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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具有支配性影响的“马克思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做了“生产本体论”的解读，在实践上产生一系列偏颇和失误。实际上，马克思的经典话语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有一个“生活的生产”的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即在为人们熟知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等矛盾运动的理论结构层次之上，耸立着一个具有统领地位的“生活的生产”的理论结构层次，据此可以把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诠释为“两结构层次说”。人类生存的两大基本活动即生活和生产活动构成社会的“基本实体”，两者的互动生成过程体现为社会发展中工具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以及社会研究中行动与结构关系的统一。社会发展研究从“生产本位论”的解构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研究范式的重构，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行动系统提供重要的理论支点。
[关键词]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生活的生产”；“生活／生产互构”；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l一0104一09
一、问题的提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科学的具有时代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支持。为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在认真清理现有的社会理论遗产基础上，通过仔细的分析和鉴别工作，从中吸收有益的养分，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包括从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到“后发展理论”、“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包括上世纪初以来我国本土化的社会理论探索和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探索，等等。我们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国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国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在我国有深厚的影响。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理论在今天仍有巨大价值。“近一百年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同现实社会反复遭遇的过程中，不管这种遭遇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也不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命运，思想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运作逻辑的时候，反复地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重新加以考察和试探。这就表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同当代社会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后现代化”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是，当代国外一些有眼光的学者结合新的时代发展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同马克思时代相比社会理论研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尽管如此，“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工业主义概念是非常接近的，经过更新的马克思理论完全能够说明今天的许多现象，甚至比后工业主义者们的理论说明得更好”。从我国来看，我国今天所进行的现代化的性质和形态同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全球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现代化”，但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来说，马克思理论中同样有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挖掘。
为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某些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受到原苏联的影响的，沿袭了一些曲解和误读，特别是长期以来存在意识形态式的论证和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地阻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由实践本身的权威所推动的理论创新的产生。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存在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生产主义的解读往往成为GDP崇拜的某种理论根据。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一项理论任务就是把叠加到马克思理论上的一些内容和曲解、误读清除出去，让马克思理论的光辉得到释放。另外，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讲新话”。但现在存在的情况是，我们结合新的时代发展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认真地创造性地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多，常常是懒汉式沿袭一些陈旧的理论提法，包括上面所说的被误读了的理论提法，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其结果必然是使马克思理论失去活力、影响力，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中把它变成令人生厌的东西。在当代西方理论大量进入我国的情况下，剥夺了马克思理论的反思批判性和“解释当前世界规律性方面平等竞争的可能性”，这不但使马克思理论研究自身受损，同时也给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研究造成损失。马克思的理论有其形成的特定时代条件，必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论述方式有所不同，有些结论自然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有些理论虽然提出了很好的思想，但论述不够系统。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对马克思理论“解构／重建”的任务，从积极方面说表现了一种理论发展自身所固有的反思批判性。我们中国学者也应在思考当代中国问题时采取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态度。
本文将在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层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再解读工作，并挖掘马克思关于生活及生活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思想，构建社会理论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范式，并阐释这一创新性理论工作对于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进行这一理论工作的时候，我们采用了“经典话语重释法”。这是因为在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一部分著作最能代表他们的理论思想，其中有些话语又最能集中概括和鲜明地表达他们的理论思想，后人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概括也主要引述这些话语，因而有的学者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势表述”。但恰恰是对这些“文本强势表述”和经典话语需要做重新解读的工作。另外，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言完全吻合”。这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是属于今天的，并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这也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考察要同当代发展、同当代前沿的社会理论相映照。
二、“生活的生产”的理论预设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结构层次”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发展理论的基石。长期以来人们在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话语，强调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逝世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也多是围绕这部分内容展开的。其中持批判态度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过分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等等。但是差不多所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阐释和讨论，都忽略了或不完整地解读了马克思在表述这些思想时设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生活的生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下面一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 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展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根据这段话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并没有准确地解析“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这一理论预设前提的内涵。而恰恰是这一理论前提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把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表述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社会生活的生产”、“生命的再生产”以及“生产生活”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表述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产”等等。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思想在不同语境中表述有所不同，但概括起来就是“生活的生产”。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包含着“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强势”话语存在以下几种解读方式：(1)在忽略了“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依据后面的话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概括，这就是目前所沿袭的理论表述方式； (2)对“生活的生产”作不限指物质生产，而是“全面生产”的解读，认为“生活的生产”既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括恩格斯“两种生产”的提法；(3)对“生活的生产”作生产的社会性质的解读，强调生产是借助社会手段在社会协作中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的；(4)基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的强调，对物质生产作出与“社会生活过程”的等同论的解读。
上述各种解读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把生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看待，没有着眼于揭示生产和生活的概念关系。其中一些论者强调“全面生产”的思想和强调生产的社会性的观点，虽然比较恰当地阐释了马克思社会生产的思想，但主要倾向还是对“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预设作了“生产本体论”的解读。应当说这种解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马克思具体话语环境所强调的重点，即马克思主要是针对当时各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历史唯心论观点，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式”，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和着重阐释了生产方式的理论结构与体系，而对“生活”概念是作为前提性规定加以设定并在特定的语境下没充分展开论述，但通观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生活”范畴、“现实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马克思十分强调论述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论述始终是从社会的和实践的概念出发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思想，强调社会是由生活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体系。在这一社会体系中，生活需要、生命存在的需要本身和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分的过程，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两个相区分的过程概括为客体的“实体生产”和“感性的人”的“自我生产”两个过程，也正是这两个相联系的过程，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概念。所以，马克思强调满足需要的手段即生产的基础地位，但这是以生活的本源性为前提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话语中未经充分阐述的“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实际上构成了生活和生产的关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理应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重要方面和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前提下才去谈论人们是如何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离开了“生活的生产”这一理论命题的规约，离开了生活和生产的关系，就不能完整地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理论思想。
