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碗汤，不同的人做出来的是不同的味道。你可以完全忠实于菜谱的配方，做出一碗符合大众固有印象的汤，或者选择超越菜谱之上，用心熬一碗上好靓汤。做规划也是如此，在一些规划师眼里，规划只是一张二维平面图，而有这样一群规划师，透过他们的构思，你能嗅到的是浓浓的人文情怀和对社会的关切之意，再往深了看，最后成型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街区，其中还带了点民主的味道。唐子来教授就是这样的规划师，他更愿将自己的工作内容看作是“场所塑造”。
　　后世博时代
　　唐教授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了“上海世博会”的申办、承办和会后发展。世博会最终选址在黄浦江两岸，因为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以此为起点，可以清晰地一睹老上海风貌：江南造船厂和南市发电厂等等，而南市，这个曾被称作老城厢的地方，是上海的根之所在。
　　在唐教授眼里，世博会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上海转型升级。地铁是世博会最大的贡献，从2002年的65公里到2010年的450公里，并在持续扩建，或许有一天，住在市区的人再也不需要购置私家车，通过公共交通出行，也是一大环保之举。在英国，住在剑桥的人坐火车到伦敦后，就能通过地铁直达CBD。世博会另一剂催化药，就是浦江两岸的改造，南市发电厂现在是充满后工业气息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成为黄浦江沿线的地标之一。从整体发展来看，上海接下来将着重于全球城市的顶级功能，即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唐教授举了个例子，同样吃一顿饭，如果要吃饱，可以选择在APP上订购套餐，但为什么有人愿意付出高几倍的价格去新天地呢？这就是我们常提的“第三场所”，以星巴克为标志，真正因为它咖啡好喝而前往的人有几个呢？进了咖啡厅，你看到的都是在聊天的，谈工作的，或者带着手提电脑办公的，就像淮海路上的K11，它注重氛围体验，完美的阐释了“场所塑造”这个概念。
　　要学点哲学
　　一个有专业素养的规划师不仅要掌握建筑和工程领域的知识，也要知晓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针对浦西和浦东地区的城市空间差异，唐教授从历史角度给出了观点：浦西开发较早，当时的主流交通方式是步行和非机动车，城市空间是基于人的尺度，每个路口相距不过150米；浦东则在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发展，交通工具以汽车为主，城市空间是基于车的尺度。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宜居的城市空间应当回归人的尺度。按照目前火到不行的“互联网+”套路，这个可以称作“城市规划+历史学”思维模式。
　　前不久微博上热传的要鼓励每个街区对外“打开”，营造自由通行的道路，然而随之而来的质疑集中在物业管理和治安问题上。对外“打开”，牵涉到了一系列需要斟酌的问题。唐教授认为，问题的本质还是街坊尺度，小街坊有助于慢行交通的便利性。针对已经建成的超级街坊，在唐教授看来，是否可以打开围墙，需要与社会文明进程相适应，显然还需要一点时间。这一点，又能被称作“城市规划+社会学”。
　　“城市规划一定要超越规划本身，不然只是‘制图工匠’而已，尤其应该学习哲学和系统科学。”哲学被称作“科学的科学”，它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甚至开启人的悟性，简而言之，哲学与科学是所有学科的“食物链顶端”。
　　民主的设计
　　唐教授是地道的上海人，从小生长在虹口区的石库门里弄。随着时代发展，他曾经居住过的里弄建筑也被拆除了。唐教授并没有感到惋惜，但让他忿忿的是，“怎么一点城市记忆都不留下呢？”“我曾经居住过的里弄建筑，现在成了一片毫无特征的绿地，任何城市记忆都没有留下。”
　　一个城市的公共管理涉及到许多政府管理部门，城乡规划作为公共管理，干预的是城市建成环境，比如一个建筑物选址，除了考虑本身以外，还要考量其对公共价值领域的影响。从这一点看，城市设计需要民主政治理性：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完全依赖市场必然不符合公共利；然而，政府从头管到尾也是不行的。比如，城市地标建筑涉及城市公共价值领域，城市设计就要进行干预。在公共管理领域，分别有正面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规定了只能干什么，比如这栋建筑只能采用某些色彩，负面清单则规定了什么不能干。相对而言，唐教授更倾向使用负面清单，“城市设计的本质是要确保底线，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但管得过多过细，注定无法做出最有创意的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