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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一部名为《背起爸爸上学》的电影在全国上映，感动了万千的观众。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向各地团组织推荐该电影。事隔多年，人们仍对电影中背着爸爸上学的石娃记忆犹新。这部电影便是根据高自珍采写的新闻稿《李勇，背着父亲上学的师范生》改编、拍摄的。
他用嘴角叼着一支香烟，说话时，香烟一直含在嘴里，一支完了，再接上一支，烟灰缸里的烟蒂和烟灰满了，溢出来，落在了桌子上……
电影《背起爸爸上学》中石娃的原型李勇、新闻通讯《14岁臂膀撑起一片天》中的米来元等鲜活的新闻人物，就是在这种烟雾缭绕的环境中，通过他的笔尖，跃然纸上，并最后通过媒体走向全国的。
高自珍，甘肃宁县文联秘书长，曾是宁县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在做教师的10年间，他不断关注和帮助那些因贫失学和将要失学的孩子，并以新闻稿的形式向社会反映出来。从1989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采写了1000余篇新闻作品，先后发表在《北京晚报》《深圳晚报》《甘肃日报》等上百家报刊媒体。在他看来，自己只能是“关注”，事实上，这种“关注”却改变了许多本可能会困在大山里一辈子的孩子的命运。
《背起爸爸上学》感动了无数人，他也因此名噪一时，成为许多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甘肃电视台少儿频道还专门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他很快从中学老师变成了甘肃省宁县文联的秘书长。职位和环境变了，但他没有变，他依然在关注弱势群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么多年，他自己是在怎样的状态下活着。
爱的力量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分”于自己教学的本职工作，而要去跋山涉水，采写新闻？
是爱，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质朴的爱！
高自珍说话时，语气抑扬顿挫，条理非常清晰。这也许得益于他曾经有过10年乡村中学语文教师的经历。
也正是在这10年间，他从一名人民教师成功转型为一位非职业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他利用教学之余，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采访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用笔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催人泪下的新闻作品，举着手中200元买来的“傻瓜”相机，定格了一幕又一幕感人的瞬间。
只有亲自走过那永远也走不完的崎岖山路，才能够体会，10年来，厚厚的7本新闻作品集，1000多篇新闻作品，凝聚了他多少艰辛和汗水，更凝聚了多少他对学生的爱。
“李勇本来就是我的学生。我当时在瓦斜中学当老师，他家离学校很近，老师们对他家里的情况都很了解，也都非常同情他。刚开始，我并没有想过写他，当他考进师范时，用架子车把父亲拉到了学校，老师们特别心疼他。一天，他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昔雪霞，找到我一块商量，问能不能写一篇关于李勇的稿子，我就答应了，然后跑到他家里了解详细的情况。”谈话时，高自珍站在屋子的中央，眉头紧锁，语气平和。
“刚开始，我并没有从他苦难的角度去写，而是重点表现他孝敬父母、品学兼优的一面，当然，报道出去之后，也附带产生了别的效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995年12月初，高自珍将稿件《李勇，背着父亲上学的师范生》向有关媒体投出后，全国数百家媒体相继转发了这篇文章。
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剧作家（现北京紫金城影业公司编剧）王浙滨等，先后到庆阳师范、宁县瓦斜中学，在李勇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和拍摄。之后，以李勇为原型的电影《背起爸爸上学》轰动全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名叫石娃的山里孩子，背负生病的父亲艰难求学的曲折历程。电影放映后，人们将感动的目光从银幕上收回，开始寻找生活中的“石娃”。
李勇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1997年1月，他获得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奖金为10000元，并于同年受到国务院原副总理姜春云的接见，他不但顺利上完了师范，最终还被西北师范大学留校任了教师。
李勇命运的改变，自然和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但是，不可否认，高自珍在他的命运转折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鲜有人知道，在发表关于李勇新闻稿的过程中，甘肃省某报社将该稿的第一作者署了自己记者的名字，为此，高自珍和这家报社发生了争执，最后，双方经过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该报专门写文章澄清了高自珍为这一文章的第一撰稿人。
处在新闻发现和写作源头的人，在稿件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的情况下，连最基本的署名权都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写李勇并不是高自珍关注贫困学生的开始，更不是结束，通过他手中的笔，人生命运发生改变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李勇”。
“我曾经发过誓，再也不写此类稿件。但听说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手中的笔，举起了胸前的相机。”这是他在写《花季少女承受生命之重》时，开头的一段话。