为了进一步揭示“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的蕴涵和生活与生产这对关系范畴的理论地位，我们再对马克思的另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话语做一下解析。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三个“第一”：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社会生活；
“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和“第一个历史活动”：社会生产：
“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由生活和生产活动所构成的“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
这“三个第一”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出发点。
首先，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第一”中表述了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即生活和生产活动相互关联构成“基本事实”，因此任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历史观为指导的研究必须解释两者相互关联构成的“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而之所以说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因为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形式，具有本源性，构成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存在是以生产为“基本条件”的，因而生产构成生活的基础。之所以说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因为只有生产活动才构成了人的生命的特有形态和本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分析。总之，在这段话语中，马克思事实上是把生活和生产的关系范畴作为“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加以确认的。
因此，站在今天的实践条件下，我们在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应当看到，在马克思所阐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结构体系之上，还耸立着一个理论结构，这就是“生活的生产”。前面所说的理论结构讲的是“生产何以可能”和回答的是“生产是如何进行的”问题；而在这之上预设的理论结构实际讲的是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回答的是“生产为什么”的问题。这两个密切关联的结构层次加在一起才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为此，我们可以在原有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体系的结构层次表述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结构层次，即：第一层次为生活与生产的结构关系层次；第二层次为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关系层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或社会理论体系解读为“两结构层次说”。
在这两个理论结构层次的关系中，“第二个层次”是对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表述，但这一结构层次又不能离开“生活的生产”第一层次的规约，正是它为整个社会生产运行系统设定了“生活”这一本源性前提。马克思这一未经充分展开论述的理论预设和理论结构恰恰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结构体系中具有统领性的地位，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充分挖掘的重要理论思想。
从上面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话语的重新解读中，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通过文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解读时，会忽略和不完整地解读“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这一重要的理论预设前提呢?这同马克思当时论述所强调的重点有关，即后来恩格斯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和他都有同样的“过错”，当时过多地强调了被论敌所忽略了的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对其他方面“强调得不够”。而后人们却把马克思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强调得“过多”的思想变成“过分”，把马克思在表述中“强调得不够”的内容完全忽略掉，其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物化”、“见物不见人”、“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
三、从“生产本位论”的解读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的重建：社会发展研究范式的转换
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出了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具有统领地位的生活和生产关系范畴，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目的规约性地位。我们认为，任何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甚或是“全面生产”的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所表达的含义，实际上都没有摆脱“生产本位论”的窠臼。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生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是否只是由生产决定的因变量和被建构的因素?生活活动是否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运作逻辑?它在同生产建立的关系结构中具有怎样的独特功能?这些在马克思理论中也没做过系统论述的问题恰恰是当今时代提出的研究课题。当今时代，生活、日常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生活活动的功能也日益扩大。上世纪90年代，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学者安德烈·托塞尔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已将其重心从生产行动转向非生产的行动”，因而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我们中国学者也需要对新的社会现象做出理论解释。
马克思分析宏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就是“人的活动”概念，他认为正是人的活动构成人、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本质和“共同实体”，因此“活动”是社会理论考察的真正对象。依据马克思的思想，人的生存活动方式可做两大基本类型的划分，即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既然生活同生产一样是以“活动”为存在形态的，它也必然有自己的活动规律、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那么，生活和生产这两大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怎样，在社会整体运行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辨析一下生产和生活两个基本概念。应当说，生活和生产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广义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但从学理上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两个概念做出相对的区分。如果说社会或人的实践活动是由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的活动过程(“自我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活动(“实体生产”)构成的统一体的话，那么生产或者说社会生产就是指人们通过直接的体力与智力支出实现与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变换，创造和增加用来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定义中我们改变了以往只限定用“物质生产”定义生产概念的方法，不仅强调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强调对社会资源的创造转换关系。而“生活”则是同“生产”相对应的概念，指个人享用社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活动空间、时间和活动过程与方式。其活动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包括在必需时间(家务劳动等)和休闲时间等时间支出中所从事的活动，如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计与扶养、人的精力的恢复活动、精神文化的陶冶和消遣娱乐、技能和能力的培养、社会交往等等。总之，生活活动属于依据个体的文化选择所从事的人自身的生命力(生活力)的保持和增强的活动。
对生活、生产的概念特性可做如下比较：
(1)生活和生产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比较。关于生活和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问题我们在上面已做了阐明。归纳起来，生活是人的生命形态的特有表现形式，人的存在就是生活的存在，人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生活具有本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生活是人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又说：“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生活具有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圆点和出发点的。当代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发生的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向，正是对生活本源性的理论表现。
同生活活动相比，生产活动则是人类生产自身生活的前提活动，因而马克思才说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又说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是因为，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动与动物的适应性生存不同。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人的生活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生存，而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一旦开始使用工具从事了生产劳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由于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因而人对自身的生活有需求指向，不仅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要满足自身丰富的享受、发展需要。“生活世界”就是属人的世界，因而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在内，其产品也必然具有属人性、“属生活性”(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即“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人“为了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生产创造生活，这体现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又是为了满足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为了生活的生产，离开了生活的生产，只能是异化的生产，这又体现人类活动的“合目的性”。归纳起来，生活和生产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体现为本源和基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2)生活和生产的主体性比较。从主体的特性角度看，生活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作为人的 “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生活就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因而生活概念具有感性化、具体化、个人化和高度复杂性的特点，渗透着人们的心态结构。正因为如此，对生活、生活方式的考察常常同具体的时空结构、“社会场域”、“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当代西方学者所建立起来的“行动理论”主要是基于生活世界的特性。而生产的主体是作为“工人”、“农民”等等生产要素的人，常常是作为“人力资本”加以研究的，反映的是人的职业属性，确证的是主体同产品的关系。生活和生产的研究都涉及到“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活中的人是作为目的的人，而生产中的人是作为手段的人。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个性化和日益复杂化特征将对生产行动产生很大影响。
