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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亲历了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历程。书中记录了他从第一次土地革命到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亲历经历。该书以朴素的文笔、翔实的史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还原了战争年代的艰辛和残酷，更展示了老一辈革命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
1957年12月，武汉上空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云，天色灰蒙蒙的，连续好几天下雨，天气格外阴冷。周日，上午有点空，我穿上大衣，裹上围巾，去探望正在休息的老战友钱永华同志。
“老钱，你好！在写什么大作？”一进门，见他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我好奇地问道。
老钱回头看见是我，很高兴，连忙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热情问候后，拉我走进他的会客室。他让我在一张旧沙发上坐下，倒上一杯茶，说：“准备写些材料。现在出版部门、电影戏剧界都在搞跃进，他们召集开了一个会，请我们这些休息了的老同志写些作品，或写些历史材料给他们加工。哎，你也可以写些作品哦。”
“写什么呢？”
“写革命斗争故事，最好写苏区农民运动和长征故事。”
这次见面对我触动很大，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思考这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江西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我决定将那时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但当时我还很年轻，再加上也没有刻意去记录，有些事情已记不太清楚了。离开家乡已有整整二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特别是在红军北上抗日到新中国成立的十五年间，家乡的农民斗争情况是怎么样呢？想到这里我坐不住了，请假回了一趟老家。
我的老家在瑞金、雩都（今于都）、会昌三县交界之处，那里是一片大山区，山峦重叠，茂林修竹，一条小河如玉带般沿山峦蜿蜒盘旋而下，一眼望去，满目绿海波涛，正是山清水绿、四季常青。
许多年以来，在我老家人的感觉里，鸟柏树冒芽，男女老幼穿蓑衣戴斗笠耘田栽秧，这就是春天了；晌午时经常下点雷阵雨，财主们抬高米价，农民们开始收割早稻，这就是夏天了；太阳似火，田地干裂，农民们汗流浃背忙着锄草收割，打下谷来向地主交租，这就是秋天了；粮食作物收储完毕，早晨见霜，财主们追债，这就是冬天了。
在我的记忆里，这崇山峻岭中有一条二十多里长的大山沟，沿山沟自上而下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村庄，有的两三家，有的七八家，也有的一二十家，只有到了板苍、麻地这两个稍微开阔的地带才是一片片较密集的村庄。这些村庄的房屋大多是前人建的矮小土坯房，有些已摇摇欲倒，那里面住的都是租种别人田地的佃农；一些半新或崭新的大房大院，就是地主的家了。
一条清澈的小河沿着这条山沟自东往西流入雩都河。河畔两边，一块块像棋盘格子的水田沿山而上，高处似悬挂半空。这些田都是许多代的农民，流血流汗，用双手开垦出来的。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这片区按人口平均，每人有两亩半田，可以获取一年两熟或两年五熟的收成。
在这条山沟的中段，有个名叫板苍的大村庄，人们称它为板苍下大屋，是周围几十里闻名的“财主窝”。这条沟五姓十三庄的农民、手艺工人都被他们统治。这条沟里有个什么大事小情，一群身穿长袍马褂、手执水烟袋的“绅士”在最大的地主家进进出出就解决了。什么是政府，政府在什么地方，农民们都不知道。
每个大村庄都有一两个私塾，一个先生教几个学生学古文。学生大多是财主家的孩子，穷人一般交不起学费和逢年过节的礼金，就是有一两个穷人家的孩子读上私塾，也会受先生的白眼和财主家孩子的欺负。女孩子一般会认为是“赔钱货”，读书是没有份的。
当地民风彪悍，部落式的农民械斗年年都是此落彼起，每次都是由几个豪绅出面摆一桌酒席进行调解，一言不合又开始械斗。财主家一般会豢养几个打手看家护院，要是有穷人冒犯，就要遭到“吊秤子”、压杆子、“打地雷公”、斩指头、剜眼睛等惩罚。穷人们认为自己的穷苦，是因为没有好风水、祖宗不照应，是命里注定的，不论受到怎样的欺压都默默忍受，不挨打受骂就算过了一天好日子。
1926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是万田集市，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从福建过来的三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在台上对赶集的人说：“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平分地权，抗租抗债，剪发放脚，男女平权。”穷人虽听得似懂非懂，却都很高兴。财主、绅士们却抱着留着长辫子的脑袋骂骂咧咧，生怕辫子会被剪掉。
