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往往只是权力的注脚。
　　善于化繁为简是读书人一项极其了不起的本领，既需要很好的“量识”，也要很好的“见识”，既需要对知识的广泛博览，也需要对世界的深刻思考。厚厚的中国思想史，可以写成汗牛充栋的体量，也可以写成郭建龙先生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一书那样，去繁就简，直入问题的本质。他在书中要探讨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问题：这两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里都在想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在“五四”之前，可以用“法儒道释”四个字囊括。相比当下热闹的哲学院和“国学复兴”，在近代从日本引入“哲学”这个词之前，中国人对哲学并没有什么想象。反复被提及的只有“道”一词，就是说法、门道、路子。治国需要“法道”，处世需要“儒道”，修身养性需要“道道”，出世避世需要“释道”。
　　郭建龙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跟他所写的《中央帝国的财税密码》一样，是从西汉开始的。
　　众所周知，西汉时代有个赫赫有名的关键词“大一统”。这是先秦自由时代法儒两家交合的产物。经历过秦末大乱，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学，面对统一的帝国，都有一个负责整体解释的需求。
　　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后，全新的秩序需要全新的解释。中国的读书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更早心领神会了一条腾达之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汉帝国比秦帝国更注重“哲学”，从刘邦开始到东汉末年，光皇帝亲自主持的学术大讨论，如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就有很多次。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争论不休，《公羊传》之类的解经之学和《春秋繁露》这样的谶纬之学交替并行。没有清晰的概念，也没有公认的逻辑体系，要说这些争论究竟如何，简而言之，鸡同鸭讲。
　　就在这漫长但质量并不高的切磋中，儒学变成了儒教，勉强给中国人的认识打了一个“大一统”的底色。尊卑高下，至少能勉强给予一份心安。与此同时，过于简单的文本，与之不对称的复杂阐释系统，则给予了后代一本正经胡说的很大空间。
　　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随后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帝国糊出来的这套儒教学说，被更具美感的“魏晋风度”所冲击和折服。与此同时，更长于思辨的印度佛教传入。它那能言善辩的格局，让强词夺理的儒家有点招架不住。说到底，儒家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的杂烩，没有这一套理论，帝国也能发明一套说法自我维持。言说，往往只是权力的注脚。
　　到了唐宋，为帝国服务的儒家学说改进出了“理学”。至于说哪里有了改进，在郭建龙先生看来无非是一种“重建的神权政治”。就是把儒家的人情味全部榨干，只剩一个僵硬的教条壳，以方便科举，尊几个圣人。
　　这种格局到了明代总算有所打破，王阳明、李贽等人的“心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儒学重新诞生了一遍。
　　所以，清代崇尚的“实学”，逐字逐句去反思两千年道统话语的成色，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没有清人的自省，没有那份生逢末世的“红楼梦”式苦恼，也就没有近代的大觉醒。比之中东、南美、非洲，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宽度和速度上來看，中国人其实并不算慢。
　　至于帝国的主宰者为什么会乐于看到一代代学人在帝国的话语迷宫里绕行，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可窥其趣：
　　公元1254年至1258年，统治半个地球的蒙古大汗蒙哥把治下所有学派、教派的人，统统召集起来讨论世界真理问题。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更细的教派）甚至萨满教的教士都来到大汗帐下，大家争论不休，都号称自己掌握世界的终极奥义，并与异教者势不两立。结果，蒙哥大汗却宣布，入了全部的教。
　　这种大肚能容的务实，庶几就是民族千年头脑史的最好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