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9日凌晨，中国选手刘崧继挺进斯诺克大奖赛16强之后，继续刷新着自己斯诺克职业生涯的纪录。他经过苦战八局，最终以5∶3战胜马奎尔，成功闯入八强。虽然在此后的半决赛中，刘崧被中国香港选手傅家俊淘汰，但他在此次大奖赛中的出色表现，注定其成为中国台球的又一个神奇小子。与此同时，他的个人奋斗经历，也再次引起人们对民间运动员的关注。
　　 相对于举国体制内的专业运动员，民间运动员是指那些自费投入训练和比赛的职业选手。通俗一点说，如果专业运动员吃的是公家饭，那么民间运动员就是自负盈亏的个体户。也因为是体制外的个体，民间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往往反映的是商业价值。而观众和舆论又对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显得格外关注。
　　
　　视点1：民间运动员之所以自掏腰包、变卖家产，甚至四处举债来从事一项体育运动，首先出自他们对项目的真爱。但在成与败的两种可能之间，他们的投入又像是一场商业赌博。
　　
　　近几年，丁俊晖、潘晓婷还有刘崧等年轻一代大陆台球选手在世界大赛上战绩不凡，他们在给国人和国际台球界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世界台球运动的中心由西方向东方开始转移。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举国体制之外的民间运动员。从启蒙培训到日常训练，从聘请教练到参加比赛的各种费用，民间运动员都是自掏腰包，至少在成名之前，他们没花过国家的训练费。
　　丁俊晖的父母最初是从事副食品生意的个体户。父亲丁文钧是个台球爱好者。受父亲影响，丁俊晖8岁时便显示出台球方面的天赋，老丁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儿子。为了保证丁俊晖的训练，他顶着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要求丁俊晖就读的学校允许丁俊晖只修语文和数学，半天学习，半天练球。他甚至放弃原先的生意，特意开了一家台球房。假期里还送丁俊晖到斯诺克台球环境相对较好的上海接受系统的斯诺克专业训练。从宜兴到东莞再到英国，家中为培养丁俊晖投入过百万。在这位台球神童出名之前，一家人的日子简直能用“穷困潦倒”来形容。有段时间，老丁领着儿子四处拜师学艺，父子俩靠2元一份的盒饭充饥，晚上就睡在台球厅或楼梯间。
　　和丁俊晖一样，23岁的刘崧也是一名典型的个体运动员。本次大奖赛，刘崧是所有参赛球员中唯一没有任何商家赞助的选手，他在英国的训练和比赛费用都是家里人掏钱支持的。与马奎尔激战的那天，从下午2点到深夜11点比赛结束，刘崧竟连续9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比赛一结束，他首先跑去买了一份三明治。
　　在国内，因为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赛车等项目不能参加奥运会而没有人愿意花钱组队，而这些项目在国外又都是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于是，很多从事这些项目的国内运动员在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同时，也就成了个体运动员。
　　个体运动员首先要学会自理。因为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他们都懂得如何节俭。在曾经进入WTA排名前100位的中国网球的6朵“金花”中，袁梦也是一个个体运动员。说起来，来自湖南农村的袁梦曾是省队的一名小队员，因为10岁那年和队友逛街时把一个漂亮的发卡偷偷放到自己的口袋，被认为是“品行不端”而遭到开除。因为家境困难，袁梦是在别人资助下才有打球的机会，她深知用于训练的钱来之不易，参加自己花钱的比赛一般不会入住组委会指定的酒店，因为那些费用对她来说过于昂贵；她训练发球的地点不是在正规的网球训练场，而是在不需要花钱的楼顶。比赛时，袁梦经常喝自来水，根本舍不得喝矿泉水。
　　民间运动员在成名之前的窘境十分类似。中国第一代职业高尔夫球球手张连伟在刚转入职业选手时，每次去欧洲打球时都要背上罐头和电饭锅，偷偷在酒店里煮饭。不是他吃不惯当地的食物，而是吃不起。每当回忆起那个时候，张连伟总免不了一番感叹，就像丁俊晖的父亲谈起儿子成长经历一样，成功后的民间运动员恐怕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最艰难的日子。从他们近似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民间运动员之所以自掏腰包、变卖家产，甚至四处举债来从事一项体育运动，首先出自他们对项目的真爱。但在成与败的两种可能之间，他们的投入又像是一场商业赌博。赢得成功自然是投有所报，可一旦无法达到起码的职业成绩，他们会输得倾家荡产。
　　当然，也有部分个体运动员经济背景优越，不必为经费捉襟见肘犯愁。在台球选手中，周萌萌的家境算是最好的。自从在球房发现了女儿的天赋之后，周爸爸为把女儿带到上海打球，同时也把自己的球房生意带到了上海。现在，上海有名的台球城就是周家的产业。还有昆明的个体老板王斌，自己经营着一家非常大的装潢公司，当他得知自己入选多哈亚运会国家保龄球队时，当即表示歇业一年备战，并且在比赛中创出佳绩。
　　像周萌萌和王斌这样不用为钱发愁的个体运动员毕竟是少数。单从经济投入的角度讲，有钱的个体运动员投得起也输得起。
　　
　　
　　视点2：民间运动员的生存之道是用成绩换取奖金和商业赞助，但是，即便他们是个体户，也不应该是完全意义的单打独斗。作为共和国的公民，各行业个体户的生存境遇也是民生问题。
　　
　　刘崧在英国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1200英镑，约合人民币1.8万元，而在他晋级本届斯诺克大奖赛八强后，那11000英镑奖金不仅解决了他整个赛季的费用，还缓解了家人的经济压力。今年的刘崧可以安心参加后面的比赛了，只要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他就能获取更多奖金和商业赞助，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民间运动员的生存之道是用成绩换取奖金和商业赞助。少年成名的丁俊晖、中年出道的张连伟、大器晚成的刘崧以及中国女网选手李丽、彭帅等一批优秀运动员，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很简单，职业运动员的饭碗就是比赛，只有参加更多的比赛，才会有可能创出更好成绩，进而获取更多的收入。在这条路上，丁俊晖、张连伟似乎比刘崧幸运，他们刚一迈入职业生涯就出了成绩，较快改变了经济状况。而刘崧却显得更加曲折。不过更幸运的应该是李丽、彭帅等中国女网美眉，由于网球成为奥运项目，这几位职业选手被国家队收编，成为为数不多的享受体制待遇的民间运动员。
　　能够成为幸运儿的毕竟是少数人，在中国体育市场化程度以及体育经济的市场机制尚需提升的现实环境里，更多的民间运动员还处于边缘状态，平日里他们省吃俭用，参加比赛要靠自己筹集经费。只有在某些大赛来临之际，他们才会作为中国队队员参赛。而他们无法享受专业运动员的待遇，其中一些运动员连起码的生活都难有保障。
　　今年25岁的杨穗玲是中国第一个保龄球世界冠军。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杨穗玲到佛山一家保龄球馆找到一份服务员工作。在此之前她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却在工作之余玩球的时候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而那家球馆的老板恰好是佛山市保龄球队的教练，他慧眼识才，很快将杨穗玲培养成为保龄球高手，而杨穗玲也凭借高超的球技先后进入广东青年队、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并且在世锦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保龄球项目的世界冠军。
