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书法陷入文化缺失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危机。时代洪流中当代书法坚守汉字文化与民族美学。平衡精英与大众的博弈，增进主流文化认同，融合时代精神，开辟当代书法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凝结深沉持久的文化自信力，是当代书法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新生之路。
关键词：现代文明;生存危机;价值诉求;新生之路
中图分类号：J29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92-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13
一、逻辑起点：现代文明碾压下书法艺术的彷徨与挣扎
在農耕经济温而不躁的庇佑下，中国书法优游卒岁、独往独来，以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玄奥魅力倾倒了攘攘众生。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入侵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形态。全球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无可选择的历史际遇，书法也无可避免地现代性所改写。
（一） 语境与思维的变迁
书法艺术之高妙，在于其摒弃万紫千红与万千具象，只在黑与白、点与画的极简色彩与形式中，以物质之技法表现气、象、力、和，以及意、境、法、势、神、韵等抽象之“道”。道技之间必须通过丰厚的学识与修养来维持其通达和畅，故书家既要精于技艺，又须澄怀味象，如此方能将实用之书写升华为艺术，又始终扎根于汉字与文化的土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近现代以来，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传统的目录学的取代、白话运动的兴起、大量西方词汇的涌入、汉字简化方案推行等林林总总的冲击与消解之下，延续千年的繁体字与文言文淡出历史舞台，书法丧失了传统文化谱系中的崇高地位和普及的基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与传统语境趋于消逝。而更深重的危机在于以神统形的文言思维特征被以逻辑和科学的形式肢解，隐含其中的文化精神与内涵在时代浪潮中淡化与稀释。“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韩愈为学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所思，茫乎其所迷” [2]，一生涵泳其间，方能得其三昧。反观当代基础教育中文言教学的孱弱，时人已很难感悟到本土文化抽象多变的艺术风格、行云流水的跌宕气韵和典雅凝练的意境格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绝唱，蕴含于笔墨与文言中的源远流长、习焉不察的人文情怀与生命精神渐行渐远。
（二）本体的生存危机
只要时间不灭，一切价值形式终将面临危机与挑战。书法之“技法”在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而“美”的范畴却终是有限的。千年发展中，技法的日益精确而深入对主体思想与心理逐渐形成重负，甚至成为一种禁锢。如果“法”从实现美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便会削弱甚至剥夺主体对美的主动追求和自然感悟。由此，法的稳固与意兴的表达便成为一对矛盾贯穿书史始终，两者在地位的转换中推动着风格的更迭，相对平衡的时代即成为书法本体发展的巅峰：魏晋以自然合一获得了静态的中和之美，隋唐则以两极互补获得了动态的极则之美。至宋以降，书意愈少天真，多意匠，已然失去了生命的原创动力，法无限与意有限的悖论使书法不得已下行于漫漫长坡。20世纪源于日本的“现代书法”以其极具视觉冲击的形式携同西方的美学思潮漂洋过海，强烈地撼动了民族审美艺术观和中国书法自我价值的判定。传统书法文化的审美价值被泛化和切割，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被悬置，西格中的简单套用无异于削足适履。现代、后现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艺术书法、民间书法乱象丛生，“颜书”的雄强意蕴变成霸悍作风、“米字”的八面出锋演绎为用笔的起倒俯仰、碑刻的斑驳蚀化堂皇成为标榜一世的个性标志，色彩、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都可称为媒体大肆炫扬的“创新”，书法精英文化在世俗的大众文化面前无力招架而“躲进小楼成一统”。
（三）知识体系的分割泛化
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书法终于摆脱了实用的囹圄，实现了艺术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完成了书法向书法学的蜕变，然而其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却与现代教育学科体制如此的格格不入。农耕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脉塑造了以天下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刚健豁达、具有高度整合力和包容力的文化教育体系，也注定了中国艺术无法秉持分离型的思维方式。“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书画印”兼修是宋元之后中国文人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直到清末民元以后，现代学制的引入开启了制度层面的学科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化体制，彻底转变了传统教育的文化样态与艺术教育格局：诗词归于文学之下，中国画单设专业或为美术学的一个方向，而书法与篆刻则共生于书法学之下，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被切割分化。即使在精英教育阶段，古代汉语、文字学、古代文学和历史等理论课程也只以泛修养式的立场存在，课程序列本末倒置、逻辑顺序和内容缺乏衔接、技法与理论比例失调等问题普遍存在。学养的匮乏使创作经常出现草法、篆法错误乃至是错字、别字，不通音韵平仄，浅近文言文写作更是难望项背。古代书法杰作的性灵、情感、学养、品格都是顺势而出，而刻意精心书写甚至构思设计，难免使书作沦为线条与空间的切割造型艺术。
二、价值诉求：时代洪流中对汉字文化与民族美学的坚守
虽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趋于解体，生存环境与参与功能遭到严重贬抑，但当代书法仍然以顽强的适应性，维护着自身的合理存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3]五千年悠悠历史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璀璨文明和创新图强的文化精神，我们不能脱离书法生息的土壤，抛却千年的文化积淀，更不可数典忘祖，颠覆一脉相承的传统。同样也不能因袭守旧，不思变通，或是立身于时代之外，独善其身，植根传统文化沃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是当代书法可持续发展的起点与归宿。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信息多元发展、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制衡博弈的今天，精英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护尤为重要。精英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它对文化理念的创造、诠释与守护决定了文化传承的内涵与方式。 （一） 守护汉字文化