(3)生活和生产结构关系链比较。如果剥离开生产同生活的关系，进行“纯”生产和生活的考察，那么生产活动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
“生产者——生产对象——产品”
即通过生产者同生产对象的相互作用所追求的结果是“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产品生产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在“纯生产”的关系链中，人的消费活动也是作为追求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生活出发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
“人——需要——人”
在这一结构关系链中，社会所生产出的产品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它所追求的最终结果不是“物”的扩张而是人自身生存发展与能力的扩大，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于人本身。
这两个结构关系链一个是客体结构的关系链，一个是主体结构关系链。如果两者自我封闭和不融通交叉的话，生产追求的是自我“物”的增值和异化的生产；而生活由于无法获得生活资源的供给而难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的生活就不存在，或者只能是动物式生存。
(4)生活和生产研究的逻辑起点比较。由于生活和生产的概念属性不同，因而对两者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生活研究涉及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其逻辑起点奉行行动优先原则，突出的是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而生产研究涉及的是客观结构关系，奉行的是结构优先原则，突出的是对生产要素做结构功能分析。以往的“马克思学”中由于坚持的是“生产本体论”立场，很少考虑生活行动的逻辑原则及生活与生产的互动关系，其结果是使社会的研究陷入了封闭、僵化的境地。
(5)生活和生产的社会功能比较。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以往的研究由于奉行的是科学主义世界观和“生产决定论”的立场，往往把感性的、日常的、个人化的生活活动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把“生活”视为受动的和被建构的因变量，只关注生产力，很少考察“生活力”。根据我们对“生活”概念的阐释和当今的人类实践水平，我们认为，生活活动不仅体现为本源性存在和为生产提供价值目标，而且本身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立的功能并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强大的推力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在试图摆脱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决定论解读方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如安德烈·托塞尔、哈贝马斯提出的“生产／行动”概念就试图说明：“人类社会虽然靠经济生产活动来提供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但也同样包括了丰富多样的行动网络，其中尤其包含政治、文化和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活动”，“生产活动过程不再单纯地只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目的，而是成为活生生的行动工具，成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进行自由发展所开辟的一系列行动系统的重要步骤”，当然更早一点的，布劳德尔在《物质文明：15至18世纪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生动地分析了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重要作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研究者之所以高度重视日常生活研究，也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他们认为，日常生活行动往往是一种“反思性的实践”。“日常生活的这种反思性，使人生过程的任何时刻，当人面临各种复杂环境而需要做出决定的反应时，它能为人的行动提供必要的启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及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的反思性使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不断更新、不断重建的最大能量储备所和丰富的土壤。”
回到我们对生活、生产概念特性的分析上来。如果从宏观上说“活动”是人、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存在和基本构成要素的话，那么有着各自独立的活动指向和诉求的生活和生产两大活动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正像不能离开生活讲生产一样，也不能离开生产讲生活，两者的相互聚汇、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学系统。这个动力学系统可用图1表示：
图1所表达的结构关系是：社会生产通过生活资源的供给构成人的生存、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生活活动则通过对生活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享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使人得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生活资料的供给是通过“生产力”实现的，而人的需要满足过程实际是人的“生命力”即“生活力”的保持和增长过程，“生活力”的核心体现为人自身本质能力的保持和扩大，同时也体现为产生新的更高需要的能力，而人的能力的扩大必然成为新的生产过程的推动力量，并最终使整个社会充满互利和繁荣。这就是说，生产与生活的互动生成和互构过程构成现实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系统。人类的生活史、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和生活活动相互汇聚、相互建构的互动生成过程。因而只从生产行动中寻找社会的动力，只把生活看成是由生产决定的因变量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
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社会”或者“知识社会”，社会的发展日益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人的能力的增长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人的全面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又主要与非生产领域的日常生活行动和生活质量有关，因而在当今时代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在新近出版的《财富的革命》一书中，对财富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认为财富是由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结合构成的体系。同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产消合一者”(“生产者一消费者”)、“消费生产者”是财富创造的推力的观点。他引证挪威社会学家斯坦·林根的话说：“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家中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市场和家庭的一系列活动的产品。市场上的活动就是农业、渔业、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零售活动。家里的贡献是采购、洗菜、切菜、烹饪、摆桌子、吃完饭后洗盘子”。通过对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简单事实分析，林根得出结论：“假如没有家庭生活的贡献，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及原来的一半。对于国家经济来说，家庭的贡献同市场的贡献一样大”。他还分析说，在一个社会中，劳动大军总是一部分退出、一部分进入的，如果没有家庭生活对子女的培育何谈“生产力”?托夫勒很赞同贝克尔的观点，指出：“对于经济稳定来说，非工作时间也许比工作时间更重要。”托夫勒所说的“消费者一生产者”概念中的消费者实际上是作为“生活者的消费者”来讲的，生活力在 很大程度上构成“生产的推力”，生活力和生产力日益结合，构成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生活和生产概念特性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生活和生产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有着各自概念特性的重要概念。根据我们的阐释，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应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两者之间不仅是本源性和基础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发展中都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互动生成和建构，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系统。一部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就是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互动生成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生活活动的功能日益重要，生活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推力。
第二，以往的研究往往用“生产本位论”、“生产至上性”、“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理论片面性和现实发展的不良后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把“生活”视为一个有独立诉求的社会行动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建构功能。因此，对社会的研究要从“生产本位论”的观点转移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的分析框架上来。平衡生活和生产的关系，全面地发挥两者互构和互动生成的作用，必然体现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心态结构等等的统一。因此“生活／生产”互构，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性诠释。
第三，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社会理论研究范式，同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新的研究成果的努力是一致的，具有重要的研究范式创新的意义。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生产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解构和重建，提出了“生产／行动”的研究框架，试图“将生产活动同大量而又琐细的日常生活行动结合起来”，摆脱仅由生产决定行动或由行动导向生产的僵化模式，从而“展现一种通过多种中介因素而不断地为生产与个人自由之间相互开放的互动的广阔可能性前景”。这种探讨和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互构”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都是对生产本位论或生产决定论观点的解构和重建。我们的研究由于突出了人类生存的两大活动——生产和生活的互动生成关系，特别是突出了生活的建构作用，而使“生活／生产”分析框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解释力。
四、社会发展研究范式创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价值
