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购藏的书，保存到今天的，所剩无几。刘基这个人，自小听熟了他的故事。民间传说意在神化他，却因传说者的见识，这神化造成的效果没有向上而是向下，结果是江湖郎中气，以为神机妙算，而大不过又是一个智多星吴用。真实的刘基自然不会这么浅陋，据说他在元朝做小官，就为政严峻，朱元璋打天下，他是主要谋士。朱元璋夸奖他为“朕之张良”，想来差不多吧。最不济，也能如姚广孝之于明成祖。留侯据今时代远，容易给人留下美好印象。刘伯温的史实多而具体，读后就觉得还是凡人，而且苦恼也不少。再奇异，也升级不到神仙。《郁离子》慕名买回，读过多遍，不完全懂，也不很喜欢。大约觉得他的文字过分简峻，硬得不好消化，和印象中的明文大相径庭。由元入明的文人，和后来流行的公安竟陵派，迥若两朝。二十八年后重读，发现刘基的文字其实还不错，但其中讲用人治国的道理，仍旧不感兴趣，盖离生活太远，而一切权谋，平生避之唯恐不及，不如风花雪月愉快。
　　“狙公”一条，讲到众狙的反叛，小狙的三句问话，振聋发聩，早开湘潭风气于六百年前，言辞与道理如出一口，大概和三大纪律一样，也是明确的前后继承的关系。“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圣人之言，千古真理。谁说愚民政策会过时呢？
　　“自瞽自聩”条曰：“自瞽者乐言己之长，自聩者乐言人之短。乐言己之长者不知己，乐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无所见，不知人者无所闻。无见者谓之瞽，无闻者谓之聩。”虽是老生常谈，却说得简单明白。读者不必照单全收，时时提醒一下自己，总是好的。
　　此书1982年8月14日购于武汉，上海古籍1981年版，印数两万三，定价四毛二。
　　《书剑恩仇录》
　　朋友间传看一本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会交流书的信息，互相推荐好书，但不会排队等着一本书传到自己这里来。笑话里，韩复榘感叹十个人争抢一只球，许诺给他们每人一个。书，不用许诺，遍地皆是，看不完。看完，大多数时候，无话可说。
　　我第一次读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大学里。同居室的一位，四川来的，学过武功，订了一份《武林》杂志，上面连载《射雕英雄传》。每期送到，群起争抢。然而是月刊，看了很长时间，只从江南七怪，看到黑风双煞。
　　八十年代初，国内一些难得的书，是从香港流进来的。同屋的周达兄，有一天悄悄塞给我两本厚厚的书，《书剑恩仇录》，嘱咐我偷偷地尽快看，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就还不回去了。夜晚熄灯后，在帐子里，头顶被子，用小电筒照着读。其后不久，又读了一本《萍踪侠影》。
　　毕业到北京，仍旧住集体宿舍，一屋四人。一个月过去，彼此还不很熟，可是有一天下班回来，赫然看到桌上码着全套的《射雕英雄传》，立即央求那位回族哥儿们借看。他说不行，已经答应别人明天归还。怎么办呢？只好挑灯夜战。决心一下，一刻也不浪费，立即开读，从晚上七点多，读到凌晨七点，好歹把全书读完；八点上班，又困又饿，坚持了两个小时，实在撑不下去，于是，装病请假，回家补觉。
　　这是我一辈子最发疯的读书经历。神神秘秘地私底下传书读，以后只有《金瓶梅》，也是同事出差到香港带回的，标着真本、全本的这些印刷粗陋的港板书，都是毫无版本价值的坊间删节本，翻过了，知其大意而已。
　　中国任何时候总有禁书，很多书，本来微不足道，一禁查禁，反而洛阳纸贵，白白吊起人的胃口，到了好似吞下个苍蝇。
　　我最后一次追风，是来纽约不久，江湖上哄传一本政治幻想小说，一些人一时都读得热血沸腾的。又是一本带悬念的惊险小说，结合当时的气氛，确实吸引人。
