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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禅师
蒋卓原曾参与过电视剧《西施秘史》、电影《不二神探》的编剧工作，《江湖论剑实录》（原名江湖论贱实录）是他自编自导的商业电影，戏中背景虽是古代，但科举舞弊、找工作难、找房难、恋爱难等一系列挫折让人感同身受，对此他声称是献给80后90后两代悲催青年的礼物，“喜剧是最难的，我觉得难才有机会。”
电影中国：《江湖论剑实录》算是你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吧，怎么会从编剧转型到导演呢？
蒋卓原：其实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本身就是学的导演，作编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有的同学毕业之后也有在做副导演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们从事的工作也是跟导演无关的，我还是倾向于真正导演的工作。
另外，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花钱。人生当中特别害怕的两件事情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是怕老，一个是怕穷，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人说，我这辈子注定要恐惧下去，因为老是趋势，穷是现状。所以，做编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毕业的时候，有一些做编剧的机会，能很快的让自己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想开辆车，能每天吃自己想吃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是一直想做导演的工作，因为这本身是我的专业我的梦想。来北京，去中戏读书，原因就是我想拍电影，做电影导演。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寻找一个拍电影的机会。
电影中国：那你觉得如何衡量一部好的电影？
蒋卓原：北野武的制片人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什么叫好的制片人，我觉得这是跟什么样的好导演好影片是一样的，你去发现或者去创作一个好的故事，然后你找一帮特别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然后再去找一笔钱，然后咱们把这件事做了，完了之后还回去。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好的电影。
电影中国：有这么多电影类型，像剧情、惊悚、爱情、伦理、警匪、科幻……为什么你偏偏选择拍喜剧电影呢？现在观众笑点很高，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类型电影很难把握？
蒋卓原：对，我觉得喜剧是最难的，但是难才有意思。为什么会选择做喜剧，应该说它是我兴趣所在。我在学校拍的作业短片是喜剧，毕业论文涉及的也是喜剧，写的是当时跟卓别林同一时期的大导演巴斯特基顿，做他的研究。在我看来，喜剧是最难的，我觉得难才有机会。中国从周星驰之后，你看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喜剧导演，其实没有，你看没有的东西才是有机遇的东西，才是我想做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做好，那我做干嘛呢，我喜欢做别人不做的东西，我能做好的话就是我的过人之处。
电影中国：影坛现在出现了一批新锐导演，知道什么叫新锐导演吗，你怎么看这个称呼？
蒋卓原：新锐导演，不妨叫他们年轻导演，我觉得目前内地影坛现在应该出现一批新的导演，年轻导演侧重点不一样，和影坛届的老前辈把握的点不一样，和前辈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观众是在更新换代的，不断成长的，60年代的人80年代的人，90年代的人甚至00后都开始看电影了，其实电影的观众是在不断变化的，观众的年龄在不断变小，环境也在变，全球的电影市场的环境也在变。作为一个年轻导演，你一定要有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你的新，你跟观众的年龄距离最近，你跟观众心的距离其实也是最近的。其实很多在圈内做了很多年的导演很难做好喜剧电影，其实还是因为年龄，他们不知道怎么让年轻人去发笑。
电影中国：既然你觉得年轻导演对于喜剧电影比较有优势，那你怎么看待某些新锐导演拍的被观众直呼很烂的电影？
蒋卓原：你说谁的？《不二神探》吗？
电影中国：我可没有说。