　　为备战多哈亚运会，杨穗玲被召入国家集训队，可就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杨穗玲工作的那家球馆倒闭了。国家队中跟她一起在这家球馆工作的教练和运动员都纷纷赶回去处理今后的生计问题，杨穗玲却毅然选择了留下为国效力。亚运会之后，国家集训队解散，失业的杨穗玲首先面对的就是为今后的生活寻找出路。作为个体户球员，她在经济上非常窘迫。虽然代表中国历史性地夺取了世界冠军，也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贡献，但奖金一直没有着落。杨穗玲说，她只想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然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练球和参加比赛。
　　人才难得，有关部门已经为困境中的杨穗玲伸出援助之手，她的生活和训练问题也会越来越好。然而，那些为中国体育事业奋发努力却尚未取得较好成绩的民间职业选手，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迈进职业行列的个体运动员，仍然缺少必要的保护条件。
　　
　　不能指望有关部门大包大揽地解决民间运动员所遇到的困难，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健全国家体育事业的法规政策，改革和完善体育产业的运行机制，以使退役后的专业运动员和民间运动员得到基本生活保证。从国家产业政策的角度说，即便是个体户，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单打独斗。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民间运动员也和各行各业的个体户一样，生存问题也是民生问题。
　　
　　视点3：举国体制与民间运动员并不矛盾，国家体育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需要，而体育产业又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对于未来的体育市场，民间运动员正在发挥着启动作用。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健儿以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扬国威、振民心，向世人展现出新中国的风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金牌大国，这足以说明，举国体制是现阶段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历史性的正确选择。
　　举国体制是由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以争夺奥运金牌为最大目标。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都是自费投入训练和比赛的。尤其是参加奥运项目的非职业选手，一般是用自己的工作报酬来换取个人运动花费，然后再以达标的运动成绩取得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显而易见，在举国体制下，用来培养运动员的这些经费全部是纳税人的钱。运动员个人的胜利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在支撑。为了对纳税人负责，举国体制必然是向奥运项目倾斜的政策，也就难免使非奥运项目受到冷落。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一些有着良好群众基础和市场潜力的非奥运项目，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间选手参加，并且很快在国际职业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因此，尽管体育管理部门对非奥运项目缺乏足够的关注，一些非体制内的民间运动员却顺其自然的成为推动非奥运项目的关键人物。
　　民间运动员的崛起是对举国体制的一种丰富和补充，这种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投入的培养模式，能有效地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可以把更多的资金转向全民健身中去，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在运动中享受到健康、自信和快乐。也可以说，举国体制与民间运动员并不矛盾。国家体育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需要，而符合市场规律的体育产业又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对于吸纳社会就业、发展国家经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市场角度讲，某些非奥运项目的起点比某些奥运项目还要高，民间个体选手正在发挥着示范作用。
　　举国体制和职业化各有优势。如何利用优势推进中国体育的全面发展？这里面涉及到如何管理民间运动员的问题。
　　民间运动员似乎没有专业运动员好管理，他们成份复杂，个性突出。有些职业选手常年在国外比赛，很难用举国体制来规范。但也应该看到，在国家利益面前，大多数民间运动员的思想觉悟并不比专业运动员差，他们可以放弃职业比赛、舍弃个人收入，投身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这本身就是报效国家的表现。
　　其实许多问题是因为民间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与职业化边缘的尴尬地位所致。政府部门知道怎样管理专业运动员，却不知道对民间运动员怎么管。客观事实是，民间运动员需要管理又不愿被管理，管和不管都是麻烦；而主观因素是，管理部门对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都缺乏市场意识，好像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都应该是官办。
　　市场化的体育产业由多元组成，以民间运动员为身份的职业和非职业选手都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和广告人，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职能观念，加大为市场提供服务的功能。当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体育市场体制还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这绝不是怠慢的借口。
　　奥运金牌与大众健康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后者。
　　中国的体育市场必定要成为符合奥运目标和大众健康的市场，而民间运动员的商业空间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