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些年与朋友合编《靖远史话》时，从一篇文史资料中看到过这样一个信息，说是民国时期北京《世界日报》上登有《一股银水流向靖远》的报道。对此，我当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碍于编书的其他任务，无暇深究，也就搁置了好几年。今天重新提起，背后隐藏的故事似乎有些沉重。
鸦片的来历
靖远深处西北边陲，甘肃中部，凭借黄河中流，历代以农耕为主，民族区域之争与自然灾害频发。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京都会有“一股银水流向靖远”之说？查阅历史文献，走访民间老人，始知这段新闻自有来历，原来都与鸦片有关。
鸦片原产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印度、阿拉伯和东南亚。7～8世纪，罂粟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但尚不知吸食。17～18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吸食方法传入中国，并把鸦片作为嗜好品运入中国，数量不多。直到19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并以最简便的吸食方式在国人中迅速蔓延。此后，晚清众多有识之士曾经为民请命，上书朝廷，严禁鸦片，强身保国，鸦片流毒在大部分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未彻底清除。
“辛亥革命”后，鸦片问题没有因为清王朝的覆灭而解决，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北边陲的各省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由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地方官员在名义上虽然多次禁烟，但又或明或暗地“开禁”，因而收效甚微，甚至死灰复燃。
靖远与大烟
据甘肃文史资料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底，张广建督甘时曾向全省开征验契税、屠宰税、印花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茶捐和鸦片通过税；次年5月，兰山道尹孔宪廷巡查禁烟至靖远糜子滩等地，农民以摊派烟亩罚款太重，群起驱逐孔宪廷出境。说明当时禁烟只是停留在名义上的举措，只要上交税款即可进行鸦片贩运与买卖，甘肃境内像靖远一样“明禁暗罚”偷种大烟的地区依然很多。
民国九年（1920）12月16日晚，震惊全国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震级之高、烈度之强为近代史上所罕见，波及全国十二省区170万平方公里。处于核心地带的宁夏南部与甘肃中东部，包括靖远在内的七县属于极震区，2万平方公里的震区死亡人数多达23.4万人，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灾情极为惨重。
第二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由于天寒地冻，加上小的余震，房子无法重修，靖远进出道路阻塞，好多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或窝铺里。面对天灾，人们似乎看破红尘、通透世事，在极度痛苦之后变得异乎寻常，一些人开始倾其所有疯狂购物，大吃大喝，有些幸存的商家将多年积攒的陈年老货一卖而空。城乡大小庙宇香火重燃，扭秧歌、演大戏、耍牌九、抽烟土，酒水满地；玩龙灯、踩高跷、舞狮子、跑旱船，锣鼓喧天。这一派灾后重生的虚浮繁华景象，竟然唤起了某些暴发户对当年种烟时代奢靡之气的无限怀恋与畅想。
从1921年开始，陆洪涛督甘并兼任省长，境内军阀孔繁锦、马鸿宾等盘踞一方，各自为政，连年火并。陆洪涛购买枪械无款可筹，遂在兰州设立烟亩罚款处，勒令农民种植罂粟，按亩征收罚款。种烟之地征收“烟亩罚款”，不种烟之地征收“懒捐”。甘肃省在两年内陆续广开烟禁，征收烟亩罚款以充实巨额的军费需要，致使民国初年已基本禁绝的大烟，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普遍种植。
褚宸舸在《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烟毒及禁政》一文中表述：
