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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又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建者;亦是元老级的政治家，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3年;他还是颇具才情的诗人。他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于右任的一生，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
2010年初夏，一则有关于右任的消息刺激了国人的神经：陕西咸阳人卓登1986年捐献给咸阳市政协的120余幅祖传于右任书法作品，有数件下落不明。一时间，舆论大哗。在一片质疑声中，咸阳市政府介入调查，也只查证落实112件。因为于右任的作品在市场上炙手可热，人们怀疑咸阳市政协将其中一部分或送人或侵占，变公为私了。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生前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推广，他独创“于体”草书并留下了上万幅书法作品，后人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于右任还是一位著名的党国元老，为革命奔走奋斗50多年，最后却遭遇家国分离，客死台湾。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更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40年后还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
西北奇才
1879年，于右任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诱人。“诱人”二字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撰文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的荒唐论点，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中国一向以“左衽（rèn）”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之“任”，系从“衽”字而来。
于右任之父于宝文，虽只读过两年村塾，但勤奋好学，长期刻书、校书，与当地学者接触较多，学问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于宝文与于右任常挑灯夜战，读书不辍，并不时对其作一些画龙点睛的教导：某书当读，何处当得其要旨云云。于右任有一首杂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情景：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1896年，17岁的于右任考中秀才。不久，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他给秀才们出了几十道试题，涵盖了各门学问，限一月交卷。于右任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草草写成了十多篇。想不到呈上去后，深得叶大人激赏，认为于的诗文策论，见识襟度，卓尔不凡，非时流可及。叶尔恺欣然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字，推崇备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国难当头，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国家已成这个样子，慈禧还要摆架子，血气方刚的于右任愤愤不平，致书巡抚岑春煊，希望他“手刃西太后”，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实行新政。信写好后，被同窗王麟生发现，极力劝阻，才打消了于右任“上书”的幼稚念头，于右任幸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3年后，于右任中举人。他来到照相馆，披散开长发，光着上身，右手提一把刀，擺出一副赤膊相拼的姿态，要求摄影师给他拍一张能够存照言志的照片。这时的于右任，“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血气方刚，慷慨激昂。他出版了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对清朝末世嬉笑怒骂，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的这张“革命造反披头像”在当地广为传播，后来落到了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德锐恼怒之下，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离家出逃，来到“志士云集，议论风发”的大上海。
于右任只身逃到上海时，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他化名刘学裕，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学校。于右任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作为校名。马相伯采纳了他的建议，创建复旦公学，也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
元老记者
于右任在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连载了江苏人钱基博写的《中国舆地大势论》，提出所谓“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两种方法，挑拨南北方人民。这一谬论使于右任 “始而惊，继而怒”。他担心钱氏的妄说，可能在种族之争以外，又添以省份之争、南北之争，一气之下，著文痛加驳斥。他在文中痛心地说：“以为吾人日日唤同胞，不料同胞刻刻谋处置我，视我如异种，而贱我若奴隶也。”这篇政论文笔晓畅，气势如虹。梁启超等人收到后，全文刊登，还公开道歉，认为“于君所言，字字敬佩”，承认《新民丛报》刊载钱的文章是有失检点，不敢辞责，并代钱基博感谢于右任的匡正。
这件事使于右任深感倡导舆论的重要，他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种报纸，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报人生涯。1963年，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
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不幸遭遇火灾，化为一片灰烬。1909年5月15日，他创立《民呼日报》，自任社长，在创刊启示中，于右任称：“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发行量此后扶摇直上，仅用3个月时间，即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民呼日报》针对此事发表《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以致田赋不能豁免，灾荒无所赈济，甘肃辖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并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了于、陈二人。其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就多达14起，造成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民呼日报》被迫“自行停刊”，只存在了92天。 性格刚强的于右任毫不退缩，越挫越勇，《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不到两个月，于右任就又创办《民吁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于右任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了这条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读者拍手称快，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判令“永远不得出版”。
《民吁日报》前后存世仅48天，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甚至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于右任時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支持他继续办报。于右任接着又创办《民立报》，亲撰“发刊词”，提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这篇文章气势雄健，思想邃密，在今天读来，如雷贯耳，使“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
