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专毕业后，我和对象同被分配在山西榆社县工作。我在县兽医院，她在离县城30里外的一个公社妇联会。1966年正月初八，我们结婚了。
　　娶媳妇，本应当是我去她工作的公社迎娶。可她说，不要两个人受累，她独自进城就行。我也太实在了，真没去接她。结婚当天，她才告诉公社领导自己要结婚。领导批评她：“终身大事，怎不早说！”忙给她买了幅画，并写上贺词。然后，她骑车赶往县城。10点多钟，当她推着自行车走进我们单位时，早就等着为我们庆祝新婚的人们一起拍手欢迎。她还是平时的装扮，不知谁风趣地喊：“新娘子在哪里？”于是，其他人也跟着喊：“新娘子在哪里？”她那羞红的脸，更惹人喜爱。
　　那时候物资匮乏，我们又远离老家，我没送彩礼，没做新被褥、新衣服，没贴对联，没放鞭炮，没买喜糖喜酒，只用同事凑的烟票买了条香烟；大门外挂了一面红旗，院领导在食堂给做了一桌简单饭菜———饭菜钱由我来出；县妇联领导作为“娘家人”，送来新脸盆和一对大圆镜；同事送了很多年画和毛主席像。就这样，我们办了一场“革命化”的婚礼。婚后三天，她就去参加“四清”工作队集训了。我为筹办结婚一共花了30元，妻子知道后，硬是往我的衣兜里塞进了30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