书法自古即是“君子之艺”，与文字的不解之缘使它根深蒂固地成为国人最深厚的文化情结。汉字与汉字构筑的语言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动力与灵魂载体，更是其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书法的根性力量，即在于对汉字文化的绵延传承。悠悠千载，无论是记录文字、抄录经典，抑或是传承文学、表情达性，书法始终都不曾超出文字内容本身，赋予文字的所有观念与内涵自然移注于书法之中。汉文字的表意性、音韵与形体的整齐性是艺术的时空之美生发的基础，汉字的字形与其无限的组合性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中华文化是世界所有古老民族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成系统从未破碎，纵横几万里囊括泽披而从未中断。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元曲，代代相袭的吟诵与书写，一字一句地将最深沉的民族情感追求植入国人灵魂的深处，也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文字载体的制约下，书法无法像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纯艺术化、纯表现化，其时空意蕴、线条内涵时常在文字内容中消弭变形，情感的跃动也易在对历史文化的理性趋附中失去原始的力度，但它却得以立足于现实生活，厚积而薄发，在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延绵千年、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是比艺术本身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文言是中国文化的根。守护汉字文化首先要执守书写文言的立场，这不仅是一种情节与使命，更是文言与书法诸多相同的特质所决定的。文言与书法都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与象征，汉魏六朝以后文言即非“芸芸鄙野之徒”所能涉猎，仅为“士农工商”中的“士”在官方和正式撰文时使用，也因此形成了典雅凝练的文化特征。两者同以中国本土儒道哲学为审美与意蕴的理论发端，都体现着以神统形的传统民族思维特征。语言是表现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重大特征之一，不同于西方思维影响下的现代汉语，文言以描述物象、情理等方式来表达意象，如古代书论中“体万物以成形”[4]、“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5]等论述，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抽象性。文言是一种必须联系语言环境作动态分析的語言，文法灵活多变，也因此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词无定性，入句后可充当句子的任何成分，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是不折不扣的古汉语风格，仅以名词罗列完成，诗情画意却流溢于言辞之外;从总体格局上看，文言注重跌宕起伏，回环婉转的“文气”，形式上纵横开合、发散驰骋，在一个主题下，任意铺排、四向绵延，在节奏上力免呆板单一，形成了极具民族性的流水式的格局。古代书法杰作都是实用的文字遗迹，功夫之外，性灵、情感、学养、品格都是顺势而出，文言的缺失使我们丧失了古人的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所以在表达抽象的书法艺术之时，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刻意精心书写甚至构思设计，形模之作自然难以“道化自然”。文言的学习应是书法精英人才的必修课与基本功，对古语缺少敬畏情感与驾驭能力，仅满足于复制前人诗作的书法艺术是没有灵魂的。
（二）守护民族美学
一个民族的艺术审美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并以极大的惯性作用于本民族的整体与个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其差异实质是中西文化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学重于形式，追求对自然之形体、构造之美的沉静而笃实的再现;而中国美学源于心性，表现的是无限时空中，天地万物圆融和谐、生生不息的生命气韵。中国古代并无明确的美学概念，古人的审美意识普泛化地渗透在一般的文化形态之中，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不是‘美’，只抓住一个‘美’字根本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体系。”[6]“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儒、道）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7]如果不了解儒道深微奥妙的宇宙观与人生哲理，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艺术。书法作品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书法传统是一种上升至哲学层面的体现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精神存在”，书法的美既体现了中国哲学道法自然、圆融和谐的审美观，更体现了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的生命之美。以西学逻辑和科学的形式化阉割书法以形统神的表现方式，当代人将难以体悟笔墨承载的文化底蕴与生命精神。书法美学走向当代，必须要承续中国民族美学之慧根，在坚持执守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上，发掘和激活本土审美经验和理论资源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的美学基因，找到现代学科建制与传统文化的最大契合点，构建起传承中华文明、以中国话语言说中国心灵的当代书法美学体系。
