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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章太炎有关语言研究的作品入手，对其在这些作品中引入的西方语言学思想及术语加以考察，总结其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形成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凸显其对中国近现代语言学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学思想；译介；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3-0086-09
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语言学或是说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从浙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发端的。但若细究，就会发现章太炎早在1906年和1910年就率先做了一些工作。站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立场来看，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思想的发端者应该是章太炎。尽管早在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也引入了部分理论和术语，但他的著作是语法性质的，不属于普通或理论语言学的范畴，所以不计在内。
纵观典籍文献，何九盈（2005）、赵振铎（2000）等都曾论及章氏在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做出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针对章氏在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译介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主要以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4期、25期）、《新方言》（《国粹学报》1907年第34-43期）和《语言缘起说》（参见《国故论衡》日本秀光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为着眼点，窥见他在引进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方面做出的贡献。
2. 章太炎治学经历
章炳麟（1868-1936），字梅叔、枚叔，浙江余杭人，因仰慕顾炎武，改名章绛，别号太炎。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朴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将“小学”改为“语言文字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语言学界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
他早年受学于俞樾，继承了戴震、王念孙等小学名家的治学传统。在避地日本时，他受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同时又受梵语研究的影响（参见后文），促使他以崭新的视角看待汉语的语言现象。
在治学过程中，他以历史为源流、以现代语言学思想和方法为依归、以语言事实为根本，从新的视角对过去的理论加以批判和分析，纠正其中的误谬或不当的观点；对语言中的新现象，采取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加以分析。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是前无古人的，对中国当时学界走出“旧范式”、走向“新范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中新旧交替的过渡，标志就是以其为首的“章黄之学”。
从二十九岁开始，章太炎先生就发表有关语言文字学的篇目。其后十年间，他的相关论文散见于报端，抑或是综合性的学术著作之中。四十岁之后，他语言文字学的论述渐丰，《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新方言》（1907）、《初步梵文典序》（1907）、《小学答问》（1909）、《文始》（1910）、《国故论衡》（1910/2006）等相继问世，其语言文字学理论大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理论成果为《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907）等。晚年，他也曾对早年的语言文字研究加以修订。
3. 语言学理论思想的译介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说，译介既是传播语言文化思想赖以发生的基础，又是延续其生命的有效手段。就译介发生的本质而言，译介须跨越两种言语符号，这两种符号可属同一语言体系，也可属不同语言体系，或是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的语言符号，抑或是不同时间段内相同或不同的语言符号。同一语言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的译介行为，属于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于1959年在《论翻译的语言学诸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语内翻译，而不同语言中相同或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进行的译介则属于雅氏的语际翻译。
无论哪种文化，在其传播和继承中都存在语内翻译现象。譬如，《易经》、《诗经》、《老子》等古文经典的历代诠释和选注。若从语际角度看，中外文明无不根植于文化的译介传统之中。在印度佛经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汉语的韵律修辞和语法词汇就颇受梵文语言文化的影响，欧美的语言文化亦是如此。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腓尼基语音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拉丁语的传统是对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继承和转化，英语语言文化的形成更是建立在对其他优势语言文化的译介基础上的。譬如，英语文化的两个主要的源泉，即《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译介自他文化的。可见，译介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发生学的角度说，译介构成了世界各大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主要媒介。
之所以译介的形成没有与各个学科保持同步发展，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有关：原来语言只是哲学家探索真理的工具，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哲学家转而研究语言，促生了现代语言学，且现代语言学特别重视语言本身的研究，因而人们还尚未关注思想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现象；其二、文化传播越来越频繁，因而译介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凸显出来。因此，译介作为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媒介加以研究，就理所当然了。
