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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播政治图像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从而培育政治信任，是每个国家的政府所努力达到的目标。媒介的呈现内容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我国传统媒体过于模式化的报道、对某些信息的隐瞒以及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性报道，都会使民众对媒体、政府质疑。
政治信任媒介内容报道模式负面信息
李春梅，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品牌传播系讲师；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翁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主化进程中传媒与政治信任之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60034）的研究成果。
尽管西方世界一直对我国的政治局势抱着不乐观的态度，但我国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足以显示该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这种稳定性与合法性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取决于多种因素。政治信任便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民众的政治信任感，源于民众的直接经验获得和间接信息接收。在现代社会，通过亲身与政府机关、政府人员接触而获得的直接经验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政治认知，源于非亲身经历的政治图像。通过传播政治图像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从而培育政治信任，是每个国家的政府所努力达到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凸显，因传媒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塑造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一、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对政治信任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思想家洛克，他认为生命、财产与自由是个人不可让与的权利，而个人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是基于对于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这份信任，使政府获得了合法性。政治信任问题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西方国家。这一时期，民众对制度和政治机构的信任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推动了对于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史天健将政治信任看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若民众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那么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政治制度或政府也会运作出良好的结果。[1]民众对于政治的信任，使民众相信政府及其相应的制度可为公众福利服务，相信在与他人交往时可受到制度的保障而免受伤害，从而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不但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主政治得以运转的关键。
政治信任的对立面，常被称为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是指民众对政府抱持负面情感的倾向以及认为政府的运作以及政策产出不符个人预先期望。政治信任愈低者，可视为愈有犬儒主义倾向者。[2]较低的政治信任度是与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机构或人员的冷漠、不满或愤恨等情绪相联系的，这将会危及制度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群体抗议和谣言传播等信任危机事件层出，政治信任状况处于一个转折点上。若处理得当、妥善应对，则政治信任状况将得以改善，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将进一步加强；反之，将出现整体性政治信任状况恶化的后果。[3]
政治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民众并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政府，因为信任的前提在于——我知悉所信任对象的、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有能力信任。然而，对于每一个民众来说，去详细地了解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基本是不可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到的政府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媒介所传达的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媒介呈现内容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传播什么样的媒介内容，才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政治信任？国外研究者对该问题多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媒介抑郁论和良性循环论。
“媒介抑郁论”是在考察电视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的，其观点是，现代传媒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如政治冷漠、政治疏离、政治犬儒主义、政治不信任、政治认知混乱，甚至是政治恐惧等。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由于民众使用电视引起的，民众接触各类媒体，都有可能造成民众负向的政治态度。Robinson和Sheehan指出市场竞争、对收视率或发行量的追逐促使媒体将报道内容集中在戏剧化的新闻上，尤其是关于犯罪、冲突、死亡、灾害、政治无能和腐败、性与丑闻，以及其他轰动性的事件上。[4]Michael Robinson 借用术语“媒介抑郁论”（Media Malaise）强调媒体负面的、反政府的报道特征强化了民众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冷漠。[5]
虽然“媒介抑郁论”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仍有研究者对此质疑，认为传媒促进了政治信任，提出“政治动员理论”（Theorie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该理论认为媒体对公众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即传媒有利于维持和推进民主参与。因为研究发现电视新闻的普通受众及政治新闻的习惯读者群倾向于获取政治新闻、并有兴趣参与政治生活。Norris提出的“良性循环论”（Virtuous Circle）将“政治动员理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他指出，民众对新闻的关注度并不会侵蚀其对政治系统的支持程度，反倒是这些持续关注新闻和选举运动的人政治知识最渊博，最信任政府和政治制度，且是最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6]