《民立报》社是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民主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海外归国，他抵沪后首次拜访的客人就是于右任。为答谢《民立报》宣传革命之功，孙中山题词“戮力同心”四字，还送给于右任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还提到了《民立报》。他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于右任陪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出任交通部次长，由报人涉足政坛。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2月2日，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前后达33年之久。
挟持去台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仍留任监察院院长。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
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他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于前几日去了成都。为此，于右任十分后悔，他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是早来几天，就见到夫人了。”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没有成功。
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飞返台湾。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
这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长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他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曾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院长”的心绪。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俞鸿钧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的总裁公馆，公馆里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基本没有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后，向俞提出质问，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民国草圣
于右任从11岁开始，在毛班香私塾里师从毛汉诗学草书，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练习。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20世纪20年代，书坛有“北于南郑”的美称，“南郑”指郑孝胥。 台湾有人评论于右任的书法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他自己曾说：“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觉得每个字都有它的神妙之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著名学者罗家伦吟成七绝一首，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的書法作品极受欢迎，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抗战期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
于右任还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求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拒绝，当即写了一件作品送她。
不过，他的字也有不顶用的时候。1948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送《为万世开太平》书法作品拉选票，结果当然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一语中的：“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一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先生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说笑归说笑，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价位很高，在他生前，便有很多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求生，他的副官知道后，要“严惩”作伪者，于右任特意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为他重新题写了一幅。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但拔一颗牙三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还要靠厨师张罗，以至死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于右任长于书法，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他的健身方法也是中华传统的八段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气功功法）。他每天下午练习一遍八段锦，将气息调整顺畅，对养生和书法，都十分有益。
于右任最大的爱好就是到树林中散步。他常说，静能藏神，躁则消神。树木让人心旷神怡，能减缓、降低呼吸、心率、血压、体温、眼压，当然对身体有益，还可以提高体力。
于右任的养生观体现出了一种淡泊明志、简单素朴的生存哲学。他饱经沧桑沉浮，却一生淡泊，荣辱自安。常有友人问及他的养生之道，他总是指指客厅墙上高悬的那幅字画，笑而不言。那是一幅写意的莲花图，旁边是一副内文为“不思八九，常想一二”的对联，横批的内容是“如意”。
魂归大陆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和儿媳又远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性格开朗，两人虽然离多聚少，然伉俪情深。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1958年两人金婚纪念日前夕，于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于右任被挟迫去台后，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于夫人取得联系，曾汇寄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1961年是于夫人80大寿，这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
事后，屈武致信于右任，连同祝寿照都托人带给他。为躲过国民党当局的书信检查，信中把周总理改成“濂溪先生”（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的别号，周恩来在重庆时，党外友人常以此相称）。于右任一看就明白了，他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捎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1962年元月，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开国纪念会后，回首民国创建50年来的前尘往事，不禁黯然神伤。他自知来日无多，遂在日记中写下了后事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叶落归根，于右任的拳拳故国之情，至此一发不可收拾。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晨光曦微中写下了凄怆动人的哀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带有遗嘱性质的绝命辞很快就蜚声海内外，让人摧肝裂肺，不忍卒读。此后，于右任又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86岁。
临终前，气若游丝的老人伸出了三根手指。陪侍者们猜测：要交代三件后事？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先生还是摇头。直到他去世后，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县！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作者参考资料：许有成著《于右任传》等）
2010年初夏，一则有关于右任的消息刺激了国人的神经：陕西咸阳人卓登1986年捐献给咸阳市政协的120余幅祖传于右任书法作品，有数件下落不明。一时间，舆论大哗。在一片质疑声中，咸阳市政府介入调查，也只查证落实112件。因为于右任的作品在市场上炙手可热，人们怀疑咸阳市政协将其中一部分或送人或侵占，变公为私了。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生前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推广，他独创“于体”草书并留下了上万幅书法作品，后人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于右任还是一位著名的党国元老，为革命奔走奋斗50多年，最后却遭遇家国分离，客死台湾。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更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40年后还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