甘肃的罂粟种植则占农田的75%。“ 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重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苦，采此毒计。”全省城乡各地商业凋敝，不少地方“市上无一家卖食货的商店，公开零卖熟鸦片烟土的，倒有好几家，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口烟土，真物美价廉”！有些地区，一家就有5根烟枪：夫妻儿女各一，还要留一杆待客。婴儿呱呱落地后，即在鸦片烟雾里成长，因此，孩提之时即能吸食，不吸烟便会夭亡。时人报导说，甘肃虽贫穷，然所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用15～20年。
靖远烟场的浮华再现
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靖远，曾是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明清以前的许多时候，这里也是民族纷争的水旱码头或前沿阵地，由于交通便利，阳光水源充足，沿黄河两岸的土质松软肥沃，多种作物可以分条套种，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展历史悠久。诸方面的有利条件，给当时种植大烟的“开禁”也带来了诸多便利。经历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靖远民众生活极度困难，粮食价格很低，谷贱伤农，利益的驱动客观上促使老百姓将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大烟。据史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靖远县知事张景星私开烟禁，每亩派罚款六元，全县收罚款十八万元。”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有些老年人回忆说，自从陆洪涛大开烟禁后，靖远县种植大烟的土地至少在10万亩以上，“3万亩”只是地方官欺瞒省上的说法。
当时靖远不但种烟面积很广，而且烟质较好，颇受烟商欢迎，民国时期靖远的烟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甘肃省政协文史馆员张慎微先生生前所写《靖远的烟场》及章回体小说《兰州春秋》对这段历史记述得比较详细。
据张慎微先生回忆，在甘肃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烟苗的种类有‘小暑’和‘大暑’（在小暑、大暑节气开始收割，因而命名）；有‘独头’，每茎一个头球，头球特大（大小暑一茎上有三至九头），球上径纹突起，成熟在小暑、大暑之间，因头球棱径不平，收割不便，种者较少。各品种之所以并植，是因收割时间和劳动力可以调配，同时产量年有不同。有一年‘小暑’产量大，有一年‘大暑’产量好。每亩烟浆产量为30～100两。平均以50两计算，全县约12万亩，共年产烟土600万两”。
由于种植罂粟，靖远县城一度出现了饮鸩止渴般的空前繁荣。张慎微先生说：“靖远从前是排列在全省的五等县，烟禁一开，变成一等县了。县城过去仅有的一个小小邮局提升成三等邮局了，因为天津、北京的京货邮包、信件汇兑大量增加。因业务上的需要，还成立了一个电报局。百货税局的税收也大为增多了。兰州的戏班子三五联袂而来，最多的时候有七班子戏在上演，经常满座；妓女由无而有，由少而多，有一个时期听说增到几十家，妓女竟在100以上；大小酒馆林立，卖油茶、卤鸡、烧饼、油条等小吃的，夜半灯烛照耀，仿佛是火车站的样子。” 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更多，靖远城乡热闹非凡。《靖远的烟场》这样记述：
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
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一两大烟。当时烟价每两一元，每元可买白面三十斤。
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
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
张慎微先生在其长篇章回小说《兰州春秋》第十八、十九回集中描绘了当时靖远种烟的繁华情景，标题分别是“处处欢腾，五月烟花铺地锦；花花世界，八方银币滚荒城”、“嬉笑连天，见面原无落拓士；江湖满地，伸手净是揩油人”。得鱼而忘筌，下面撷取其中几小段，足见当年烟场盛况：
单说种烟的风声，四处传开，山南海北做生意的都来投资。（靖远）东西两关新开的土店就有五十来家。兰州下来和包头、宁夏来的“马班子”（西北人对官妓的通称），就有十六七家。
此外，兰州还下来三班大戏，一班是梓娃朱怡堂，一班是关娃关雪亭，还有一班是天启娃牟云青。前两班是秦腔，后一班是兰州的小曲子。再加上本地城隍庙的福善班和葫芦儿的得胜班，五处开演，在戏场里看一看简直没有穷人。西关里每晚明灯朗朗，不是逛班子的就是看戏的，再就是投资商人做生意的。酒馆子添了多少家，连跟过陆大帅的厨师也到此地开馆子，卖的南北大菜，天津、湖南、四川、福建的口味都能齐全齐备。特别是县大老爷家乡的广东菜，那更不必说了。尤其是河南人卖油茶卖卤鸡的，满街穿梭，不亦乐乎。
