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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战后协约会议。27个战胜国的代表1000人参加，其中全权代表70人。经过激烈的较量和彼此的妥协，同年6月28日，各战胜国终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这次会议，德国作为战败国也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大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利益却受到了严重损害，最终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没有人在乎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落后。
但此后，中德通过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它们的崛起也证明了，所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都会成功！
在德国，《凡尔赛条约》被视为“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德国人看来，该条约不仅仅剥夺了德国人的尊严和自由，还几乎断绝了德国重新崛起的希望。骄傲的德国人不能接受，他们休养生息，誓要向美英法等国复仇。
于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的20年，一支由2400余辆坦克，230余万兵员，108个师的纳粹军团被重新组建起来，并于1939年的9月1日向波兰发起了突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帷幕，二战给德国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二战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作为法西斯德国，更是如此。有一个算不上夸张的说法，光是清理柏林的垃圾都至少需要20年。
除了高达500亿美元的赔款和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德国引以自豪的军事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德国更是被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又称为东德和西德。
战后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战前的一半。但利好的是，首先军事开支减免了，德国可以全力发展经济。在迅速铲除法西斯的余孽后，德国集中了战前全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这也为后来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1948年，“朝圣山学派”的代表人物艾哈德被任命为西德经济部长，在面对一片废墟的德国，大胆采用了激进的“市场经济”措施——主张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让老百姓放开手去赚钱。艾哈德及其支持者的举措其实很简单，放开自由贸易的限制，锚定靠谱的货币。
“靠谱”的西德马克走向前台，并依靠美元完成了基本的信用构建。西德的市场物价开始趋于稳定，而老百姓也慢慢拿出了自己储藏的“救命粮”等物资，大量的商品开始涌入市场——兜里有靠谱的货币，东西随时都能买回来，因此市場进一步活跃。
其次，设备没有可以再建，德国的人才和高素质的国民才是德国能够复兴的基础。
早在一战前，德国就已经普及了全民教育，培养了数量庞大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东德遭受了苏联掠夺式的“拆迁”——拆除工业设备，运回国内作为赔偿。大量生活在东德的产业工人开始涌入西德，据数据统计在二战后到柏林墙建起截止，东德往西德“输送”了大概1000万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苏联“拆迁”失业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
据说，当时德国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是50小时，远远高于英国的38小时。工资并不高的他们可以说真的是凭借热情来建设这个国家的。
从国际上看，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是和平的。德国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带来的“红利”。
由于西德地处抵抗苏联的前线，美国开始对德国进行“重新武装”。这不仅仅是从军队上来“武装”，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产业开始重新构建——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其间给西欧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上的捐助合计130亿美元。
时间到了1950年，加上市场经济的带动和熟练产业工人的涌入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西德的经济开始了腾飞，很多西德百姓餐桌上开始越来越丰盛，甚至于让英国和法国人都怀疑——到底是谁输掉了战争。
同时，虽然东德的破坏比西德要严重一些，但即使如此，东德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发展水平直追西德，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发达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欧洲版图的中枢位置。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其地理优势更为凸显。虽然二战结束后，冷战时期东西欧的贸易往来不是太多，但是对南北欧来说，德国仍然是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
也因此，在推动欧洲经济政治联合体的进程中，不是英法两国，而是二战后一败涂地的德国（西德）最为积极，起到了主导作用，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其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康拉德·阿登纳。在2003年，德国电视台组织的投票中，被评选为“最伟大的德国人”。
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参加了战后西德的第一次大选，并当选为二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
当时的德国政府非常有作为——1951年，阿登纳与法国等列强和解，支持法国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法国和德国组建了欧洲六国煤钢联合体，这为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53年，阿登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极大地缓解了人们的仇德心理。此后阿登纳又先后6次访美，与美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年后，阿登纳推动西德加入了北约。进而1955年，他访问苏联，并与苏联建交。不久，同盟国纷纷同意从德国领土撤离，仅仅10年德国就完全恢复了主权。
在14年的德国总理期间，他成功帮助德国摆脱了二战失败的阴影，赢得世界各国的谅解，德国经济迅速腾飞，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
1965年，联合体升级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逐步吸纳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1993年，在德国的主导下，共同体升格为包括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的欧洲联盟。1999年，德国撮合了“欧元”作为共同货币，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一体化进程。
通过欧洲一体化的实现，德国利用其诸多技术人才等优势，将影响力拓展到本土之外，并通过工业竞争力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