　　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逝去，在我眼里，世上已经不再有非看不可的热门书。相反，一本无数人追捧的书，对我不仅没有吸引力，还会使我远远避开。道理很简单，伟大的书都不是为了一时的狂热，更不可能像大白菜一样，深入千家万户。
　　《玫瑰的名字》
　　中世纪修道院的迷人之处，在其神秘的读书气氛。一方面，皓首穷经是很多修士的唯一事业，另一方面，在印刷术尚未传入西方的年代，书因其珍贵而带有神圣的性质。在当代，藏书顶多可以拿来炫耀，或炫耀学问，或炫耀财力。在中世纪，书不仅代表知识，而且代表权力。真正的权力，远在世俗的王公贵族之上，在财富和刀兵之上。他们相信，那些存世唯一的手抄本、手稿本里，隐藏着世界的秘密、神的秘密、人类灭亡和再生的秘密，自然，对于好奇的人和野心家，书里有威力无边的符咒，有往世帝王的藏宝图，有通往世外仙境的指南，有长寿秘方，有杀人于无形的利器，有阴谋之术的汇聚，有一切实用的智慧。等而下之，炼金术，房中术，哲人之石，毒药，引导人的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灵药，控制他人的力量，无不深埋其中。
　　就负面而言，书像权力一样，有些内幕是永远不可以人知道的，秘密一旦揭开，天地为之颠覆，头戴皇冠者将人头落地，启示录中的场面瞬间将成为现实。所以，为了保守秘密，有些人甘愿牺牲，杀人如麻也在所不惜。他们甚至相信，古代的哲人以隐秘的语言藏在书的表面文字之后的智慧的极致，能使一个普通的人在拥有之后为神为魔，从此打开天堂或地狱之门。艾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在阅读二十年后，留给我如此的印象。而在一本名叫《中世纪的修道院》的书里，特别提到了修道院抄书人的日常生活，和佛教僧侣的读经和抄经生活迥异。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佛教传说的死囚在临刑时刻，念诵《金刚经》而枷锁自脱，就像小孩子捉住一只蜻蜓一样稀松平常。
　　《阅微草堂笔记》
　　1991年夏天，在没拿到回美签证的情况下，冒险回北京；中途绕道多伦多，希望能在多伦多美国领事馆提前办好手续，后来也没如愿。从纽约至多伦多，坐灰狗巴士，夜车，途中约十个小时。乘客很少，独自沉埋在高背软椅座位上，无心读书，带上耳机听音乐，大减价时二十九元的艾瓦牌随身听，记得还是借钱买的。盒带上只录了一首曲子，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一路反复听，不知听了几十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听此曲，因为过于熟悉，熟悉到近似厌烦的程度。
　　纪昀这本书，原有上海古籍的版本，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注释和解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中文书几乎没有，所有的极少数都是港台出版物，又以流行小说、报刊专栏的结集和浅俗妄人的胡言乱语为主。无奈，只好反复读手头有的几本书。加纸条，红笔勾圈，分类汇聚材料，以备给报纸写文章。印象深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男同性恋在清朝的普遍，包括官僚的狎弄娈童，相沿成风，以为韵事。我曾在霭理斯《性心理学》潘光旦先生的附注里读到大量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事实，当时曾惊讶莫名。尽管如此，《阅微草堂笔记》的描写，还是让我大开眼界。“聊斋”中也有这类故事，不过较少而已；其次是他写新疆的见闻，鬼怪传奇中又带鲜明的异域色彩，倍觉迷人。