邮政代办所的业务扩大了，每天有百儿八十件商家邮包，已经改建为三等邮局。电报的业务增加了，新添十个报务员还忙不过来，上宪还特别开来一个骑兵连，一营步兵。一个残破的小城池，热闹得太不像样子，反常而畸形，许多人家把磨房、驴棚也改装成房子出租给客人；各家店里的客商住不下，院子里搭成白布帐房，挤着睡觉。三原大布、京广洋货，山一般地堆在店院里，只用油布、席子一盖。陇南来的山货，杈杷扫帚畚箕背篼，早没有进店的资格，只是在关外大路上露天一卸，由主人就地看守经营。
烟花开放了，眼看临近收割，收烟的用具，也在新货摊上市。割烟刀子、刮烟板子、收烟罐子、盛烟的大碗小盆高坛子大缸，分散的分散，集中的集中，制做的制做，批发的批发，瓷窑的碗盆，大车满载，由七十里外出厂的山区涌进县城。做烟刀的铜匠和做罐子的白铁匠，大街小巷摆着工摊，忙忙碌碌，满头大汗，做棺材和做家具的木匠，尽在改业，大造装运大烟的大木箱，每箱可装大烟一千五百两，两口箱子为一对，共装三千两封包，是收烟商人的一马货。新箱子摞成山，专等烟商们选用，出境的烟是用油纸包扎，一百两为一封。油漆匠也有生意，昼夜不分地赶制油纸，应付快市。抽烟用的家当同时大量上市，广东的灯罩子，太谷大烟灯、灰盅、挖刀、钢钎、对口、杆子、烟斗、葫芦、熬烟锅子、过烟芭子一应俱全。提篮的小贩沿街叫卖，还有想不到的用品，都供应出来。
沉渣泛起的“鸦片文化”
由于烟禁的放开或“明查暗放”，大烟的种植与交易一度“热火”而泛滥。时人甚至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应酬，说媒、谈生意、打官司、招待亲戚等都要摆开烟盘，边吸边谈。有钱人家的烟盘很讲究，雕漆烟盘，白铜烟灯玻璃罩，墨竹烟杆上镶着玉石玛瑙烟嘴。普通百姓抽烟都用一般烟盘，或无烟盘用纸罩清油灯，有的则用铁丝棍烙着吃，迎着冒起的浓烟用麦管或卷纸筒猛吸一口叫“高射炮”；从锡箔纸底下烧烤，上面吸叫“坐飞机”。还有些人把鸦片当作兴奋剂。演员登台前要把烟瘾过足，唱起来嗓音洪亮，精神抖擞；抬轿的为了让清瘦的身躯能坚持负重跋涉，也要吸足大烟；富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必以烟待客。
吸食鸦片的方法较多，用具亦不少，基本工具有烟签、烟灯和烟枪等，一般是将生鸦片用锅在文火上熬成可以用烟签挑起来的膏状物，即熟鸦片，再通过烟枪吸进呼吸道。少数豪门权贵，对烟具特别讲究，什么黄金烟盘、牙骨烟枪、允呜氏烟斗、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扦，不一而足。一副烟具，价值有时高达白银数千两。兰州特产“铜砂烟葫芦”也大量盛行，甚至行销省外。在靖远县，全部烟具，讲究的是俄罗斯的铜盘子，太谷灯或景泰蓝和炮子儿灯，用寿州允呜氏的斗和玉石枪，銮驾式的铜扦子，针头的金瓜钺斧朝天镫上还装有两面小镜的洋八片，对准眼珠在灯光下看西湖景。
正是由于种植鸦片的效益高，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地种植罂粟。罂粟花开时，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红白黄粉，五彩杂陈，形成了特有的鸦片风光。在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割取，于是在收获季节出现了大量短工——刀儿匠，他们以其熟练的割浆技术，赚取较高的劳动报酬。 割取大烟是个细致的手艺活儿，刀儿匠工资、待遇很高，需用三刃刀在大烟的蒴果上划上刀口，让白色的汁液流出、凝固，然后收集起来。其具体操作程序是：头一天中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完后，再在另一块地里开刀放浆，依次做下去。一块大烟地放完浆两三天后，又可以开刀放浆。一般的大烟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放浆时间。放浆开刀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烟的收成，因此割烟收浆都极讲究，刀儿匠必须技术熟练。窦建孝先生在《天水鸦片流毒见闻》中说：
割烟的人要心灵手巧，三刃刀割得恰到好处，好割手一般能连割三刀，三刀后就再不出烟（浆）。先一天下午烟桃被割后，即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与空气接触逐渐变成黑褐色，第二天早上再用薄刃小骨刀刮取下来，装入罐内，成为生烟土。干燥后装入土大碗内，用黄表纸盖好存放。
天气好坏对烟土收成影响甚大。如果看不准天色，放烟后遇到一场大雨，烟桃上的汁液就会被雨水冲光，收成就会落空。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无法准确预报天气情况，一些僧道巫神专门做“天气预报”，一见过云发雨，马上鸣钟报警，之后则以功臣自居，到地头要烟。