译介研究属于欧美翻译研究范畴，统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术语。谢天振曾提出“medio-translatology”来命名“译介学”（1991：1），但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比较文学的，不适合语言学，甚至是全学科的“译介研究”，因此不能照搬沿用。译介研究本质上是以各种翻译方法为手段，引进和介绍国外文化思想，因而其命名可按照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的模式，用transductology来命名，即译介研究的统称，从而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可以是linguistic transductology或transductology of linguistic works。同理，研究中国文学译介的可以是transductolgo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若指译介行为，则用transducting；若指译介文本，可用transducted text，也可用transduction。 语言学典籍中的译介指欧美语言学思想赖以传入中国的方式，以及运用这种方式形成的语言学文本策略。本文所指的语言学典籍的译介，只局限于跨语言译介的文本、行为、方式和策略。从属性看，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属于雅克布森主张的“语际翻译”范畴，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又属于跨文化研究中语言思想的传播研究。
就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而言，本文着重于章氏三部作品中的术语和思想的译介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章氏有关语言文字学的著述中，最重要的恐怕当属《论语言文字之学》和《语言缘起说》二文，也是章氏对中国理论语言学贡献最大的两个文本。《论语言文字之学》部分修改后，撰写成《语言缘起说》，收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首先定义语言文字学，交代语言文字学的构成和任务，继而探讨语言的缘起和孳生方式等；《语言缘起说》则主要探讨语言的缘起和孳生方式。无论从语言缘起方面还是孳生方式方面讲，前者比后者论述得都更透彻更完备，对后世也影响更多，如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次之，则是《新方言》。
因《语言缘起说》基本上基于《论语言文字之学》修改而成，因此在译介方面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两个文本的译介分析集合于《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不另作分析。
3.1 《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的译介
在术语译介方面，《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主要有“字母”“形容语”和“言语”等，而在思想译介方面主要是“语言文字学”“印度胜论说”等。
在引入“字母”之前，章氏先根据发音位置对语音加以分类，如喉音、牙音、舌头音、舌上音、正齿音、齿头音、轻唇音、重唇音、半舌半齿音和母音等（参见章太炎，1906a）。若这些语音术语不是第一次出现，章氏也为这些术语的传播做出不小的贡献。就这些语音术语而言，他们很可能是经由佛学途径输入的，因为章氏在日本时曾撰《初步梵文典序》（1907），这说明他对梵文应该有所了解，因而受到梵文语法研究的影响也不是不可能。另外，从中外语言学史可知，对语音加以研究的，且颇为深入而完备的，就是梵文的语法研究著述。
就是撇开上述术语不谈，“字母”的出现也还是与梵文经典有关，只不过是通过佛经途径出入而已，如：“既知二十二部古韵之分，又当知有字母。字母云何神珙，所传三十六字母是也，略分八类，八又分九，曰喉音、牙音、舌头音、舌上音、正齿音、齿头音、轻唇音、重唇音及半舌半齿音。凡同母音谓之双声，即得引申，假借其非双声而同一音位者，亦得互相通转，此事古今无大变迁，故韵学家亦无争论。好古者或谓古有双声，而无字母。此因字母出于《华严经》，为沙门所传述，而双声反切则自魏之孙炎、吴之韦昭已发其端。（章太炎，1906a）经上述，字母与佛经的渊源可见一斑。
关于形容语，可能古已有之，但章氏据语言学理论从语言缘起的角度对其加以重新分类，如：“……形容语有三，一曰叠韵形容语，一曰双声形容语，一曰连字形容语，大都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别。……。”（章太炎，1906a）
从摹声说角度探究语词的缘起时，章氏引入“言语”这一术语。①他认为，“……唐人以胡称西域耳，反古复始，则胡名必属九夷，非狢族之号也。由是言之施于兽类者，形性绝异，则与之特别之名，形性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施于人类者，种类绝异，则与之特别之名，种类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此可见言语之分由感觉之顺违而起也。”②（章太炎，1906b）从章氏著述中可以推断：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但究竟这一术语始于何时何处，还不好推断。
国外普通语言学思想的系统引入，始于章氏的“语言文字学”。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氏就传统小学的历史流变，所涉对象、任务及其自身的特点进行了考察。他说：“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盖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识字，其书与今千字文相类。周有《史籀篇》，秦有《仓颉篇》，汉有《凡将篇》、《滂熹篇》、《急就篇》，大抵非以四字为句，即以七字为句，取其便于诵习，故以小学为名。然自许叔重创制《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训诂属焉。前乎此者，则有《尔雅》、《小尔雅》、《方言》；后乎此者，则有《释名》、《广雅》，皆以训诂为主，而与字形无涉。《释名》专以声音为训，其他则否。又有李登作《声类》，韦昭、孙炎作反切；至陆法言乃有《切韵》之作，凡分二百六韵；今之《广韵》，即就《切韵》增润者；此皆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其于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汉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1906b）
章氏从科学定义学科的角度给“小学”正名，明确宣布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字，使其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对语言文字学的地位和作用，章氏将其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相关联，从而打破了旧有通经明道的观念，而不是以往以单一用途为主的附属部门，这既是与传统治学的决裂又是这一学科变革为新学科的标志。自章氏始，中国有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语言文字学，即现代语言学的前科学阶段。