蒋卓原：我也没有说啊，呵呵。其实是这样的，子鸣（王子鸣：《不二神探》导演）其实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想拍的东西和我是完全不一样了，我当时参与了不二神探的编剧，我完全尊重他，他的想法。我们最初想拍的是一个比较悬疑类的片子，他说，噢，不要，我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说，那行，给我说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他想呈现的片子是类似五福星那类的港片，就是真正七八十年代港产喜剧，如果按这样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不二神探做到了，而且成功了，他要呈现的就是五福星那种类型的效果。至于观众为什么没笑，是因为观众变了，观众不爱看了而已。当然还是有人爱看，毕竟票房很高，三个亿。虽然《不二神探》跟我最早的剧本有偏差，但我不会定义它为烂片，因为这就是最初要的效果，并不是因为是朋友我才这么说的。但我想做的不是这样的，我就想做给年轻人看，让他们笑。
电影中国：很多喜剧片打着“爆笑”、“笑死人不偿命”的旗号做宣传，上映后观众看完，觉得没有那么好笑，觉得上当受骗了，纷纷会骂，你会怕这个吗？
蒋卓原：当然我不想被骂，考虑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粗剪版出来之后，我做过好几次的实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一部喜剧片，我五分钟让你笑一次，十分钟让你笑一次，观众就满足了，讲一个什么故事，who cares？之前有跟朋友聊，什么叫年轻人的笑点，很难用言语去描抹的，只能去抓一个状态，只能去看编剧或者导演够不够敏感，能不能捕捉到。我去做了这个实验，我让我的助手每个人负责五个观众，这五个观众是不同职业也是互不认识的，然后每个人都记录下手下这个五个人每几分钟每几分钟的状态，几分钟几分钟笑了，哪里没笑够，几分钟几分钟玩手机了，有问题，几分钟的时候，有人睡着了，我做了这个实验。
电影中国：整个电影拍摄结束，你对喜剧电影感受最深的是哪部分？
蒋卓原：其实说到这次做喜剧片呢。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去做喜剧，觉得不太好做，甚至星爷现在都不怎么做喜剧了，是因为它真的好难，好难在于喜剧只有一个标准。你说我的片子如何如何感人，但你看了没哭不会觉得受骗上当了，你说我的片子倍儿精彩大片3D，但是看了只有字幕是3D其他啥都没有，你也只会吐吐槽，觉得无所谓。动作戏吧它没有一个1或者0，没有一个权衡的标准，所以也没有人说什么。只有喜剧，只有这个类型，它太明确了，只需现场反应，你说这个想要阐述多少多少道理讲述多少多少人生，狗屁，观众都不要听的，观众不是来受教育的，观众买了票就是想笑90分钟的，就这么简单。其实每一场去做实验之前，即便第一场观众效果很好，然后第二场可能是另外一拨，年龄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在试放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都让我的助手在里面看，我都不敢进去看，因为笑了你就是成功，没笑你就是失败，没道理可讲。
电影中国：看的出来你非常喜欢电影，能说说什么原因吗？
蒋卓原：我觉得电影就是娱乐，为什么这么喜欢做电影，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律师，我要维持正义，为所有人，后来发现很荒唐。为什么调整了这个梦想，因为我觉得我改变不了这个现状，电影起码可以给人带来欢乐。电影带给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辛苦和劳动让别人去愉悦的，它的属性是很群众性的，是一人一票。
电影中国：《江湖论剑实录》，是你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贱”，生活中，你是那种朋友经常调侃说：“蒋卓原，你太贱了”，那种说话很毒的人吗？不然怎么会写出如此“贱”的剧本？
蒋卓原：是，生活中，很多人说我嘴巴很毒，很贱，比如说一帮人去吃饭，我愿意去活跃气氛，让大家开心，这跟电影是一样的，总不能大家出来玩集体装，各种玩手机，能说话就说话。就跟之前参加香港电影节一样，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电影，我说特别简单，你想看动作片，你去看城管多好，现在麦当劳也可以看，你要看苦难，生活每天都是苦难，你说要看弘扬正能量的，新闻联播，每天都放，一个频道轮播看去呗。拍这个电影就是想给大家娱乐娱乐，给大家发泄的一个机会。在学校也跟一些学者讨论，说现在全球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电影，本土电影应该如何生存，拼大片，说我们就是中国的阿凡达，各种吹。其实喜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类型，你有没有注意观察，好莱坞的黄金十年，二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然后你看法国电影的复苏，包括香港新浪潮，以什么电影开始的，喜剧电影。美国有个经济学家提出来一个叫“口红效应”，特别有意思，他其实是说当你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找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作为寄托。其实如今的电影在我看来就是口红效应，你买不起房买不起车，但30块钱你还是出的起的，电影市场就是来解压的。
电影中国：接下来这部影片公映，如果没有预想的好，你还会继续拍喜剧电影吗？