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国情之下的政治文化、媒体制度、民众认知是不同的。无论是“媒介抑郁论”还是“良性循环论”，都是在西方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处于民主化进程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多的政治信任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观看怎么样的媒介报道才有助于培养其政治信任？在我国各类媒介中，传统媒体一直担当着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培育政治信任的功能。然而，传统媒体的呈现内容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三、传统媒体的部分报道内容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媒介内容对于民众政治信任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Graber所说：“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政治新闻，提供政治形象的素材，具有重要影响力。绝大多数的民众不是凭空捏造出他们的政治看法，而是结合由传播媒体所提供的最新政治信息，和自己本身现有的政治知识与态度后，再融合塑造出一个合宜的整体观。”[7]媒介不当的报道理论或内容，都会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1. 过于模式化的报道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为实现宣传的目的，传统媒体往往会确立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和业务执行标准，从而产生基本稳定的表达新闻事件的语言形式，以期达到说服民众信任政府的目的。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在信息化、民主化程度较低、官民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下，往往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网络媒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过于模式化的报道造成了新闻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容易引发民众的不信任甚至反感。
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新闻报道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涉及党和政府的新闻，报道方式仍十分刻板、模式化，“在中国媒体上最让公众不满的是，越是重要的新闻、越是重要的人物出现、越是重要的讲话、越是重要的外事会见、越是重要的发奖大会，中国的媒体越是模板化”。[8]如对党政机关重要会议的报道，包括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的人员、会议的意义，文字生硬，内容空洞；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往往除了报道时间、地点、事件之外，更多的是突出重要领导人前往救灾现场如何指导救灾。新华社曾就受众对媒体接触、信任与满意度等问题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道存在着“模式化、概念化”；50%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中“空话、套话多”。[9]
传统媒体报道政府的政治方针、官员的政治活动本身并无不妥，然而，过于模式化的报道往往会将假话、空话、套话充斥报道之中，不但达不到既定的宣传效果，反使民众为媒体反映的政治图景贴上虚伪的标签。如果民众在媒体中不能看到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不能引发“共振”，如果看到的新闻模式都是千篇一律的，久而久之，就会引发政治冷漠。政府和官员的一些活动，如公务员上街义务擦皮鞋、公安厅副厅长在微博上邀农民工吃饭、县委书记吃盒饭等新闻，很容易被民众视为作秀，从而使政府和官员的形象受损。从长远来看，由于民众反感这种模式化的报道，进而将传统媒体视为“传声筒”甚至政治的傀儡，从而不仅不信任媒体，也不信任媒体上所呈现出的政治机构及其人员的表现。
2. 媒体对负面信息的隐瞒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媒介的功能定位是多元的，其中之一是将媒介视为一个公开讨论与辩论的论坛，从而使事实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但在媒介传播信息过程中，把关人的把关功能一直存在。在传播信息时，把关人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分为“利己性”“非利己”信息，其中“利己性”的信息被视为正面报道得以传播，而“非利己”的信息被视为负面信息而进行隐瞒。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认为负面新闻有损政府的形象，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有研究者对2007年《人民日报》负面报道刊载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报纸中的平均负面报道量约占总报道量的4.2%。[10]如果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而媒体的报道中充满着正面信息，民众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和媒体营造出的媒体世界脱节过大时，政府和民众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力，不信任感自然会产生。另外，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媒体经常将其视为负面信息，对其进行淡化、回避等处理，这种“不作为”或“晚作为”行为留下了信息真空，使得谣言风传，加剧民众的恐慌。当民众期盼官方信息或权威解释时，媒体“顾左右而言他”，民众会对媒体及政府失望，久而久之，造成政治不信任。
当民众不再相信传统媒体呈现的正面信息时，他们会寻求其他信任的对象，或是网络论坛中的网友言论，或是道听途说的谣言，进而开始质疑政府，不相信媒体所呈现的政治图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尤其涉及负面信息，民众宁愿围观网络媒体中出现的流言，也不愿意相信专家和媒体的说辞，便是明证。
3. 媒体不能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舆论监督作为一个有确定内涵并固定使用的概念，由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11]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媒体监督就是监督权力的重要形式。媒体监督的对象是一切社会权力，其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对于前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和对决策效果的监督；对后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人物产生的监督和对决策人物行为的监督。[12]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环节。现在，我国媒体的监督力度有所增强，但仍有所保留、有所取舍。与网络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还是弱化，在重大舆论事件中，传统媒体有时立场摇摆不定，对社会公权力监督少、监督延后。在处理一些棘手的舆论事件时，传统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有时将民众的注意力从一些负面事件上转移。如从2013年3·15打假后，媒体将报道的重点聚焦于“苹果”产品，而对我国民众关注的“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问题淡化处理。可以说，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抨击“苹果”政治方向正确；而关注奶粉、地沟油、电信收费、油品质量、黄浦江漂浮死猪等问题，则可能触犯“利益固化的樊篱”。[13]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问题上如果采取“挤牙膏”的方式，最终将会损害媒体及政府的利益。
若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将由小范围的具体的不信任转化为大面积的抽象的制度性的不信任，政治信任危机将无法化解。
结语
民众对于政治的认知依赖于媒体，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通过媒体传达给民众，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感，从而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
参考文献：
[1] Tianjian Shi, Culture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2011(4)：401
[2] Miller, Arthur H.,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4(3):68.