以上部分本文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揭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结构层次说”，并从现实对理论创新的需要出发，在全面揭示生活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生产互构”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建立一个不同于“生产本位论”的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行动系统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首先，我们通过《序言》的经典话语所阐释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结构层次说”，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框架性理论支点。图2可以揭示“两结构层次说”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小社会”(社会建设)同“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大社会”概念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概念具有“小社会”和“大社会”双重含义。在“小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概念是指“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建设，而“大社会”的和谐社会概念是指“四位一体”的社会整体系统。在“社会建设”层面的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等生活世界领域的问题，体现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它的实现过程即是“生活的生产”过程，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在社会整体系统中具有统领地位，这正是我们在上面所阐释的“生活的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结构层次”。而这一结构层次问题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的合理配置与解决。我们提出的“两层次说”，为阐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并为回答为什么要把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产供给不足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图2显示，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建设的直接着眼点是人民的生活、生计问题，而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合理解决，构成和谐社会建设相互关联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这些基础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支持系统，这又很好地解释了“小社会”(社会建设)同“四位一体”的“大社会”建设的内在联系。作为和谐社会直接承载体的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们的生活、生活质量问题，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即是以“生活为本”。因而社会建设为“四位一体”的其他三个建设提供目标和价值系统；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构成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持系统和基础。
其次，在“生活／生产互构”的框架中，我们在高度注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高度注重生活的本源地位和建构功能。这对于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方法论意义。
第一，在理论框架中突出生活的本源地位就是突出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地位。因为生活的主体是人，生活就是人的生命形态。人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是通过生存、发展、享受等日益丰富的需要的满足实现的，而生活需要的满足、生活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生活活动“自我生产本身”的方式实现的。因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便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只能是对人的人性的确证，对人的感性生活的确证。生活和生产统一起来本应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态，但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中生产却成了异化自我的生产，我们当今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就是消除发展的异化形式。
第二，人的生活的日益丰富性要求社会生产的全面性。当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是主要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需要领域的扩大，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不限于物质生产，也要从事精神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了。马克思甚至说，人与动物的肉体需要不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时开始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类的物质生产越发达，那么人类对满足享受、发展的需要越强烈，对非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也就越多，越需求生产的全面性和超出物质需要的范围。需要指出的是，手工业文明早期阶段发展水平所限，马克思十分强调物质生产的地位和作用，但到了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的社会生产更加具有 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性质，在发达国家物质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非物质经济已成为主要领域，这正是人们需求结构变化的反映。
第三，生活为生产提出“美”的要求。马克思特别强调，“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的生产不仅是全面的。也应是和谐的和“诗性”的，“美的规律”就是和谐。而这些正是人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的结果，也就是人的生活需要规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活赋予生产以全面性、诗性和价值导向，而离开了生活谈生产，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必然违背“生活的生产”的内在逻辑而成为异化的生产。
第四，生活规定了全部生产活动必须以具体的个人的自我性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人学”的时候必须强调，马克思所讲的“人”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不同，他是指“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人。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必然依据自由意志的选择性来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每个人的个性面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另一方面，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世界”只能是特定的个人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有着独特的个人生活需要，因而社会生产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人来谋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财富的创造必须具体落实到“我的”、“你的”、“他的”每个人的生活需求的满足上，从而使个人真正体现为生活的主人和主体，成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幸福应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和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这就是“生活的生产”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基于“生活的生产”思想，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的思想精髓。
再次，我们还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系统问题。在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物质生产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以及用社会的其他单项要素、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决定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等等。还有的学者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因素的“社会发展综合动力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但即使这种“综合动力论”也没有脱离生产本位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只不过把物质因素以外的非经济因素看成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成分，这只不过是一种“全面生产”的观点，生活活动仍在视野之外。其实，从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复杂系统的观点看，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能不包括全部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以及两者相互作用构成的活动系统。因此，我们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不仅要考察生产力，也要考察“生活力”，忽视了生活力的作用，是不能营造出和谐的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的。
强调“生活力”在社会整体变迁中的重要动力作用，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向。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马克思曾从人的自由度和人的发展状态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相继演进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未来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引人的自由和发展状态同人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因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实现形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根据上述思想，笔者在1988年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的视角概括了人类社会形态三阶段的宏观变迁的脉络。即：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生产和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分开来，并以维持生存的生产“吞没”生活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工业时代，生产和生活分离，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取得的巨大进步，但生产往往以异化的形态出现；而在未来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和生活将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归于一体化。但如果说第一阶段体现的生产吞没生活的话，那么到了新的第三个阶段将体现为生活方式涵盖生产方式，超越生存需要的“真正生产”将成为生活的内容。
到那时，生产消融在生活之中了，即生产力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生活力的组成部分，工作和休闲的界线模糊了，人们只用很少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就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了，并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化”了，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个人的“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从而历史真正进入了以人本身发展为目的的时代，“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因此到了未来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动力真正成了“生活力”。
上述的“三形态”演进过程，也可以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变迁脉络：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进行“物”的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产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物”的关系；当解决生存问题的“物”的生产已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时候，人类才开始了“真正的生产”，即“生活的生产”、人的全面“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活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生产型社会”向“生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个社会变迁的连续体表明，在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的“属人性”、“属生活性”是不同的。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越是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属人性”、“属生活性”越突出，人自身的发展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日益成为社会主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也反映了中国的超越式的“新型现代化”的性质。“新型现代化”就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确保每个人自由发展，平衡生活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贯彻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都可以从“生活的生产”社会理论建构中得到支持。
