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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买萝卜花了人参价
如今，在公众眼里，政府采购的货品往往价高而质量不高，引起议论纷纷。在媒体、网络等披露的一些地区和采购领域，都相继发生了用纳税人的钱购买价格畸高产品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2月25日首次推出的《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实施状况》报告显示，政府采购的八成商品高于市场均价，浪费资金超三成，甚至有单位采购了一台台式计算机，单价却为98730元，同型号的市场平均价仅为2649元。
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官方的数据则正好相反。据7月24日《中国政府采购报》报道：2012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为13977.7亿元，为2002年的十多倍。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1%和2.7%。中央单位批量集中采购改革试点工作持续推进，台式计算机、打印机批量集中采购价格分别低于市场平均价的30%和20%。
褒贬不一的声音中，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也走过了10年。今年全国“两会”，政府采购却仍是关注热点之一。许多民主党派提案指出我国政府采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相对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我们的政府采购规模偏小，范围偏窄，时间偏长，小额采购程序偏多，还有大量的采购货物或服务没有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尤其是针对专业服务领域的政府采购，目前还方兴未艾，尤需加大扶持。个别单位巧立名目占用采购资金、个别物品招标采购价格偏高等现象依然存在。
政府采购腐败案例盘点
案例一：广州政府采购中心“窝案”
案情：广州采购窝案引爆于民营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正阳招标采购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正阳”）的东窗事发。“正阳”女老板黄绮梅被查时交出了一个本子，纪检部门围绕本子上记录的“行贿单”顺藤摸瓜，查出了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张以权、原副主任陈建科等数名官员的受贿事实。黄绮梅与张以权是中学同学，在张以权的帮助下，她以“正阳”的外壳接受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委托招标代理项目共74项，金额约1.6亿元。在此期间，张以权收受黄绮梅和广州市五家负责公务用车维修的汽车修配厂负责人贿赂19.1万元。2007年7月27日，张以权投案自首。
判决：2008年，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张以权，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非法所得19.1万元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窝案其他成员均获罪判刑。
案例二：江西金溪县教育物资采购
案情：金溪县教育局原局长辛铭，在学校课桌、教学器材等采购业务中，收受经销商贿赂15.9万元，收受其他人的贿赂财物8 .9万余元。据了解，在采购中，辛铭不惜“明码标价”，小到每套学生课桌收取销售商15元回扣，大到在学生公寓等工程建设中以权力为“干股”收受巨额贿赂，辛铭一个也不放过。“学校教学设备采购都必须由辛铭拍板，即使分管领导谈好了都不算。”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许永强说。在这类采购中明暗回扣盛行，权钱交易明显，也足以看出学校采购环节中存在的巨大漏洞。
判决：2008年，辛铭因受贿121万余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案例三：吉林事業单位汽车采购
案情：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行政科原科长李显增负责吉林省内所有事业单位的汽车采购，因而众多汽车公司都想方设法给他送礼。而且李显增每购走一台汽车，都会收到少则1000元、多则几千元的回扣。至案发，李显增共收受吉林省昌运汽车公司和吉林省华生汽车公司等数家汽车企业贿赂款6.5万元。李显增在法庭上供述：“省内的任何事业单位购买工作用车，都必须通过我们采购中心统一采购，否则财政拨款支付不出去。所以商家为了和我搞好关系多挣钱，他们给我回扣，想让我长期购买他们的汽车，我为他们谋取了利益，收了回扣，这在政府采购中已成‘明规则’。”与李显增一同被查处的还有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处原副处长张春山等六名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人。
判决：2011年，李显增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张春山等六名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人均被判刑。
商业贿赂大行其道
商业贿赂是目前政府采购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供应商为了谋求中标或供货特权，会巧借各种名目如参观考察、奉上现金或一定比例提成、大打行贿“节日牌”、放长线钓大鱼等方式，拉拢采购人、采购单位、采购监管人员以及集中采购机构的工作人员，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招投标过程中监督部门缺位，使招投标流于形式；或者事先与发包单位串通，内定席位后，明面上走一个招标流程，以给虚假招标披上合法外衣。
据研究表明，有几类人容易成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行贿对象。
岗位之一：采购单位领导人员
采购单位领导能够决定采购方案、技术要求、供应商资质等级、采购品牌、付款步骤、评分标准设置、验收控制等，权力很大，其受诱惑的可能也很大。
岗位之二：掌握话语权的采购技术人员
能直接与供应商接触，并为领导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的要属采购单位的技术权威。术业有专攻，在专业知识方面，领导往往会听取并采纳下属的建议，因此项目经办人可凭借专业技术，拥有左右采购项目总体方案的话语权。
岗位之三：采购项目验收人