1929年夏初，“产党军来了”（财主对共产党军队的歪曲）的传言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后来，隔座大山的砂心、高彼地区的农民在红军的帮助下打土豪分了田地，还组织了赤卫队。麻地、板苍的地主豪绅慌了手脚，也组织了“赤卫队”插上红旗说要分田。不到半个月，砂心红色区就扩大到了距离板苍、麻地只有六七里路的后山村。板苍的地主们就将这个“赤卫队”部改为了“村革命政府”，令农民插竹牌假分田来欺骗红军。地主武装还挑起红白两区的农民整整两年相互械斗。
1931年初冬，在瑞金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消灭白点区的任务后，红军来到我们这里，农民才得到了解放，真正分到了田地。1934年冬红军离开后，这条沟又回到了地主还乡团手中，农民们又过起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一条山沟的农民，同其他苏区人民一样，尽管遭到反革命的残酷镇压，但他们仍然顽强地斗争着，艰难地生活着。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会再次回来。
我早年没读过多少书，参加红军后受党的多年培育才识了几千个字，懂得了一些知识。没有写作基础，一开始就写长篇，感到压力，越写越觉得困难，我想：“要争取让这部作品早日和读者见面。这一大堆材料，至少可以提供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如果读者给我提出批评指教，对我今后写作的提高，更是有大的帮助。”于是，坚持写完了二十万字的描写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的小说——《血心花》。
离休后，我开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回忆录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我的家庭和土地革命时期我家乡的红、白两区斗争；第二部分，叙述我参加工农红军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战争经历；第三部分，叙述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战线的工作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
这部《征程》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合起来的戰争年代回忆录。
谨以此书敬献给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亲人和战友！
袁耐冬
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6月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历任班长、排长，1936年6月任中央军委直属队特派员，负责毛主席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公安总队政委、广东省政府水上公安总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劳改局第一副局长等职。
1957年12月，武汉上空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云，天色灰蒙蒙的，连续好几天下雨，天气格外阴冷。周日，上午有点空，我穿上大衣，裹上围巾，去探望正在休息的老战友钱永华同志。
“老钱，你好！在写什么大作？”一进门，见他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我好奇地问道。
老钱回头看见是我，很高兴，连忙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热情问候后，拉我走进他的会客室。他让我在一张旧沙发上坐下，倒上一杯茶，说：“准备写些材料。现在出版部门、电影戏剧界都在搞跃进，他们召集开了一个会，请我们这些休息了的老同志写些作品，或写些历史材料给他们加工。哎，你也可以写些作品哦。”
“写什么呢？”
“写革命斗争故事，最好写苏区农民运动和长征故事。”
这次见面对我触动很大，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思考这事。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江西瑞金，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我决定将那时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但当时我还很年轻，再加上也没有刻意去记录，有些事情已记不太清楚了。离开家乡已有整整二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特别是在红军北上抗日到新中国成立的十五年间，家乡的农民斗争情况是怎么样呢？想到这里我坐不住了，请假回了一趟老家。
我的老家在瑞金、雩都（今于都）、会昌三县交界之处，那里是一片大山区，山峦重叠，茂林修竹，一条小河如玉带般沿山峦蜿蜒盘旋而下，一眼望去，满目绿海波涛，正是山清水绿、四季常青。
许多年以来，在我老家人的感觉里，鸟柏树冒芽，男女老幼穿蓑衣戴斗笠耘田栽秧，这就是春天了；晌午时经常下点雷阵雨，财主们抬高米价，农民们开始收割早稻，这就是夏天了；太阳似火，田地干裂，农民们汗流浃背忙着锄草收割，打下谷来向地主交租，这就是秋天了；粮食作物收储完毕，早晨见霜，财主们追债，这就是冬天了。