　　书在手上展玩数年，封皮破裂，将要散架；用透明胶条前后粘贴，勉强保持完整。其后有朋友来，极爱此书，不嫌脏旧，携归外州。我虽然可惜自己在书中留下的标记，但在读了太多遍后，情形一如对贝多芬的奏鸣曲，估计几年内不会再拣起，也就割爱相送。十几年后，朝夕与“聊斋”相伴，总想起纪晓岚。去书店寻找，见到的都是各种白话翻译本、注释本、赏析本、插图本，以及开本怪异的所谓珍藏本，认真可靠而又洁净的版本，一种也没有，所以至今手上仍付阙如。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周作人心细，不仅记忆好，也善于读书和使用材料。此书加上《鲁迅的故家》，断非其他人所能写出。朱正先生多次著文谈有关鲁迅的史料，取舍标准极严，对周作人虽然不喜欢，提到这两本书，说不因人废文。对比一下许广平，就知道周作人提供的材料的可贵。以许广平的身份，是应当留下更多和质量更高的回忆文字的。
　　止庵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定“周氏自编文集”，说到史料的珍贵，更称赞周氏是真正懂小说的人，书中重点不在文学评论，但偶有涉及，见解甚为高明。我前后读此书两遍，趣味还是在周作人提供的鲁迅早年生活的环境和细节，包括乡土风俗和人物。知堂记事，同辈人多不能及，如他在《知堂回想录》中描写绍兴会馆，不见丝毫为文痕迹，语言简朴而有韵致。周作人既和鲁迅反目成仇，鲁迅死后却要靠回忆鲁迅来“体现自我价值”，想来内心是非常别扭的。在这种情况下，行文犹能雍容自如，不起微澜，让人觉得其矫情镇物，仿佛深不可测。《知堂回想录》中感激鲁迅在其五十自寿诗遭到批评时，说出理解和态度持平的话，倒是知堂晚年文字中难得的见性情的部分。他说《伤逝》是借爱情故事喻兄弟之情，这在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孙犁先生《书衣文录》也提到此书，感叹“（鲁迅）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周作人）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
　　再说知堂的心细。阿Ｑ所偷尼姑庵的萝卜，经他查明，于季节不合，读罢大笑。适才有友人来信说，“凌晨睡醒，忽然想起小说里有个细节弄错了季节，再也睡不着”，更笑不止。
　　《杜牧传》
　　缪钺的《杜牧传》是很薄的小册子。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表姐知道我搜罗古诗，从她学校里找到这本书送给我。其时古典文学书尚未开禁，得一本如得大珍。上大学离家前接触最多的诗人，只有李白和杜牧，杜牧便由于此书。书中所附，也不过几十首罢了，这便如一面小镜子，映出小杜的一缕波光。杜牧的诗像仿佛清炖的鸡汤，又像一碗雪菜肉丝面；誉为花草，近似白楝和李花，别人但说“小杜”风流，我不以为然。他是别有怀抱，也不仅是在知兵上。我爱他的俊秀疏朗，他这个人是心气极高的。
　　《书时光》（作者的一本散文集名——自注）原曾打算以“小年书”为书名，“小年书”三字即取自杜牧诗句：“且抽持板手，却展小年书。”
　　《地下室手记》
　　我读书多率性，不容易受人影响，好恶全凭兴趣。一些大家认为必读的书，内容已成为常识的书，偏偏读不下去。我没有读过《静静的顿河》，没有读完《战争与和平》，妥斯陀耶夫斯基很多时候让我受不了，福克纳则敬而远之。《战争与和平》借回过好几次，最多一次，第一册快读完了，其他几次，都是到一百多页就搁下了。《金瓶梅》每次读都兴致勃勃，但从来没有一次从头到尾读完过。多年累积，读过不止一遍。要说也算喜欢的，但喜欢的是细节，不是故事情节，没有同情心，对其中的人物没有好感。细节，比如王婆帮闲遇雨，“帮闲遇雨”四个字意味无穷。我想鲁迅先生读到此处，定会掀髯大笑吧。儿子上课读《愤怒的葡萄》，后来竟然“爱不释手”，过一阵子就借回重温。我开始奇怪，继而“愤怒”：一个斯坦贝克，有什么好看的？可见各人的口味是如何不同。《白鲸记》，大学时读得不耐烦，十多年后，就咂出点味道，尽管还谈不上着迷。