书法是创作主体情感的流露和精神的外化，所以书法家的养成，首先是一个主体精神的养成问题。个体的艺术实践相对于整部书法史的浩瀚无垠，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的社会实践总是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进行，但正是这有限的知识，对其主体审美倾向、性格塑造和修养提升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士大夫精神之中。“士志于道”，士大夫精神的实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在社会的深刻变革下，当代中国出现了精英阶层的普遍性精神迷失，已经无法以人格精神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引领健康向上的时代风尚。士大夫精神是经过千百年积淀而成的君子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生命和精神动力之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士大夫精神。体悟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与情怀，能够塑造和谐、坚韧、超越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的理想境界。“尽心、知命、事天”的儒家美学设定了书法审美的意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家美学拓展了书法的审美精神，“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的禅宗美学提升了书法的审美境界。“儒家推己及物，发挥无限的仁爱与同情，普及一切众生与存在，视万物一体同仁，分享神圣生命中之共同福祉。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将一己小我之知能才性，与在时间化育历程中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宇宙生命，互摄交融，而与天地参矣。”[8]“生于忧患死于安乐”[9]的忧患意识涵养了中国人自强不息、豁达积极、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人造机巧永远无法与自然造化相媲美，沉潜深思，用心体悟天地万物，在物我合一的境界中赋予生命永恒的意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超越与生命的自由扩展中，先贤之心灵找到了诗意的栖居，“致虚极，守静笃”[10]，忘乎生死，不待虚名，尘俗尽褪，化万千气象于笔底波澜。 三、淬炼转型：书法艺术践履时代使命的新生之路
直面问题与挑战，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赋予传统书法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孕育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书法文化形态，是当代书法精英人士艰巨伟大的使命。让精英书法文化与精神从庙堂高阁走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贡献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传承文化薪火，凝结深沉持久的文化自信力，是当代书法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新生之路。
（一）平衡精英与大众的博弈，增进主流文化认同
“大众和精英，在人文领域一直是两个对应的概念，并与雅俗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11]，当日益普及化的文化艺术产品真正感知到精英观在其体内闪烁不朽的时刻，雅俗之间的狭隘壁垒就会在局部消弭。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稳定到变迁再到稳定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只有充满时代感与自省精神的精英文化才能够在历史的荡涤中成为时代风格而源远流长。传统与现代都是动态的存在，当代即是延续的传统，书法若为标新立异而割裂传统，囿于形式主义藩篱而蜕化为疏泄心绪或怡情养性的线条艺术，则无异于自断根脉与动力。实用与审美并行不悖，是中华民族思维特征的体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的信条与“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无可无不可”的圆融如一股潜流始终流淌于中华文化的机体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果主体情感的抒发完全失去了客体形式的约束与规范，就只会沦为极为简单原始的宣泄。书艺之所以高妙，在于既要通过技巧表现客体之形，又要完成主体情感意趣的抒发，用心领悟以通物我合一之境。
纯艺术立场不仅违背书法本体特征，也不适应时代发展。在当代，虽然书法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实用功能趋于解体，但其美育与文化符号的功能却以巨大的历史惯性与顽强的适应性，在文化复兴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中大有可为。经济繁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对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时大众艺术的粗糙、肤浅与反叛，社会整体的艺术品位和格调在的不断地提升，摇滚与伤痕等曾经火热的艺术早已冷却，新生代已经失去了对沉痛压抑的共鸣，他们更能欣赏安静和谐、清新雅致的美。书法艺术无论以何种字体表现，大众的审美情愫总是始于文字的识读，无论用于公共场所还是普通家庭的装饰之需，都不可能摒弃文辞的选择。艺术源于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艺术回归于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也是艺术家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与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綜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给予极大的关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书法以独树一帜的形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知与接受。文化战略下书法的走向世界，是与国家经济及背后的文化支撑协同输出的，其意义早已超越书法本身，它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幽邃的哲学智慧和积健为雄的民族精神，是攸关中国的软实力运用与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文化符号。
（二）融合时代精神，开辟当代书法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复兴的时代为书法这门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阵地，高等书法教育改革必须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以时代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与动力，人才培养、学术贡献都必然以服务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为指归，切勿孤芳自赏。通过审时度势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不断充实学科知识体系，培养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高级人才和学术成果，以核心阵地的地位引领书法学科整体健康发展，并以人才和学术研究的形式反哺于社会。