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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理由★
他是华语戏剧舞台上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关注当下关照现实、关护人类真实内心的编剧及导演。2010年他把《宝岛一村》带到大陆的舞台，让许许多多大陆观众首次与台湾民众共同体会了60年来另一群人的痛与情。
人物简介：
赖声川，生于1954年，籍贯江西会昌的客家人，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自1984开始剧场创作，不断在台湾创造各种纪录及实验，陆续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市场，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言论：
在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
毫无疑问，《宝岛一村》是2010年华语戏剧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出。
这出话剧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大陆首轮短暂的巡演，即引起不小波澜，口碑相传，至2010年10～11月间二轮演出时，已是在戏剧圈掀起了骇浪——北京上海等地均出现难见的黄牛票一票难求景况。
简单说来，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是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两百万官民中的三户普通家庭近60年的生活变迁。故事里，三家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眷村里，窗户邻着窗户，吵吵闹闹又相互依靠，他们将60年飘零命运中的悲喜生活一一展示给观众。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
在《宝岛一村》，赖声川又一次把他特有的幽默风格嵌入自己对这群飘零生命的尊重里。痛与笑，常常是在同一幕场景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众人返乡探亲，是《宝岛一村》的高潮。台上呈现却极为简单，简单到只有椅子和人。三户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河南的人家，如眷村排屋的样子并列在台上，以追光灯区隔各自的时空。他们的故事情感各不同，却递次地呈现出相同的痛。
赵家儿子台生替亡父回到陌生的北京，他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却感觉如此熟悉”，当奶奶看着从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双膝跪下时，她的第一个“见面礼”是不由分说地抡巴掌！冲着被打懵的孙子，她哽咽地喊，“这个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他说，只是出去玩玩就回的，可是一玩，就是40年！”话里没有对时代和政治的追讨，只有一个普通家庭在时光流逝中对离别的无望与伤痛。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感动，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时间！时间的流动在《宝岛一村》里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突然间，这些人都老了这就是人生。”赖声川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在60年眷村故事中找到的那个痛点。
即使是沉重的返乡，《宝岛一村》里仍不失笑点。第二户朱家返乡，临到家门口时，朱先生跟台湾太太“提醒”说，“一会见到老太太，你叫她‘姐姐’”太太点头，好奇地问“哦，她是你姐姐？”“不！她是你的姐姐！”观众还没来得及擦掉在上一场赵家耳光中流出眼泪，就瞬间爆笑起来。两岸间心领神会的台词，是赖声川连通人心打开隔膜的密码。
但凡看过赖声川戏剧的人，不论层次，都会对独特的赖式幽默印象最深。笑中带泪，是观众对《宝岛一村》最统一的评价。他承认，即使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相比其他诸多关于眷村的故事，《宝岛一村》多了一种轻松感，“但是它也很沉重”。
在龙应台的讲述里，这是一群“被时代的齿轮碾出的一群人”。他们被框在了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赖声川则希望给这样一群流亡的人和颠沛的命运留出更多的尊严。
他让《宝岛一村》里头的那些主题自己冒出来，但不是刻意被强调的。他相信人生的意义有更多是在具体生活细节里，在尊严里。“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其实《宝岛一村》庆贺的可能就是这种精神。”
戏剧专业念到博士，加上近30年的舞台经验，赖声川相信自己对戏剧的理解，他很清楚，时至今日如果讲述那个荒诞时代下的个人命运，仍然只是在“诉苦”的话，几等于作品的“自杀”，“苦到最苦，肯定不能做，玩100年也玩不出什么来——因为没人看。而且你要给观众的讯息是：苦！苦到最后就死了，然后怎么样？还有呢？——没有了。”