验收会成为供应商活跃的热点环节，其原因在于履约项目验收工作由采购单位代表负责，采购中心不参与。但在付款时采购中心需要单位出具验收合格的证明材料，根据采购单位提供的书面验收报告撰写付款申请，因此负责验收环节的采购人员自然会成为供应商追逐的焦点。
岗位之四：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目前监管部门拥有很多权力，这些权力直接与采购单位与供应商有利益关系，如采购方式的决定权、付款权、票据审核报销权、采购项目委托权、分散采购决定权等等，供应商与采购人看中的是监管部门的特权。 商业贿赂能在政府采购中大行其道，原因不外乎——内控制度不健全，没有实现分权制衡；采购执行中预算存在漏洞；采购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依然存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监督主体对政府采购的操作程序不够熟悉，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投诉举证困难等等。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需要升级
今年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十年之际，国内学者纷纷建言：希望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在实践和发展中逐步修正自身不足，形成体制合理、制度完备的体系，在此基础上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倒逼相关体制改革的进程。就如何健全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学者们提出了五个方向——
方向一：专业化的“后评估”
许多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呼吁，政府要重视请有关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联合组成评估专家，在研究制定相应的政府采购评价指标体系中，切实开展对政府采购法规、政策等进行科学、专业化的后评估。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政府采购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政府采购与中国发展和改革大局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修改完善《政府采购法》，系统考虑政府采购执行与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方向二：修法寻对策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应当从实践出发，适时修改《政府采购法》。比如法条中增添政府采购对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创新的促进作用等，如在某些领域，应保护和促进本国产品、设备的优先采购权；在某些方面，应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技术和设备的优先采购权等。此外，《政府采购法》本身与《招标投标法》的关系应理顺。多数学者主张两法应当走向统一。毕竟当前涉及政府采购的许多重要大案中，主要都是来自一些重大工程建设的事件，其中反映了招投标法中的一些弊病。
方向三：掌舵不划桨
政府采购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整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应当包括：指导监管、执行操作和反馈评价这三大系统。按照现代科学管理理念，这三大系统应当职责分开，各自独立。其中，让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相对独立的高效运作机构，是健全政府采购管理体制的重心所在。
而在监管系统设计中，可由财政局牵头政府采购社会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代表、高校研究院等学者代表、专业律师代表等，联合组成政府采购评议委员会，属于社会性的咨询评议机构，主要行使对政府采购政策法规及运作的評估、信息反馈等职责，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全社会纳税人的监督。以促进不断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正确性，增加透明度，避免政府采购中的奢侈浪费和牟取暴利现象。
方向四：“网上竞价”新模式
在互联网获得极大发展的当代，整合组建高效、公开、统一的政府采购信息化平台，是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披露的目前各级政府普遍应用两家政府采购信息平台的做法，应当及早予以整合。同时增加及时公开披露政府采购信息的社会媒体，以提高信息化及时性、公开性、公平性等效率，规避因软件硬件缺失或不统一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可借鉴南京“网上竞价”的新模式，建立方便快捷的网上竞价平台，引入高效率的竞争机制。立体监控网络也应及时建立。比如实行政府采购过程实时监控。采购过程全程留痕，记录采购人和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的各项操作，以及每一次产品竞价的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监管部门可随时进行在线跟踪监督。
方向五：行业协会的评定作用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业协会及专家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在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中，随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职能逐渐明晰，应当加快组建政府采购中介行业组织，注重发挥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作用，同时在征询和评审各类产品、工程和服务采购时，应更突出同类行业协会的评定作用。
当然，由于政府采购还是属于新兴服务业项目，需要加大对所有参与服务的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资质审定和专业培训。大力推进探索建立促进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化的管理制度，推动政府采购职业化进程。