在实施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分层、多元培养是解决学科综合性过强、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就业市场人才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的思路之一。硕博阶段可致力于理论与创作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保障学科整体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本科以基本文化与专业素养养成为基础，从书法基础教育和书法实用功能两个方向规划课程体系。普及书法教育必须通过师资的培养来实现，与国民审美素养提升紧密结合是时代之需，更是书法学科生存与发展之亟。目前，基础教育书法专业师资严重匮乏与高校书法专业学生就业无门形成巨大反差。大批书法专业人才充实到基础教育中，不仅利于突破当下书法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更可期待未来生源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这是书法学科实现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艺术市场研究与室内装潢、书籍装帧及各种数字媒体技术中书法元素的应用也需要大量书法专业人才，互联网发展的高阶时代，创新方式且有力有效地传播、再现书法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是构建书法文化形象、实现书法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调整书法学科整体布局，将书法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团体民办书法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形成分层次的社会大教育体系。以前沿学科成果为引领，使书法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知识与技能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的审美品格、精神境界，并通过国人对书法认识和实践的普遍提升，保障和推动书法学科整体发展。不同类型、层次的书法教育既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社会美育的总目标，又具有各自发展特点和特色的教育指向。形成由浅入深，由兴趣培养向专业研究，由审美引导向文化传承的大格局。
学术新动态、新成果为当代书法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实现开辟了新天地。“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12]，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是承载传统文化、嬗递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五千年巍巍华夏曾历经无数浩劫，屡遭厄运的古籍大量亡佚残缺，那些启迪智慧、形成并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轴心时代的巨著《春秋》《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等，只能在口口相传与冰冷的印刷书籍中成为人们心中不灭的经典。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的纵横择交、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和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山王鼎等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与帛书，这不仅是历史、考古、文字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对于书法研究的意义也无可估量。朱德熙、裘锡圭等众多学者在文字内容考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书法领域却显得格外沉寂。从书法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文字正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隶变”期，审美意趣与原创精神极致彰显，文字面貌异彩纷呈，或朴拙雄强，或奇崛诡异，或散逸疏放，如同那段波谲云诡、瑰丽恣肆的历史一般，让人心潮澎湃。无论是将率真恣肆的先秦风貌再现于展厅，还是应用于古籍校抄，重塑经典原貌等饱含民族情感与文化情结工作，不仅有利于书法艺术重拾人文情怀与文化厚度，更可使书法创作追根溯源，从文字发展的源头觅得生机与灵感。诚然，文本的校对、书体的选择、风格的确定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书法专业理论与技能，也正因如此，才更彰显书法与古典文化的血脉亲缘，并促进学书人士对书法文化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发展的思索。此外，古籍整理出版是国家文化精品传承战略，也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中心。信息处理功能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高、《隶变研究》《春秋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以及每批出土楚简文字编等所有的古文字工具书等，为古籍的检索整理、简牍字迹辨认提供极大便利。踏寻前人的足迹，顺乘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以春秋战国文字研究为基础进行书法创作，校抄复原先秦经典古籍或可成为书法艺术寻回失落的文化底蕴与情怀精神的觉醒之路。
参考文献：
[1] 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M].津逮秘书本.
[2]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M].马其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0.
[3] 刘等.旧唐书（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6.
[4] 虞世南.笔髓论·契妙[M]//王伯敏，等.书学集成（汉—宋）.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107.
[5] 张长虹.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清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369.
[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4.
[7]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213.
[8] 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397.
[9]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3.
[10] 王弼.王弼集校释（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7.
[11] 张鹏.雅俗之间——文化艺术产品的普及化与精英观[J].观察家，2017（12）：21.