在罂粟种植区，由于刀儿匠的大量来临，各种商贩、娱乐组织也来了，出现了临时的繁荣，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烟会成为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已经含有民俗的成分在内，有着文化内涵。由于烟会是因交易鸦片而兴起，而其他商品交换活动、文化娱乐活动都会附丽于鸦片买卖之中，因此有人称此为“鸦片文化”。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和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发布“天气预报”，索取大烟，也是趁机分润的一伙；妓女、小偷、盗匪也来了，他们或以色相换口饭吃，或明抢暗偷，乘机捞一把。各地地方政府里的军政大员、大小官吏人员，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鸦片，囤积居奇；或者亲自出马收购；或者趁机委任各级官员，捞取卖官之钱；或者趁机勒收捐税，中饱私囊。因此，烟会期间，士、农、工、商等人都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赶烟会、发鸦片财。
识尽罪恶方醒悟
其实，烟禁的放开，最终带来的还是灾难，地方官府借征收烟亩款的机会，搭车摊派赋税，动辄收缴罚款，加重了靖远老百姓的负担，也造成了众人吸食大烟而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几年下来，靖远吸食大烟的人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吸食玩乐，招待亲朋，习以为常。据几位老年人回忆，民国十八年（1929）前，全县没有烟灯的家庭是很少的，4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有烟瘾，上瘾的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百病俱生，以至不务正业，懒惰成性，自私贪婪，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一旦家财耗尽，则男盗女娼，颓废堕落，最终悲惨死去。地方官吏和士兵吸食大烟者，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难怪有民谣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许多老人至今还能记起一副旧联：“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9卷是这样描述烟害的：
泰西称中国为支那者，及其成病夫也。究其得病之源罂粟误之耳！自甘肃再种罂粟，怠情之病深中乎人人之心矣。夫士惰于学则经荒，农惰于亩则谷荒，工惰于肆则艺荒，商惰于尘则钱荒。今吾中国一荒国也，艺荒钱荒谷荒，而实由于罂粟之不荒。惰四民而荒吾者莫罂粟也。
1934年，宋子文视察西北后认为西北“苦于派饷制度，民不聊生……至于鸦片成害较之长江各省千百倍之。本人在宁夏视察两乡村，肥瘠相差，一则宗奉回教，无染烟癖者，既富且康；一为汉民，遍染烟毒，既弱且懒”。1936年，范长江在宁夏青铜峡的大坝所见的情形：“有烟癖的农夫，在田间监视水道之际，受阳光之蒸晒，身体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卧田中，任水自溢，状至可怜。”此等情境，正是当年烟毒流行区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一是腐败政权下的许多禁烟机构形同虚设，导致征收烟亩罚款成了官员敛财与增加政府收入的一条黄金暗道；二是地域偏远，缺医少药又加上愚昧，精神无聊，致使许多人又把鸦片当成寻求精神解脱、刺激麻痹神经的一种生活方式。
民国十八年（1929），由于持续发生严重旱灾，粮食绝收，田地荒芜，最终出现了靖远饥民大逃荒和“人吃人”的凄惨结局，民生衰弱，经济萧条。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才开始禁种大烟，恢复扩大种植粮食作物。从民国三十年（1941）开始，靖远实施境内黄河河防治理工程，加固河床，修筑堤坝，引水淤地，重新开挖被洪水淹没的水渠，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地方经济逐渐得到复苏，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抗御洪涝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解放后，各级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针对大烟流毒采取“严禁、劝戒、宣传、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此流毒才算是得到了彻底遏制。