[3] 刘昀献.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59
[4] Michael J. Robinson , Margaret Sheehan, Over the Wire and on TV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3: 97,211-212
[5] Michael J. Robinson,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6 (70), 409-432.
[6] Norris, Pippa, A Virtuous Circl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张砚筑. 台湾选民媒介使用与政治知识之关联性——1995—2004年的长期趋势分析[D].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2006：16.
[8]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1，70
[9] 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之三：重视对几类重要报道领域的改革和创新[J]. 中国记者，2004（01）：14-16.
[10] 龚雅婧，王卫明. 对《人民日报》负面报道刊载现状的分析[J]. 科技广场，2008（04）：29-31.
[11] 丁柏铨. 论舆论监督与人民民主关系[J]. 探索与争鸣，2008（12）：79.
[12] 甘惜分.新国学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 祝华新.“苹果”与奶粉：媒体的责任[N].中国青年报.2013-04-02（03）.
政治信任媒介内容报道模式负面信息
李春梅，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品牌传播系讲师；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副教授；翁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主化进程中传媒与政治信任之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60034）的研究成果。
尽管西方世界一直对我国的政治局势抱着不乐观的态度，但我国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足以显示该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这种稳定性与合法性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取决于多种因素。政治信任便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民众的政治信任感，源于民众的直接经验获得和间接信息接收。在现代社会，通过亲身与政府机关、政府人员接触而获得的直接经验毕竟是有限的，更多的政治认知，源于非亲身经历的政治图像。通过传播政治图像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从而培育政治信任，是每个国家的政府所努力达到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凸显，因传媒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塑造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一、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对政治信任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英国思想家洛克，他认为生命、财产与自由是个人不可让与的权利，而个人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是基于对于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这份信任，使政府获得了合法性。政治信任问题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西方国家。这一时期，民众对制度和政治机构的信任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推动了对于政治信任研究的兴起。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史天健将政治信任看做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若民众具有较高的政治信任，那么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政治制度或政府也会运作出良好的结果。[1]民众对于政治的信任，使民众相信政府及其相应的制度可为公众福利服务，相信在与他人交往时可受到制度的保障而免受伤害，从而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不但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主政治得以运转的关键。
政治信任的对立面，常被称为政治犬儒主义（political cynicism），是指民众对政府抱持负面情感的倾向以及认为政府的运作以及政策产出不符个人预先期望。政治信任愈低者，可视为愈有犬儒主义倾向者。[2]较低的政治信任度是与民众对于政治制度、机构或人员的冷漠、不满或愤恨等情绪相联系的，这将会危及制度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群体抗议和谣言传播等信任危机事件层出，政治信任状况处于一个转折点上。若处理得当、妥善应对，则政治信任状况将得以改善，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将进一步加强；反之，将出现整体性政治信任状况恶化的后果。[3]
政治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民众并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政府，因为信任的前提在于——我知悉所信任对象的、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有能力信任。然而，对于每一个民众来说，去详细地了解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基本是不可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到的政府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媒介所传达的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媒介呈现内容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传播什么样的媒介内容，才有助于培养民众的政治信任？国外研究者对该问题多是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媒介抑郁论和良性循环论。