事实上，关于1949年后两岸隔绝对普通人帶来的伤痛，早在1989年，赖声川就做出话剧《回头是彼岸》。那时台湾刚解严不久，故事讲的是台湾军官在解严之后随即找医生开出假病危证明，为的是见到在大陆相隔40年的女儿，1949年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独自生活的女儿，40年后如何面对父亲和姨太太在台湾的新家？数十年的隔膜与谅解，赖声川在《回头是彼岸》里已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你要能看得懂人生的这个大喜剧。可是，它又太悲哀了。”赖声川说，这，就是《宝岛一村》的感觉。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宝岛一村》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只剩下真的”。赖声川把这种“发现”归结为找到了戏的“真理”。
魔法要落在对生命的关照上
找到一出戏的“真理”，不是简单地就可以发现。赖声川不玩微博也不上网，却总是在剧场给观众带来新的概念、创意和思考。日本NHK电视台称其为“台湾剧场最灿烂的一颗星”，《远东经济评论》更指他的戏是“中国语文世界中最精彩的剧场”。他创作的题材之广、作品之多（表演工作坊成立26年，已创作作品近50部），在华语戏剧圈中没有二者，绝大多数作品，无论形式、内容还是想象力，都让人耳目一新且回味深长。
中长发、蓄胡、说话间不急不缓且耐心谦和是赖声川给人始终的印象。伯克莱大学戏剧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台湾并于1984年创立“表演工作坊”，身兼导演、编剧、舞台设计、教师，创团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及之后的相声系列，在幽默逗笑的背后，是对台湾现实社会的深刻担忧和不满，首演以后，即在台湾继而华语地区造成轰动。之后的《暗恋桃花源》则成为该团经典剧目之一，至今畅演不衰。
2000年的《如梦之梦》更是以高超的说故事方法，让人走进他精心编织的生命命题，该戏也成为赖声川重要的戏剧坐标。
如今的赖声川越来越相信自己拥有让戏剧变得神奇的“魔法”。“当年我有很好的老师在教我这个东西”。赖声川至今感念雪云·司卓克对自己戏剧的影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戏剧博士。差一年就要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忽然对什么是戏剧、为何要创作戏剧开始迷茫。直至夏季的一次欧洲戏剧之旅，在荷兰，他看到了能让戏剧活络起来的文化，也学习到了日后成为他创作特色的集体与即兴创作。
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直接在公园里支着大帐篷，作一出“讨论公共厕所尊严”的演出。赖声川随后了解到这个剧团还有过更不可思议的演出：3个演员，1个观众，就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表演，而医生即为观众。演出的目的只是为了刺激医生面对病人和死亡的冷漠与麻木，这部震惊欧洲医学界的戏剧作品，使他感到惊奇并豁然开朗。在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的戏剧中，他看到了戏剧作为其根本意义的所在，即：为社会而创作、为弱势群体发言。
这之后，该剧团导演、荷兰戏剧大师雪云·司卓克恰到伯克莱客座教学，赖声川闻讯丢下正在准备的博士论文，整个学期都跟着这位即兴创作的大师。司卓克带学生排演一部戏剧，讲的是美人鱼的故事。在离演出仅2周的时候老师临时到纽约开会，把戏丢给了身为副导演的赖声川。这位跃跃欲试的准戏剧博士开始在这加一点那减一点，往戏里添改了诸多自己的想法。演员虽然不解但也配合地完成了。可是越改他发现越不对劲，就在差几天就要演出的时候，老师回来了。赖声川跟老师坦白，“我把你的戏搞砸了！”
司卓克沉默地看完整场，没有休息，让演员们直接从头再来，在赖声川面前一个一个地把所有他犯的错修改过来，“停，你到那去，然后就这么都回来了！这个老师是有魔法。我把她的魔法全都去掉了”。
两个小时，戏改完了。所有人都舒服了。那个犯了错的准戏剧博士问了老师一个最笨的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师的回答如当头棒喝，却也让他受用一生，“因为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那时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愿望：我要有一天，也可以说出这句话——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最棒的——你知道目标在哪里了”。
确实，这个出生于1954年的导演，在他此后近30年的戏剧创作中，一直在实践这样的目标。无论他的相声系列，还是台湾解严后的社会话题《回头是彼岸》，人至黄昏心境的《红色的天空》；悲喜剧交叠的《暗恋桃花源》，讲第三者引爆麻木生活的《十三角关系》；还有关于人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我和我和他和他》，追循心灵轨迹的《如梦之梦》，以及之后的《如影随形》又及在2008年岁末推出的《宝岛一村》，无一不是对两岸现实社会里的政治、民生、家庭的批判与关注，而他都将这些“大背景”转化为对生命之痛的敏感和关切。
“我认为自己已经出师了”。作品越多年纪越长，赖声川更相信，“作为编剧导演就应该要做魔法师”。《宝岛一村》里，他说自己最后把这个魔法落在了“生命”上。