在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力的推动下，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力，在欧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欧盟为基础，争取到了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如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更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德国《明镜》周刊曾有报道称，全球化却加剧了贫富间的差距，世界贸易的受益者主要是工业国家，作为出口大国的德国也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全球化潮流下合作共赢的最佳诠释。今年4月，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就曾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欧盟内几个大国想通过集体形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而不是以双边形式（欧盟各国和中国分别签署）与中方展开合作。
1840年，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日不落帝国的魔爪不会放过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处在遥远东方的中国，早已让列强们垂涎欲滴。于是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锁的大门。
当时的世界是西方国家所引领的世界，世界秩序由他们来制定，正义是非由他们来评判，没有谁会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于是，1919年，31歲的顾维钧满心欢喜赶到巴黎参加和会，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大国”地位，本应被分到5个参会席位的中国，却只被分到了两席。没办法，顾维钧等5人只好轮流参会，以确保人人有份。
史料记载，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轻人，用来征服与会代表的，并不是电影中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而是大量基于法理事实的精彩抗辩。然而，顾维钧的抗辩越精彩，越反衬出当时中国的尴尬地位。
让顾维钧更尴尬的是，中国的缺席连让“整个世界为之愕然”的效果也没有达到：在中国代表要求归还山东的提议遭巴黎和会否决后，当日路透社的18条消息中对中国不着一笔;中国代表拒绝在包含山东问题裁决的协议上签字，当日路透社的10篇电稿中也对中国只字未提。
这就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在世界上的舆论关注度。
但由《凡尔赛条约》而引发的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崛起又是中华民族的机会。五四运动虽然被镇压，但中华民族却睁开了双眼。从那以后，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推翻了压在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尊严不容肆意践踏。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108门礼炮鸣放28响的炮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鸣放的28响礼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好28年。就在这28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2019年4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右）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左）。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1949年6月，上海率先宣布重新开放。1952年，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布，中国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与别国的贸易关系。同年4月，英国先于其他西方大国，同中国达成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紧接着，更多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而它们的第一贸易目的地都是上海。
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一五”计划收到成效颇丰，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当然在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经历过挫折，这对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但我们都坚强地挺了过去，并在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中国的腾飞。
中国没有盲目追随苏联，而是坚持自己的特色道路，并取得重大成果。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9年，还是在巴黎，中国收获同一批“列强”的热情合作。
当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刚到领空，法国空军的战机就升空护航，总统马克龙打破惯例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列队护送的骑兵、夹道欢迎的民众、最高规格的仪式，法国《费加罗报》感慨称，法国“倾其所有”隆重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
访问次日，习近平与马克龙共同见证了一个协议的签署：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空客公司在巴黎签下300架价值35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访问第三天，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各国要努力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欧洲大陆各国越来越清楚，21世纪，不能离开中国。G7国家逐步开始摘下了有色眼镜，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来。同样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德国，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在论坛迎接习近平的现场，出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区区百年，换了人间。从1919到2019，中国人民在这一百年中走出了一条清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巨龙苏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中国的对外开放必将打开一片全新的景象。”
因为，“所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都会成功！”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如此表示。
这次会议，德国作为战败国也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大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利益却受到了严重损害，最终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没有人在乎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落后。