(责任编辑：何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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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生活的生产”；“生活／生产互构”；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l一0104一09
一、问题的提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科学的具有时代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支持。为此，我们需要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需要出发，在认真清理现有的社会理论遗产基础上，通过仔细的分析和鉴别工作，从中吸收有益的养分，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包括从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到“后发展理论”、“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包括上世纪初以来我国本土化的社会理论探索和近半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探索，等等。我们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我国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国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在我国有深厚的影响。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理论在今天仍有巨大价值。“近一百年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在同现实社会反复遭遇的过程中，不管这种遭遇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也不管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命运，思想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考察和分析当代社会运作逻辑的时候，反复地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重新加以考察和试探。这就表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同当代社会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后现代化”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是，当代国外一些有眼光的学者结合新的时代发展做出了许多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同马克思时代相比社会理论研究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尽管如此，“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后工业主义概念是非常接近的，经过更新的马克思理论完全能够说明今天的许多现象，甚至比后工业主义者们的理论说明得更好”。从我国来看，我国今天所进行的现代化的性质和形态同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是全球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现代化”，但对于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发展来说，马克思理论中同样有许多重要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挖掘。
为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某些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受到原苏联的影响的，沿袭了一些曲解和误读，特别是长期以来存在意识形态式的论证和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地阻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由实践本身的权威所推动的理论创新的产生。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存在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生产主义的解读往往成为GDP崇拜的某种理论根据。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一项理论任务就是把叠加到马克思理论上的一些内容和曲解、误读清除出去，让马克思理论的光辉得到释放。另外，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讲新话”。但现在存在的情况是，我们结合新的时代发展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认真地创造性地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多，常常是懒汉式沿袭一些陈旧的理论提法，包括上面所说的被误读了的理论提法，在这方面我们甚至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其结果必然是使马克思理论失去活力、影响力，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中把它变成令人生厌的东西。在当代西方理论大量进入我国的情况下，剥夺了马克思理论的反思批判性和“解释当前世界规律性方面平等竞争的可能性”，这不但使马克思理论研究自身受损，同时也给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研究造成损失。马克思的理论有其形成的特定时代条件，必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强调的重点、论述方式有所不同，有些结论自然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有些理论虽然提出了很好的思想，但论述不够系统。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对马克思理论“解构／重建”的任务，从积极方面说表现了一种理论发展自身所固有的反思批判性。我们中国学者也应在思考当代中国问题时采取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态度。
本文将在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层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再解读工作，并挖掘马克思关于生活及生活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思想，构建社会理论研究的新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范式，并阐释这一创新性理论工作对于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进行这一理论工作的时候，我们采用了“经典话语重释法”。这是因为在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一部分著作最能代表他们的理论思想，其中有些话语又最能集中概括和鲜明地表达他们的理论思想，后人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概括也主要引述这些话语，因而有的学者把这种情况概括为“强势文本”和“文本强势表述”。但恰恰是对这些“文本强势表述”和经典话语需要做重新解读的工作。另外，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特征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预言完全吻合”。这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是属于今天的，并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这也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考察要同当代发展、同当代前沿的社会理论相映照。
二、“生活的生产”的理论预设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结构层次”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发展理论的基石。长期以来人们在阐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话语，强调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逝世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也多是围绕这部分内容展开的。其中持批判态度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过分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等等。但是差不多所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阐释和讨论，都忽略了或不完整地解读了马克思在表述这些思想时设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生活的生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下面一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 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展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根据这段话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并没有准确地解析“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这一理论预设前提的内涵。而恰恰是这一理论前提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把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表述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社会生活的生产”、“生命的再生产”以及“生产生活”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共同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表述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产”等等。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思想在不同语境中表述有所不同，但概括起来就是“生活的生产”。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包含着“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强势”话语存在以下几种解读方式：(1)在忽略了“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依据后面的话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概括，这就是目前所沿袭的理论表述方式； (2)对“生活的生产”作不限指物质生产，而是“全面生产”的解读，认为“生活的生产”既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括恩格斯“两种生产”的提法；(3)对“生活的生产”作生产的社会性质的解读，强调生产是借助社会手段在社会协作中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的；(4)基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的强调，对物质生产作出与“社会生活过程”的等同论的解读。
上述各种解读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把生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看待，没有着眼于揭示生产和生活的概念关系。其中一些论者强调“全面生产”的思想和强调生产的社会性的观点，虽然比较恰当地阐释了马克思社会生产的思想，但主要倾向还是对“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预设作了“生产本体论”的解读。应当说这种解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马克思具体话语环境所强调的重点，即马克思主要是针对当时各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历史唯心论观点，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式”，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和着重阐释了生产方式的理论结构与体系，而对“生活”概念是作为前提性规定加以设定并在特定的语境下没充分展开论述，但通观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生活”范畴、“现实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马克思十分强调论述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种论述始终是从社会的和实践的概念出发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关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思想，强调社会是由生活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体系。在这一社会体系中，生活需要、生命存在的需要本身和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分的过程，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两个相区分的过程概括为客体的“实体生产”和“感性的人”的“自我生产”两个过程，也正是这两个相联系的过程，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概念。所以，马克思强调满足需要的手段即生产的基础地位，但这是以生活的本源性为前提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话语中未经充分阐述的“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实际上构成了生活和生产的关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理应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重要方面和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前提下才去谈论人们是如何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离开了“生活的生产”这一理论命题的规约，离开了生活和生产的关系，就不能完整地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理论思想。