　　我屡有“补课”的想法，故意去读从前畏惧的书，但直到如今，效果不佳。补课的理由是，想跨越深涧到对面去，没有路，只有独木桥，走独木桥不是愉快的事，但如果咬牙过去了，也许能窥得异境风光，或发现一个桃花源也说不定。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个学哲学的朋友热情推荐买了，他说：这本书，你一定得看！好的，我看。看不到十页，犯困，打瞌睡。战绩最辉煌的一次，看到五十多页。书带到美国，插在书架显眼之处，提醒自己知耻：哈，也有你读不懂读不完的书啊。然而知耻之后，未必有“勇”，《存在与时间》终于收进壁橱深处，从此“侯门深深深几许”了。
　　回头再说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书，毕竟是小说，读了不少，虽然读得累。《白痴》是读罢便扔了，《地下室手记》因为薄，又是借的，反而多读了两遍。
　　《聊斋志异》四种
　　前后有过四种版本的《聊斋志异》。
　　第一种是在乡下的同学家得到的，晚清或民国的线装书，只有下半部。书又脏又破，纸质发黄，卷前的木刻插图却让我爱不释手。仍然记得“念秧”的一幅，人马行李在路上，题诗说，前车已覆后车催，云云，这是讲骗子的故事。夏天傍晚在院子纳凉，地上泼了水，池塘边吹过一阵一阵细风，在竹躺椅上费力地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古书，一般人没见过的。有人走过，好奇地接过去看，一边大声念：崔猛，字勿猛。然后哈哈一笑，走了。
　　他不知道，我能读懂的不多，尽挑几行字就结束的小品：“骂鸭”、“尸变”、“荞中怪”。“崔猛”很长，既然别人念了，怎么忍着也要读完。果然读完了，意思不很明白，又像懂得一点，以后再没有读长篇的。
　　第二种，是一本《聊斋志异选注》，都是名篇，都是篇幅较长的。一辈子不忘的那些故事，都出自这本书，包括“婴宁”、“聂小倩”和“画皮”，还有“胭脂”和“崂山道士”。高考之后，闲居无事，挑喜欢的，翻译成白话——那是中学常做的语文作业，高考的科目——抄在有格的稿纸上，钉成一本，给周围的人传看了。要说，算是我最早的“创作”吧。
　　再以后，在大学，买了排印的铸雪斋抄本，上、下两册。聊斋五百篇的全貌，至此方得一窥。
　　第四种，在纽约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基本读本”丛书中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三册。山东大学朱其铠主编的这套新注，真是下了死功夫，注释极为详瞻。寻常词汇和典故倒也罢了，那是工具书上一查就得的，难得的是明末清初的地方人物，特别是山东的人物，多须从地方志中挖掘出来，对读者而言，善莫大焉。
　　人文版的新注本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的，搁置案头床头，已经十多年，可说形影不离。往往收进壁橱不久，又会取回，读过几篇，觉得太熟悉，再抛下，等下一次。书中没收入原来的插图，是个缺憾。曾见书店卖新出的线装聊斋图籍，嫌开本小，错过了，事后又是遗憾。
　　《汪穰卿笔记》
　　卷八附收湖北吴华峰记陈大帅轶事：
　　陈国瑞“初解兵归武昌，常著道士官服，游黄鹤楼，作掌大书于壁，得颜鲁公气魄，题柱曰：‘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或怪之，则曰：‘李白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喻小人蔽君也。白云是小人，如何不可杀？”
　　听闻近现代著名人物逸事，多有类似者，区分只在可喜与可笑，纯真与粗蛮，天性与伪饰，因此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无知用于玩笑，亦何尝不可爱可亲，但用于发号施令，荼毒他人，纵想轻蔑一笑，却如何轻得起来。
