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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苏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获得各类重要的军需物品，以及收集情报、安全护送来往干部，在上海与新四军部队之间秘密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电影及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就是当年秘密交通线的生动写照。在这几条地下交通线中，有一条是在上海浦东的高桥、高东地区，因而被称之为浦东的“51号兵站”。
浦东“小老大”为“51号兵站”赴汤蹈火
上海浦东高桥，地处浦东东北角，一边是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口，另一边是长江入海口。区内有密布的河道及横贯东西的陆上公路，有多处可供货船进出的码头，形成了高桥通江达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高桥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水上运输集散地，被称为“沙船之乡”。元代开创我国海运史的张瑄，就是高桥人，因组织海运有功，曾多次受到元廷的奖赏。由于高桥地区有悠久的海运、河运历史，因此当地有一群熟悉水上运输，尤其海上运输的“小老大”，能驾船驭海，这是组建地下交通线极为有利的条件。
浦东的新四军地下交通线始建于1942年春，由新四军陶勇旅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吕炳奎政委、孙更舵参谋长，一师采购科长张渭清等领导亲自策划，由江防团周显才、吴明义等实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张渭清、周显才等通过商业交往，熟识了浦东高桥籍爱国热血青年王斗甫、王申甫兄弟和徐家善、赵树华等，先后在高桥镇开设了“伟泰什粮行”，在徐路镇（现属浦东新区高东镇）开设了“信丰油行”，加上王氏兄弟在浦西蓬莱路开设的照相馆，以及通过赵树华的关系掌握的五号沟码头（现高东镇地区），成功地组成了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
由新四军营长周显才带领一批干部化装成商人，在高桥地区建立的这条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苏北地区的新四军、解放军采购输送了子弹、汽油、收发报机、西药、颜料、望远镜等大量的军用物质，以及建立兵工厂所需的铣床、刨床、车床、钻床等设备。同时，护送上海的知识青年到苏北根据地，吴明义、方国锋、郭希伟等领导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从苏北到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
当时，通过层层关卡往来于苏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小老大”为了把新四军紧缺的军需物资运往苏北，不畏艰险，赴汤蹈火，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执行任务期间，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都曾被捕。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伤口上浇盐水，但始终没有交代实情，经受了考验。后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他们先后脱离虎口。但船只及物资等家产均被敌人没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出狱后，党组织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将他们秘密送往苏北解放区避难，直到上海解放，才重返浦东高桥。
老将军怒为“小老大”冤案平反
战争年代建立的革命友谊是最珍贵的。浦东“小老大”冒着生命危险在为新四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张爱萍、陶勇等多位新四军领导的鼓励，相互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解放后，当年参与策划、组建浦东高桥地区地下交通线的几位领导被安排在上海地区工作。陶勇旅长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司令部就设在上海。张渭清担任了东海舰队后勤部长，吴明义到福建三明市任副市长，吕炳奎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孙更舵担任了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当年在高桥主持交通线工作的周显才营长，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科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光荣牺牲。王斗甫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现已离休。解放初期，王申甫等“小老大”在老领导张渭清的陪同下，在武昌路380号多次受到张爱萍等领导的接见。与老领导们坐在一起，相互倍感亲切。一次，张爱萍还在南京路“起士林”咖啡馆专门约见王申甫、赵树华，提出将他俩转入部队工作。王、赵由于都有家小，怕不适应部队工作而没有接受。
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小老大”们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当年往苏北运送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与日本人、土匪、国民党部队、帮会组织都打过交道，因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受了委屈，经受了人生坎坷，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其中赵树华1951年“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后又遣青海劳改，直至1979年才获释回家。赵树华在狱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妻子“文革”中也被整死。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小老大”们坚信，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共和国上空的乌云，不会永久存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照耀下，“小老大”们看到了新的生命和希望，提出了要求平反的强烈要求。组织上也开始对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的案件进行复查。