为了进一步揭示“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的蕴涵和生活与生产这对关系范畴的理论地位，我们再对马克思的另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话语做一下解析。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三个“第一”：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社会生活；
“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和“第一个历史活动”：社会生产：
“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由生活和生产活动所构成的“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
这“三个第一”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出发点。
首先，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第一”中表述了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即生活和生产活动相互关联构成“基本事实”，因此任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历史观为指导的研究必须解释两者相互关联构成的“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而之所以说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因为生活是人的生命存在形式，具有本源性，构成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人类的生活和生命存在是以生产为“基本条件”的，因而生产构成生活的基础。之所以说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因为只有生产活动才构成了人的生命的特有形态和本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分析。总之，在这段话语中，马克思事实上是把生活和生产的关系范畴作为“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加以确认的。
因此，站在今天的实践条件下，我们在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时应当看到，在马克思所阐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结构体系之上，还耸立着一个理论结构，这就是“生活的生产”。前面所说的理论结构讲的是“生产何以可能”和回答的是“生产是如何进行的”问题；而在这之上预设的理论结构实际讲的是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回答的是“生产为什么”的问题。这两个密切关联的结构层次加在一起才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为此，我们可以在原有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体系的结构层次表述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结构层次，即：第一层次为生活与生产的结构关系层次；第二层次为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关系层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或社会理论体系解读为“两结构层次说”。
在这两个理论结构层次的关系中，“第二个层次”是对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表述，但这一结构层次又不能离开“生活的生产”第一层次的规约，正是它为整个社会生产运行系统设定了“生活”这一本源性前提。马克思这一未经充分展开论述的理论预设和理论结构恰恰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结构体系中具有统领性的地位，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充分挖掘的重要理论思想。
从上面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话语的重新解读中，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通过文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解读时，会忽略和不完整地解读“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这一重要的理论预设前提呢?这同马克思当时论述所强调的重点有关，即后来恩格斯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和他都有同样的“过错”，当时过多地强调了被论敌所忽略了的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对其他方面“强调得不够”。而后人们却把马克思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强调得“过多”的思想变成“过分”，把马克思在表述中“强调得不够”的内容完全忽略掉，其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物化”、“见物不见人”、“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
三、从“生产本位论”的解读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的重建：社会发展研究范式的转换
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出了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具有统领地位的生活和生产关系范畴，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目的规约性地位。我们认为，任何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甚或是“全面生产”的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所表达的含义，实际上都没有摆脱“生产本位论”的窠臼。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生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是否只是由生产决定的因变量和被建构的因素?生活活动是否有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运作逻辑?它在同生产建立的关系结构中具有怎样的独特功能?这些在马克思理论中也没做过系统论述的问题恰恰是当今时代提出的研究课题。当今时代，生活、日常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生活活动的功能也日益扩大。上世纪90年代，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学者安德烈·托塞尔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已将其重心从生产行动转向非生产的行动”，因而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我们中国学者也需要对新的社会现象做出理论解释。
马克思分析宏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就是“人的活动”概念，他认为正是人的活动构成人、社会和历史的现实、本质和“共同实体”，因此“活动”是社会理论考察的真正对象。依据马克思的思想，人的生存活动方式可做两大基本类型的划分，即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既然生活同生产一样是以“活动”为存在形态的，它也必然有自己的活动规律、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那么，生活和生产这两大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怎样，在社会整体运行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辨析一下生产和生活两个基本概念。应当说，生活和生产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广义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但从学理上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两个概念做出相对的区分。如果说社会或人的实践活动是由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的活动过程(“自我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活动(“实体生产”)构成的统一体的话，那么生产或者说社会生产就是指人们通过直接的体力与智力支出实现与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变换，创造和增加用来满足人的各种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定义中我们改变了以往只限定用“物质生产”定义生产概念的方法，不仅强调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也强调对社会资源的创造转换关系。而“生活”则是同“生产”相对应的概念，指个人享用社会生产所提供的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活动空间、时间和活动过程与方式。其活动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包括在必需时间(家务劳动等)和休闲时间等时间支出中所从事的活动，如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计与扶养、人的精力的恢复活动、精神文化的陶冶和消遣娱乐、技能和能力的培养、社会交往等等。总之，生活活动属于依据个体的文化选择所从事的人自身的生命力(生活力)的保持和增强的活动。
对生活、生产的概念特性可做如下比较：
(1)生活和生产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比较。关于生活和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地位问题我们在上面已做了阐明。归纳起来，生活是人的生命形态的特有表现形式，人的存在就是生活的存在，人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人的生命存在来说，生活具有本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生活是人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又说：“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生活具有本源性，因而人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为圆点和出发点的。当代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发生的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向，正是对生活本源性的理论表现。
同生活活动相比，生产活动则是人类生产自身生活的前提活动，因而马克思才说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又说生产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这是因为，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动与动物的适应性生存不同。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人的生活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生存，而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一旦开始使用工具从事了生产劳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由于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因而人对自身的生活有需求指向，不仅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要满足自身丰富的享受、发展需要。“生活世界”就是属人的世界，因而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在内，其产品也必然具有属人性、“属生活性”(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即“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人“为了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生产创造生活，这体现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又是为了满足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为了生活的生产，离开了生活的生产，只能是异化的生产，这又体现人类活动的“合目的性”。归纳起来，生活和生产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地位体现为本源和基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2)生活和生产的主体性比较。从主体的特性角度看，生活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作为人的 “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生活就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因而生活概念具有感性化、具体化、个人化和高度复杂性的特点，渗透着人们的心态结构。正因为如此，对生活、生活方式的考察常常同具体的时空结构、“社会场域”、“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当代西方学者所建立起来的“行动理论”主要是基于生活世界的特性。而生产的主体是作为“工人”、“农民”等等生产要素的人，常常是作为“人力资本”加以研究的，反映的是人的职业属性，确证的是主体同产品的关系。生活和生产的研究都涉及到“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活中的人是作为目的的人，而生产中的人是作为手段的人。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个性化和日益复杂化特征将对生产行动产生很大影响。