鸦片的来历
靖远深处西北边陲，甘肃中部，凭借黄河中流，历代以农耕为主，民族区域之争与自然灾害频发。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京都会有“一股银水流向靖远”之说？查阅历史文献，走访民间老人，始知这段新闻自有来历，原来都与鸦片有关。
鸦片原产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印度、阿拉伯和东南亚。7～8世纪，罂粟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但尚不知吸食。17～18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吸食方法传入中国，并把鸦片作为嗜好品运入中国，数量不多。直到19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并以最简便的吸食方式在国人中迅速蔓延。此后，晚清众多有识之士曾经为民请命，上书朝廷，严禁鸦片，强身保国，鸦片流毒在大部分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未彻底清除。
“辛亥革命”后，鸦片问题没有因为清王朝的覆灭而解决，从民国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北边陲的各省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由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地方官员在名义上虽然多次禁烟，但又或明或暗地“开禁”，因而收效甚微，甚至死灰复燃。
靖远与大烟
据甘肃文史资料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底，张广建督甘时曾向全省开征验契税、屠宰税、印花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茶捐和鸦片通过税；次年5月，兰山道尹孔宪廷巡查禁烟至靖远糜子滩等地，农民以摊派烟亩罚款太重，群起驱逐孔宪廷出境。说明当时禁烟只是停留在名义上的举措，只要上交税款即可进行鸦片贩运与买卖，甘肃境内像靖远一样“明禁暗罚”偷种大烟的地区依然很多。
民国九年（1920）12月16日晚，震惊全国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8.5级大地震，震级之高、烈度之强为近代史上所罕见，波及全国十二省区170万平方公里。处于核心地带的宁夏南部与甘肃中东部，包括靖远在内的七县属于极震区，2万平方公里的震区死亡人数多达23.4万人，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灾情极为惨重。
第二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由于天寒地冻，加上小的余震，房子无法重修，靖远进出道路阻塞，好多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或窝铺里。面对天灾，人们似乎看破红尘、通透世事，在极度痛苦之后变得异乎寻常，一些人开始倾其所有疯狂购物，大吃大喝，有些幸存的商家将多年积攒的陈年老货一卖而空。城乡大小庙宇香火重燃，扭秧歌、演大戏、耍牌九、抽烟土，酒水满地；玩龙灯、踩高跷、舞狮子、跑旱船，锣鼓喧天。这一派灾后重生的虚浮繁华景象，竟然唤起了某些暴发户对当年种烟时代奢靡之气的无限怀恋与畅想。
从1921年开始，陆洪涛督甘并兼任省长，境内军阀孔繁锦、马鸿宾等盘踞一方，各自为政，连年火并。陆洪涛购买枪械无款可筹，遂在兰州设立烟亩罚款处，勒令农民种植罂粟，按亩征收罚款。种烟之地征收“烟亩罚款”，不种烟之地征收“懒捐”。甘肃省在两年内陆续广开烟禁，征收烟亩罚款以充实巨额的军费需要，致使民国初年已基本禁绝的大烟，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普遍种植。
褚宸舸在《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烟毒及禁政》一文中表述：
甘肃的罂粟种植则占农田的75%。“ 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重要！此时正收获期中，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苦，采此毒计。”全省城乡各地商业凋敝，不少地方“市上无一家卖食货的商店，公开零卖熟鸦片烟土的，倒有好几家，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口烟土，真物美价廉”！有些地区，一家就有5根烟枪：夫妻儿女各一，还要留一杆待客。婴儿呱呱落地后，即在鸦片烟雾里成长，因此，孩提之时即能吸食，不吸烟便会夭亡。时人报导说，甘肃虽贫穷，然所积存的鸦片可供全省用15～20年。