　　《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此书，久闻而不得一见，所读为网上搜出，未知是否全本。二十五岁以前，凡有新书，也像孙犁一样，找牛皮纸包书皮，会三种包法。后来书多，觉得包上书皮，原书的风采尽遭沦没，从此不再包。遇到特别珍视的书，取身边随便找到的干净纸张裹上，读完去掉。我的手易出汗，无论冬夏，手指接触纸面稍久，书页便被沾湿变形。读书时，自己注意，翻开书页，尽量以指背轻压，不使书合上。古人焚香净手的讲究，对我没有作用。
　　可是我爱书终生，却不能藏书。书到处乱塞，便如土豆红薯一般，读时拿起，读后弃置一边。书面不平，有折角，有卷边，不能忍受，办法便是用一叠字典之类的大书，压上一段时间，果然会好很多。我手指粗笨，像孙犁先生或其他爱书人那样就灯修补，既无此等闲暇，也不具备相应的手艺。
　　《书衣文录》动人处，不在评论所读的书，而在所记一个爱书人的生活，一些小细节，小议论，小感慨，感时论事，胜过众多堂皇的官面文章，如《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条：“余不忆当时为何购置此等书，或因鲁迅书账中有此目，然不甚确也。久欲弃之而未果。今又为之包装，则以余之无聊赖，日深一日，四顾茫茫，即西天亦不愿去。困守一室，不啻划地为牢。裁纸装书，亦无异梦中所为。”
　　又如《使西日记》条：“因炊事忙，此事遂废。此数日间，亦不得安静，何处可求镇静之术，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
　　得失向来不由人，欲不豁达，岂可得乎。一片寂寥心境，后人读之，不以寻常伤感视之，更甚者，将“谓我何求”，则大可快慰了。
　　《隋唐演义》
　　演史小说中，《隋唐演义》不是很有意思。但这次买，是想看书中是否有关于杨素的段落。秋天抄录唐诗，读杨素，觉得是意外发现。论隋诗一向薛道衡、卢思道并称，连唐人也觉得薛是“近代”一大宗匠。而杨素诗虽传不多，气格之高，还在薛、卢及杨广之上，即放在唐初，也少人可比。最早因《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而对杨素念念不忘，读过《赠薛播州诗十四章》，大为叹服。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若不论数量，未必强过这一组。抄唐诗，原拟编一本新选，凡《唐诗三百首》及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已收录的，概不选入。现因杨素，决定略加变动，扩大范围，成《隋唐五代诗选》。
　　《红楼梦》
　　上小学时，在乡下亲戚家，看过一本线装《红楼梦》残本，有绣像。读了半天，似懂非懂，没有兴趣。书前画的人物，黛玉、宝玉都像和尚，所以印象深刻，但同样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连环画上男子顶盔披甲，女人长裙环佩的形象。凭记忆，我现在知道那是改琦的手笔，在红楼插图中相当有名的，但还是不喜欢。如果写实画，我觉得雍正十二妃的汉装像，看上去更漂亮。
　　此后到中学，爱看的是战争、间谍、探险、神怪等故事，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一部《红楼梦》。进大学，先读了图书馆里的一套程甲本，竖排三册。出版解禁，各种《红楼梦》纷纷上市。我没有版本知识，买了一套地方出版社的，还是程本。前后读过两遍，几无感觉。我那时的兴趣又变了，一在唐诗，二在欧美近现代诗，三在西方现代小说，四在禅宗、美学一类正时髦的东西。古代文学史学到明清，我只是背了些基本知识，读了些非读不可的名著，不再多花一点功夫。
　　到纽约后，带着一套启功等整理的本子，反复读，读出滋味，从此爱不释手。程本那些文字上的修改，至此才被扭转过来。
　　这一套，一读就是二十年，书里加过无数次纸条，文章写出后再一一抽掉。画的红线，批语，不计其数。
　　书已经很破了，几次想丢掉，重新买一套，要书边阔一点的，纸质厚一点的，最好是布面精装，经得起未来几十年的折腾，然而一直找不到。旧书上那些批语和记号，没有过录到新书上，扔掉就可惜了。