2000年，小花还是宁县巩吕中学一名将要升入初三的学生，她的母亲常年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爸爸又腿患残疾，小花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家里几乎所有的重担，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她每天到砖厂给人装车，手磨破了、胳臂累肿了……但她要在开学前挣够一学期学费的信念没有动摇。
高老师再次为眼前的学生动容了！在此前，他已经发誓不写此类稿件。先前写过的许多贫困学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几乎都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渡过了困境；但是，当地政府的一些领导不理解高自珍，认为他这么做是给政府抹黑，是给领导丢人，他用化名写作的新闻在外地引起了反响，一些领导都会立刻想到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学校。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有妻儿老小，他不能有什么“闪失”。可是，见到王小花，他又一次提笔写出了一篇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稿子。
“写完关于王小花的稿子，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当时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我怕别的老师看到，就关上门，把帘子也拉上，老师们过来掀（方言）门，打不开，过了半天，我才打开门，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就把稿子递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也都很受感动。”
他接着说：“写米来元的稿子，我也哭了好几次，我还把稿子拿到班上给学生读。我不是给学生显摆自己有多大本事，就是想通过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米来元的爸爸疯了，妈妈走了，奶奶有病常年窝在炕上，14岁的孩子就挑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好多学生听了他的故事，哭着跑出了教室。”
不是高自珍的情感太脆弱了，是他笔下的农村孩子太懂事了，是他写的这些孩子的事迹太感人了，记者采访他时，看到当年他写的稿子，都忍不住为之动容。
他用“习惯”两个字来说明，当时采写这些新闻的动机；他也用“习惯”两个字来解释，自己在采访一个又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一次给他们资助。
他为了什么？仅仅为了米来元的稿子，他就花去了800多元钱，而在他10年教学生涯中，月工资最高的时候，也就750元钱。
那篇稿子共写了十几页，为了能够更广泛地引起社会对这个孩子的关注，他在明知新闻媒体禁止一稿多投的情况下，经受着可能会遭到谴责的压力，决定普遍投递。他从山里的中学跑到县城，将稿件复印了50份，一共是500多页，他还买了50个信封，每个信封上贴了3张邮票（信件超重），每个信封里还附了5张照片，除去洗坏的，总共是250张，他又一封一封填好信封地址，并一封一封寄了出去。
此前，为了给在外“疯跑”的米来元的父亲拍一张照片，他和孩子步行翻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老师和学生都累得够呛。
高自珍上小学前没有穿过一双袜子，上初中前没有骑过一次自行车，上高中前没有坐过一次班车。就是成了宁县文联的秘书长，记者见到他时，他身上依然穿着10多年前的一件暗红色的毛线马甲，外边套着的一件皮夹克，脖领处已经被磨开了花。
信念无悔
做了这么多事，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记者问他，是不是写作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他低头微笑，没有回答。
在他办公室的一个书柜里，足有一尺半厚的各类荣誉证书或许可以印证他所做出的成绩，而他更多的成绩是装在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和崇敬他的人的心里。
在他母亲去世三周年的纪念日，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李勇来了，米来元来了，王小花来了，周围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群众来了，北京的记者和编剧来了，宁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也来了……小小的村庄，能停车的地方都塞满了，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他家准备的饭菜不够，两辆车当即帮忙去县城拉了一趟菜。最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二十几个人，身穿黑色的风衣，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还带来了两个帐（上边写有挽联，用来祭奠去世的人，一般只有关系最好的亲戚和朋友才会送）。而他们还怪高老师没有提前打招呼。这是在宁县周边出了名的一群“混子”，高自珍和他们并不熟。
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周围几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而他在关注别人的孩子的时候，自己孩子正在就读的小学校，教室屋顶却露着一个大洞，夏天漏雨，冬天飘雪；自己的妻子下岗在家，没有工作也没有土地。
有的人认为他到政府工作了，日子就好了，可是，自从2001年他走进宁县文联的大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武装部的大院里租房办公，冬天没有火炉，他经常裹着被子在冰冷的屋子里写作并修改稿件，早上院子里的水管一结冰就放不出水，他就在晚上睡觉前接回一盆水放在屋里，到第二天早上，盆里的水却也结冰了，他只能用手捂在冰上把手弄湿了洗脸。