[12] 冯天瑜.“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由先父冯永轩《藏墨》说开去[N].文汇报，2015-11-06（A11）.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现代文明;生存危机;价值诉求;新生之路
中图分类号：J29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92-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13
一、逻辑起点：现代文明碾压下书法艺术的彷徨与挣扎
在農耕经济温而不躁的庇佑下，中国书法优游卒岁、独往独来，以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玄奥魅力倾倒了攘攘众生。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入侵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形态。全球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无可选择的历史际遇，书法也无可避免地现代性所改写。
（一） 语境与思维的变迁
书法艺术之高妙，在于其摒弃万紫千红与万千具象，只在黑与白、点与画的极简色彩与形式中，以物质之技法表现气、象、力、和，以及意、境、法、势、神、韵等抽象之“道”。道技之间必须通过丰厚的学识与修养来维持其通达和畅，故书家既要精于技艺，又须澄怀味象，如此方能将实用之书写升华为艺术，又始终扎根于汉字与文化的土壤，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近现代以来，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对传统的目录学的取代、白话运动的兴起、大量西方词汇的涌入、汉字简化方案推行等林林总总的冲击与消解之下，延续千年的繁体字与文言文淡出历史舞台，书法丧失了传统文化谱系中的崇高地位和普及的基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与传统语境趋于消逝。而更深重的危机在于以神统形的文言思维特征被以逻辑和科学的形式肢解，隐含其中的文化精神与内涵在时代浪潮中淡化与稀释。“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韩愈为学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所思，茫乎其所迷” [2]，一生涵泳其间，方能得其三昧。反观当代基础教育中文言教学的孱弱，时人已很难感悟到本土文化抽象多变的艺术风格、行云流水的跌宕气韵和典雅凝练的意境格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绝唱，蕴含于笔墨与文言中的源远流长、习焉不察的人文情怀与生命精神渐行渐远。
（二）本体的生存危机
只要时间不灭，一切价值形式终将面临危机与挑战。书法之“技法”在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而“美”的范畴却终是有限的。千年发展中，技法的日益精确而深入对主体思想与心理逐渐形成重负，甚至成为一种禁锢。如果“法”从实现美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便会削弱甚至剥夺主体对美的主动追求和自然感悟。由此，法的稳固与意兴的表达便成为一对矛盾贯穿书史始终，两者在地位的转换中推动着风格的更迭，相对平衡的时代即成为书法本体发展的巅峰：魏晋以自然合一获得了静态的中和之美，隋唐则以两极互补获得了动态的极则之美。至宋以降，书意愈少天真，多意匠，已然失去了生命的原创动力，法无限与意有限的悖论使书法不得已下行于漫漫长坡。20世纪源于日本的“现代书法”以其极具视觉冲击的形式携同西方的美学思潮漂洋过海，强烈地撼动了民族审美艺术观和中国书法自我价值的判定。传统书法文化的审美价值被泛化和切割，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被悬置，西格中的简单套用无异于削足适履。现代、后现代、新古典主义、学院派、艺术书法、民间书法乱象丛生，“颜书”的雄强意蕴变成霸悍作风、“米字”的八面出锋演绎为用笔的起倒俯仰、碑刻的斑驳蚀化堂皇成为标榜一世的个性标志，色彩、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艺都可称为媒体大肆炫扬的“创新”，书法精英文化在世俗的大众文化面前无力招架而“躲进小楼成一统”。
（三）知识体系的分割泛化
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书法终于摆脱了实用的囹圄，实现了艺术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完成了书法向书法学的蜕变，然而其强烈的“本土化”特征却与现代教育学科体制如此的格格不入。农耕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脉塑造了以天下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刚健豁达、具有高度整合力和包容力的文化教育体系，也注定了中国艺术无法秉持分离型的思维方式。“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书画印”兼修是宋元之后中国文人画家追求的至高境界。直到清末民元以后，现代学制的引入开启了制度层面的学科分化，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文化体制，彻底转变了传统教育的文化样态与艺术教育格局：诗词归于文学之下，中国画单设专业或为美术学的一个方向，而书法与篆刻则共生于书法学之下，它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被切割分化。即使在精英教育阶段，古代汉语、文字学、古代文学和历史等理论课程也只以泛修养式的立场存在，课程序列本末倒置、逻辑顺序和内容缺乏衔接、技法与理论比例失调等问题普遍存在。学养的匮乏使创作经常出现草法、篆法错误乃至是错字、别字，不通音韵平仄，浅近文言文写作更是难望项背。古代书法杰作的性灵、情感、学养、品格都是顺势而出，而刻意精心书写甚至构思设计，难免使书作沦为线条与空间的切割造型艺术。
二、价值诉求：时代洪流中对汉字文化与民族美学的坚守
虽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趋于解体，生存环境与参与功能遭到严重贬抑，但当代书法仍然以顽强的适应性，维护着自身的合理存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3]五千年悠悠历史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璀璨文明和创新图强的文化精神，我们不能脱离书法生息的土壤，抛却千年的文化积淀，更不可数典忘祖，颠覆一脉相承的传统。同样也不能因袭守旧，不思变通，或是立身于时代之外，独善其身，植根传统文化沃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是当代书法可持续发展的起点与归宿。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信息多元发展、大众文化与雅文化制衡博弈的今天，精英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守护尤为重要。精英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它对文化理念的创造、诠释与守护决定了文化传承的内涵与方式。 （一） 守护汉字文化