当我们的政府开始真正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些自我修正、完善的问题时，政府采购才会由鸡肋变为香馍。
如今，在公众眼里，政府采购的货品往往价高而质量不高，引起议论纷纷。在媒体、网络等披露的一些地区和采购领域，都相继发生了用纳税人的钱购买价格畸高产品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2月25日首次推出的《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实施状况》报告显示，政府采购的八成商品高于市场均价，浪费资金超三成，甚至有单位采购了一台台式计算机，单价却为98730元，同型号的市场平均价仅为2649元。
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官方的数据则正好相反。据7月24日《中国政府采购报》报道：2012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为13977.7亿元，为2002年的十多倍。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1%和2.7%。中央单位批量集中采购改革试点工作持续推进，台式计算机、打印机批量集中采购价格分别低于市场平均价的30%和20%。
褒贬不一的声音中，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也走过了10年。今年全国“两会”，政府采购却仍是关注热点之一。许多民主党派提案指出我国政府采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相对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我们的政府采购规模偏小，范围偏窄，时间偏长，小额采购程序偏多，还有大量的采购货物或服务没有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尤其是针对专业服务领域的政府采购，目前还方兴未艾，尤需加大扶持。个别单位巧立名目占用采购资金、个别物品招标采购价格偏高等现象依然存在。
政府采购腐败案例盘点
案例一：广州政府采购中心“窝案”
案情：广州采购窝案引爆于民营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正阳招标采购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正阳”）的东窗事发。“正阳”女老板黄绮梅被查时交出了一个本子，纪检部门围绕本子上记录的“行贿单”顺藤摸瓜，查出了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张以权、原副主任陈建科等数名官员的受贿事实。黄绮梅与张以权是中学同学，在张以权的帮助下，她以“正阳”的外壳接受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委托招标代理项目共74项，金额约1.6亿元。在此期间，张以权收受黄绮梅和广州市五家负责公务用车维修的汽车修配厂负责人贿赂19.1万元。2007年7月27日，张以权投案自首。
判决：2008年，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张以权，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非法所得19.1万元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窝案其他成员均获罪判刑。
案例二：江西金溪县教育物资采购
案情：金溪县教育局原局长辛铭，在学校课桌、教学器材等采购业务中，收受经销商贿赂15.9万元，收受其他人的贿赂财物8 .9万余元。据了解，在采购中，辛铭不惜“明码标价”，小到每套学生课桌收取销售商15元回扣，大到在学生公寓等工程建设中以权力为“干股”收受巨额贿赂，辛铭一个也不放过。“学校教学设备采购都必须由辛铭拍板，即使分管领导谈好了都不算。”南城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许永强说。在这类采购中明暗回扣盛行，权钱交易明显，也足以看出学校采购环节中存在的巨大漏洞。
判决：2008年，辛铭因受贿121万余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案例三：吉林事業单位汽车采购
案情：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行政科原科长李显增负责吉林省内所有事业单位的汽车采购，因而众多汽车公司都想方设法给他送礼。而且李显增每购走一台汽车，都会收到少则1000元、多则几千元的回扣。至案发，李显增共收受吉林省昌运汽车公司和吉林省华生汽车公司等数家汽车企业贿赂款6.5万元。李显增在法庭上供述：“省内的任何事业单位购买工作用车，都必须通过我们采购中心统一采购，否则财政拨款支付不出去。所以商家为了和我搞好关系多挣钱，他们给我回扣，想让我长期购买他们的汽车，我为他们谋取了利益，收了回扣，这在政府采购中已成‘明规则’。”与李显增一同被查处的还有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处原副处长张春山等六名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人。
判决：2011年，李显增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张春山等六名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人均被判刑。
商业贿赂大行其道
商业贿赂是目前政府采购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供应商为了谋求中标或供货特权，会巧借各种名目如参观考察、奉上现金或一定比例提成、大打行贿“节日牌”、放长线钓大鱼等方式，拉拢采购人、采购单位、采购监管人员以及集中采购机构的工作人员，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招投标过程中监督部门缺位，使招投标流于形式；或者事先与发包单位串通，内定席位后，明面上走一个招标流程，以给虚假招标披上合法外衣。
据研究表明，有几类人容易成为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行贿对象。
岗位之一：采购单位领导人员
采购单位领导能够决定采购方案、技术要求、供应商资质等级、采购品牌、付款步骤、评分标准设置、验收控制等，权力很大，其受诱惑的可能也很大。
岗位之二：掌握话语权的采购技术人员
能直接与供应商接触，并为领导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的要属采购单位的技术权威。术业有专攻，在专业知识方面，领导往往会听取并采纳下属的建议，因此项目经办人可凭借专业技术，拥有左右采购项目总体方案的话语权。
岗位之三：采购项目验收人
验收会成为供应商活跃的热点环节，其原因在于履约项目验收工作由采购单位代表负责，采购中心不参与。但在付款时采购中心需要单位出具验收合格的证明材料，根据采购单位提供的书面验收报告撰写付款申请，因此负责验收环节的采购人员自然会成为供应商追逐的焦点。
