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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利玛窦在进入中国传播天主的福音遇到文化差异上的壁垒，采取了曲线传教的策略。以利玛窦语言和服饰的中国化，基督教附会儒学思想，以科学知识为“诱饵”的智性传教策略和上层路线策略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利玛窦在异质文化中遇到冲突时所采取的策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为当今孔子学院向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方式。
关键词：利玛窦；曲线传教；孔子学院
中图分类号：C91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299-02
从16世纪初，受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天主教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到东方传教。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二次异质文化的大举输入。而利玛窦便是天主教派出的东方传教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者，成功的使西方基督教文化适应中国的儒家文化，从而使天主教在中国被许多士族阶层和平民阶层所接纳。
一、新的文化环境的挑战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说：“人们总是急于责怪异族。”裴化行在《利玛窦评传》中说：“从久远的年代起，他们就天生厌恶外国人，在他们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是世界的脑袋、甚至也是躯体，他们只能容忍地位极其低下的外国人。”作为一个外族人，来到新的话环境遇到挫折似乎是必然的。
1582年，利瑪窦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严重的外患之中，倭寇不断的在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夺，而葡萄牙殖民者用诡计占据了澳门。所以明朝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国人除了朝贡，想进入中国是极其困难的。利玛窦进入中国“遭遇的是一种根深叶茂、万难撼动的文明”。此外，利玛窦认为与中国人沟通最难克服的障碍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中国人的自傲，中国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没有资格教中国人东西，他称之为“中国式的傲慢”。这些因素使得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或者完全照搬基督教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教经验来宣传基督教。需要他不断的探索和调整传教策略来适应中国的独特的环境。
那么利玛窦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文化环境的挑战的呢？
(一)曲线传教策略
1、语言和服饰的中国化。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为了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的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选择在澳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凭借学习语言的天赋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在进入广州时便能够毫无障碍的与人流利的交流了。
从利玛窦的两次易服来看，也反应了其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断调整。在刚开始进入肇庆（内地第一站）的时候，他被准许以僧侣的身份进入中国，剃须去发披袈裟，完成从修道士到西僧的形象转换，表明了传教士努力适应在华传教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减少异体排斥。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僧侣在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僧侣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中国僧侣的身份是非常低下的，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他愈发感觉到僧人“是全中国最低级和最没有教养的人”。相反，士人则受到社会的尊重，瞿太素（苏州人,前礼部尚书瞿景淳的长子）曾对利玛窦说：“先生洁身修行,昭事天地真主,与僧道之崇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渊矣。然则何不服儒士衣冠,而雉发剪须,若僧徒也。”他听从了瞿太素的建议改穿儒服。
2、基督教附会儒学思想。传播学大师施拉姆认为：“假如两个人要达到有效的传播，他们储存的经验，必须双方有若干共同的地方。”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了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和心理上的共鸣。利玛窦努力钻研四书五经等典籍，寻找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如主张对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称呼可以“天主”、“上帝”、“天”三者并用，使儒经里的“天”和“上帝”相对应;将基督教中主张的“爱人”与儒家学说中的“仁者，爱人。”相对应。同时抹去了基督教教义中与儒家文化相冲突的内容，允许中国的教徒祭孔、祭祖，且不把此称为“偶像崇拜”。利玛窦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士人的肯定，张能信曰：“中国之人只知有天，有天之上帝，而圣贤辈出......西国诸儒，惟知事天主，与吾儒之理合。”。可见，利玛窦将基督教教义中国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会通儒学，使得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
（二）智性传教策略
明朝晚期，中国社会的“经世致用”思潮非常兴盛。利玛窦敏感的觉察到了士人中的这股思潮，采取智性传播的方式，以科学知识为诱饵吸引关注再进行传教的策略。利玛窦向国人介绍的科学内容涉及记忆学、制图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机器制造、音乐、油画等方面。比如利玛窦的惊人的记忆术曾经让人大为惊叹，他还写出了《西国记法》一书帮助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而利玛窦于1602年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给他带来很大的声誉，该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的全貌，同时为了满足中国人“傲慢”的虚荣心理，还做了一点“小手脚”，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利玛窦还通过日夜晷、自鸣钟和三棱镜等物件作为结交上层人士的手段。以传播科技带动传教的方式吸引了一批经世者，被称为“中国开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莫不都是先被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所吸引而逐渐关注基督教义，并最终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的。