书法自古即是“君子之艺”，与文字的不解之缘使它根深蒂固地成为国人最深厚的文化情结。汉字与汉字构筑的语言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动力与灵魂载体，更是其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书法的根性力量，即在于对汉字文化的绵延传承。悠悠千载，无论是记录文字、抄录经典，抑或是传承文学、表情达性，书法始终都不曾超出文字内容本身，赋予文字的所有观念与内涵自然移注于书法之中。汉文字的表意性、音韵与形体的整齐性是艺术的时空之美生发的基础，汉字的字形与其无限的组合性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中华文化是世界所有古老民族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上下五千年自成系统从未破碎，纵横几万里囊括泽披而从未中断。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元曲，代代相袭的吟诵与书写，一字一句地将最深沉的民族情感追求植入国人灵魂的深处，也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文字载体的制约下，书法无法像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纯艺术化、纯表现化，其时空意蕴、线条内涵时常在文字内容中消弭变形，情感的跃动也易在对历史文化的理性趋附中失去原始的力度，但它却得以立足于现实生活，厚积而薄发，在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延绵千年、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是比艺术本身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
文言是中国文化的根。守护汉字文化首先要执守书写文言的立场，这不仅是一种情节与使命，更是文言与书法诸多相同的特质所决定的。文言与书法都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与象征，汉魏六朝以后文言即非“芸芸鄙野之徒”所能涉猎，仅为“士农工商”中的“士”在官方和正式撰文时使用，也因此形成了典雅凝练的文化特征。两者同以中国本土儒道哲学为审美与意蕴的理论发端，都体现着以神统形的传统民族思维特征。语言是表现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重大特征之一，不同于西方思维影响下的现代汉语，文言以描述物象、情理等方式来表达意象，如古代书论中“体万物以成形”[4]、“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5]等论述，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抽象性。文言是一种必须联系语言环境作动态分析的語言，文法灵活多变，也因此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词无定性，入句后可充当句子的任何成分，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是不折不扣的古汉语风格，仅以名词罗列完成，诗情画意却流溢于言辞之外;从总体格局上看，文言注重跌宕起伏，回环婉转的“文气”，形式上纵横开合、发散驰骋，在一个主题下，任意铺排、四向绵延，在节奏上力免呆板单一，形成了极具民族性的流水式的格局。古代书法杰作都是实用的文字遗迹，功夫之外，性灵、情感、学养、品格都是顺势而出，文言的缺失使我们丧失了古人的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所以在表达抽象的书法艺术之时，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刻意精心书写甚至构思设计，形模之作自然难以“道化自然”。文言的学习应是书法精英人才的必修课与基本功，对古语缺少敬畏情感与驾驭能力，仅满足于复制前人诗作的书法艺术是没有灵魂的。
（二）守护民族美学
一个民族的艺术审美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并以极大的惯性作用于本民族的整体与个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普遍性。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其差异实质是中西文化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学重于形式，追求对自然之形体、构造之美的沉静而笃实的再现;而中国美学源于心性，表现的是无限时空中，天地万物圆融和谐、生生不息的生命气韵。中国古代并无明确的美学概念，古人的审美意识普泛化地渗透在一般的文化形态之中，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不是‘美’，只抓住一个‘美’字根本不可能把握中国古典美学体体系。”[6]“如果从艺术史来看，则整个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创造精神，正是这两家（儒、道）在哲学上所表现的思想”。[7]如果不了解儒道深微奥妙的宇宙观与人生哲理，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艺术。书法作品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书法传统是一种上升至哲学层面的体现中华民族理性与智慧的“精神存在”，书法的美既体现了中国哲学道法自然、圆融和谐的审美观，更体现了气韵生动、天人合一的生命之美。以西学逻辑和科学的形式化阉割书法以形统神的表现方式，当代人将难以体悟笔墨承载的文化底蕴与生命精神。书法美学走向当代，必须要承续中国民族美学之慧根，在坚持执守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上，发掘和激活本土审美经验和理论资源中具有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的美学基因，找到现代学科建制与传统文化的最大契合点，构建起传承中华文明、以中国话语言说中国心灵的当代书法美学体系。
书法是创作主体情感的流露和精神的外化，所以书法家的养成，首先是一个主体精神的养成问题。个体的艺术实践相对于整部书法史的浩瀚无垠，都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的社会实践总是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进行，但正是这有限的知识，对其主体审美倾向、性格塑造和修养提升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士大夫精神之中。“士志于道”，士大夫精神的实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在社会的深刻变革下，当代中国出现了精英阶层的普遍性精神迷失，已经无法以人格精神力量和道德表率作用引领健康向上的时代风尚。士大夫精神是经过千百年积淀而成的君子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生命和精神动力之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正是士大夫精神。