的建筑物。在佛经中有云：“本师释迦牟尼亲自向阿难尊者教示造塔的方法及规格，并以袈裟叠为四层正方，上置覆钵及锡杖以示。”
在《大藏经》中，有许多关于造塔规格及意义、造塔功德及绕塔功德的经论。藏传、南传、古印度及日本的佛塔，大致都依佛示规格、比例及表义而制建，既代表佛身，也表佛之三身、三界及五大（地、水、火、风及空五大元素）。一般在佛塔中的瓶身部分，安奉圣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覆钵式藏式喇嘛塔的基座很宽大，有的开辟为房间，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喇嘛。因此，不是所有的塔都有地宫的。
1987年4月维修金塔时，塔基西侧有一进深1.8米的盗洞，经维修人员进洞查看，盗洞顶端有两根直径约40厘米的立柱，没有发现地宫。
在维修塔身时，由于受损严重，施工人员只能先搭架将脱落的外表皮全部铲除，在清理到覆钵体上端，与塔顶接触部位时，施工人员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每层3～4厘米。清理到第五层时，意外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十三天，从中采集到两尊彩塑释迦牟尼佛像。根据实地查看，专家认为第五层为明代建筑。据此考证，现存塔身始建于明代。当清理到金顶时，发现了多卷经书，其中一卷经书中夹有释迦牟尼彩画像2张，并发现里面存有记录历次维修的四块木牌。这一发现，正好与十三天发现的四层灰层相印证。经专家鉴定，一级文物一件，二级文物四件，三级文物四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保存在金塔县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塔顶内藏的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的书写时间在明、清两代，为研究本县的佛教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其中有一卷藏文经残卷，共90页，无装订。经书为蓝纸黄字，手写而成，据考为明代经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一部大乘妙法莲花经，共七册，保存较为完整。经卷用绸缎裱糊的纸匣盛装，蓝色书皮，黄色纸张，墨书手写而成，字迹娟秀，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一卷清代的藏文经，墨笔手写而成，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另有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明代木刻印本插图经卷，图文并茂，经文深奥，是研究我国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卷内画有数千幅手持法器的菩萨、佛像，全都用白描手法绘制而成。他们动作各异，神态安详，逼真自然。其手法细腻舒展，虽为木刻印本，但其效果可与直接绘制的画面相媲美，展现了木刻印本技术的较高境界，实为国内遗留下此类不多经卷中之珍品。
此外，还出土有佛像画，为国家二级文物，高8厘米，宽4.7厘米，彩绘释迦牟尼座像，结跏趺座。画面用工笔技法分别表现了两尊禅坐入定的菩萨像，其神态慈和安详，五心向上静坐修行，给人一种肃穆庄重的感染力，展示了佛教修行的一种至高境界。画像虽历经数百年之久，但色彩鲜艳如新，线条流畅，展现了明代时期彩色绘画的精湛技艺，也说明当时人们已具备了相当高的绘画技艺。绿琉璃塔顶，国家二级文物，质地为琉璃，绿色，高65厘米，宽46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顶部呈心状，下部鼓腹形似坛子。彩塑佛像，国家三级文物，泥塑佛像，共两尊，通高分别为31厘米、28厘米。佛像面容丰圆，双眼微合下视，着通肩袈裟，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左手托一法器，右手自然下垂，表面施彩绘。维修宝塔牌，国家三级文物，共四块，是对每次维修情况的记载。
这些珍贵文物是塔院寺金塔几百年来兴衰历程的真实见证，在历代王朝的更替演进过程中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这又是宝塔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塔上供奉的古佛和原塔顶的去向，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民国五年（1916），塔上古佛被英国博士哈佛窃去，幸甘肃省长指令镇守使吴追回，仍放原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塔上古佛又被贼人窃去。民国三十五年（1946），塔上铜顶被几个军人为打鸽子而击落，抬走后杳无音讯。
五、关于金塔的结构造型和寓意
金塔为土木结构，基座平面呈方形，边长15米，须弥座八角四层，中为覆钵形塔身，塔刹由下大上小的九层相轮，托起一个木构八角的华盖，八角下面各系一个风铎，刹顶为铜铸宝珠顶。宝塔上锐下圆，如古铜胆瓶状，土质塔身，高5丈、围7丈，外表用纸筋、白灰等物粉饰。
金塔整体造型像一个“金”字，寓意着“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五行相生。塔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可以说是一组数字的巧妙搭配。塔围7丈，意示每年7个大月份，高5丈意示每年5个小月份，刚好占卜了一年。另外12生肖中盘龙意示5个，卧虎意示7个。塔顶高5尺，围1丈2尺意示“我”占“十二生肖”，是塔基的补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