（三）上层路线传播策略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即信息往往先传向对信息较敏感、兴趣活跃的意见领袖，然后再由意见领袖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传播。所以定位意见领袖是传播效果的关键。
利玛窦来到中国是为了把广大中国群众感化成“上帝的子民”，受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他把信息接收者定位为社会的上层人士（儒生、士大夫阶层），士大夫是活跃的意见领袖，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发达的传播网络，既有士大夫阶层的横向传播，又有士大夫向普通民众的纵向传播，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官僚的保护，减少传教的阻力。所以在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利玛窦认为吸引天主教徒“看重质量，而不要吸收数量众多的平常之人”。据统计，“利玛窦在广东、江西、南京、北京所来往过的士大夫总计129人，这129位士大夫中，仅有29位为布衣学者，其中100人则是从县丞到六部官员的各级官吏，其中还包括2位公侯和3位皇族。”通过与这些上层人士的交往，他进入了中国的主流社会。利玛窦还通过身居要位的士大夫的帮助与当朝皇帝建立了联系，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默认”的合法地位，让基督教在大明王朝站住了脚跟。受士大夫的影响，民间信教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610年利玛窦逝世，全中国有大约2500人入教，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后继者沿袭了利玛窦上层路线策略，信教人数急剧增加，至1670年达到27万多教徒（数据来自方豪《中西交通史》）。
二、现实意义：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对“曲线传教”策略可借鉴之处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利玛窦在面对异质文化进行传播时，采取曲线传教的文化适应策略，为我们今天孔子学院面对不同文化群体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方法。
利玛窦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合适的文化适应策略，求同存异，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么，孔子学院在对外传播中，首先要认知认同异质文化，譬如，美国人追求自由、德国人守纪律、日本人讲究等级、意大利人较感性，在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玛窦利用“西洋奇器”当做结识士大夫的敲门砖，孔子学院也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甚至不同个体的情况利用中国特色元素带动传播效果。像水墨画、剪纸、皮影戏、中国结、旗袍、中医、武术、猜灯谜等方式以礼品或教学工具的形式输出，建立与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沟通。
利玛窦的根据国情定位士大夫阶层为主要传播对象的方式，在今天孔子学院缺乏成熟的定向招生渠道的情况下，应该从各自优势出发准确定位，深度挖掘对中国文化具有潜在忠诚度的人有影响力。可以通过各国政府的文化部门、华人华侨组织、和中国有密切往来的大企业为桥梁，寻找主动、长期、可持续的信息接收者，再以这些忠诚的中国文化“粉丝”为意见领袖去影响更多的人群。
从利玛窦的中西互动中，采用曲线传教的文化适应策略，不断的调整策略变通，“和而不同”的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最明智的方法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3.
[2]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一册）[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89.
关键词：利玛窦；曲线传教；孔子学院
中图分类号：C91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299-02
从16世纪初，受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天主教派出了大量的传教士到东方传教。这是中国历史上继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二次异质文化的大举输入。而利玛窦便是天主教派出的东方传教团成员之一。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者，成功的使西方基督教文化适应中国的儒家文化，从而使天主教在中国被许多士族阶层和平民阶层所接纳。
一、新的文化环境的挑战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说：“人们总是急于责怪异族。”裴化行在《利玛窦评传》中说：“从久远的年代起，他们就天生厌恶外国人，在他们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是世界的脑袋、甚至也是躯体，他们只能容忍地位极其低下的外国人。”作为一个外族人，来到新的话环境遇到挫折似乎是必然的。
1582年，利瑪窦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严重的外患之中，倭寇不断的在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夺，而葡萄牙殖民者用诡计占据了澳门。所以明朝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外国人除了朝贡，想进入中国是极其困难的。利玛窦进入中国“遭遇的是一种根深叶茂、万难撼动的文明”。此外，利玛窦认为与中国人沟通最难克服的障碍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中国人的自傲，中国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没有资格教中国人东西，他称之为“中国式的傲慢”。这些因素使得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或者完全照搬基督教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教经验来宣传基督教。需要他不断的探索和调整传教策略来适应中国的独特的环境。
那么利玛窦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文化环境的挑战的呢？
(一)曲线传教策略
1、语言和服饰的中国化。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说：“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为了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的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选择在澳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凭借学习语言的天赋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在进入广州时便能够毫无障碍的与人流利的交流了。