蒋卓原：我会的，我会继续拍喜剧电影，因为我喜欢它，接下来还会有部作品，本子现在已经想好了，暂时卖个关子吧。
蒋卓原曾参与过电视剧《西施秘史》、电影《不二神探》的编剧工作，《江湖论剑实录》（原名江湖论贱实录）是他自编自导的商业电影，戏中背景虽是古代，但科举舞弊、找工作难、找房难、恋爱难等一系列挫折让人感同身受，对此他声称是献给80后90后两代悲催青年的礼物，“喜剧是最难的，我觉得难才有机会。”
电影中国：《江湖论剑实录》算是你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吧，怎么会从编剧转型到导演呢？
蒋卓原：其实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本身就是学的导演，作编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有的同学毕业之后也有在做副导演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们从事的工作也是跟导演无关的，我还是倾向于真正导演的工作。
另外，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花钱。人生当中特别害怕的两件事情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是怕老，一个是怕穷，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人说，我这辈子注定要恐惧下去，因为老是趋势，穷是现状。所以，做编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毕业的时候，有一些做编剧的机会，能很快的让自己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想开辆车，能每天吃自己想吃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是一直想做导演的工作，因为这本身是我的专业我的梦想。来北京，去中戏读书，原因就是我想拍电影，做电影导演。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寻找一个拍电影的机会。
电影中国：那你觉得如何衡量一部好的电影？
蒋卓原：北野武的制片人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什么叫好的制片人，我觉得这是跟什么样的好导演好影片是一样的，你去发现或者去创作一个好的故事，然后你找一帮特别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然后再去找一笔钱，然后咱们把这件事做了，完了之后还回去。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好的电影。
电影中国：有这么多电影类型，像剧情、惊悚、爱情、伦理、警匪、科幻……为什么你偏偏选择拍喜剧电影呢？现在观众笑点很高，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类型电影很难把握？
蒋卓原：对，我觉得喜剧是最难的，但是难才有意思。为什么会选择做喜剧，应该说它是我兴趣所在。我在学校拍的作业短片是喜剧，毕业论文涉及的也是喜剧，写的是当时跟卓别林同一时期的大导演巴斯特基顿，做他的研究。在我看来，喜剧是最难的，我觉得难才有机会。中国从周星驰之后，你看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喜剧导演，其实没有，你看没有的东西才是有机遇的东西，才是我想做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做好，那我做干嘛呢，我喜欢做别人不做的东西，我能做好的话就是我的过人之处。
电影中国：影坛现在出现了一批新锐导演，知道什么叫新锐导演吗，你怎么看这个称呼？
蒋卓原：新锐导演，不妨叫他们年轻导演，我觉得目前内地影坛现在应该出现一批新的导演，年轻导演侧重点不一样，和影坛届的老前辈把握的点不一样，和前辈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观众是在更新换代的，不断成长的，60年代的人80年代的人，90年代的人甚至00后都开始看电影了，其实电影的观众是在不断变化的，观众的年龄在不断变小，环境也在变，全球的电影市场的环境也在变。作为一个年轻导演，你一定要有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你的新，你跟观众的年龄距离最近，你跟观众心的距离其实也是最近的。其实很多在圈内做了很多年的导演很难做好喜剧电影，其实还是因为年龄，他们不知道怎么让年轻人去发笑。
电影中国：既然你觉得年轻导演对于喜剧电影比较有优势，那你怎么看待某些新锐导演拍的被观众直呼很烂的电影？
蒋卓原：你说谁的？《不二神探》吗？
电影中国：我可没有说。