《论语言文字之学》中另一个明显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之处，则是梵文语法研究中的“印度胜论说”的应用。他说，“一切有形，大抵皆而以印度胜论之说，言之实、德、业三，各不相离。人云马云，是其实也。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一实之名，必与其德或与其业相丽、相著，故名必有由起，虽然太古草昧之世共言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故牛马之名成立最早。而事武之语，即由牛马变化而生，稍近文明则德业之语早成。而后施名于实，故先有引语始称引出万物者曰神，先有提语，始称提出万物者曰祗，此皆转注之例，亦即假借之例也。”（章太炎，1906b）他又说，“上世先有表实之名以次扩充。而表德表业之名，因之后世先有表德表业之名，以次扩充。而表实之名，因之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同。”（章太炎，1906b） 章氏借用印度胜论说探讨语言的缘起，他认为，名词是第一性的，形容词和动词是后起的，而其弟子胡以鲁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这里孰是孰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率先引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探讨汉语问题。因此，该文在中国普通语言学的生成过程中起着破天荒的作用，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该文引介了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术语来对汉语加以开创性的宏观研究。
此外，据赵振铎在《中国语言学史》中称“（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论述了语言的起源、语言的语音变化等问题，特别是这一篇的后半部分与德国谬勒（Max Müller， 1823-1900）《语言科学讲义》第二编中论词根的话基本一致，章炳麟读过谬勒的书，他在《检论·论文篇》附录 ‘正名杂义’中：‘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这话就出自谬勒的《语言科学讲义》。”（赵振铎，2000：444）但仔细研读二著发现，只是思想相似，而并无实质的证据说明：章太炎的确受到“论词根”（On the Power of Root）部分的影响，且“语言缘起说”中也没有“语根”这一概念。“语根”最早出现在《新方言》序言。但似乎不妨说：《论语言文字之学》的后半部分有与《语言科学讲义》（1873）第二编中“论词根”部分有雷同的言论。譬如，探究语词缘起的“摹声说”最早由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章氏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受到Max Müller的《语言科学讲义（第二编）》的影响而提出的（参见Max M-üller，1873：315）。
3.2 《新方言》中的译介
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新方言》中则没有那么多的国外语言学思想和术语的引入。章太炎反思前人的相关成果，针对戴东原作《转语》做出评述：“善哉！非耳顺者孰能与于斯乎。《转语》书佚不传，后昆莫能继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微欤，不知其术，虽家人簟席闻，造次谈论，且弗能自证其故。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语言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章太炎，1907序）在这段评述中，章氏引入了“语根”和“推见本始”的思想，以及表示国家、语言等的术语。章氏是第一个倡导对语言起源加以研究的国内学者，《语言缘起说》就是其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成果，这是通过日本受到当时欧美语言研究气氛的影响，即19世纪下半叶以前，欧美各国研究语言起源的风气很盛，举凡是学者著书立说大多第一部分都要论述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样的学术范例启发了章太炎，所以他力倡对语言加以贯穿历史的研究。为了揭示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不同，他引入“欧罗巴语”（即European）、“希腊语”和“罗甸语”（即罗马）等语言术语。
关于“语根”，犹如章氏所言：“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他借助欧美语言均有明确根源的思想提出“诸语言皆有根”（章太炎，2006：22）的主张。他认为，“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对相反者亦多从一声而变。”（同上30页）说明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而成，即：在同一语根下，或因语音变易，或语音不变而意义引申，或语音小变而生新字，这一思想在章氏同时期的语言著述中随处可见，如：“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同上26页）此外，还有出自《自述学术次第》中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观点：“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制言》1936年第25期）在“语根”这一理念指引下，他订立了语言研究的“孳乳”和“变易”两大条例，运用“语根”的思想重新探讨方言的研究，旨在追溯方言字汇表层之下的历史根源（本始）。
4. 章太炎的译介类型
前述可见，章太炎引进国外语言学思想的方法，是先阅读国外语言学文献，将其融于心智，结合汉语现实转述成文，旨在引进和介绍新理论、新知识，以便促进语言研究领域的更大发展，其性质属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译介范畴。这种“以述带译”的译介方式，笔者称为“译述”。
有关译述的理解和定义，则人言言殊。有人认为，译述是“将原文主要内容译出，以译者的身份对其加以介绍和评论，”（方梦之，2005：123） 例如：严复译介《天演论》（林丛龙，1984：253；高国抗等，1994：148；高拜石，2004：20-40）、梁启超引介西学（李兆国，2009：64-66；王宗炎，1983：1-12）等；有人认为，译述是“对原作进行解读与转述”、“‘述’是老调重弹，只不过换了‘弹’的工具，它是译者用自己的话将原作内容转述出来”；（黄忠廉，2000：101）也有人认为，译述是基于原作思想在另一门语言中的翻译加改写，或翻译、改写、评述合而为一的文本构成方式，（方开瑞，2007：73-77）实质上，已经涉及编译的范畴。本文认为，译述可以是在透彻理解源文本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来呈现源文本内容的一种译介方式，如明末清初的科学科技翻译（吴雁南，1982：242-246；孙玮，张礼恒，1995：473-474；曹增友，1999：149-156）、中国早期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等；也可以是在透彻理解一个或数个源文本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源文本的要旨，再以叙述，或叙述加评论的方式来呈现源文本内容的译介方式，如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