从利玛窦的两次易服来看，也反应了其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断调整。在刚开始进入肇庆（内地第一站）的时候，他被准许以僧侣的身份进入中国，剃须去发披袈裟，完成从修道士到西僧的形象转换，表明了传教士努力适应在华传教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减少异体排斥。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僧侣在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僧侣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中国僧侣的身份是非常低下的，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他愈发感觉到僧人“是全中国最低级和最没有教养的人”。相反，士人则受到社会的尊重，瞿太素（苏州人,前礼部尚书瞿景淳的长子）曾对利玛窦说：“先生洁身修行,昭事天地真主,与僧道之崇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渊矣。然则何不服儒士衣冠,而雉发剪须,若僧徒也。”他听从了瞿太素的建议改穿儒服。
2、基督教附会儒学思想。传播学大师施拉姆认为：“假如两个人要达到有效的传播，他们储存的经验，必须双方有若干共同的地方。”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了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和心理上的共鸣。利玛窦努力钻研四书五经等典籍，寻找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如主张对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称呼可以“天主”、“上帝”、“天”三者并用，使儒经里的“天”和“上帝”相对应;将基督教中主张的“爱人”与儒家学说中的“仁者，爱人。”相对应。同时抹去了基督教教义中与儒家文化相冲突的内容，允许中国的教徒祭孔、祭祖，且不把此称为“偶像崇拜”。利玛窦的这些做法得到了士人的肯定，张能信曰：“中国之人只知有天，有天之上帝，而圣贤辈出......西国诸儒，惟知事天主，与吾儒之理合。”。可见，利玛窦将基督教教义中国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会通儒学，使得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
（二）智性传教策略
明朝晚期，中国社会的“经世致用”思潮非常兴盛。利玛窦敏感的觉察到了士人中的这股思潮，采取智性传播的方式，以科学知识为诱饵吸引关注再进行传教的策略。利玛窦向国人介绍的科学内容涉及记忆学、制图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机器制造、音乐、油画等方面。比如利玛窦的惊人的记忆术曾经让人大为惊叹，他还写出了《西国记法》一书帮助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而利玛窦于1602年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给他带来很大的声誉，该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的全貌，同时为了满足中国人“傲慢”的虚荣心理，还做了一点“小手脚”，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利玛窦还通过日夜晷、自鸣钟和三棱镜等物件作为结交上层人士的手段。以传播科技带动传教的方式吸引了一批经世者，被称为“中国开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莫不都是先被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所吸引而逐渐关注基督教义，并最终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的。
（三）上层路线传播策略
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即信息往往先传向对信息较敏感、兴趣活跃的意见领袖，然后再由意见领袖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传播。所以定位意见领袖是传播效果的关键。
利玛窦来到中国是为了把广大中国群众感化成“上帝的子民”，受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他把信息接收者定位为社会的上层人士（儒生、士大夫阶层），士大夫是活跃的意见领袖，在他们身边有一个发达的传播网络，既有士大夫阶层的横向传播，又有士大夫向普通民众的纵向传播，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官僚的保护，减少传教的阻力。所以在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利玛窦认为吸引天主教徒“看重质量，而不要吸收数量众多的平常之人”。据统计，“利玛窦在广东、江西、南京、北京所来往过的士大夫总计129人，这129位士大夫中，仅有29位为布衣学者，其中100人则是从县丞到六部官员的各级官吏，其中还包括2位公侯和3位皇族。”通过与这些上层人士的交往，他进入了中国的主流社会。利玛窦还通过身居要位的士大夫的帮助与当朝皇帝建立了联系，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默认”的合法地位，让基督教在大明王朝站住了脚跟。受士大夫的影响，民间信教的人数不断增加。从1582年利玛窦到中国至1610年利玛窦逝世，全中国有大约2500人入教，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后继者沿袭了利玛窦上层路线策略，信教人数急剧增加，至1670年达到27万多教徒（数据来自方豪《中西交通史》）。
二、现实意义：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对“曲线传教”策略可借鉴之处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利玛窦在面对异质文化进行传播时，采取曲线传教的文化适应策略，为我们今天孔子学院面对不同文化群体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方法。
利玛窦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合适的文化适应策略，求同存异，取得了很大成功，那么，孔子学院在对外传播中，首先要认知认同异质文化，譬如，美国人追求自由、德国人守纪律、日本人讲究等级、意大利人较感性，在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玛窦利用“西洋奇器”当做结识士大夫的敲门砖，孔子学院也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甚至不同个体的情况利用中国特色元素带动传播效果。像水墨画、剪纸、皮影戏、中国结、旗袍、中医、武术、猜灯谜等方式以礼品或教学工具的形式输出，建立与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沟通。
利玛窦的根据国情定位士大夫阶层为主要传播对象的方式，在今天孔子学院缺乏成熟的定向招生渠道的情况下，应该从各自优势出发准确定位，深度挖掘对中国文化具有潜在忠诚度的人有影响力。可以通过各国政府的文化部门、华人华侨组织、和中国有密切往来的大企业为桥梁，寻找主动、长期、可持续的信息接收者，再以这些忠诚的中国文化“粉丝”为意见领袖去影响更多的人群。
从利玛窦的中西互动中，采用曲线传教的文化适应策略，不断的调整策略变通，“和而不同”的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最明智的方法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裴化行.利玛窦评传（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3.
[2]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一册）[M].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