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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J粒子”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
丁肇中有句口头禅——不知道。
有一次，丁肇中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完报告后，按照惯例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学生连问了三个问题，他连说了三个“不知道”。这使所有的人出乎意料，有人在下面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一问三不知，而且这位大名鼎鼎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在回答时一脸平静，神态坦然。丁肇中似乎看出了听报告的师生们的疑惑，微笑着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丁肇中的話音刚落，报告厅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人无不被这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所折服。
可以说，丁肇中的“不知道”是他从小读书直到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秘诀”。
丁肇中生于1936年。他的父母当时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计划在他快出生时回到中国，但是他的母亲因意外早产，丁肇中“无可奈何”地成了美国公民。
在他出生3个月后，丁肇中随父母回到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河山，小小的丁肇中随父母辗转各地，躲避战火，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还没有熟悉一个地方的同学，就得又随父母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很多次都是班级考试的最后一名。”至到1948年，在他12岁的时候到了台湾，才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校学习。受家庭的影响，丁肇中对学习一丝不苟，读书专心致志。遇到难题，找遍书本，直到找到答案才肯罢休。一次物理老师布置了一道思考题，很多同学觉得太难，等着老师讲解。丁肇中却没有放弃，他吃饭想、走路想，对这道题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马上到图书馆查找资料验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直到确认自己的解题方法没有错误，才满意地回家。课堂上，他聚精会神地听课，不论对问题的答案有没有把握，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平常课后，他和同学讨论问题，往往辩论到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才肯罢手。除了上课之外，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父亲看他学习太辛苦，劝他要留出点时间娱乐一下，去看看电影，他对父亲说：“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因为成绩优异，丁肇中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台湾成功大学。20岁时，他决定到美国学习。他看过介绍美国大学生靠打工赚学费读完大学的报道，就对父母说我也要这样做。他揣着100美元，操着不流利的英语只身赴美，进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到了美国之后，他才发现所带的钱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用学习“养活”自己，“不知道”的精神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孜孜不倦地投入到读书中去，成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百年历史上学士到博士完成时间最短的学生。6年间，他只用了自己的100美元，其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每年优异的成绩获得的奖学金来解决的。
毕业后，他本来要当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一些知识渊博的名教授请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他们给他的建议是：做一个实验家比理论家有用。之后，他进了一所研究所实习，有两名教授正在进行一项暑期实验工作，缺少一名助手，丁肇中应邀参加了实验工作。工作中，他认识到了教授们给他的建议的价值，也发现了自己一生真正的兴趣所在。从此，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实验物理。
丁肇中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把“不知道”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早在1948年，科学界提出了电子是没有体积的结论。1964年，有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电子是有体积的。1966年，丁肇中重做了这个实验，证明以前那些科学家做的实验结果都错了。丁肇中总结说“做实验物理，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
物理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还只有三种夸克，用三种夸克的理论就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丁肇中却不这样认为，他在1974年提出了“寻找新粒子与新物质”的实验方案，多数物理学家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对他的实验方案感兴趣，也没有人认为他能成功。但是，丁肇中并没有动摇，他以“不知道”的精神执着地按照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实验，终于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粒子——J粒子。它的寿命是通常粒子的1万倍，进而发现了J粒子家族。这一实验证明了当时三种夸克的理论是错误的。丁肇中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他40岁。丁肇中在谈到发现J粒子的体会时说：“你认为是正确的事，就要坚持去做；不要因为多数人的反对而不做，也不要去管其他人怎么看。”
在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丁肇中是美籍华裔，因此，在颁奖典礼上，他必须用英语发表演讲。丁肇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在美国国土上出生而已。他要求先用中文演讲，再用英文复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感到为难，美国驻瑞典大使几次找到他，让他放弃自己的想法，丁肇中对美国大使说：“这不是你的事，你管不着。”
丁肇中虽然长期在美国工作，但却对养育过自己的祖国的科技发展念念不忘。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和邓小平约定定期派遣中国科学家到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进修，直到现在，他的实验室里仍然有中国科学家参加工作，有时人数甚至占了一半。他经常回国参加一些科学活动，带来最新的科技信息，并到一些大学去讲学。在爱国上，他也在孜孜不倦地实践着“不知道”的精神。