本文认为，译述指的是翻译加叙述，即translation + narration。国外对这一现象也有关注，1996年丹尼尔·霍卡特写了一篇题为《译述文本中的口述读者研究：西蒙·欧提兹著<美好旅程>中<郊狼故事>的个案研究》③的论文，修改后曾在美国图书馆学会年会（ALA Conference）上宣读；2001年圣荷西州立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斯哥特·斯托德（Scott R.Stroud），在亚特兰大全国交流协会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跨越文化的译述：从<博伽梵歌>到<重返荣耀>》④，上述两篇文章中的narrative translation就是“译述”的英文对应术语。此外，在2003年3月美国爱荷华大学举行第三届跨学科学术年会，即“技能、批评与文化”⑤，其中设有“译述”专题（Translation as Narrative Strategy）。之后，在2006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出版了专著《翻译与冲突：译述研究》（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2006）。可见，译述的英文对应词，国外已有固定术语。 通常，译述是以译为主，以述或评为辅，但也存在以述评为主，以译为辅的，章太炎的译介方式属于后者。运用什么模式，在于译述者的写作意图而定。就形式而言，译述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一、先译后述，即先译介内容要旨，然后加以评论；二、夹译夹述，即译一部分，叙述评论一部分，然后再译一部分，再叙述评论一部分，以此类推；三、先述后译再评述，即先叙述某人或著作的观点，然后具体译介观点的具体内容（通常引用为多），最后对这一观点加以评点。上述三种译述行为属于技术层面，如果要对技术操作背后的动因、技术产品的销售、应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加以探索，势必形成译述策略研究。译述技术是译述策略的实施工具，也是译述策略的具体体现，而译述策略则是译述技术操作的理论根源，可见两者是互为源流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章太炎的译述行为可分为筹备阶段、译述阶段和后期宣传影响阶段。筹备阶段正值他在日本避难，当时日本与欧美语言学界接触甚密，仿写和译介了近数十部语言学研究的书籍。在众多书籍中，他选择了马克思·缪勒《语言科学》（1873），研习其中与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渊源的梵语研究学说（赵振铎，2000：444）。在译述阶段，他对中国传统的小学和训诂加以整合，提出新的学科“语言文字之学”，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体系；为了解决汉字起源的问题，他选择了梵语中有关语音和文字起源的理论，又借助了英国比较宗教学家和语言学马克思·缪勒的语言缘起学说，将其与汉字研究中的音训方式相结合，以述带译的方式，阐述汉语文字的缘起和语音语义的演变问题，对当时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现代意义学科的建立。在宣传阶段，他在自1906年《论语言文字之学》到1910年《国故论衡》的数篇著述中，一直采取译述的方式，向国人介绍国外语言学思想，并得到了昔日门生胡以鲁的响应，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从而开启了中国大批量译介国外语言学思想的大门。
5. 章太炎对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影响
章氏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正“语言文字学”之名，使之成为一门学科（刘又辛、李茂康，1990）。在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他认识到音韵、训诂本为语言的一体两面，即意义须先与语音结合，后与字形符号结合。也就说，语言系统中，音义是第一性的，形义是第二性的。所以，他才主张建立“音”“形”“义”合一的“语言文字学”，从而宣布这一学科的诞生，使得中国有了科学意义的“前现代语言学”。
章氏探究词源以及词语孳生的规律是对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在国外语言学影响下，他认识到“诸语言皆有根”，要认识语言的本始，就得将中国传统的乾嘉传统与现代的语言理论相结合，以“语根”为导引，通过“孳乳”和“变易”两条脉络对语词从表层予以纵深的溯源。这样的理论主张及其自身的身体力行，使得中国首次有了对语言的历史性研究。
章氏在探讨《论语言文字之学》、《论语言缘起》等课题中，引入了国外语言学的方法和概念，为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方法和术语的基础。在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他在“音”“形”“义”等方面加以重新思考。在语音研究方面，他修正了前人的观点，重新运用科学的视角审视语音的规律，制订出汉语语音的“成韵图”；在形式和意义方面，他反思了《说文》等著作的观点，将语音的变化与意义的多样性结合起来研究；从方法上看，他将乾嘉的研究传统与国外古典语言学理论结合，以语根为指针，通过对收集的数据加以归纳的方法从事各项研究。
这些方法和理论思想影响了一批的汉语研究者，据现有文献考证，最早的当是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胡以鲁。他吸取了章太炎的理论主张，并进一步借鉴了国外语言学理论，使得中国有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
纵观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贡献体现在语言的民族性、语言文字的本位性、语言的历史性、研究语言的理论等四个层面，对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具有开创之功。
6. 结语
纵观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不难发现，他对外国语言学的译介始于印度胜论说，吸收了当时马克思·缪勒以比较宗教学视角为主导的语言学观点，不但引进了印度胜论说在语言起源、语义角色、音律、语法等层面的学说，还批判地接纳了欧洲语言学有关词根与词汇派生和语义演变的学说，从而推动了中国语言学面向专门学问的发展路向，并鲜明地提出“语言文字学”的学科称谓，促进中国语言学走向独立学科。章太炎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及其贡献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民族性、语言文字，的本位性、语言的历史性、研究语言的理论等四个层面，对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具有开创之功。
综上所述，对于历史中的理论成果，只要我们从正确的宏观理论视角去挖掘研究，同时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史学伦理，就会有惊人的发现，也就找到了今天各种理论思想和应用术语的源泉及其在历史中的发展脉路。所以，今天的学人不应该忘记学科中的前辈学人，应该对他们在学科奠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加以整理和挖掘，梳理出该学科中的隐含线索和影响本学科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政治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们继承前人的一种手段，也正好印证了“学问之道在乎继承”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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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Zhang Taiyan’s Transduction of Linguistic Works Over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JIA Hongwei & LI Lijun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paper， through the linguistic works published by Zhang Taiyan， an early Chinese native modern linguist in the later part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plores his transduction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houghts and terms， and sums up his contributions to and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s a separate modern discipline.