“媒介抑郁论”是在考察电视媒体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的，其观点是，现代传媒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如政治冷漠、政治疏离、政治犬儒主义、政治不信任、政治认知混乱，甚至是政治恐惧等。但这些问题并不仅仅由于民众使用电视引起的，民众接触各类媒体，都有可能造成民众负向的政治态度。Robinson和Sheehan指出市场竞争、对收视率或发行量的追逐促使媒体将报道内容集中在戏剧化的新闻上，尤其是关于犯罪、冲突、死亡、灾害、政治无能和腐败、性与丑闻，以及其他轰动性的事件上。[4]Michael Robinson 借用术语“媒介抑郁论”（Media Malaise）强调媒体负面的、反政府的报道特征强化了民众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冷漠。[5]
虽然“媒介抑郁论”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仍有研究者对此质疑，认为传媒促进了政治信任，提出“政治动员理论”（Theorie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该理论认为媒体对公众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即传媒有利于维持和推进民主参与。因为研究发现电视新闻的普通受众及政治新闻的习惯读者群倾向于获取政治新闻、并有兴趣参与政治生活。Norris提出的“良性循环论”（Virtuous Circle）将“政治动员理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他指出，民众对新闻的关注度并不会侵蚀其对政治系统的支持程度，反倒是这些持续关注新闻和选举运动的人政治知识最渊博，最信任政府和政治制度，且是最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6]
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国情之下的政治文化、媒体制度、民众认知是不同的。无论是“媒介抑郁论”还是“良性循环论”，都是在西方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处于民主化进程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多的政治信任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观看怎么样的媒介报道才有助于培养其政治信任？在我国各类媒介中，传统媒体一直担当着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培育政治信任的功能。然而，传统媒体的呈现内容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三、传统媒体的部分报道内容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媒介内容对于民众政治信任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Graber所说：“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政治新闻，提供政治形象的素材，具有重要影响力。绝大多数的民众不是凭空捏造出他们的政治看法，而是结合由传播媒体所提供的最新政治信息，和自己本身现有的政治知识与态度后，再融合塑造出一个合宜的整体观。”[7]媒介不当的报道理论或内容，都会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
1. 过于模式化的报道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为实现宣传的目的，传统媒体往往会确立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和业务执行标准，从而产生基本稳定的表达新闻事件的语言形式，以期达到说服民众信任政府的目的。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在信息化、民主化程度较低、官民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下，往往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网络媒体发展迅速的情况下，过于模式化的报道造成了新闻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容易引发民众的不信任甚至反感。
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新闻报道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涉及党和政府的新闻，报道方式仍十分刻板、模式化，“在中国媒体上最让公众不满的是，越是重要的新闻、越是重要的人物出现、越是重要的讲话、越是重要的外事会见、越是重要的发奖大会，中国的媒体越是模板化”。[8]如对党政机关重要会议的报道，包括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的人员、会议的意义，文字生硬，内容空洞；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往往除了报道时间、地点、事件之外，更多的是突出重要领导人前往救灾现场如何指导救灾。新华社曾就受众对媒体接触、信任与满意度等问题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新闻报道存在着“模式化、概念化”；50%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中“空话、套话多”。[9]
传统媒体报道政府的政治方针、官员的政治活动本身并无不妥，然而，过于模式化的报道往往会将假话、空话、套话充斥报道之中，不但达不到既定的宣传效果，反使民众为媒体反映的政治图景贴上虚伪的标签。如果民众在媒体中不能看到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不能引发“共振”，如果看到的新闻模式都是千篇一律的，久而久之，就会引发政治冷漠。政府和官员的一些活动，如公务员上街义务擦皮鞋、公安厅副厅长在微博上邀农民工吃饭、县委书记吃盒饭等新闻，很容易被民众视为作秀，从而使政府和官员的形象受损。从长远来看，由于民众反感这种模式化的报道，进而将传统媒体视为“传声筒”甚至政治的傀儡，从而不仅不信任媒体，也不信任媒体上所呈现出的政治机构及其人员的表现。