西北奇才
1879年，于右任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诱人。“诱人”二字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撰文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的荒唐论点，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中国一向以“左衽（rèn）”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之“任”，系从“衽”字而来。
于右任之父于宝文，虽只读过两年村塾，但勤奋好学，长期刻书、校书，与当地学者接触较多，学问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于宝文与于右任常挑灯夜战，读书不辍，并不时对其作一些画龙点睛的教导：某书当读，何处当得其要旨云云。于右任有一首杂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情景：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
1896年，17岁的于右任考中秀才。不久，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他给秀才们出了几十道试题，涵盖了各门学问，限一月交卷。于右任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草草写成了十多篇。想不到呈上去后，深得叶大人激赏，认为于的诗文策论，见识襟度，卓尔不凡，非时流可及。叶尔恺欣然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字，推崇备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国难当头，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国家已成这个样子，慈禧还要摆架子，血气方刚的于右任愤愤不平，致书巡抚岑春煊，希望他“手刃西太后”，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实行新政。信写好后，被同窗王麟生发现，极力劝阻，才打消了于右任“上书”的幼稚念头，于右任幸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3年后，于右任中举人。他来到照相馆，披散开长发，光着上身，右手提一把刀，擺出一副赤膊相拼的姿态，要求摄影师给他拍一张能够存照言志的照片。这时的于右任，“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血气方刚，慷慨激昂。他出版了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对清朝末世嬉笑怒骂，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的这张“革命造反披头像”在当地广为传播，后来落到了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德锐恼怒之下，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离家出逃，来到“志士云集，议论风发”的大上海。
于右任只身逃到上海时，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他化名刘学裕，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学校。于右任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作为校名。马相伯采纳了他的建议，创建复旦公学，也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
元老记者
于右任在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连载了江苏人钱基博写的《中国舆地大势论》，提出所谓“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两种方法，挑拨南北方人民。这一谬论使于右任 “始而惊，继而怒”。他担心钱氏的妄说，可能在种族之争以外，又添以省份之争、南北之争，一气之下，著文痛加驳斥。他在文中痛心地说：“以为吾人日日唤同胞，不料同胞刻刻谋处置我，视我如异种，而贱我若奴隶也。”这篇政论文笔晓畅，气势如虹。梁启超等人收到后，全文刊登，还公开道歉，认为“于君所言，字字敬佩”，承认《新民丛报》刊载钱的文章是有失检点，不敢辞责，并代钱基博感谢于右任的匡正。
这件事使于右任深感倡导舆论的重要，他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种报纸，由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报人生涯。1963年，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
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不幸遭遇火灾，化为一片灰烬。1909年5月15日，他创立《民呼日报》，自任社长，在创刊启示中，于右任称：“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发行量此后扶摇直上，仅用3个月时间，即居上海群报之首。
《民呼日报》不仅针砭时弊，揭露清廷的腐败，更注重关心民瘼。是年甘肃大旱，《民呼日报》针对此事发表《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以致田赋不能豁免，灾荒无所赈济，甘肃辖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升允恼羞成怒，诬陷于右任和另一负责赈灾事务的陈飞卿“侵吞赈款”，并与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了于、陈二人。其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就多达14起，造成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于右任等被关押月余，审讯7次，身心遭到摧残。《民呼日报》被迫“自行停刊”，只存在了92天。 性格刚强的于右任毫不退缩，越挫越勇，《民呼日报》执照被吊销不到两个月，于右任就又创办《民吁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于右任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是年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上海数十家报纸装聋作哑，唯《民吁日报》在显著版面刊发了这条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称伊藤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死有余辜”。读者拍手称快，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则暴跳如雷，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判令“永远不得出版”。
《民吁日报》前后存世仅48天，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甚至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于右任時时处在被监视之中，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支持他继续办报。于右任接着又创办《民立报》，亲撰“发刊词”，提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这篇文章气势雄健，思想邃密，在今天读来，如雷贯耳，使“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
《民立报》社是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民主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海外归国，他抵沪后首次拜访的客人就是于右任。为答谢《民立报》宣传革命之功，孙中山题词“戮力同心”四字，还送给于右任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还提到了《民立报》。他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于右任陪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出任交通部次长，由报人涉足政坛。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2月2日，他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前后达33年之久。
挟持去台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在一片“挽留”声中，不得已仍留任监察院院长。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
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他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于前几日去了成都。为此，于右任十分后悔，他对随行人员说：“我要是早来几天，就见到夫人了。”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想让她们返回重庆，但没有成功。