Key words： Zhang Taiyan； linguistic thoughts； transduction； influence
作者简介： 贾洪伟，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译介史、现代语义学史、社会语言学、翻译符号学和海外汉学等领域的研究。
李利军，男，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助教。主要从事英汉口、笔译及英语教学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邮编100048；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甲）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邮编100049
E-mail： yywhyj@163.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学思想；译介；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3-0086-09
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普通语言学或是说中国理论语言学是从浙江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发端的。但若细究，就会发现章太炎早在1906年和1910年就率先做了一些工作。站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立场来看，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思想的发端者应该是章太炎。尽管早在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也引入了部分理论和术语，但他的著作是语法性质的，不属于普通或理论语言学的范畴，所以不计在内。
纵观典籍文献，何九盈（2005）、赵振铎（2000）等都曾论及章氏在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做出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针对章氏在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译介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主要以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4期、25期）、《新方言》（《国粹学报》1907年第34-43期）和《语言缘起说》（参见《国故论衡》日本秀光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为着眼点，窥见他在引进国外语言学思想及术语方面做出的贡献。
2. 章太炎治学经历
章炳麟（1868-1936），字梅叔、枚叔，浙江余杭人，因仰慕顾炎武，改名章绛，别号太炎。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思想家、革命家，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朴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将“小学”改为“语言文字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语言学界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
他早年受学于俞樾，继承了戴震、王念孙等小学名家的治学传统。在避地日本时，他受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同时又受梵语研究的影响（参见后文），促使他以崭新的视角看待汉语的语言现象。
在治学过程中，他以历史为源流、以现代语言学思想和方法为依归、以语言事实为根本，从新的视角对过去的理论加以批判和分析，纠正其中的误谬或不当的观点；对语言中的新现象，采取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加以分析。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是前无古人的，对中国当时学界走出“旧范式”、走向“新范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认为是语言学研究中新旧交替的过渡，标志就是以其为首的“章黄之学”。
从二十九岁开始，章太炎先生就发表有关语言文字学的篇目。其后十年间，他的相关论文散见于报端，抑或是综合性的学术著作之中。四十岁之后，他语言文字学的论述渐丰，《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新方言》（1907）、《初步梵文典序》（1907）、《小学答问》（1909）、《文始》（1910）、《国故论衡》（1910/2006）等相继问世，其语言文字学理论大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理论成果为《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907）等。晚年，他也曾对早年的语言文字研究加以修订。
3. 语言学理论思想的译介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说，译介既是传播语言文化思想赖以发生的基础，又是延续其生命的有效手段。就译介发生的本质而言，译介须跨越两种言语符号，这两种符号可属同一语言体系，也可属不同语言体系，或是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的语言符号，抑或是不同时间段内相同或不同的语言符号。同一语言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的译介行为，属于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于1959年在《论翻译的语言学诸方面》（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语内翻译，而不同语言中相同或不同时间段的语言符号间进行的译介则属于雅氏的语际翻译。
无论哪种文化，在其传播和继承中都存在语内翻译现象。譬如，《易经》、《诗经》、《老子》等古文经典的历代诠释和选注。若从语际角度看，中外文明无不根植于文化的译介传统之中。在印度佛经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汉语的韵律修辞和语法词汇就颇受梵文语言文化的影响，欧美的语言文化亦是如此。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腓尼基语音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拉丁语的传统是对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继承和转化，英语语言文化的形成更是建立在对其他优势语言文化的译介基础上的。譬如，英语文化的两个主要的源泉，即《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译介自他文化的。可见，译介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发生学的角度说，译介构成了世界各大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主要媒介。
之所以译介的形成没有与各个学科保持同步发展，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有关：原来语言只是哲学家探索真理的工具，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哲学家转而研究语言，促生了现代语言学，且现代语言学特别重视语言本身的研究，因而人们还尚未关注思想文化的传播方式和现象；其二、文化传播越来越频繁，因而译介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凸显出来。因此，译介作为世界文化相互传播的媒介加以研究，就理所当然了。