(3)生活和生产结构关系链比较。如果剥离开生产同生活的关系，进行“纯”生产和生活的考察，那么生产活动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
“生产者——生产对象——产品”
即通过生产者同生产对象的相互作用所追求的结果是“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产品生产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在“纯生产”的关系链中，人的消费活动也是作为追求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生活出发所建立的结构关系链是：
“人——需要——人”
在这一结构关系链中，社会所生产出的产品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它所追求的最终结果不是“物”的扩张而是人自身生存发展与能力的扩大，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于人本身。
这两个结构关系链一个是客体结构的关系链，一个是主体结构关系链。如果两者自我封闭和不融通交叉的话，生产追求的是自我“物”的增值和异化的生产；而生活由于无法获得生活资源的供给而难以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的生活就不存在，或者只能是动物式生存。
(4)生活和生产研究的逻辑起点比较。由于生活和生产的概念属性不同，因而对两者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生活研究涉及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其逻辑起点奉行行动优先原则，突出的是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而生产研究涉及的是客观结构关系，奉行的是结构优先原则，突出的是对生产要素做结构功能分析。以往的“马克思学”中由于坚持的是“生产本体论”立场，很少考虑生活行动的逻辑原则及生活与生产的互动关系，其结果是使社会的研究陷入了封闭、僵化的境地。
(5)生活和生产的社会功能比较。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以往的研究由于奉行的是科学主义世界观和“生产决定论”的立场，往往把感性的、日常的、个人化的生活活动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把“生活”视为受动的和被建构的因变量，只关注生产力，很少考察“生活力”。根据我们对“生活”概念的阐释和当今的人类实践水平，我们认为，生活活动不仅体现为本源性存在和为生产提供价值目标，而且本身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立的功能并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强大的推力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在试图摆脱马克思理论的生产决定论解读方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如安德烈·托塞尔、哈贝马斯提出的“生产／行动”概念就试图说明：“人类社会虽然靠经济生产活动来提供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但也同样包括了丰富多样的行动网络，其中尤其包含政治、文化和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活动”，“生产活动过程不再单纯地只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目的，而是成为活生生的行动工具，成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进行自由发展所开辟的一系列行动系统的重要步骤”，当然更早一点的，布劳德尔在《物质文明：15至18世纪的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生动地分析了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活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重要作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研究者之所以高度重视日常生活研究，也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他们认为，日常生活行动往往是一种“反思性的实践”。“日常生活的这种反思性，使人生过程的任何时刻，当人面临各种复杂环境而需要做出决定的反应时，它能为人的行动提供必要的启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及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生活的反思性使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不断更新、不断重建的最大能量储备所和丰富的土壤。”
回到我们对生活、生产概念特性的分析上来。如果从宏观上说“活动”是人、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存在和基本构成要素的话，那么有着各自独立的活动指向和诉求的生活和生产两大活动是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的，正像不能离开生活讲生产一样，也不能离开生产讲生活，两者的相互聚汇、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学系统。这个动力学系统可用图1表示：
图1所表达的结构关系是：社会生产通过生活资源的供给构成人的生存、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生活活动则通过对生活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享用来满足人的需要，使人得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生活资料的供给是通过“生产力”实现的，而人的需要满足过程实际是人的“生命力”即“生活力”的保持和增长过程，“生活力”的核心体现为人自身本质能力的保持和扩大，同时也体现为产生新的更高需要的能力，而人的能力的扩大必然成为新的生产过程的推动力量，并最终使整个社会充满互利和繁荣。这就是说，生产与生活的互动生成和互构过程构成现实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系统。人类的生活史、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和生活活动相互汇聚、相互建构的互动生成过程。因而只从生产行动中寻找社会的动力，只把生活看成是由生产决定的因变量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
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社会”或者“知识社会”，社会的发展日益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人的能力的增长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人的全面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又主要与非生产领域的日常生活行动和生活质量有关，因而在当今时代生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夫妇在新近出版的《财富的革命》一书中，对财富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他认为财富是由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结合构成的体系。同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产消合一者”(“生产者一消费者”)、“消费生产者”是财富创造的推力的观点。他引证挪威社会学家斯坦·林根的话说：“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时，家中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市场和家庭的一系列活动的产品。市场上的活动就是农业、渔业、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零售活动。家里的贡献是采购、洗菜、切菜、烹饪、摆桌子、吃完饭后洗盘子”。通过对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简单事实分析，林根得出结论：“假如没有家庭生活的贡献，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及原来的一半。对于国家经济来说，家庭的贡献同市场的贡献一样大”。他还分析说，在一个社会中，劳动大军总是一部分退出、一部分进入的，如果没有家庭生活对子女的培育何谈“生产力”?托夫勒很赞同贝克尔的观点，指出：“对于经济稳定来说，非工作时间也许比工作时间更重要。”托夫勒所说的“消费者一生产者”概念中的消费者实际上是作为“生活者的消费者”来讲的，生活力在 很大程度上构成“生产的推力”，生活力和生产力日益结合，构成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生活和生产概念特性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第一，生活和生产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有着各自概念特性的重要概念。根据我们的阐释，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应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两者之间不仅是本源性和基础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发展中都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互动生成和建构，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学系统。一部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就是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互动生成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生活活动的功能日益重要，生活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推力。
第二，以往的研究往往用“生产本位论”、“生产至上性”、“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理论片面性和现实发展的不良后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把“生活”视为一个有独立诉求的社会行动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建构功能。因此，对社会的研究要从“生产本位论”的观点转移到“生活／生产互构论”的分析框架上来。平衡生活和生产的关系，全面地发挥两者互构和互动生成的作用，必然体现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心态结构等等的统一。因此“生活／生产”互构，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性诠释。
第三，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社会理论研究范式，同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新的研究成果的努力是一致的，具有重要的研究范式创新的意义。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生产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解构和重建，提出了“生产／行动”的研究框架，试图“将生产活动同大量而又琐细的日常生活行动结合起来”，摆脱仅由生产决定行动或由行动导向生产的僵化模式，从而“展现一种通过多种中介因素而不断地为生产与个人自由之间相互开放的互动的广阔可能性前景”。这种探讨和我们提出的“生活／生产互构”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都是对生产本位论或生产决定论观点的解构和重建。我们的研究由于突出了人类生存的两大活动——生产和生活的互动生成关系，特别是突出了生活的建构作用，而使“生活／生产”分析框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解释力。
四、社会发展研究范式创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价值