　　十年前在唐人街书店看到一部影印线装的脂批本，开本很大，非常漂亮，四十元，我觉得贵。决定等等，减价再买。不料两个月后去，书店唯一的一部，已经卖掉了。
　　法拉盛图书馆有一套王希濂等三家汇评本的《红楼梦》，借来几次，摘抄了一些材料，觉得以后还可参考。托书店代订，没有订到。几年后，图书馆清理藏书，这套书——虽然略旧，但品质完好——却被不懂中文的馆员淘汰掉了。他们淘汰书的标准，是看出借率，往往丢掉的，都是古典文学方面的好书。
　　毕业刚工作时，大概是沈阳的一家出版社，出了一系列的红楼续书，印制得相当精美。我买过其中几种。找遍藏书，毫无踪影，不知道送给谁了。续红楼的代不乏人，这些书，读来解颐，最好的，顶多可当饭后的谈资。
　　总体上来说，《红楼梦》的两个主要人物，宝玉和黛玉，性格懦弱，多愁善感，很不投合我的口味。只有湘云，仿佛历代我喜欢的文人，爽利豪迈，最让人开心。即使在我二十多岁最想谈恋爱的年纪，黛玉这样的人物也没让我动过心。我听一位远房表哥说到他单位一个女孩，自比黛玉，又自比林道静，经常一身白衣，长街独行，自怨自怜的，当时觉得好笑，如今想来，或许其中也有一番苦衷吧。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拜伦的书中，时时还能想起来的，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大学一二年级，读欧洲诗歌，图书馆里，拜伦和雪莱，都没有中译本，更别提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济慈之流了。急不择食，只好放胆去读英文原著。像小时候读“聊斋”一样，挑篇幅短的读，挑词汇和句子简单的读，读懂多少是多少。就算有误读，胜似毫无所知。雪莱的集子是这么读下来的，拜伦等等也是。华兹华斯一直没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读他的诗，觉得英文很难。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还翻译出来，投给杂志。
　　英文本《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布面精装，小开本，很旧了，有插图，这和当时印刷简陋的中文书迥然不同。仅仅拿在手里，就已喜爱不置，其实我抱着字典能读懂什么呢。天气好的日子，从山顶的大图书馆出来，一溜烟从高而陡的台阶蹦跳而下，到山脚的林子里，背对着一蓬榆叶梅坐在草地上，看图，看字，看每一章起始的字母花饰，透过一组词，而不是完整的句子和段落，感受另一个年轻人的心思。那时我读“楚辞”，喜欢《远游》的境界，想象毕业之后，有了工作，挣了钱，要满足两个愿望：一间自己的屋子，书架，台灯，一杯茶，可以自由看书写作，而不必受限于统一的作息时间；去远方乱跑，见识殊方风景和人物。拿哈罗尔德来应证自己的梦想，当他是个理想的预演。爱屋及乌，连游记也喜欢读。爱徐霞客那样的游记，而三袁之类朝出暮归的畅游，却让我倒了点胃口，觉得太轻易。说来很巧，中西两部伟大的小说，《西游记》和《堂·吉诃德》正是不折不扣的行旅小说。我嗜爱各类消遣小说，科幻和探险作品中的名作，阿瑟·克拉克的《2001年太空历险记》以及近来风行的盗墓小说，也可归于此类。
　　大学时始终没读懂《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直到远赴异域，中译本犹不见面世。但没读懂的快乐，不亚于中英对照连看几遍。将来也许还会重读，但不是现在。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这样评说：拜伦“长游堪勃力俱大学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二卷，波谲云诡，世为之惊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