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2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三首诗词，其中有《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并附手迹。诗题标署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在发表前后，从高层到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者中，均有人提出疑问。由于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不能确定，以致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毛泽东诗词评注、赏析、鉴赏等著作中，对这首诗的内容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阐释，成为毛泽东诗词及书法研究中的一个疑案和悬案。笔者不揣浅陋，现就这一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教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疑点的提出
　　
　　1.1978年8月，当时分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因为在纪念毛泽东逝世2周年时，中央决定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曾向为毛泽东保存诗稿的护士长吴旭君询问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8月28日，吴旭君就此写了专门报告，称："关于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遵照您的指示，我认真仔细地回忆过"，报告中明确说明这首诗是毛泽东在北京医院向罗告别后几天的时间写的(报告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1986年9月28日，吴旭君又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一文，关于"吊罗诗"，谈了与上述报告相同的经过。
　　这里的疑点有二：一是中央当时提出当年9月9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时，在供选定的几首诗中，为什么独独对这一首的写作时间不能确定？二是时隔8年，吴又在报刊上公开撰文谈此事，当是仍有人在怀疑该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这里，我们可以有理由地问一问，吴旭君的回忆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否有误？
　　2.1995年5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说不尽的毛泽东(下)》第583-584页"访黄瑶"一文中，黄瑶先生称："现在把它(指毛吊罗诗)定为1963年，是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定的，但从字体上看不像1963年的。"黄先生还对访问者说："诗的内容，首先要弄清它的时间，才能说明他的含义。"他还说道，从诗中批评林彪的事与林彪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较，是无法解释的。
　　这里，黄先生也提出了两个疑点：一是从毛诗手迹看不像1963年的；二是如是1963年的作品，那么诗的内容及含义无法理解。
　　3.笔者从事毛泽东书法研究近30年，认为这首诗的手迹不可能是书写于1963年的手迹。笔者也了解到，北京有关部门人士亦对此诗的创作、书写时间定为1963年12月颇有争议。他们认为，1963年，正是毛泽东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艺术进入精进繁富的时期，他的字不可能与他同时期(即他写此诗前后)的字风格有如此大的悬殊。
　　
　　二、疑点的考辩
　　
　　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不是创作书写于1963年12月，其理由何在？
　　1.吊罗诗的内容看，这首诗不是写于1963年12月。读这首诗时，很明显知道这是一首怀念罗帅、抨击林彪的政治感怀诗。诗中涉及林彪的史实有"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长征"、"战锦"、"斥晏"、"昆鸡"、"国有疑难"等七处。从诗意看，所涉七处均与林有关，"草上飞"，井冈山打游击；"红军队"，江西根据地；"长征"，一军团；"战锦"，辽沈战役打锦州；"斥 "，罗不同意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法受到林的奚落。上述措词，均不是对林的褒扬，而属贬斥。然而1963年12月，正是林彪深得毛泽东倚重，红得发紫的时期。5年前的1958年，毛泽东提议林彪选为党中央副主席；1966年8月，林即成为党内惟一的副主席，毛的接班人；1969年4月，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章程。此前的1963年12月14日，罗荣桓逝世的前二天，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谈军队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信，信末还另嘱林找曹操《神龟寿》的诗"一读"，告林以养生之道；罗逝世的当日12月16日，毛泽东又给"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写了一封谈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长信，信中赞赏"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2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亲切地称林为"林总"、"林彪同志"。既然如此，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在同年12月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对林彪由几天前的青睐有加到几天后的痛斥一番呢？这于情、于理、于文、于史都是说不过去的。