最让他难过的是许多人对他的不理解，“我曾经写过一个学生，后来，社会上给他捐了款，帮他渡过了难关，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大学看他，他却不愿意带我到他的宿舍，后来去了他的宿舍后，他的同学问我是谁？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竟然成了他的耻辱！我也是县里的副科级干部，你是大学生，我也是大学生，怎么就丢你的人了？你总还能称呼我一声老师吧！”他的情绪有些激动，“我就不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怎么了？贫穷、落后是一种耻辱？因为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家庭和个人的差距造成的贫穷和落后，我认为不是一种耻辱，可是，有的年轻人就失去气节了，不敢面对，不愿面对，你今天不认我，20年以后，你就是中年人了，到时候，你就该对你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了，到时候，你总会认我吧！”
“你也是记者，有一天，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哭着帮了他，他反过来不认你，你会是什么感受？”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找他想让他帮忙写东西。“有的人理解我，有的人不理解我，一次，我的一个邻居来找我，说让我帮他写他亲戚家的事，我去了，他亲戚家住着高楼大房，很气派，这样我怎么写，他就是冲着钱来的嘛，我不写。”
“还有的人，我说我不能写，我说媒体也有自己的定位和思想，我写了，就算能发出去，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再说，这也违背了我当初写作的意愿，我写作就是倡导一种积极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想过要给你带来什么。可是，他们不理解我，就问，你要什么？有的拿来几条烟，甚至还有的拿来几百块钱，我能收吗？我不能接受。”
谈到这些事，高自珍几乎把自己淹没在了浓浓的烟雾之中。
现在的高自珍，仍然在关注许多青年的命运，除了新闻写作以外，他还在编辑着一本文学期刊《九龙》，里边每期都会收录全国各地青年作者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他关注的范围更广了。
“我就是想创立这么一块真正的文学园地，能够使许多心里有苦闷的青年有一处倾诉的平台，有一个精神寄托的家园。”
眼前的高自珍，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一个老师，而不是干部，许多人面对他，不知道该如何来评价他。北京《作家视线》的主编刘艳在为高自珍的《活着》书写的“序”中写道：真的，面对高自珍，沉默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因为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用共同的词语来形容他。我仅仅只是重复。而且我认为，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不足够。
他和二哥高自刚编写了一本书——《活着》，这本书里收集了292篇他采访和参与采访的反映贫困学生、打工者等社会弱势人群的新闻纪实作品，他说，他想让读者通过这本书，体会到“人活着应该做些什么、应该珍惜不易的生活，以及活着的形式和方式”。
要离开宁县了，他站在宁县的母亲河——马莲河桥头，目送记者离去，几次回头，他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慢慢的，他只剩下一个轮廓，最后，消失在桥头。记者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2007年能够配上一台电脑，哪怕是二手的！
他用嘴角叼着一支香烟，说话时，香烟一直含在嘴里，一支完了，再接上一支，烟灰缸里的烟蒂和烟灰满了，溢出来，落在了桌子上……
电影《背起爸爸上学》中石娃的原型李勇、新闻通讯《14岁臂膀撑起一片天》中的米来元等鲜活的新闻人物，就是在这种烟雾缭绕的环境中，通过他的笔尖，跃然纸上，并最后通过媒体走向全国的。
高自珍，甘肃宁县文联秘书长，曾是宁县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在做教师的10年间，他不断关注和帮助那些因贫失学和将要失学的孩子，并以新闻稿的形式向社会反映出来。从1989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采写了1000余篇新闻作品，先后发表在《北京晚报》《深圳晚报》《甘肃日报》等上百家报刊媒体。在他看来，自己只能是“关注”，事实上，这种“关注”却改变了许多本可能会困在大山里一辈子的孩子的命运。
《背起爸爸上学》感动了无数人，他也因此名噪一时，成为许多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甘肃电视台少儿频道还专门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他很快从中学老师变成了甘肃省宁县文联的秘书长。职位和环境变了，但他没有变，他依然在关注弱势群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么多年，他自己是在怎样的状态下活着。
爱的力量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分”于自己教学的本职工作，而要去跋山涉水，采写新闻？
是爱，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质朴的爱！
高自珍说话时，语气抑扬顿挫，条理非常清晰。这也许得益于他曾经有过10年乡村中学语文教师的经历。
也正是在这10年间，他从一名人民教师成功转型为一位非职业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他利用教学之余，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采访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用笔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催人泪下的新闻作品，举着手中200元买来的“傻瓜”相机，定格了一幕又一幕感人的瞬间。
只有亲自走过那永远也走不完的崎岖山路，才能够体会，10年来，厚厚的7本新闻作品集，1000多篇新闻作品，凝聚了他多少艰辛和汗水，更凝聚了多少他对学生的爱。