编辑/王君梅
丁肇中有句口头禅——不知道。
有一次，丁肇中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做完报告后，按照惯例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学生连问了三个问题，他连说了三个“不知道”。这使所有的人出乎意料，有人在下面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一问三不知，而且这位大名鼎鼎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在回答时一脸平静，神态坦然。丁肇中似乎看出了听报告的师生们的疑惑，微笑着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丁肇中的話音刚落，报告厅里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人无不被这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对科学的严谨态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所折服。
可以说，丁肇中的“不知道”是他从小读书直到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秘诀”。
丁肇中生于1936年。他的父母当时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计划在他快出生时回到中国，但是他的母亲因意外早产，丁肇中“无可奈何”地成了美国公民。
在他出生3个月后，丁肇中随父母回到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河山，小小的丁肇中随父母辗转各地，躲避战火，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还没有熟悉一个地方的同学，就得又随父母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很多次都是班级考试的最后一名。”至到1948年，在他12岁的时候到了台湾，才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校学习。受家庭的影响，丁肇中对学习一丝不苟，读书专心致志。遇到难题，找遍书本，直到找到答案才肯罢休。一次物理老师布置了一道思考题，很多同学觉得太难，等着老师讲解。丁肇中却没有放弃，他吃饭想、走路想，对这道题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马上到图书馆查找资料验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直到确认自己的解题方法没有错误，才满意地回家。课堂上，他聚精会神地听课，不论对问题的答案有没有把握，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平常课后，他和同学讨论问题，往往辩论到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才肯罢手。除了上课之外，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父亲看他学习太辛苦，劝他要留出点时间娱乐一下，去看看电影，他对父亲说：“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因为成绩优异，丁肇中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台湾成功大学。20岁时，他决定到美国学习。他看过介绍美国大学生靠打工赚学费读完大学的报道，就对父母说我也要这样做。他揣着100美元，操着不流利的英语只身赴美，进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到了美国之后，他才发现所带的钱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用学习“养活”自己，“不知道”的精神激发了他强烈的求知欲，孜孜不倦地投入到读书中去，成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百年历史上学士到博士完成时间最短的学生。6年间，他只用了自己的100美元，其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每年优异的成绩获得的奖学金来解决的。
毕业后，他本来要当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一些知识渊博的名教授请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他们给他的建议是：做一个实验家比理论家有用。之后，他进了一所研究所实习，有两名教授正在进行一项暑期实验工作，缺少一名助手，丁肇中应邀参加了实验工作。工作中，他认识到了教授们给他的建议的价值，也发现了自己一生真正的兴趣所在。从此，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实验物理。
丁肇中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把“不知道”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早在1948年，科学界提出了电子是没有体积的结论。1964年，有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电子是有体积的。1966年，丁肇中重做了这个实验，证明以前那些科学家做的实验结果都错了。丁肇中总结说“做实验物理，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
物理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还只有三种夸克，用三种夸克的理论就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丁肇中却不这样认为，他在1974年提出了“寻找新粒子与新物质”的实验方案，多数物理学家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对他的实验方案感兴趣，也没有人认为他能成功。但是，丁肇中并没有动摇，他以“不知道”的精神执着地按照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实验，终于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粒子——J粒子。它的寿命是通常粒子的1万倍，进而发现了J粒子家族。这一实验证明了当时三种夸克的理论是错误的。丁肇中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他40岁。丁肇中在谈到发现J粒子的体会时说：“你认为是正确的事，就要坚持去做；不要因为多数人的反对而不做，也不要去管其他人怎么看。”
在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获奖人在颁奖典礼上要用本国语言发表演讲。丁肇中是美籍华裔，因此，在颁奖典礼上，他必须用英语发表演讲。丁肇中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只不过在美国国土上出生而已。他要求先用中文演讲，再用英文复述。瑞典皇家科学院对此感到为难，美国驻瑞典大使几次找到他，让他放弃自己的想法，丁肇中对美国大使说：“这不是你的事，你管不着。”
丁肇中虽然长期在美国工作，但却对养育过自己的祖国的科技发展念念不忘。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和邓小平约定定期派遣中国科学家到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进修，直到现在，他的实验室里仍然有中国科学家参加工作，有时人数甚至占了一半。他经常回国参加一些科学活动，带来最新的科技信息，并到一些大学去讲学。在爱国上，他也在孜孜不倦地实践着“不知道”的精神。
编辑/王君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