蒋卓原：我也没有说啊，呵呵。其实是这样的，子鸣（王子鸣：《不二神探》导演）其实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想拍的东西和我是完全不一样了，我当时参与了不二神探的编剧，我完全尊重他，他的想法。我们最初想拍的是一个比较悬疑类的片子，他说，噢，不要，我要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说，那行，给我说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他想呈现的片子是类似五福星那类的港片，就是真正七八十年代港产喜剧，如果按这样的目标的话，我觉得不二神探做到了，而且成功了，他要呈现的就是五福星那种类型的效果。至于观众为什么没笑，是因为观众变了，观众不爱看了而已。当然还是有人爱看，毕竟票房很高，三个亿。虽然《不二神探》跟我最早的剧本有偏差，但我不会定义它为烂片，因为这就是最初要的效果，并不是因为是朋友我才这么说的。但我想做的不是这样的，我就想做给年轻人看，让他们笑。
电影中国：很多喜剧片打着“爆笑”、“笑死人不偿命”的旗号做宣传，上映后观众看完，觉得没有那么好笑，觉得上当受骗了，纷纷会骂，你会怕这个吗？
蒋卓原：当然我不想被骂，考虑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粗剪版出来之后，我做过好几次的实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一部喜剧片，我五分钟让你笑一次，十分钟让你笑一次，观众就满足了，讲一个什么故事，who cares？之前有跟朋友聊，什么叫年轻人的笑点，很难用言语去描抹的，只能去抓一个状态，只能去看编剧或者导演够不够敏感，能不能捕捉到。我去做了这个实验，我让我的助手每个人负责五个观众，这五个观众是不同职业也是互不认识的，然后每个人都记录下手下这个五个人每几分钟每几分钟的状态，几分钟几分钟笑了，哪里没笑够，几分钟几分钟玩手机了，有问题，几分钟的时候，有人睡着了，我做了这个实验。
电影中国：整个电影拍摄结束，你对喜剧电影感受最深的是哪部分？
蒋卓原：其实说到这次做喜剧片呢。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开始不愿意去做喜剧，觉得不太好做，甚至星爷现在都不怎么做喜剧了，是因为它真的好难，好难在于喜剧只有一个标准。你说我的片子如何如何感人，但你看了没哭不会觉得受骗上当了，你说我的片子倍儿精彩大片3D，但是看了只有字幕是3D其他啥都没有，你也只会吐吐槽，觉得无所谓。动作戏吧它没有一个1或者0，没有一个权衡的标准，所以也没有人说什么。只有喜剧，只有这个类型，它太明确了，只需现场反应，你说这个想要阐述多少多少道理讲述多少多少人生，狗屁，观众都不要听的，观众不是来受教育的，观众买了票就是想笑90分钟的，就这么简单。其实每一场去做实验之前，即便第一场观众效果很好，然后第二场可能是另外一拨，年龄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在试放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都让我的助手在里面看，我都不敢进去看，因为笑了你就是成功，没笑你就是失败，没道理可讲。
电影中国：看的出来你非常喜欢电影，能说说什么原因吗？
蒋卓原：我觉得电影就是娱乐，为什么这么喜欢做电影，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律师，我要维持正义，为所有人，后来发现很荒唐。为什么调整了这个梦想，因为我觉得我改变不了这个现状，电影起码可以给人带来欢乐。电影带给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辛苦和劳动让别人去愉悦的，它的属性是很群众性的，是一人一票。
电影中国：《江湖论剑实录》，是你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贱”，生活中，你是那种朋友经常调侃说：“蒋卓原，你太贱了”，那种说话很毒的人吗？不然怎么会写出如此“贱”的剧本？
蒋卓原：是，生活中，很多人说我嘴巴很毒，很贱，比如说一帮人去吃饭，我愿意去活跃气氛，让大家开心，这跟电影是一样的，总不能大家出来玩集体装，各种玩手机，能说话就说话。就跟之前参加香港电影节一样，别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电影，我说特别简单，你想看动作片，你去看城管多好，现在麦当劳也可以看，你要看苦难，生活每天都是苦难，你说要看弘扬正能量的，新闻联播，每天都放，一个频道轮播看去呗。拍这个电影就是想给大家娱乐娱乐，给大家发泄的一个机会。在学校也跟一些学者讨论，说现在全球电影如何对抗好莱坞电影，本土电影应该如何生存，拼大片，说我们就是中国的阿凡达，各种吹。其实喜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类型，你有没有注意观察，好莱坞的黄金十年，二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然后你看法国电影的复苏，包括香港新浪潮，以什么电影开始的，喜剧电影。美国有个经济学家提出来一个叫“口红效应”，特别有意思，他其实是说当你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找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作为寄托。其实如今的电影在我看来就是口红效应，你买不起房买不起车，但30块钱你还是出的起的，电影市场就是来解压的。
电影中国：接下来这部影片公映，如果没有预想的好，你还会继续拍喜剧电影吗？
蒋卓原：我会的，我会继续拍喜剧电影，因为我喜欢它，接下来还会有部作品，本子现在已经想好了，暂时卖个关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