“人的眼睛、人的心要被训练到，才能看到那个真相”。已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的赖声川现在更期待像老师那样继续将多年的戏剧经验与感悟授予后辈的戏剧人，可是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当今中国戏剧环境中并不容易实现，“我非常愿意把力气放在帮忙指导有潜力的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在哪里，我现在还在找”。★
他是华语戏剧舞台上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关注当下关照现实、关护人类真实内心的编剧及导演。2010年他把《宝岛一村》带到大陆的舞台，让许许多多大陆观众首次与台湾民众共同体会了60年来另一群人的痛与情。
人物简介：
赖声川，生于1954年，籍贯江西会昌的客家人，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自1984开始剧场创作，不断在台湾创造各种纪录及实验，陆续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市场，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言论：
在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
毫无疑问，《宝岛一村》是2010年华语戏剧舞台上最惊艳的一出。
这出话剧2009年底至2010年初在大陆首轮短暂的巡演，即引起不小波澜，口碑相传，至2010年10～11月间二轮演出时，已是在戏剧圈掀起了骇浪——北京上海等地均出现难见的黄牛票一票难求景况。
简单说来，赖声川话剧《宝岛一村》，讲述的是1949年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两百万官民中的三户普通家庭近60年的生活变迁。故事里，三家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背景的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眷村里，窗户邻着窗户，吵吵闹闹又相互依靠，他们将60年飘零命运中的悲喜生活一一展示给观众。
在台湾，描写眷村故事的作品很多，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只有一部；而让大陆的观众看到眷村故事的作品，也只有这一部。
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
在《宝岛一村》，赖声川又一次把他特有的幽默风格嵌入自己对这群飘零生命的尊重里。痛与笑，常常是在同一幕场景出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众人返乡探亲，是《宝岛一村》的高潮。台上呈现却极为简单，简单到只有椅子和人。三户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和河南的人家，如眷村排屋的样子并列在台上，以追光灯区隔各自的时空。他们的故事情感各不同，却递次地呈现出相同的痛。
赵家儿子台生替亡父回到陌生的北京，他环顾四周“一切都是陌生的却感觉如此熟悉”，当奶奶看着从没有见过面的孙子双膝跪下时，她的第一个“见面礼”是不由分说地抡巴掌！冲着被打懵的孙子，她哽咽地喊，“这个巴掌是替你爸爸挨的！他说，只是出去玩玩就回的，可是一玩，就是40年！”话里没有对时代和政治的追讨，只有一个普通家庭在时光流逝中对离别的无望与伤痛。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感动，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时间！时间的流动在《宝岛一村》里很重要。所以你会看到，突然间，这些人都老了这就是人生。”赖声川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在60年眷村故事中找到的那个痛点。
即使是沉重的返乡，《宝岛一村》里仍不失笑点。第二户朱家返乡，临到家门口时，朱先生跟台湾太太“提醒”说，“一会见到老太太，你叫她‘姐姐’”太太点头，好奇地问“哦，她是你姐姐？”“不！她是你的姐姐！”观众还没来得及擦掉在上一场赵家耳光中流出眼泪，就瞬间爆笑起来。两岸间心领神会的台词，是赖声川连通人心打开隔膜的密码。
但凡看过赖声川戏剧的人，不论层次，都会对独特的赖式幽默印象最深。笑中带泪，是观众对《宝岛一村》最统一的评价。他承认，即使这样一个沉重的主题，相比其他诸多关于眷村的故事，《宝岛一村》多了一种轻松感，“但是它也很沉重”。
在龙应台的讲述里，这是一群“被时代的齿轮碾出的一群人”。他们被框在了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赖声川则希望给这样一群流亡的人和颠沛的命运留出更多的尊严。
他让《宝岛一村》里头的那些主题自己冒出来，但不是刻意被强调的。他相信人生的意义有更多是在具体生活细节里，在尊严里。“这么苦的日子里，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尊严？我觉得有——其实《宝岛一村》庆贺的可能就是这种精神。”
戏剧专业念到博士，加上近30年的舞台经验，赖声川相信自己对戏剧的理解，他很清楚，时至今日如果讲述那个荒诞时代下的个人命运，仍然只是在“诉苦”的话，几等于作品的“自杀”，“苦到最苦，肯定不能做，玩100年也玩不出什么来——因为没人看。而且你要给观众的讯息是：苦！苦到最后就死了，然后怎么样？还有呢？——没有了。”