靖远烟场的浮华再现
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靖远，曾是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明清以前的许多时候，这里也是民族纷争的水旱码头或前沿阵地，由于交通便利，阳光水源充足，沿黄河两岸的土质松软肥沃，多种作物可以分条套种，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展历史悠久。诸方面的有利条件，给当时种植大烟的“开禁”也带来了诸多便利。经历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靖远民众生活极度困难，粮食价格很低，谷贱伤农，利益的驱动客观上促使老百姓将更多的土地用来种植大烟。据史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靖远县知事张景星私开烟禁，每亩派罚款六元，全县收罚款十八万元。”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有些老年人回忆说，自从陆洪涛大开烟禁后，靖远县种植大烟的土地至少在10万亩以上，“3万亩”只是地方官欺瞒省上的说法。
当时靖远不但种烟面积很广，而且烟质较好，颇受烟商欢迎，民国时期靖远的烟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甘肃省政协文史馆员张慎微先生生前所写《靖远的烟场》及章回体小说《兰州春秋》对这段历史记述得比较详细。
据张慎微先生回忆，在甘肃靖远，由于气候寒冷，罂粟一般“在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结束，山区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毕。烟苗的种类有‘小暑’和‘大暑’（在小暑、大暑节气开始收割，因而命名）；有‘独头’，每茎一个头球，头球特大（大小暑一茎上有三至九头），球上径纹突起，成熟在小暑、大暑之间，因头球棱径不平，收割不便，种者较少。各品种之所以并植，是因收割时间和劳动力可以调配，同时产量年有不同。有一年‘小暑’产量大，有一年‘大暑’产量好。每亩烟浆产量为30～100两。平均以50两计算，全县约12万亩，共年产烟土600万两”。
由于种植罂粟，靖远县城一度出现了饮鸩止渴般的空前繁荣。张慎微先生说：“靖远从前是排列在全省的五等县，烟禁一开，变成一等县了。县城过去仅有的一个小小邮局提升成三等邮局了，因为天津、北京的京货邮包、信件汇兑大量增加。因业务上的需要，还成立了一个电报局。百货税局的税收也大为增多了。兰州的戏班子三五联袂而来，最多的时候有七班子戏在上演，经常满座；妓女由无而有，由少而多，有一个时期听说增到几十家，妓女竟在100以上；大小酒馆林立，卖油茶、卤鸡、烧饼、油条等小吃的，夜半灯烛照耀，仿佛是火车站的样子。” 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更多，靖远城乡热闹非凡。《靖远的烟场》这样记述：
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
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一两大烟。当时烟价每两一元，每元可买白面三十斤。
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
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
张慎微先生在其长篇章回小说《兰州春秋》第十八、十九回集中描绘了当时靖远种烟的繁华情景，标题分别是“处处欢腾，五月烟花铺地锦；花花世界，八方银币滚荒城”、“嬉笑连天，见面原无落拓士；江湖满地，伸手净是揩油人”。得鱼而忘筌，下面撷取其中几小段，足见当年烟场盛况：
单说种烟的风声，四处传开，山南海北做生意的都来投资。（靖远）东西两关新开的土店就有五十来家。兰州下来和包头、宁夏来的“马班子”（西北人对官妓的通称），就有十六七家。
此外，兰州还下来三班大戏，一班是梓娃朱怡堂，一班是关娃关雪亭，还有一班是天启娃牟云青。前两班是秦腔，后一班是兰州的小曲子。再加上本地城隍庙的福善班和葫芦儿的得胜班，五处开演，在戏场里看一看简直没有穷人。西关里每晚明灯朗朗，不是逛班子的就是看戏的，再就是投资商人做生意的。酒馆子添了多少家，连跟过陆大帅的厨师也到此地开馆子，卖的南北大菜，天津、湖南、四川、福建的口味都能齐全齐备。特别是县大老爷家乡的广东菜，那更不必说了。尤其是河南人卖油茶卖卤鸡的，满街穿梭，不亦乐乎。