“李勇本来就是我的学生。我当时在瓦斜中学当老师，他家离学校很近，老师们对他家里的情况都很了解，也都非常同情他。刚开始，我并没有想过写他，当他考进师范时，用架子车把父亲拉到了学校，老师们特别心疼他。一天，他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昔雪霞，找到我一块商量，问能不能写一篇关于李勇的稿子，我就答应了，然后跑到他家里了解详细的情况。”谈话时，高自珍站在屋子的中央，眉头紧锁，语气平和。
“刚开始，我并没有从他苦难的角度去写，而是重点表现他孝敬父母、品学兼优的一面，当然，报道出去之后，也附带产生了别的效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1995年12月初，高自珍将稿件《李勇，背着父亲上学的师范生》向有关媒体投出后，全国数百家媒体相继转发了这篇文章。
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剧作家（现北京紫金城影业公司编剧）王浙滨等，先后到庆阳师范、宁县瓦斜中学，在李勇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和拍摄。之后，以李勇为原型的电影《背起爸爸上学》轰动全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名叫石娃的山里孩子，背负生病的父亲艰难求学的曲折历程。电影放映后，人们将感动的目光从银幕上收回，开始寻找生活中的“石娃”。
李勇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1997年1月，他获得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奖金为10000元，并于同年受到国务院原副总理姜春云的接见，他不但顺利上完了师范，最终还被西北师范大学留校任了教师。
李勇命运的改变，自然和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但是，不可否认，高自珍在他的命运转折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鲜有人知道，在发表关于李勇新闻稿的过程中，甘肃省某报社将该稿的第一作者署了自己记者的名字，为此，高自珍和这家报社发生了争执，最后，双方经过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该报专门写文章澄清了高自珍为这一文章的第一撰稿人。
处在新闻发现和写作源头的人，在稿件产生如此轰动效应的情况下，连最基本的署名权都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写李勇并不是高自珍关注贫困学生的开始，更不是结束，通过他手中的笔，人生命运发生改变的也不是只有一个“李勇”。
“我曾经发过誓，再也不写此类稿件。但听说了这个小女孩的故事，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手中的笔，举起了胸前的相机。”这是他在写《花季少女承受生命之重》时，开头的一段话。
2000年，小花还是宁县巩吕中学一名将要升入初三的学生，她的母亲常年生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爸爸又腿患残疾，小花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家里几乎所有的重担，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她每天到砖厂给人装车，手磨破了、胳臂累肿了……但她要在开学前挣够一学期学费的信念没有动摇。
高老师再次为眼前的学生动容了！在此前，他已经发誓不写此类稿件。先前写过的许多贫困学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几乎都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渡过了困境；但是，当地政府的一些领导不理解高自珍，认为他这么做是给政府抹黑，是给领导丢人，他用化名写作的新闻在外地引起了反响，一些领导都会立刻想到他，直接把电话打到学校。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有妻儿老小，他不能有什么“闪失”。可是，见到王小花，他又一次提笔写出了一篇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稿子。
“写完关于王小花的稿子，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当时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我怕别的老师看到，就关上门，把帘子也拉上，老师们过来掀（方言）门，打不开，过了半天，我才打开门，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就把稿子递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也都很受感动。”
他接着说：“写米来元的稿子，我也哭了好几次，我还把稿子拿到班上给学生读。我不是给学生显摆自己有多大本事，就是想通过身边的事来教育身边的人，米来元的爸爸疯了，妈妈走了，奶奶有病常年窝在炕上，14岁的孩子就挑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好多学生听了他的故事，哭着跑出了教室。”
不是高自珍的情感太脆弱了，是他笔下的农村孩子太懂事了，是他写的这些孩子的事迹太感人了，记者采访他时，看到当年他写的稿子，都忍不住为之动容。
他用“习惯”两个字来说明，当时采写这些新闻的动机；他也用“习惯”两个字来解释，自己在采访一个又一个孩子的时候，一次一次给他们资助。
他为了什么？仅仅为了米来元的稿子，他就花去了800多元钱，而在他10年教学生涯中，月工资最高的时候，也就750元钱。
那篇稿子共写了十几页，为了能够更广泛地引起社会对这个孩子的关注，他在明知新闻媒体禁止一稿多投的情况下，经受着可能会遭到谴责的压力，决定普遍投递。他从山里的中学跑到县城，将稿件复印了50份，一共是500多页，他还买了50个信封，每个信封上贴了3张邮票（信件超重），每个信封里还附了5张照片，除去洗坏的，总共是250张，他又一封一封填好信封地址，并一封一封寄了出去。
此前，为了给在外“疯跑”的米来元的父亲拍一张照片，他和孩子步行翻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老师和学生都累得够呛。