2. 媒体对负面信息的隐瞒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媒介的功能定位是多元的，其中之一是将媒介视为一个公开讨论与辩论的论坛，从而使事实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但在媒介传播信息过程中，把关人的把关功能一直存在。在传播信息时，把关人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分为“利己性”“非利己”信息，其中“利己性”的信息被视为正面报道得以传播，而“非利己”的信息被视为负面信息而进行隐瞒。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认为负面新闻有损政府的形象，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有研究者对2007年《人民日报》负面报道刊载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报纸中的平均负面报道量约占总报道量的4.2%。[10]如果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而媒体的报道中充满着正面信息，民众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和媒体营造出的媒体世界脱节过大时，政府和民众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力，不信任感自然会产生。另外，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媒体经常将其视为负面信息，对其进行淡化、回避等处理，这种“不作为”或“晚作为”行为留下了信息真空，使得谣言风传，加剧民众的恐慌。当民众期盼官方信息或权威解释时，媒体“顾左右而言他”，民众会对媒体及政府失望，久而久之，造成政治不信任。
当民众不再相信传统媒体呈现的正面信息时，他们会寻求其他信任的对象，或是网络论坛中的网友言论，或是道听途说的谣言，进而开始质疑政府，不相信媒体所呈现的政治图景。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尤其涉及负面信息，民众宁愿围观网络媒体中出现的流言，也不愿意相信专家和媒体的说辞，便是明证。
3. 媒体不能有效地进行舆论监督影响民众政治信任
舆论监督作为一个有确定内涵并固定使用的概念，由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11]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媒体监督就是监督权力的重要形式。媒体监督的对象是一切社会权力，其重点是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对于前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过程的监督和对决策效果的监督；对后者的监督，包括对决策人物产生的监督和对决策人物行为的监督。[12]舆论监督是社会民主的重要环节。现在，我国媒体的监督力度有所增强，但仍有所保留、有所取舍。与网络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还是弱化，在重大舆论事件中，传统媒体有时立场摇摆不定，对社会公权力监督少、监督延后。在处理一些棘手的舆论事件时，传统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有时将民众的注意力从一些负面事件上转移。如从2013年3·15打假后，媒体将报道的重点聚焦于“苹果”产品，而对我国民众关注的“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问题淡化处理。可以说，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抨击“苹果”政治方向正确；而关注奶粉、地沟油、电信收费、油品质量、黄浦江漂浮死猪等问题，则可能触犯“利益固化的樊篱”。[13]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问题上如果采取“挤牙膏”的方式，最终将会损害媒体及政府的利益。
若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将由小范围的具体的不信任转化为大面积的抽象的制度性的不信任，政治信任危机将无法化解。
结语
民众对于政治的认知依赖于媒体，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通过媒体传达给民众，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媒体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感，从而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
参考文献：
[1] Tianjian Shi, Culture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2011(4)：401
[2] Miller, Arthur H.,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4(3):68.
[3] 刘昀献.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59
[4] Michael J. Robinson , Margaret Sheehan, Over the Wire and on TV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3: 97,211-212
[5] Michael J. Robinson,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6 (70), 409-432.
[6] Norris, Pippa, A Virtuous Circl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张砚筑. 台湾选民媒介使用与政治知识之关联性——1995—2004年的长期趋势分析[D]. 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2006：16.
[8]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1，70
[9] 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之三：重视对几类重要报道领域的改革和创新[J]. 中国记者，2004（01）：14-16.
[10] 龚雅婧，王卫明. 对《人民日报》负面报道刊载现状的分析[J]. 科技广场，2008（04）：29-31.
[11] 丁柏铨. 论舆论监督与人民民主关系[J]. 探索与争鸣，2008（12）：79.
[12] 甘惜分.新国学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3] 祝华新.“苹果”与奶粉：媒体的责任[N].中国青年报.2013-04-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