译介研究属于欧美翻译研究范畴，统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术语。谢天振曾提出“medio-translatology”来命名“译介学”（1991：1），但从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比较文学的，不适合语言学，甚至是全学科的“译介研究”，因此不能照搬沿用。译介研究本质上是以各种翻译方法为手段，引进和介绍国外文化思想，因而其命名可按照translation + introduction的模式，用transductology来命名，即译介研究的统称，从而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可以是linguistic transductology或transductology of linguistic works。同理，研究中国文学译介的可以是transductolgo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若指译介行为，则用transducting；若指译介文本，可用transducted text，也可用transduction。 语言学典籍中的译介指欧美语言学思想赖以传入中国的方式，以及运用这种方式形成的语言学文本策略。本文所指的语言学典籍的译介，只局限于跨语言译介的文本、行为、方式和策略。从属性看，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属于雅克布森主张的“语际翻译”范畴，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研究又属于跨文化研究中语言思想的传播研究。
就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而言，本文着重于章氏三部作品中的术语和思想的译介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章氏有关语言文字学的著述中，最重要的恐怕当属《论语言文字之学》和《语言缘起说》二文，也是章氏对中国理论语言学贡献最大的两个文本。《论语言文字之学》部分修改后，撰写成《语言缘起说》，收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他首先定义语言文字学，交代语言文字学的构成和任务，继而探讨语言的缘起和孳生方式等；《语言缘起说》则主要探讨语言的缘起和孳生方式。无论从语言缘起方面还是孳生方式方面讲，前者比后者论述得都更透彻更完备，对后世也影响更多，如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次之，则是《新方言》。
因《语言缘起说》基本上基于《论语言文字之学》修改而成，因此在译介方面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两个文本的译介分析集合于《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不另作分析。
3.1 《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的译介
在术语译介方面，《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主要有“字母”“形容语”和“言语”等，而在思想译介方面主要是“语言文字学”“印度胜论说”等。
在引入“字母”之前，章氏先根据发音位置对语音加以分类，如喉音、牙音、舌头音、舌上音、正齿音、齿头音、轻唇音、重唇音、半舌半齿音和母音等（参见章太炎，1906a）。若这些语音术语不是第一次出现，章氏也为这些术语的传播做出不小的贡献。就这些语音术语而言，他们很可能是经由佛学途径输入的，因为章氏在日本时曾撰《初步梵文典序》（1907），这说明他对梵文应该有所了解，因而受到梵文语法研究的影响也不是不可能。另外，从中外语言学史可知，对语音加以研究的，且颇为深入而完备的，就是梵文的语法研究著述。
就是撇开上述术语不谈，“字母”的出现也还是与梵文经典有关，只不过是通过佛经途径出入而已，如：“既知二十二部古韵之分，又当知有字母。字母云何神珙，所传三十六字母是也，略分八类，八又分九，曰喉音、牙音、舌头音、舌上音、正齿音、齿头音、轻唇音、重唇音及半舌半齿音。凡同母音谓之双声，即得引申，假借其非双声而同一音位者，亦得互相通转，此事古今无大变迁，故韵学家亦无争论。好古者或谓古有双声，而无字母。此因字母出于《华严经》，为沙门所传述，而双声反切则自魏之孙炎、吴之韦昭已发其端。（章太炎，1906a）经上述，字母与佛经的渊源可见一斑。
关于形容语，可能古已有之，但章氏据语言学理论从语言缘起的角度对其加以重新分类，如：“……形容语有三，一曰叠韵形容语，一曰双声形容语，一曰连字形容语，大都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别。……。”（章太炎，1906a）
从摹声说角度探究语词的缘起时，章氏引入“言语”这一术语。①他认为，“……唐人以胡称西域耳，反古复始，则胡名必属九夷，非狢族之号也。由是言之施于兽类者，形性绝异，则与之特别之名，形性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施于人类者，种类绝异，则与之特别之名，种类相似，则与之发声之名。此可见言语之分由感觉之顺违而起也。”②（章太炎，1906b）从章氏著述中可以推断：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但究竟这一术语始于何时何处，还不好推断。
国外普通语言学思想的系统引入，始于章氏的“语言文字学”。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氏就传统小学的历史流变，所涉对象、任务及其自身的特点进行了考察。他说：“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盖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识字，其书与今千字文相类。周有《史籀篇》，秦有《仓颉篇》，汉有《凡将篇》、《滂熹篇》、《急就篇》，大抵非以四字为句，即以七字为句，取其便于诵习，故以小学为名。然自许叔重创制《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训诂属焉。前乎此者，则有《尔雅》、《小尔雅》、《方言》；后乎此者，则有《释名》、《广雅》，皆以训诂为主，而与字形无涉。《释名》专以声音为训，其他则否。又有李登作《声类》，韦昭、孙炎作反切；至陆法言乃有《切韵》之作，凡分二百六韵；今之《广韵》，即就《切韵》增润者；此皆以音为主，而训诂属焉，其于字形略不一道。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汉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1906b）
章氏从科学定义学科的角度给“小学”正名，明确宣布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字，使其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对语言文字学的地位和作用，章氏将其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相关联，从而打破了旧有通经明道的观念，而不是以往以单一用途为主的附属部门，这既是与传统治学的决裂又是这一学科变革为新学科的标志。自章氏始，中国有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语言文字学，即现代语言学的前科学阶段。
《论语言文字之学》中另一个明显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影响之处，则是梵文语法研究中的“印度胜论说”的应用。他说，“一切有形，大抵皆而以印度胜论之说，言之实、德、业三，各不相离。人云马云，是其实也。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一实之名，必与其德或与其业相丽、相著，故名必有由起，虽然太古草昧之世共言语，惟以表实，而德业之名为后起，故牛马之名成立最早。而事武之语，即由牛马变化而生，稍近文明则德业之语早成。而后施名于实，故先有引语始称引出万物者曰神，先有提语，始称提出万物者曰祗，此皆转注之例，亦即假借之例也。”（章太炎，1906b）他又说，“上世先有表实之名以次扩充。而表德表业之名，因之后世先有表德表业之名，以次扩充。而表实之名，因之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同。”（章太炎，1906b） 章氏借用印度胜论说探讨语言的缘起，他认为，名词是第一性的，形容词和动词是后起的，而其弟子胡以鲁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这里孰是孰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率先引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探讨汉语问题。因此，该文在中国普通语言学的生成过程中起着破天荒的作用，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该文引介了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术语来对汉语加以开创性的宏观研究。