体悟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与情怀，能够塑造和谐、坚韧、超越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的理想境界。“尽心、知命、事天”的儒家美学设定了书法审美的意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家美学拓展了书法的审美精神，“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的禅宗美学提升了书法的审美境界。“儒家推己及物，发挥无限的仁爱与同情，普及一切众生与存在，视万物一体同仁，分享神圣生命中之共同福祉。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将一己小我之知能才性，与在时间化育历程中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宇宙生命，互摄交融，而与天地参矣。”[8]“生于忧患死于安乐”[9]的忧患意识涵养了中国人自强不息、豁达积极、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人造机巧永远无法与自然造化相媲美，沉潜深思，用心体悟天地万物，在物我合一的境界中赋予生命永恒的意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超越与生命的自由扩展中，先贤之心灵找到了诗意的栖居，“致虚极，守静笃”[10]，忘乎生死，不待虚名，尘俗尽褪，化万千气象于笔底波澜。 三、淬炼转型：书法艺术践履时代使命的新生之路
直面问题与挑战，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赋予传统书法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孕育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书法文化形态，是当代书法精英人士艰巨伟大的使命。让精英书法文化与精神从庙堂高阁走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贡献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传承文化薪火，凝结深沉持久的文化自信力，是当代书法化解危机，实现复兴的新生之路。
（一）平衡精英与大众的博弈，增进主流文化认同
“大众和精英，在人文领域一直是两个对应的概念，并与雅俗审美趣味联系在一起”[11]，当日益普及化的文化艺术产品真正感知到精英观在其体内闪烁不朽的时刻，雅俗之间的狭隘壁垒就会在局部消弭。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稳定到变迁再到稳定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只有充满时代感与自省精神的精英文化才能够在历史的荡涤中成为时代风格而源远流长。传统与现代都是动态的存在，当代即是延续的传统，书法若为标新立异而割裂传统，囿于形式主义藩篱而蜕化为疏泄心绪或怡情养性的线条艺术，则无异于自断根脉与动力。实用与审美并行不悖，是中华民族思维特征的体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的信条与“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无可无不可”的圆融如一股潜流始终流淌于中华文化的机体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果主体情感的抒发完全失去了客体形式的约束与规范，就只会沦为极为简单原始的宣泄。书艺之所以高妙，在于既要通过技巧表现客体之形，又要完成主体情感意趣的抒发，用心领悟以通物我合一之境。
纯艺术立场不仅违背书法本体特征，也不适应时代发展。在当代，虽然书法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实用功能趋于解体，但其美育与文化符号的功能却以巨大的历史惯性与顽强的适应性，在文化复兴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中大有可为。经济繁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对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时大众艺术的粗糙、肤浅与反叛，社会整体的艺术品位和格调在的不断地提升，摇滚与伤痕等曾经火热的艺术早已冷却，新生代已经失去了对沉痛压抑的共鸣，他们更能欣赏安静和谐、清新雅致的美。书法艺术无论以何种字体表现，大众的审美情愫总是始于文字的识读，无论用于公共场所还是普通家庭的装饰之需，都不可能摒弃文辞的选择。艺术源于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艺术回归于生活的最好方式之一，也是艺术家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与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綜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世界对中国文化给予极大的关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书法以独树一帜的形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知与接受。文化战略下书法的走向世界，是与国家经济及背后的文化支撑协同输出的，其意义早已超越书法本身，它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幽邃的哲学智慧和积健为雄的民族精神，是攸关中国的软实力运用与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文化符号。
（二）融合时代精神，开辟当代书法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化复兴的时代为书法这门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专业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阵地，高等书法教育改革必须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以时代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与动力，人才培养、学术贡献都必然以服务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为指归，切勿孤芳自赏。通过审时度势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不断充实学科知识体系，培养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高级人才和学术成果，以核心阵地的地位引领书法学科整体健康发展，并以人才和学术研究的形式反哺于社会。在实施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分层、多元培养是解决学科综合性过强、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就业市场人才同质化竞争激烈等问题的思路之一。硕博阶段可致力于理论与创作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保障学科整体知识生产与创新能力;本科以基本文化与专业素养养成为基础，从书法基础教育和书法实用功能两个方向规划课程体系。