　　2.从吊罗诗的手迹风格看，这首诗的手稿不是书写于1963年12月。1959年以后至1969年，毛泽东的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都已进入他毕生的黄金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前期以行草为主，后期趋于大草和狂草。其雄强俊快、飘逸秀美、生意盎然、奔腾流畅的风格早已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比较罗逝世前后的几幅毛泽东手迹。罗逝世前二天，毛给林彪信的手迹以毛笔书写，竖书12页，行草交替，神气贯通，气势磅礴，活力无穷；罗逝世的同一天，他给林、贺、聂、罗(瑞卿)、肖的信以铅笔横书4页，疏密相间，点划结体流畅自然。且写此信时，罗荣桓同志已去逝，因为信中涉及总政治部的工作时前两天提"荣桓"而于此提"肖华同志"。吴旭君回忆，此诗(指吊罗诗)是毛向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时间里毛反复吟咏创作并在吴的提示"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之后加一题目的。毛向罗遗体告别是12月19日，以后的几天，按吴旭君说"即1963年12月下半月内"。那么罗逝世后8天，12月24日，也在"下半月内"，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信要找几个材料，该信也以铅笔横书，点划飞动流转，结字清晰精妙，布局错综得法，其风格一如前后时期毛泽东书法的风格，却独与吊罗诗手迹风格大相径庭。另吴当面称她为之服务了数年的毛泽东为"阁下"并非惯常的称谓，亦似不确。查此前资料，未见吴有此称呼。
　　1963年12月，毛泽东刚进古稀之年，他的精力、腕力和艺术功力不可能使他写出吊罗诗这样结字散乱、布局错位、上下相叠、点划残缺的龙钟之作，从手迹反映的状况看，这是毛泽东垂暮之年的手笔。
　　3.从吴旭君的回忆看，她对此诗创作书写年代的回忆可能有误。
　　1963年12月至1978年8月，时隔15年，吴旭君作为毛泽东的护士长，主要不是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时间负责，虽然她负责毛泽东的诗稿，她所应负的主要责任恐怕在于毛泽东每天的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也许有人会问，她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回忆应当是可靠的。笔者认为，不一定。即使是当事人，对于某一具体日期的记忆也会因年代久远而出现记忆模糊。
　　以身边工作人员为例：汪东兴，毕生跟随毛泽东。1965年5月21日至30日随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他1993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日记》一书第233页中他这样写道："下午3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我们把文件送到主席处时，我看到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写‘重上井冈山‘的诗稿。诗是这样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以下与1976年1月正式发表的完全一致，从略)‘。"你能说汪东兴的日记有误吗？笔者认为有误。事实是毛泽东此诗手稿起首句原为"一日复一日"而非"久有凌云志"，"只要肯登攀"原为"只要用心钻"，且诗稿中没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三句。很明显，汪东兴的日记(姑且这样认为)有误。


　　再如，对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故乡韶山创作《七律·回韶山》一诗的回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和身边工作人员王明富分别在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机要秘书的思念》和1999年1月西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两书中说他们亲眼看到毛泽东创作《七律·回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以下与正式发表的完全一致，从略。)一诗，谁能说他们的记忆有误？但毛泽东当时的原稿第一句为"别梦依稀哭逝川"，末句为"人物峥嵘变昔年"。这记忆又有误。
　　4.从毛泽东追怀诗创作情况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罗逝世当时。
　　查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载67首诗词中，涉及对逝去人物凭吊、追怀性的诗词有6首。分别是：①《挽易昌陶》(1915年5月)，②《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③《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④《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⑤《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易昌陶是毛泽东的同班学友，其病逝后，毛泽东以同窗身份写诗悼念，仅表哀痛之意；戴安澜将军，国民党抗日将领，为国捐躯，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在延安各界追悼的大会上以挽诗出现，另有意义。笔者注意到上述二诗均为死者刚去世，作为即赋诗，诗题均冠以"挽"，且上述二人的身份以及与毛泽东个人的交往和毛泽东对其的尊重程度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与杨开慧(毛的原配夫人)、罗荣桓(同乡、几十年血火之中的战友)、鲁迅(毛泽东最称道的中国文化巨匠)相比拟的。毛泽东追怀杨开慧的诗，时距杨牺牲27年，纪念鲁迅的诗，时距鲁迅病逝26年。按理说，毛泽东在罗逝世后即到医院作了告别，也多次向周围的同志表达了对罗的思想、作风、品格的称道，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对他的战友和同乡的逝世，这已在感情上做得很充分了。作为一个对人的评价极为慎重的诗人，毛泽东为什么在罗刚刚去世时还要以诗的形式匆匆作结论？笔者认为对罗以诗的形式追怀当是遭遇了与罗相关的事件而非追怀不可的感世之作。否则这是不可想象的。