此外，据赵振铎在《中国语言学史》中称“（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论述了语言的起源、语言的语音变化等问题，特别是这一篇的后半部分与德国谬勒（Max Müller， 1823-1900）《语言科学讲义》第二编中论词根的话基本一致，章炳麟读过谬勒的书，他在《检论·论文篇》附录 ‘正名杂义’中：‘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这话就出自谬勒的《语言科学讲义》。”（赵振铎，2000：444）但仔细研读二著发现，只是思想相似，而并无实质的证据说明：章太炎的确受到“论词根”（On the Power of Root）部分的影响，且“语言缘起说”中也没有“语根”这一概念。“语根”最早出现在《新方言》序言。但似乎不妨说：《论语言文字之学》的后半部分有与《语言科学讲义》（1873）第二编中“论词根”部分有雷同的言论。譬如，探究语词缘起的“摹声说”最早由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章氏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受到Max Müller的《语言科学讲义（第二编）》的影响而提出的（参见Max M-üller，1873：315）。
3.2 《新方言》中的译介
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新方言》中则没有那么多的国外语言学思想和术语的引入。章太炎反思前人的相关成果，针对戴东原作《转语》做出评述：“善哉！非耳顺者孰能与于斯乎。《转语》书佚不传，后昆莫能继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微欤，不知其术，虽家人簟席闻，造次谈论，且弗能自证其故。方今国闻日陵夷，士大夫厌古学弗讲，独语言犹不违其雅素，殊言绝代之语尚有存者。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章太炎，1907序）在这段评述中，章氏引入了“语根”和“推见本始”的思想，以及表示国家、语言等的术语。章氏是第一个倡导对语言起源加以研究的国内学者，《语言缘起说》就是其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成果，这是通过日本受到当时欧美语言研究气氛的影响，即19世纪下半叶以前，欧美各国研究语言起源的风气很盛，举凡是学者著书立说大多第一部分都要论述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样的学术范例启发了章太炎，所以他力倡对语言加以贯穿历史的研究。为了揭示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不同，他引入“欧罗巴语”（即European）、“希腊语”和“罗甸语”（即罗马）等语言术语。
关于“语根”，犹如章氏所言：“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他借助欧美语言均有明确根源的思想提出“诸语言皆有根”（章太炎，2006：22）的主张。他认为，“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对相反者亦多从一声而变。”（同上30页）说明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而成，即：在同一语根下，或因语音变易，或语音不变而意义引申，或语音小变而生新字，这一思想在章氏同时期的语言著述中随处可见，如：“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同上26页）此外，还有出自《自述学术次第》中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观点：“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制言》1936年第25期）在“语根”这一理念指引下，他订立了语言研究的“孳乳”和“变易”两大条例，运用“语根”的思想重新探讨方言的研究，旨在追溯方言字汇表层之下的历史根源（本始）。
4. 章太炎的译介类型
前述可见，章太炎引进国外语言学思想的方法，是先阅读国外语言学文献，将其融于心智，结合汉语现实转述成文，旨在引进和介绍新理论、新知识，以便促进语言研究领域的更大发展，其性质属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译介范畴。这种“以述带译”的译介方式，笔者称为“译述”。
有关译述的理解和定义，则人言言殊。有人认为，译述是“将原文主要内容译出，以译者的身份对其加以介绍和评论，”（方梦之，2005：123） 例如：严复译介《天演论》（林丛龙，1984：253；高国抗等，1994：148；高拜石，2004：20-40）、梁启超引介西学（李兆国，2009：64-66；王宗炎，1983：1-12）等；有人认为，译述是“对原作进行解读与转述”、“‘述’是老调重弹，只不过换了‘弹’的工具，它是译者用自己的话将原作内容转述出来”；（黄忠廉，2000：101）也有人认为，译述是基于原作思想在另一门语言中的翻译加改写，或翻译、改写、评述合而为一的文本构成方式，（方开瑞，2007：73-77）实质上，已经涉及编译的范畴。本文认为，译述可以是在透彻理解源文本的基础上，以叙述的方式来呈现源文本内容的一种译介方式，如明末清初的科学科技翻译（吴雁南，1982：242-246；孙玮，张礼恒，1995：473-474；曹增友，1999：149-156）、中国早期语言学典籍的译介等；也可以是在透彻理解一个或数个源文本的基础上，概括和提炼源文本的要旨，再以叙述，或叙述加评论的方式来呈现源文本内容的译介方式，如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2）。
本文认为，译述指的是翻译加叙述，即translation + narration。国外对这一现象也有关注，1996年丹尼尔·霍卡特写了一篇题为《译述文本中的口述读者研究：西蒙·欧提兹著<美好旅程>中<郊狼故事>的个案研究》③的论文，修改后曾在美国图书馆学会年会（ALA Conference）上宣读；2001年圣荷西州立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斯哥特·斯托德（Scott R.Stroud），在亚特兰大全国交流协会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跨越文化的译述：从<博伽梵歌>到<重返荣耀>》④，上述两篇文章中的narrative translation就是“译述”的英文对应术语。此外，在2003年3月美国爱荷华大学举行第三届跨学科学术年会，即“技能、批评与文化”⑤，其中设有“译述”专题（Translation as Narrative Strategy）。之后，在2006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出版了专著《翻译与冲突：译述研究》（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2006）。可见，译述的英文对应词，国外已有固定术语。 通常，译述是以译为主，以述或评为辅，但也存在以述评为主，以译为辅的，章太炎的译介方式属于后者。运用什么模式，在于译述者的写作意图而定。就形式而言，译述大体上有如下几种：一、先译后述，即先译介内容要旨，然后加以评论；二、夹译夹述，即译一部分，叙述评论一部分，然后再译一部分，再叙述评论一部分，以此类推；三、先述后译再评述，即先叙述某人或著作的观点，然后具体译介观点的具体内容（通常引用为多），最后对这一观点加以评点。上述三种译述行为属于技术层面，如果要对技术操作背后的动因、技术产品的销售、应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加以探索，势必形成译述策略研究。