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入校30年聚会，在沪上逗留三日。坐地铁，打出租，逛早市，捏脚买书喝酒，颇有感触。在京城生活得久了，不免粗糙起来，到了柔软的地方，感觉似乎格外敏锐。
　　从虹桥高铁站转上海地铁。人虽多，但有工作人员引导，售票、安检有条不紊，没有一丝慌乱。如果在北京南站，这时一定会挤成一团，你争我抢，弄得人心惶惶。工作人员的态度，两地迥然相异：北京大都吊儿郎当，心不在焉，脸上冷冰冰的，姿态放松，让你感觉他们都有脾气，随时会发作似的；上海则不然，精神饱满，有标准的笑意，严格履行职责，而且，你会乐于向他们求助。
　　乘十号线地铁前往五角场。或许因为是下午三时的缘故，人不算多，几个外地男女，一路叽叽喳喳调笑，如入无人之境。上海人说话声音都较低，而且，大家都会自觉让出门口位置，方便别人上下。北京的场景我在《无道德社会图景》一文里已经描述过了，是不肯往里走，便于自己随时下车——你无从得知谁会下车，到站瞬间，一些人会突然发动起来，生硬地拨开人群，用身体及携带物开路，打仗一般下了车。上海人轻易不会往别人身上蹭，一定等有空当才落座。保持距离，或许显得不够热情，但正好可以造成不触碰的人际空间。在人流高峰，他们走路都夹起身体，生怕撞到别人；而北京人是摊开走，甩开膀子走，人际身体接触便很寻常。也许有人喜欢那种接触，但于我而言，那是非常令人不悦的。我曾在下班高峰时从五道口穿行过，一路上逼仄、紧张，感觉要被周围的身体和热流挤扁，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完这段路程。
　　在浦东一家饭馆，建煊夫妇和文涛请客。我见到了笑得极甜的服务员，那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心情大好，喝干了一瓶高度剑南春。接下来去捏脚，从进门到出门，无时不在服务中。你的每个需求都被记住，而且在合适的时候满足。这里送的西瓜片红润，每片皆切成好看的形状，让人有鲸吞的欲望。更重要的，服务员会主动问你是否要发票。在北京，侍者从不会主动提发票那档事，除非高级场所，能赖一张发票是一张发票。出租车司机都很少主动打出车票，除非你要——但他还会想法子扣下应该同时给客人的两块钱汽油附加费。每个司机都在攒客人放弃的车票，他们可以拿它去换钱（有人会花钱买去冲账）。在不该生钱处生钱，几乎是每个行当的潜规则。
　　那天，在复旦校门内侧的水杉树下，我和同学聊得兴起，被蚊子盯上，它们密集进攻，在我手背、胳膊上留下七八个红包，奇痒难忍。小卖部、超市皆无风油精，只好回到下榻的卿云宾馆，说明情况，前台小姐笑着说“不要紧，我们备有药箱。”她迅疾取出一盒清凉油，打开盖子递到跟前，任我取用。我涂抹时，她一直看着，还叮嘱要多涂点。可以想象在北京的情况，也许根本就没有药，即使有，也不会帮你打开，而是丢给你，自己忙别的什么事去。
　　有人讥讽道，那是商业性的礼貌，他们心里是冷冰冰的，高傲的。发自内心的爱意，对上海来说，有点苛求，但即使这种由商业服务意识和规范挤出来的笑容，也是悦人的，令人身心放松的。一进北京的服务场所，我本能地会调高自己的戒备心，因为你随时会遭遇不友好的对待。你按规矩排队，到跟前有人插队，服务员却无视这种秩序，优先接过插队者的钱。卖包子的用收过钱的手直接抓，别的人都无反应，你提出抗议，后面的人却嫌你多事。北京许多服务员颇有官员的习性，把客人看做社会管理对象，不愿应答，一开口便是命令：你们只能到下午两点；要加菜赶紧，厨师一会儿下班。
　　对于那些把上海和上海人，上海的服务和上海人的态度混为一谈的人而言，任何赞美上海管理文明的话，都很不入耳。但短短三日的见闻还是让我做出了这个判断：这是一个有服务感的城市，人们大多处于亲善的工作状态，细致，友好，讲究文明。北京则相反，粗鄙，随意，缺乏对规则的敬畏之心。两个城市最明显的对照是出租车，北京的好似大爷，令人敬畏；上海的则如同邻里阿哥阿叔，亲和友善，坐在上海出租车上，你会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想说的是，首都应该虚心向上海学习，学会为特权之外的百姓服务。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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