以上部分本文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揭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个结构层次说”，并从现实对理论创新的需要出发，在全面揭示生活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活／生产互构”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建立一个不同于“生产本位论”的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行动系统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首先，我们通过《序言》的经典话语所阐释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两结构层次说”，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框架性理论支点。图2可以揭示“两结构层次说”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小社会”(社会建设)同“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大社会”概念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概念具有“小社会”和“大社会”双重含义。在“小社会”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概念是指“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建设，而“大社会”的和谐社会概念是指“四位一体”的社会整体系统。在“社会建设”层面的和谐社会主要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等生活世界领域的问题，体现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它的实现过程即是“生活的生产”过程，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在社会整体系统中具有统领地位，这正是我们在上面所阐释的“生活的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结构层次”。而这一结构层次问题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的合理配置与解决。我们提出的“两层次说”，为阐释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并为回答为什么要把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产供给不足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图2显示，和谐社会构建和社会建设的直接着眼点是人民的生活、生计问题，而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合理解决，构成和谐社会建设相互关联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这些基础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支持系统，这又很好地解释了“小社会”(社会建设)同“四位一体”的“大社会”建设的内在联系。作为和谐社会直接承载体的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们的生活、生活质量问题，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即是以“生活为本”。因而社会建设为“四位一体”的其他三个建设提供目标和价值系统；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构成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持系统和基础。
其次，在“生活／生产互构”的框架中，我们在高度注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高度注重生活的本源地位和建构功能。这对于实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方法论意义。
第一，在理论框架中突出生活的本源地位就是突出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地位。因为生活的主体是人，生活就是人的生命形态。人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是通过生存、发展、享受等日益丰富的需要的满足实现的，而生活需要的满足、生活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生活活动“自我生产本身”的方式实现的。因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便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只能是对人的人性的确证，对人的感性生活的确证。生活和生产统一起来本应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态，但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中生产却成了异化自我的生产，我们当今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就是消除发展的异化形式。
第二，人的生活的日益丰富性要求社会生产的全面性。当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是主要的，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生活需要领域的扩大，人们的生产活动就不限于物质生产，也要从事精神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了。马克思甚至说，人与动物的肉体需要不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时开始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类的物质生产越发达，那么人类对满足享受、发展的需要越强烈，对非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也就越多，越需求生产的全面性和超出物质需要的范围。需要指出的是，手工业文明早期阶段发展水平所限，马克思十分强调物质生产的地位和作用，但到了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的社会生产更加具有 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性质，在发达国家物质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非物质经济已成为主要领域，这正是人们需求结构变化的反映。
第三，生活为生产提出“美”的要求。马克思特别强调，“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的生产不仅是全面的。也应是和谐的和“诗性”的，“美的规律”就是和谐。而这些正是人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的结果，也就是人的生活需要规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活赋予生产以全面性、诗性和价值导向，而离开了生活谈生产，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必然违背“生活的生产”的内在逻辑而成为异化的生产。
第四，生活规定了全部生产活动必须以具体的个人的自我性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人学”的时候必须强调，马克思所讲的“人”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不同，他是指“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人。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必然依据自由意志的选择性来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每个人的个性面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另一方面，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世界”只能是特定的个人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有着独特的个人生活需要，因而社会生产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人来谋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财富的创造必须具体落实到“我的”、“你的”、“他的”每个人的生活需求的满足上，从而使个人真正体现为生活的主人和主体，成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幸福应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和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这就是“生活的生产”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基于“生活的生产”思想，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构成马克思的思想精髓。
再次，我们还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系统问题。在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物质生产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以及用社会的其他单项要素、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决定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等等。还有的学者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因素的“社会发展综合动力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但即使这种“综合动力论”也没有脱离生产本位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只不过把物质因素以外的非经济因素看成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成分，这只不过是一种“全面生产”的观点，生活活动仍在视野之外。其实，从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复杂系统的观点看，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能不包括全部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以及两者相互作用构成的活动系统。因此，我们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不仅要考察生产力，也要考察“生活力”，忽视了生活力的作用，是不能营造出和谐的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的。
强调“生活力”在社会整体变迁中的重要动力作用，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向。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马克思曾从人的自由度和人的发展状态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相继演进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未来以“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引人的自由和发展状态同人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因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实现形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根据上述思想，笔者在1988年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的视角概括了人类社会形态三阶段的宏观变迁的脉络。即：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生产和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分开来，并以维持生存的生产“吞没”生活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工业时代，生产和生活分离，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取得的巨大进步，但生产往往以异化的形态出现；而在未来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和生活将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归于一体化。但如果说第一阶段体现的生产吞没生活的话，那么到了新的第三个阶段将体现为生活方式涵盖生产方式，超越生存需要的“真正生产”将成为生活的内容。
到那时，生产消融在生活之中了，即生产力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生活力的组成部分，工作和休闲的界线模糊了，人们只用很少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就可以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了，并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化”了，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个人的“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从而历史真正进入了以人本身发展为目的的时代，“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因此到了未来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动力真正成了“生活力”。
上述的“三形态”演进过程，也可以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变迁脉络：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进行“物”的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产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物”的关系；当解决生存问题的“物”的生产已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时候，人类才开始了“真正的生产”，即“生活的生产”、人的全面“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活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生产型社会”向“生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个社会变迁的连续体表明，在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的“属人性”、“属生活性”是不同的。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越是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属人性”、“属生活性”越突出，人自身的发展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日益成为社会主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也反映了中国的超越式的“新型现代化”的性质。“新型现代化”就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确保每个人自由发展，平衡生活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贯彻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都可以从“生活的生产”社会理论建构中得到支持。
(责任编辑：何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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