译述技术是译述策略的实施工具，也是译述策略的具体体现，而译述策略则是译述技术操作的理论根源，可见两者是互为源流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章太炎的译述行为可分为筹备阶段、译述阶段和后期宣传影响阶段。筹备阶段正值他在日本避难，当时日本与欧美语言学界接触甚密，仿写和译介了近数十部语言学研究的书籍。在众多书籍中，他选择了马克思·缪勒《语言科学》（1873），研习其中与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渊源的梵语研究学说（赵振铎，2000：444）。在译述阶段，他对中国传统的小学和训诂加以整合，提出新的学科“语言文字之学”，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体系；为了解决汉字起源的问题，他选择了梵语中有关语音和文字起源的理论，又借助了英国比较宗教学家和语言学马克思·缪勒的语言缘起学说，将其与汉字研究中的音训方式相结合，以述带译的方式，阐述汉语文字的缘起和语音语义的演变问题，对当时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造成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现代意义学科的建立。在宣传阶段，他在自1906年《论语言文字之学》到1910年《国故论衡》的数篇著述中，一直采取译述的方式，向国人介绍国外语言学思想，并得到了昔日门生胡以鲁的响应，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从而开启了中国大批量译介国外语言学思想的大门。
5. 章太炎对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影响
章氏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正“语言文字学”之名，使之成为一门学科（刘又辛、李茂康，1990）。在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他认识到音韵、训诂本为语言的一体两面，即意义须先与语音结合，后与字形符号结合。也就说，语言系统中，音义是第一性的，形义是第二性的。所以，他才主张建立“音”“形”“义”合一的“语言文字学”，从而宣布这一学科的诞生，使得中国有了科学意义的“前现代语言学”。
章氏探究词源以及词语孳生的规律是对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在国外语言学影响下，他认识到“诸语言皆有根”，要认识语言的本始，就得将中国传统的乾嘉传统与现代的语言理论相结合，以“语根”为导引，通过“孳乳”和“变易”两条脉络对语词从表层予以纵深的溯源。这样的理论主张及其自身的身体力行，使得中国首次有了对语言的历史性研究。
章氏在探讨《论语言文字之学》、《论语言缘起》等课题中，引入了国外语言学的方法和概念，为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方法和术语的基础。在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他在“音”“形”“义”等方面加以重新思考。在语音研究方面，他修正了前人的观点，重新运用科学的视角审视语音的规律，制订出汉语语音的“成韵图”；在形式和意义方面，他反思了《说文》等著作的观点，将语音的变化与意义的多样性结合起来研究；从方法上看，他将乾嘉的研究传统与国外古典语言学理论结合，以语根为指针，通过对收集的数据加以归纳的方法从事各项研究。
这些方法和理论思想影响了一批的汉语研究者，据现有文献考证，最早的当是中国第一部理论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胡以鲁。他吸取了章太炎的理论主张，并进一步借鉴了国外语言学理论，使得中国有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
纵观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贡献体现在语言的民族性、语言文字的本位性、语言的历史性、研究语言的理论等四个层面，对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具有开创之功。
6. 结语
纵观章太炎的语言学著述不难发现，他对外国语言学的译介始于印度胜论说，吸收了当时马克思·缪勒以比较宗教学视角为主导的语言学观点，不但引进了印度胜论说在语言起源、语义角色、音律、语法等层面的学说，还批判地接纳了欧洲语言学有关词根与词汇派生和语义演变的学说，从而推动了中国语言学面向专门学问的发展路向，并鲜明地提出“语言文字学”的学科称谓，促进中国语言学走向独立学科。章太炎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及其贡献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民族性、语言文字，的本位性、语言的历史性、研究语言的理论等四个层面，对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具有开创之功。
综上所述，对于历史中的理论成果，只要我们从正确的宏观理论视角去挖掘研究，同时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史学伦理，就会有惊人的发现，也就找到了今天各种理论思想和应用术语的源泉及其在历史中的发展脉路。所以，今天的学人不应该忘记学科中的前辈学人，应该对他们在学科奠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加以整理和挖掘，梳理出该学科中的隐含线索和影响本学科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政治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们继承前人的一种手段，也正好印证了“学问之道在乎继承”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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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Zhang Taiyan’s Transduction of Linguistic Works Over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JIA Hongwei & LI Lijun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The paper， through the linguistic works published by Zhang Taiyan， an early Chinese native modern linguist in the later part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xplores his transductions of Western linguistic thoughts and terms， and sums up his contributions to and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s a separate modern discipline.
Key words： Zhang Taiyan； linguistic thoughts； transduction； influence
作者简介： 贾洪伟，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译介史、现代语义学史、社会语言学、翻译符号学和海外汉学等领域的研究。
李利军，男，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助教。主要从事英汉口、笔译及英语教学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邮编100048；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19号（甲）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邮编100049
E-mail： yywhyj@163.com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