事实上，关于1949年后两岸隔绝对普通人帶来的伤痛，早在1989年，赖声川就做出话剧《回头是彼岸》。那时台湾刚解严不久，故事讲的是台湾军官在解严之后随即找医生开出假病危证明，为的是见到在大陆相隔40年的女儿，1949年被父亲“抛弃”与母亲独自生活的女儿，40年后如何面对父亲和姨太太在台湾的新家？数十年的隔膜与谅解，赖声川在《回头是彼岸》里已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你要能看得懂人生的这个大喜剧。可是，它又太悲哀了。”赖声川说，这，就是《宝岛一村》的感觉。
“我现在发现，为什么别人不知道《宝岛一村》怎么做出来的，他们也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最后把假的东西都去掉了，只剩下真的”。赖声川把这种“发现”归结为找到了戏的“真理”。
魔法要落在对生命的关照上
找到一出戏的“真理”，不是简单地就可以发现。赖声川不玩微博也不上网，却总是在剧场给观众带来新的概念、创意和思考。日本NHK电视台称其为“台湾剧场最灿烂的一颗星”，《远东经济评论》更指他的戏是“中国语文世界中最精彩的剧场”。他创作的题材之广、作品之多（表演工作坊成立26年，已创作作品近50部），在华语戏剧圈中没有二者，绝大多数作品，无论形式、内容还是想象力，都让人耳目一新且回味深长。
中长发、蓄胡、说话间不急不缓且耐心谦和是赖声川给人始终的印象。伯克莱大学戏剧博士毕业后，他回到台湾并于1984年创立“表演工作坊”，身兼导演、编剧、舞台设计、教师，创团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及之后的相声系列，在幽默逗笑的背后，是对台湾现实社会的深刻担忧和不满，首演以后，即在台湾继而华语地区造成轰动。之后的《暗恋桃花源》则成为该团经典剧目之一，至今畅演不衰。
2000年的《如梦之梦》更是以高超的说故事方法，让人走进他精心编织的生命命题，该戏也成为赖声川重要的戏剧坐标。
如今的赖声川越来越相信自己拥有让戏剧变得神奇的“魔法”。“当年我有很好的老师在教我这个东西”。赖声川至今感念雪云·司卓克对自己戏剧的影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戏剧博士。差一年就要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忽然对什么是戏剧、为何要创作戏剧开始迷茫。直至夏季的一次欧洲戏剧之旅，在荷兰，他看到了能让戏剧活络起来的文化，也学习到了日后成为他创作特色的集体与即兴创作。
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直接在公园里支着大帐篷，作一出“讨论公共厕所尊严”的演出。赖声川随后了解到这个剧团还有过更不可思议的演出：3个演员，1个观众，就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表演，而医生即为观众。演出的目的只是为了刺激医生面对病人和死亡的冷漠与麻木，这部震惊欧洲医学界的戏剧作品，使他感到惊奇并豁然开朗。在阿姆斯特丹戏剧工作室剧团的戏剧中，他看到了戏剧作为其根本意义的所在，即：为社会而创作、为弱势群体发言。
这之后，该剧团导演、荷兰戏剧大师雪云·司卓克恰到伯克莱客座教学，赖声川闻讯丢下正在准备的博士论文，整个学期都跟着这位即兴创作的大师。司卓克带学生排演一部戏剧，讲的是美人鱼的故事。在离演出仅2周的时候老师临时到纽约开会，把戏丢给了身为副导演的赖声川。这位跃跃欲试的准戏剧博士开始在这加一点那减一点，往戏里添改了诸多自己的想法。演员虽然不解但也配合地完成了。可是越改他发现越不对劲，就在差几天就要演出的时候，老师回来了。赖声川跟老师坦白，“我把你的戏搞砸了！”
司卓克沉默地看完整场，没有休息，让演员们直接从头再来，在赖声川面前一个一个地把所有他犯的错修改过来，“停，你到那去，然后就这么都回来了！这个老师是有魔法。我把她的魔法全都去掉了”。
两个小时，戏改完了。所有人都舒服了。那个犯了错的准戏剧博士问了老师一个最笨的问题：你是怎么做到的？老师的回答如当头棒喝，却也让他受用一生，“因为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那时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愿望：我要有一天，也可以说出这句话——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是最棒的——你知道目标在哪里了”。
确实，这个出生于1954年的导演，在他此后近30年的戏剧创作中，一直在实践这样的目标。无论他的相声系列，还是台湾解严后的社会话题《回头是彼岸》，人至黄昏心境的《红色的天空》；悲喜剧交叠的《暗恋桃花源》，讲第三者引爆麻木生活的《十三角关系》；还有关于人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我和我和他和他》，追循心灵轨迹的《如梦之梦》，以及之后的《如影随形》又及在2008年岁末推出的《宝岛一村》，无一不是对两岸现实社会里的政治、民生、家庭的批判与关注，而他都将这些“大背景”转化为对生命之痛的敏感和关切。
“我认为自己已经出师了”。作品越多年纪越长，赖声川更相信，“作为编剧导演就应该要做魔法师”。《宝岛一村》里，他说自己最后把这个魔法落在了“生命”上。
“人的眼睛、人的心要被训练到，才能看到那个真相”。已从台北艺术大学退休的赖声川现在更期待像老师那样继续将多年的戏剧经验与感悟授予后辈的戏剧人，可是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当今中国戏剧环境中并不容易实现，“我非常愿意把力气放在帮忙指导有潜力的编剧和导演。但是，他们在哪里，我现在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