　　5.从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慨叹的背景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
　　罗帅逝世时，毛泽东所面临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是不是足以令有着超常胆略和气魄的伟大革命家发出这种近乎哀叹的感慨呢？此诗发表后，许多注家附会牵强，把当时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描述得十分严峻、紧张，这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当时的形势非但不严峻，反而比较乐观。毛泽东在罗逝世前两天即12月14日写给林彪信的开头即满怀信心地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概括起来说，当时的形势好主要表现为：①已经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全面复苏；②党内高层团结稳定；③与苏联的关系(论战)已处于决胜阶段。从1963年9月6日开始的"九评"，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共同指导下，至12月12日，已发出六评。苏联希望停止论战，毛泽东则认为"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的情况对我非常有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659页)。因此整个形势不存在毛泽东的诗中流露出的忧虑。相反，诗中"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倒可以作为我们解开这首诗创作和书写时间问题的钥匙。
　　6.吴旭君及有关人员说这首诗的诗稿之所以如此零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服了安眠药所致，这恐怕站不住脚。毛泽东写吊罗诗时服了药，他写这首诗之前的几天服药没服药？他写这些诗之后的几天服不服药？他之前之后都服药，为什么写的字仍然清逸流畅而独此手迹不能卒篇？服药之后既然身手不听使唤，为什么脑子还听使唤？要知道安眠药主要是对大脑神经中枢产生安定作用的。
　　
　　三、疑点的解答
　　
　　判定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时间，对后人正确理解、研究他的诗词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从事毛泽东诗词及其书法研究的同志们的一项责任。笔者作为毛泽东诗词及其书法的一名业余研究者，在此提出大胆的看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应定为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11月罗荣桓诞辰70周年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
　　如此，诗中所涉对林彪的一系列历史的抨击便迎刃而解。1971年"9·13"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林彪在井冈山根据地、长征途中、辽沈战役时、抗美援朝时，以及他形而上学地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遇到包括罗荣桓同志在内的不少领导的抵制和反对等一系列问题被揭露，直至阴谋杀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对林彪的面目彻底看清，他在许多场合公开讲"林彪是反对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追怀罗，抨击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如此，该诗手稿风格与60年代书法风格不一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9·13"事件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衰老了许多，曾几次昏迷休克。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有迟暮之伤，沉沦之痛；毛泽东对他的许多战友如罗荣桓来说，不堪追往，不堪积忧，触景睹物，悲怀何及。此时，毛泽东每每吟诵《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悲怀之心境流露无遗。他视力锐减，腕力不支，行动不便。党的十大闭幕时，他连站起来送代表们出场的精力也没有了。处于这种身体和心境状态下的毛泽东写诗，其手迹如"吊罗诗"一样，可以想象。
　　如此，毛泽东在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慨叹也迎刃而解了。在毛泽东晚年，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复杂，与1963年时完全不同。首先，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1972、1973年时，虽稍有降温，但远未结束。一批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或则身亡，或则囚禁，或则病入膏肓，毛泽东身边已群英凋落，四顾无人；其次，林彪叛逃，"四人帮"乘虚而入，唯恐天下不乱，四处点火发难，国家不得安宁，人民怨声载道，经济濒于崩溃；其三，国际上美苏称霸的同时对我封锁和挑衅，周边关系紧张。面对如此动荡多变的国内外局面，毛泽东在此"国有疑难"的时刻，能不想到罗荣桓等已经逝去的忠诚战友，能不发出"可问谁"的仰天悲呼吗？
　　为尊重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将毛泽东《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时间订为1972年11月或1973年12月为宜。
　　(责编 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