岗位之四：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目前监管部门拥有很多权力，这些权力直接与采购单位与供应商有利益关系，如采购方式的决定权、付款权、票据审核报销权、采购项目委托权、分散采购决定权等等，供应商与采购人看中的是监管部门的特权。 商业贿赂能在政府采购中大行其道，原因不外乎——内控制度不健全，没有实现分权制衡；采购执行中预算存在漏洞；采购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依然存在；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监督主体对政府采购的操作程序不够熟悉，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投诉举证困难等等。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需要升级
今年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十年之际，国内学者纷纷建言：希望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在实践和发展中逐步修正自身不足，形成体制合理、制度完备的体系，在此基础上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倒逼相关体制改革的进程。就如何健全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学者们提出了五个方向——
方向一：专业化的“后评估”
许多学者和实际部门的工作者呼吁，政府要重视请有关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联合组成评估专家，在研究制定相应的政府采购评价指标体系中，切实开展对政府采购法规、政策等进行科学、专业化的后评估。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政府采购制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政府采购与中国发展和改革大局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修改完善《政府采购法》，系统考虑政府采购执行与监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方向二：修法寻对策
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应当从实践出发，适时修改《政府采购法》。比如法条中增添政府采购对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创新的促进作用等，如在某些领域，应保护和促进本国产品、设备的优先采购权；在某些方面，应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技术和设备的优先采购权等。此外，《政府采购法》本身与《招标投标法》的关系应理顺。多数学者主张两法应当走向统一。毕竟当前涉及政府采购的许多重要大案中，主要都是来自一些重大工程建设的事件，其中反映了招投标法中的一些弊病。
方向三：掌舵不划桨
政府采购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整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应当包括：指导监管、执行操作和反馈评价这三大系统。按照现代科学管理理念，这三大系统应当职责分开，各自独立。其中，让各级政府采购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相对独立的高效运作机构，是健全政府采购管理体制的重心所在。
而在监管系统设计中，可由财政局牵头政府采购社会中介机构、行业协会、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代表、高校研究院等学者代表、专业律师代表等，联合组成政府采购评议委员会，属于社会性的咨询评议机构，主要行使对政府采购政策法规及运作的評估、信息反馈等职责，定期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全社会纳税人的监督。以促进不断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正确性，增加透明度，避免政府采购中的奢侈浪费和牟取暴利现象。
方向四：“网上竞价”新模式
在互联网获得极大发展的当代，整合组建高效、公开、统一的政府采购信息化平台，是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披露的目前各级政府普遍应用两家政府采购信息平台的做法，应当及早予以整合。同时增加及时公开披露政府采购信息的社会媒体，以提高信息化及时性、公开性、公平性等效率，规避因软件硬件缺失或不统一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可借鉴南京“网上竞价”的新模式，建立方便快捷的网上竞价平台，引入高效率的竞争机制。立体监控网络也应及时建立。比如实行政府采购过程实时监控。采购过程全程留痕，记录采购人和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的各项操作，以及每一次产品竞价的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监管部门可随时进行在线跟踪监督。
方向五：行业协会的评定作用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业协会及专家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要。在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中，随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的职能逐渐明晰，应当加快组建政府采购中介行业组织，注重发挥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作用，同时在征询和评审各类产品、工程和服务采购时，应更突出同类行业协会的评定作用。
当然，由于政府采购还是属于新兴服务业项目，需要加大对所有参与服务的人员，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资质审定和专业培训。大力推进探索建立促进政府采购从业人员职业化的管理制度，推动政府采购职业化进程。
当我们的政府开始真正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些自我修正、完善的问题时，政府采购才会由鸡肋变为香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