1983年春，当人民法院的两位同志持介绍信前往北京，去国防部求见张爱萍部长，了解赵树华等“小老大”的情况时，“小老大”们的遭遇引起了老将军的极大震怒，他拍案而起，在介绍信的反面写下了如下字句：
赵树华等同志是人民的功臣，不是反革命！为何至今没有平反？请上海市委认真复查！
在张爱萍部长的关心下，“小老大”们很快获得纠错平反。人民法院也宣告赵树华等无罪（张爱萍部长的批示及人民法院平反的判决书现存浦东新区档案馆）。
当年直接参与“51号兵站”的几位领导人也十分关心“小老大”们的命运。其中，周显才营长更是四处奔走，多次书写证明，介绍情况，为平反冤案尽其所能。冤案得到平反后，川沙县委统战部报请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不仅为“小老大”们恢复了名誉，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三人还被委任为政协专员，每月享有一定的生活补助，以便安度晚年。
将军在家中热情接待“小老大”
平反后，浦东“小老大”们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不仅积极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和组织的有关活动，还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教育年轻的一代。1984年，王申甫经介绍加入了民革组织，成为民革组织中一位非常活跃的党员。
1986年春，已经67岁的王申甫和赵树华又一次前往北京，看望老首长张爱萍。去之前，他们经过认真准备，书写了一份情况汇报。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百忙中挤出时间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来自上海浦东的老朋友，他不仅认真阅看了送上的情况汇报，还在汇报上作了重要指示。批示的具体内容为：
王申甫等同志是与王斗甫同志一起同张渭清同志在上海搞地下策反活动，购军用物资支持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他们对促进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均有不少的功绩的，应予以特殊照顾，以资落实我党政策，特此证明。
张爱萍 4.22
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位在党和国家、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能如此热情地接待两个“平民百姓”，这充分体现了老将军身上的优良传统，也使王申甫和赵树华深受教育。他们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要用亲身的经历，教育年轻的一代。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小老大”们的晚年生活。1992年7月，赵树华因患肺癌病逝。1993年底，徐家善因病住院3个多月，花去医疗费4.3万元，全部由政府报销。他后因医治无效逝世，上海新四军研究会还派代表专程来浦东为徐家善同志送行。现已96岁高龄的王申甫，是唯一一位目前仍健在的从“小老大”中成长起来的政协专员。当他看到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由于身体原因，很多活动不再参加，但他仍一再表示：“我虽已年迈，仍愿为祖国的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王老这样讲，也这样做，努力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余热。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
浦东“小老大”为“51号兵站”赴汤蹈火
上海浦东高桥，地处浦东东北角，一边是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口，另一边是长江入海口。区内有密布的河道及横贯东西的陆上公路，有多处可供货船进出的码头，形成了高桥通江达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高桥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水上运输集散地，被称为“沙船之乡”。元代开创我国海运史的张瑄，就是高桥人，因组织海运有功，曾多次受到元廷的奖赏。由于高桥地区有悠久的海运、河运历史，因此当地有一群熟悉水上运输，尤其海上运输的“小老大”，能驾船驭海，这是组建地下交通线极为有利的条件。
浦东的新四军地下交通线始建于1942年春，由新四军陶勇旅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吕炳奎政委、孙更舵参谋长，一师采购科长张渭清等领导亲自策划，由江防团周显才、吴明义等实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张渭清、周显才等通过商业交往，熟识了浦东高桥籍爱国热血青年王斗甫、王申甫兄弟和徐家善、赵树华等，先后在高桥镇开设了“伟泰什粮行”，在徐路镇（现属浦东新区高东镇）开设了“信丰油行”，加上王氏兄弟在浦西蓬莱路开设的照相馆，以及通过赵树华的关系掌握的五号沟码头（现高东镇地区），成功地组成了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
由新四军营长周显才带领一批干部化装成商人，在高桥地区建立的这条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苏北地区的新四军、解放军采购输送了子弹、汽油、收发报机、西药、颜料、望远镜等大量的军用物质，以及建立兵工厂所需的铣床、刨床、车床、钻床等设备。同时，护送上海的知识青年到苏北根据地，吴明义、方国锋、郭希伟等领导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从苏北到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
当时，通过层层关卡往来于苏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小老大”为了把新四军紧缺的军需物资运往苏北，不畏艰险，赴汤蹈火，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执行任务期间，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都曾被捕。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伤口上浇盐水，但始终没有交代实情，经受了考验。后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他们先后脱离虎口。但船只及物资等家产均被敌人没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出狱后，党组织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将他们秘密送往苏北解放区避难，直到上海解放，才重返浦东高桥。