高自珍上小学前没有穿过一双袜子，上初中前没有骑过一次自行车，上高中前没有坐过一次班车。就是成了宁县文联的秘书长，记者见到他时，他身上依然穿着10多年前的一件暗红色的毛线马甲，外边套着的一件皮夹克，脖领处已经被磨开了花。
信念无悔
做了这么多事，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
记者问他，是不是写作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他低头微笑，没有回答。
在他办公室的一个书柜里，足有一尺半厚的各类荣誉证书或许可以印证他所做出的成绩，而他更多的成绩是装在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和崇敬他的人的心里。
在他母亲去世三周年的纪念日，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李勇来了，米来元来了，王小花来了，周围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群众来了，北京的记者和编剧来了，宁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也来了……小小的村庄，能停车的地方都塞满了，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他家准备的饭菜不够，两辆车当即帮忙去县城拉了一趟菜。最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二十几个人，身穿黑色的风衣，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还带来了两个帐（上边写有挽联，用来祭奠去世的人，一般只有关系最好的亲戚和朋友才会送）。而他们还怪高老师没有提前打招呼。这是在宁县周边出了名的一群“混子”，高自珍和他们并不熟。
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周围几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而他在关注别人的孩子的时候，自己孩子正在就读的小学校，教室屋顶却露着一个大洞，夏天漏雨，冬天飘雪；自己的妻子下岗在家，没有工作也没有土地。
有的人认为他到政府工作了，日子就好了，可是，自从2001年他走进宁县文联的大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武装部的大院里租房办公，冬天没有火炉，他经常裹着被子在冰冷的屋子里写作并修改稿件，早上院子里的水管一结冰就放不出水，他就在晚上睡觉前接回一盆水放在屋里，到第二天早上，盆里的水却也结冰了，他只能用手捂在冰上把手弄湿了洗脸。
最让他难过的是许多人对他的不理解，“我曾经写过一个学生，后来，社会上给他捐了款，帮他渡过了难关，有一次，我到他所在的大学看他，他却不愿意带我到他的宿舍，后来去了他的宿舍后，他的同学问我是谁？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竟然成了他的耻辱！我也是县里的副科级干部，你是大学生，我也是大学生，怎么就丢你的人了？你总还能称呼我一声老师吧！”他的情绪有些激动，“我就不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怎么了？贫穷、落后是一种耻辱？因为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家庭和个人的差距造成的贫穷和落后，我认为不是一种耻辱，可是，有的年轻人就失去气节了，不敢面对，不愿面对，你今天不认我，20年以后，你就是中年人了，到时候，你就该对你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了，到时候，你总会认我吧！”
“你也是记者，有一天，你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哭着帮了他，他反过来不认你，你会是什么感受？”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找他想让他帮忙写东西。“有的人理解我，有的人不理解我，一次，我的一个邻居来找我，说让我帮他写他亲戚家的事，我去了，他亲戚家住着高楼大房，很气派，这样我怎么写，他就是冲着钱来的嘛，我不写。”
“还有的人，我说我不能写，我说媒体也有自己的定位和思想，我写了，就算能发出去，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再说，这也违背了我当初写作的意愿，我写作就是倡导一种积极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想过要给你带来什么。可是，他们不理解我，就问，你要什么？有的拿来几条烟，甚至还有的拿来几百块钱，我能收吗？我不能接受。”
谈到这些事，高自珍几乎把自己淹没在了浓浓的烟雾之中。
现在的高自珍，仍然在关注许多青年的命运，除了新闻写作以外，他还在编辑着一本文学期刊《九龙》，里边每期都会收录全国各地青年作者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他关注的范围更广了。
“我就是想创立这么一块真正的文学园地，能够使许多心里有苦闷的青年有一处倾诉的平台，有一个精神寄托的家园。”
眼前的高自珍，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一个老师，而不是干部，许多人面对他，不知道该如何来评价他。北京《作家视线》的主编刘艳在为高自珍的《活着》书写的“序”中写道：真的，面对高自珍，沉默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因为很多人也和我一样，用共同的词语来形容他。我仅仅只是重复。而且我认为，一切美好的形容词都不足够。
他和二哥高自刚编写了一本书——《活着》，这本书里收集了292篇他采访和参与采访的反映贫困学生、打工者等社会弱势人群的新闻纪实作品，他说，他想让读者通过这本书，体会到“人活着应该做些什么、应该珍惜不易的生活，以及活着的形式和方式”。
要离开宁县了，他站在宁县的母亲河——马莲河桥头，目送记者离去，几次回头，他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慢慢的，他只剩下一个轮廓，最后，消失在桥头。记者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2007年能够配上一台电脑，哪怕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