邮政代办所的业务扩大了，每天有百儿八十件商家邮包，已经改建为三等邮局。电报的业务增加了，新添十个报务员还忙不过来，上宪还特别开来一个骑兵连，一营步兵。一个残破的小城池，热闹得太不像样子，反常而畸形，许多人家把磨房、驴棚也改装成房子出租给客人；各家店里的客商住不下，院子里搭成白布帐房，挤着睡觉。三原大布、京广洋货，山一般地堆在店院里，只用油布、席子一盖。陇南来的山货，杈杷扫帚畚箕背篼，早没有进店的资格，只是在关外大路上露天一卸，由主人就地看守经营。
烟花开放了，眼看临近收割，收烟的用具，也在新货摊上市。割烟刀子、刮烟板子、收烟罐子、盛烟的大碗小盆高坛子大缸，分散的分散，集中的集中，制做的制做，批发的批发，瓷窑的碗盆，大车满载，由七十里外出厂的山区涌进县城。做烟刀的铜匠和做罐子的白铁匠，大街小巷摆着工摊，忙忙碌碌，满头大汗，做棺材和做家具的木匠，尽在改业，大造装运大烟的大木箱，每箱可装大烟一千五百两，两口箱子为一对，共装三千两封包，是收烟商人的一马货。新箱子摞成山，专等烟商们选用，出境的烟是用油纸包扎，一百两为一封。油漆匠也有生意，昼夜不分地赶制油纸，应付快市。抽烟用的家当同时大量上市，广东的灯罩子，太谷大烟灯、灰盅、挖刀、钢钎、对口、杆子、烟斗、葫芦、熬烟锅子、过烟芭子一应俱全。提篮的小贩沿街叫卖，还有想不到的用品，都供应出来。
沉渣泛起的“鸦片文化”
由于烟禁的放开或“明查暗放”，大烟的种植与交易一度“热火”而泛滥。时人甚至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应酬，说媒、谈生意、打官司、招待亲戚等都要摆开烟盘，边吸边谈。有钱人家的烟盘很讲究，雕漆烟盘，白铜烟灯玻璃罩，墨竹烟杆上镶着玉石玛瑙烟嘴。普通百姓抽烟都用一般烟盘，或无烟盘用纸罩清油灯，有的则用铁丝棍烙着吃，迎着冒起的浓烟用麦管或卷纸筒猛吸一口叫“高射炮”；从锡箔纸底下烧烤，上面吸叫“坐飞机”。还有些人把鸦片当作兴奋剂。演员登台前要把烟瘾过足，唱起来嗓音洪亮，精神抖擞；抬轿的为了让清瘦的身躯能坚持负重跋涉，也要吸足大烟；富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必以烟待客。
吸食鸦片的方法较多，用具亦不少，基本工具有烟签、烟灯和烟枪等，一般是将生鸦片用锅在文火上熬成可以用烟签挑起来的膏状物，即熟鸦片，再通过烟枪吸进呼吸道。少数豪门权贵，对烟具特别讲究，什么黄金烟盘、牙骨烟枪、允呜氏烟斗、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扦，不一而足。一副烟具，价值有时高达白银数千两。兰州特产“铜砂烟葫芦”也大量盛行，甚至行销省外。在靖远县，全部烟具，讲究的是俄罗斯的铜盘子，太谷灯或景泰蓝和炮子儿灯，用寿州允呜氏的斗和玉石枪，銮驾式的铜扦子，针头的金瓜钺斧朝天镫上还装有两面小镜的洋八片，对准眼珠在灯光下看西湖景。
正是由于种植鸦片的效益高，因此，一些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地种植罂粟。罂粟花开时，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红白黄粉，五彩杂陈，形成了特有的鸦片风光。在收获时节，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割取，于是在收获季节出现了大量短工——刀儿匠，他们以其熟练的割浆技术，赚取较高的劳动报酬。 割取大烟是个细致的手艺活儿，刀儿匠工资、待遇很高，需用三刃刀在大烟的蒴果上划上刀口，让白色的汁液流出、凝固，然后收集起来。其具体操作程序是：头一天中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完后，再在另一块地里开刀放浆，依次做下去。一块大烟地放完浆两三天后，又可以开刀放浆。一般的大烟可以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放浆时间。放浆开刀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大烟的收成，因此割烟收浆都极讲究，刀儿匠必须技术熟练。窦建孝先生在《天水鸦片流毒见闻》中说：
割烟的人要心灵手巧，三刃刀割得恰到好处，好割手一般能连割三刀，三刀后就再不出烟（浆）。先一天下午烟桃被割后，即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与空气接触逐渐变成黑褐色，第二天早上再用薄刃小骨刀刮取下来，装入罐内，成为生烟土。干燥后装入土大碗内，用黄表纸盖好存放。
天气好坏对烟土收成影响甚大。如果看不准天色，放烟后遇到一场大雨，烟桃上的汁液就会被雨水冲光，收成就会落空。由于当时科技落后，无法准确预报天气情况，一些僧道巫神专门做“天气预报”，一见过云发雨，马上鸣钟报警，之后则以功臣自居，到地头要烟。