11月29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越来越紧，于右任在众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乘飞机飞返台湾。这一走，他就再没有机会回大陆。在台湾继续做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直到去世。
这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长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他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曾说：“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院长”的心绪。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俞鸿钧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的总裁公馆，公馆里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基本没有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后，向俞提出质问，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弹劾俞鸿钧，“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案，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俞处境颇为狼狈。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1958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公开袒护俞鸿钧，称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蒋还在会上当面斥责于右任：“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一直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他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民国草圣
于右任从11岁开始，在毛班香私塾里师从毛汉诗学草书，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练习。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20世纪20年代，书坛有“北于南郑”的美称，“南郑”指郑孝胥。 台湾有人评论于右任的书法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他自己曾说：“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觉得每个字都有它的神妙之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著名学者罗家伦吟成七绝一首，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
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的書法作品极受欢迎，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抗战期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西安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他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见他太累，欲摹其笔迹代劳，还被他批评一通。
于右任还为《新华日报》题过报头。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求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拒绝，当即写了一件作品送她。
不过，他的字也有不顶用的时候。1948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竞选的对手们或请客，或用汽车接送代表，或提供宾馆服务，或送红包。于右任没有钱，就送《为万世开太平》书法作品拉选票，结果当然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一语中的：“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一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先生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说笑归说笑，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价位很高，在他生前，便有很多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求生，他的副官知道后，要“严惩”作伪者，于右任特意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为他重新题写了一幅。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但拔一颗牙三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还要靠厨师张罗，以至死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于右任长于书法，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他的健身方法也是中华传统的八段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气功功法）。他每天下午练习一遍八段锦，将气息调整顺畅，对养生和书法，都十分有益。
于右任最大的爱好就是到树林中散步。他常说，静能藏神，躁则消神。树木让人心旷神怡，能减缓、降低呼吸、心率、血压、体温、眼压，当然对身体有益，还可以提高体力。
于右任的养生观体现出了一种淡泊明志、简单素朴的生存哲学。他饱经沧桑沉浮，却一生淡泊，荣辱自安。常有友人问及他的养生之道，他总是指指客厅墙上高悬的那幅字画，笑而不言。那是一幅写意的莲花图，旁边是一副内文为“不思八九，常想一二”的对联，横批的内容是“如意”。
魂归大陆
于右任到台湾之初，发妻高仲林及长女于芝秀在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大儿子和儿媳又远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性格开朗，两人虽然离多聚少，然伉俪情深。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将于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鞋子携带身边，视若珍宝，常摩挲而不用，以为纪念。1958年两人金婚纪念日前夕，于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早年为他亲手缝制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于右任被挟迫去台后，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与于夫人取得联系，曾汇寄台币600元给于夫人和于芝秀母女。1961年是于夫人80大寿，这年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对于右任的尊称）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不久，总理办公室罗青长打电话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于夫人祝寿。于夫人兴高采烈，形于辞色。
事后，屈武致信于右任，连同祝寿照都托人带给他。为躲过国民党当局的书信检查，信中把周总理改成“濂溪先生”（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的别号，周恩来在重庆时，党外友人常以此相称）。于右任一看就明白了，他非常激动，特托吴季玉捎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1962年元月，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开国纪念会后，回首民国创建50年来的前尘往事，不禁黯然神伤。他自知来日无多，遂在日记中写下了后事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叶落归根，于右任的拳拳故国之情，至此一发不可收拾。1月24日，一夜未眠的老人，在晨光曦微中写下了凄怆动人的哀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带有遗嘱性质的绝命辞很快就蜚声海内外，让人摧肝裂肺，不忍卒读。此后，于右任又活了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86岁。
临终前，气若游丝的老人伸出了三根手指。陪侍者们猜测：要交代三件后事？先生摇头;三民主义？先生摇头;三公子于中令？先生还是摇头。直到他去世后，有人才恍然大悟：先生那三根手指，指的是故土三原县！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作者参考资料：许有成著《于右任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