老将军怒为“小老大”冤案平反
战争年代建立的革命友谊是最珍贵的。浦东“小老大”冒着生命危险在为新四军运输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张爱萍、陶勇等多位新四军领导的鼓励，相互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海解放后，当年参与策划、组建浦东高桥地区地下交通线的几位领导被安排在上海地区工作。陶勇旅长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司令部就设在上海。张渭清担任了东海舰队后勤部长，吴明义到福建三明市任副市长，吕炳奎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孙更舵担任了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当年在高桥主持交通线工作的周显才营长，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科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光荣牺牲。王斗甫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现已离休。解放初期，王申甫等“小老大”在老领导张渭清的陪同下，在武昌路380号多次受到张爱萍等领导的接见。与老领导们坐在一起，相互倍感亲切。一次，张爱萍还在南京路“起士林”咖啡馆专门约见王申甫、赵树华，提出将他俩转入部队工作。王、赵由于都有家小，怕不适应部队工作而没有接受。
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小老大”们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当年往苏北运送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与日本人、土匪、国民党部队、帮会组织都打过交道，因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受了委屈，经受了人生坎坷，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其中赵树华1951年“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后又遣青海劳改，直至1979年才获释回家。赵树华在狱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妻子“文革”中也被整死。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小老大”们坚信，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共和国上空的乌云，不会永久存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照耀下，“小老大”们看到了新的生命和希望，提出了要求平反的强烈要求。组织上也开始对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等的案件进行复查。
1983年春，当人民法院的两位同志持介绍信前往北京，去国防部求见张爱萍部长，了解赵树华等“小老大”的情况时，“小老大”们的遭遇引起了老将军的极大震怒，他拍案而起，在介绍信的反面写下了如下字句：
赵树华等同志是人民的功臣，不是反革命！为何至今没有平反？请上海市委认真复查！
在张爱萍部长的关心下，“小老大”们很快获得纠错平反。人民法院也宣告赵树华等无罪（张爱萍部长的批示及人民法院平反的判决书现存浦东新区档案馆）。
当年直接参与“51号兵站”的几位领导人也十分关心“小老大”们的命运。其中，周显才营长更是四处奔走，多次书写证明，介绍情况，为平反冤案尽其所能。冤案得到平反后，川沙县委统战部报请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不仅为“小老大”们恢复了名誉，王申甫、徐家善、赵树华三人还被委任为政协专员，每月享有一定的生活补助，以便安度晚年。
将军在家中热情接待“小老大”
平反后，浦东“小老大”们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又焕发了青春。他们不仅积极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和组织的有关活动，还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教育年轻的一代。1984年，王申甫经介绍加入了民革组织，成为民革组织中一位非常活跃的党员。
1986年春，已经67岁的王申甫和赵树华又一次前往北京，看望老首长张爱萍。去之前，他们经过认真准备，书写了一份情况汇报。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百忙中挤出时间在家中热情接待了来自上海浦东的老朋友，他不仅认真阅看了送上的情况汇报，还在汇报上作了重要指示。批示的具体内容为：
王申甫等同志是与王斗甫同志一起同张渭清同志在上海搞地下策反活动，购军用物资支持解放区，一九四九年，他们对促进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均有不少的功绩的，应予以特殊照顾，以资落实我党政策，特此证明。
张爱萍 4.22
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位在党和国家、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能如此热情地接待两个“平民百姓”，这充分体现了老将军身上的优良传统，也使王申甫和赵树华深受教育。他们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要用亲身的经历，教育年轻的一代。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小老大”们的晚年生活。1992年7月，赵树华因患肺癌病逝。1993年底，徐家善因病住院3个多月，花去医疗费4.3万元，全部由政府报销。他后因医治无效逝世，上海新四军研究会还派代表专程来浦东为徐家善同志送行。现已96岁高龄的王申甫，是唯一一位目前仍健在的从“小老大”中成长起来的政协专员。当他看到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由于身体原因，很多活动不再参加，但他仍一再表示：“我虽已年迈，仍愿为祖国的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王老这样讲，也这样做，努力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余热。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