在罂粟种植区，由于刀儿匠的大量来临，各种商贩、娱乐组织也来了，出现了临时的繁荣，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烟会成为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已经含有民俗的成分在内，有着文化内涵。由于烟会是因交易鸦片而兴起，而其他商品交换活动、文化娱乐活动都会附丽于鸦片买卖之中，因此有人称此为“鸦片文化”。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和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发布“天气预报”，索取大烟，也是趁机分润的一伙；妓女、小偷、盗匪也来了，他们或以色相换口饭吃，或明抢暗偷，乘机捞一把。各地地方政府里的军政大员、大小官吏人员，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鸦片，囤积居奇；或者亲自出马收购；或者趁机委任各级官员，捞取卖官之钱；或者趁机勒收捐税，中饱私囊。因此，烟会期间，士、农、工、商等人都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赶烟会、发鸦片财。
识尽罪恶方醒悟
其实，烟禁的放开，最终带来的还是灾难，地方官府借征收烟亩款的机会，搭车摊派赋税，动辄收缴罚款，加重了靖远老百姓的负担，也造成了众人吸食大烟而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几年下来，靖远吸食大烟的人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吸食玩乐，招待亲朋，习以为常。据几位老年人回忆，民国十八年（1929）前，全县没有烟灯的家庭是很少的，40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有烟瘾，上瘾的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百病俱生，以至不务正业，懒惰成性，自私贪婪，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一旦家财耗尽，则男盗女娼，颓废堕落，最终悲惨死去。地方官吏和士兵吸食大烟者，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难怪有民谣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许多老人至今还能记起一副旧联：“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9卷是这样描述烟害的：
泰西称中国为支那者，及其成病夫也。究其得病之源罂粟误之耳！自甘肃再种罂粟，怠情之病深中乎人人之心矣。夫士惰于学则经荒，农惰于亩则谷荒，工惰于肆则艺荒，商惰于尘则钱荒。今吾中国一荒国也，艺荒钱荒谷荒，而实由于罂粟之不荒。惰四民而荒吾者莫罂粟也。
1934年，宋子文视察西北后认为西北“苦于派饷制度，民不聊生……至于鸦片成害较之长江各省千百倍之。本人在宁夏视察两乡村，肥瘠相差，一则宗奉回教，无染烟癖者，既富且康；一为汉民，遍染烟毒，既弱且懒”。1936年，范长江在宁夏青铜峡的大坝所见的情形：“有烟癖的农夫，在田间监视水道之际，受阳光之蒸晒，身体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卧田中，任水自溢，状至可怜。”此等情境，正是当年烟毒流行区的真实写照。究其原因：一是腐败政权下的许多禁烟机构形同虚设，导致征收烟亩罚款成了官员敛财与增加政府收入的一条黄金暗道；二是地域偏远，缺医少药又加上愚昧，精神无聊，致使许多人又把鸦片当成寻求精神解脱、刺激麻痹神经的一种生活方式。
民国十八年（1929），由于持续发生严重旱灾，粮食绝收，田地荒芜，最终出现了靖远饥民大逃荒和“人吃人”的凄惨结局，民生衰弱，经济萧条。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才开始禁种大烟，恢复扩大种植粮食作物。从民国三十年（1941）开始，靖远实施境内黄河河防治理工程，加固河床，修筑堤坝，引水淤地，重新开挖被洪水淹没的水渠，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注重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地方经济逐渐得到复苏，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抗御洪涝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解放后，各级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针对大烟流毒采取“严禁、劝戒、宣传、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此流毒才算是得到了彻底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