普及书法教育必须通过师资的培养来实现，与国民审美素养提升紧密结合是时代之需，更是书法学科生存与发展之亟。目前，基础教育书法专业师资严重匮乏与高校书法专业学生就业无门形成巨大反差。大批书法专业人才充实到基础教育中，不仅利于突破当下书法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更可期待未来生源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这是书法学科实现生态平衡和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艺术市场研究与室内装潢、书籍装帧及各种数字媒体技术中书法元素的应用也需要大量书法专业人才，互联网发展的高阶时代，创新方式且有力有效地传播、再现书法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是构建书法文化形象、实现书法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调整书法学科整体布局，将书法教育纳入公民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团体民办书法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形成分层次的社会大教育体系。以前沿学科成果为引领，使书法所蕴含的文化、艺术知识与技能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民的审美品格、精神境界，并通过国人对书法认识和实践的普遍提升，保障和推动书法学科整体发展。不同类型、层次的书法教育既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社会美育的总目标，又具有各自发展特点和特色的教育指向。形成由浅入深，由兴趣培养向专业研究，由审美引导向文化传承的大格局。
学术新动态、新成果为当代书法研究与文化传承的实现开辟了新天地。“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12]，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是承载传统文化、嬗递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五千年巍巍华夏曾历经无数浩劫，屡遭厄运的古籍大量亡佚残缺，那些启迪智慧、形成并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轴心时代的巨著《春秋》《左传》《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等，只能在口口相传与冰冷的印刷书籍中成为人们心中不灭的经典。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的纵横择交、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和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山王鼎等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与帛书，这不仅是历史、考古、文字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对于书法研究的意义也无可估量。朱德熙、裘锡圭等众多学者在文字内容考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书法领域却显得格外沉寂。从书法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文字正处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隶变”期，审美意趣与原创精神极致彰显，文字面貌异彩纷呈，或朴拙雄强，或奇崛诡异，或散逸疏放，如同那段波谲云诡、瑰丽恣肆的历史一般，让人心潮澎湃。无论是将率真恣肆的先秦风貌再现于展厅，还是应用于古籍校抄，重塑经典原貌等饱含民族情感与文化情结工作，不仅有利于书法艺术重拾人文情怀与文化厚度，更可使书法创作追根溯源，从文字发展的源头觅得生机与灵感。诚然，文本的校对、书体的选择、风格的确定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书法专业理论与技能，也正因如此，才更彰显书法与古典文化的血脉亲缘，并促进学书人士对书法文化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发展的思索。此外，古籍整理出版是国家文化精品传承战略，也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的中心。信息处理功能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高、《隶变研究》《春秋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以及每批出土楚简文字编等所有的古文字工具书等，为古籍的检索整理、简牍字迹辨认提供极大便利。踏寻前人的足迹，顺乘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以春秋战国文字研究为基础进行书法创作，校抄复原先秦经典古籍或可成为书法艺术寻回失落的文化底蕴与情怀精神的觉醒之路。
参考文献：
[1] 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M].津逮秘书本.
[2]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M].马其溯，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0.
[3] 刘等.旧唐书（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6.
[4] 虞世南.笔髓论·契妙[M]//王伯敏，等.书学集成（汉—宋）.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107.
[5] 张长虹.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清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369.
[6]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4.
[7]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213.
[8] 方东美.生生之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397.
[9] 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3.
[10] 王弼.王弼集校释（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7.
[11] 张鹏.雅俗之间——文化艺术产品的普及化与精英观[J].观察家，2017（12）：21.
[12] 冯天瑜.“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由先父冯永轩《藏墨》说开去[N].文汇报，2015-11-06（A11）.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