在我的记忆里，这崇山峻岭中有一条二十多里长的大山沟，沿山沟自上而下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村庄，有的两三家，有的七八家，也有的一二十家，只有到了板苍、麻地这两个稍微开阔的地带才是一片片较密集的村庄。这些村庄的房屋大多是前人建的矮小土坯房，有些已摇摇欲倒，那里面住的都是租种别人田地的佃农；一些半新或崭新的大房大院，就是地主的家了。
一条清澈的小河沿着这条山沟自东往西流入雩都河。河畔两边，一块块像棋盘格子的水田沿山而上，高处似悬挂半空。这些田都是许多代的农民，流血流汗，用双手开垦出来的。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这片区按人口平均，每人有两亩半田，可以获取一年两熟或两年五熟的收成。
在这条山沟的中段，有个名叫板苍的大村庄，人们称它为板苍下大屋，是周围几十里闻名的“财主窝”。这条沟五姓十三庄的农民、手艺工人都被他们统治。这条沟里有个什么大事小情，一群身穿长袍马褂、手执水烟袋的“绅士”在最大的地主家进进出出就解决了。什么是政府，政府在什么地方，农民们都不知道。
每个大村庄都有一两个私塾，一个先生教几个学生学古文。学生大多是财主家的孩子，穷人一般交不起学费和逢年过节的礼金，就是有一两个穷人家的孩子读上私塾，也会受先生的白眼和财主家孩子的欺负。女孩子一般会认为是“赔钱货”，读书是没有份的。
当地民风彪悍，部落式的农民械斗年年都是此落彼起，每次都是由几个豪绅出面摆一桌酒席进行调解，一言不合又开始械斗。财主家一般会豢养几个打手看家护院，要是有穷人冒犯，就要遭到“吊秤子”、压杆子、“打地雷公”、斩指头、剜眼睛等惩罚。穷人们认为自己的穷苦，是因为没有好风水、祖宗不照应，是命里注定的，不论受到怎样的欺压都默默忍受，不挨打受骂就算过了一天好日子。
1926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是万田集市，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从福建过来的三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在台上对赶集的人说：“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平分地权，抗租抗债，剪发放脚，男女平权。”穷人虽听得似懂非懂，却都很高兴。财主、绅士们却抱着留着长辫子的脑袋骂骂咧咧，生怕辫子会被剪掉。
1929年夏初，“产党军来了”（财主对共产党军队的歪曲）的传言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后来，隔座大山的砂心、高彼地区的农民在红军的帮助下打土豪分了田地，还组织了赤卫队。麻地、板苍的地主豪绅慌了手脚，也组织了“赤卫队”插上红旗说要分田。不到半个月，砂心红色区就扩大到了距离板苍、麻地只有六七里路的后山村。板苍的地主们就将这个“赤卫队”部改为了“村革命政府”，令农民插竹牌假分田来欺骗红军。地主武装还挑起红白两区的农民整整两年相互械斗。
1931年初冬，在瑞金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消灭白点区的任务后，红军来到我们这里，农民才得到了解放，真正分到了田地。1934年冬红军离开后，这条沟又回到了地主还乡团手中，农民们又过起暗无天日的日子。
这一条山沟的农民，同其他苏区人民一样，尽管遭到反革命的残酷镇压，但他们仍然顽强地斗争着，艰难地生活着。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会再次回来。
我早年没读过多少书，参加红军后受党的多年培育才识了几千个字，懂得了一些知识。没有写作基础，一开始就写长篇，感到压力，越写越觉得困难，我想：“要争取让这部作品早日和读者见面。这一大堆材料，至少可以提供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如果读者给我提出批评指教，对我今后写作的提高，更是有大的帮助。”于是，坚持写完了二十万字的描写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的小说——《血心花》。
离休后，我开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回忆录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我的家庭和土地革命时期我家乡的红、白两区斗争；第二部分，叙述我参加工农红军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战争经历；第三部分，叙述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战线的工作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
这部《征程》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合起来的戰争年代回忆录。
谨以此书敬献给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亲人和战友！
袁耐冬
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6月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历任班长、排长，1936年6月任中央军委直属队特派员，负责毛主席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公安总队政委、广东省政府水上公安总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劳改局第一副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