但此后，中德通过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重新回到世界强国之列，它们的崛起也证明了，所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都会成功！
从复仇者到享受和平红利
在德国，《凡尔赛条约》被视为“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德国人看来，该条约不仅仅剥夺了德国人的尊严和自由，还几乎断绝了德国重新崛起的希望。骄傲的德国人不能接受，他们休养生息，誓要向美英法等国复仇。
于是，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的20年，一支由2400余辆坦克，230余万兵员，108个师的纳粹军团被重新组建起来，并于1939年的9月1日向波兰发起了突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帷幕，二战给德国带来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二战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作为法西斯德国，更是如此。有一个算不上夸张的说法，光是清理柏林的垃圾都至少需要20年。
除了高达500亿美元的赔款和十几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德国引以自豪的军事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德国更是被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又称为东德和西德。
战后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战前的一半。但利好的是，首先军事开支减免了，德国可以全力发展经济。在迅速铲除法西斯的余孽后，德国集中了战前全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这也为后来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
1948年，“朝圣山学派”的代表人物艾哈德被任命为西德经济部长，在面对一片废墟的德国，大胆采用了激进的“市场经济”措施——主张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让老百姓放开手去赚钱。艾哈德及其支持者的举措其实很简单，放开自由贸易的限制，锚定靠谱的货币。
“靠谱”的西德马克走向前台，并依靠美元完成了基本的信用构建。西德的市场物价开始趋于稳定，而老百姓也慢慢拿出了自己储藏的“救命粮”等物资，大量的商品开始涌入市场——兜里有靠谱的货币，东西随时都能买回来，因此市場进一步活跃。
在推动欧洲经济政治联合体的进程中，不是英法两国，而是二战后一败涂地的德国（西德）最为积极，起到了主导作用，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设备没有可以再建，德国的人才和高素质的国民才是德国能够复兴的基础。
早在一战前，德国就已经普及了全民教育，培养了数量庞大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东德遭受了苏联掠夺式的“拆迁”——拆除工业设备，运回国内作为赔偿。大量生活在东德的产业工人开始涌入西德，据数据统计在二战后到柏林墙建起截止，东德往西德“输送”了大概1000万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苏联“拆迁”失业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
据说，当时德国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是50小时，远远高于英国的38小时。工资并不高的他们可以说真的是凭借热情来建设这个国家的。
从国际上看，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是和平的。德国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带来的“红利”。
由于西德地处抵抗苏联的前线，美国开始对德国进行“重新武装”。这不仅仅是从军队上来“武装”，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产业开始重新构建——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整整持续了四年之久，其间给西欧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上的捐助合计130亿美元。
时间到了1950年，加上市场经济的带动和熟练产业工人的涌入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西德的经济开始了腾飞，很多西德百姓餐桌上开始越来越丰盛，甚至于让英国和法国人都怀疑——到底是谁输掉了战争。
同时，虽然东德的破坏比西德要严重一些，但即使如此，东德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发展水平直追西德，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发达的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欧洲版图的中枢位置。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其地理优势更为凸显。虽然二战结束后，冷战时期东西欧的贸易往来不是太多，但是对南北欧来说，德国仍然是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
也因此，在推动欧洲经济政治联合体的进程中，不是英法两国，而是二战后一败涂地的德国（西德）最为积极，起到了主导作用，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其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康拉德·阿登纳。在2003年，德国电视台组织的投票中，被评选为“最伟大的德国人”。
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参加了战后西德的第一次大选，并当选为二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
当时的德国政府非常有作为——1951年，阿登纳与法国等列强和解，支持法国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法国和德国组建了欧洲六国煤钢联合体，这为后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7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53年，阿登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极大地缓解了人们的仇德心理。此后阿登纳又先后6次访美，与美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年后，阿登纳推动西德加入了北约。进而1955年，他访问苏联，并与苏联建交。不久，同盟国纷纷同意从德国领土撤离，仅仅10年德国就完全恢复了主权。
在14年的德国总理期间，他成功帮助德国摆脱了二战失败的阴影，赢得世界各国的谅解，德国经济迅速腾飞，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
1965年，联合体升级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逐步吸纳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1993年，在德国的主导下，共同体升格为包括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的欧洲联盟。1999年，德国撮合了“欧元”作为共同货币，进一步加深了欧盟一体化进程。
通过欧洲一体化的实现，德国利用其诸多技术人才等优势，将影响力拓展到本土之外，并通过工业竞争力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
在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力的推动下，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力，在欧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欧盟为基础，争取到了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如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更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德国《明镜》周刊曾有报道称，全球化却加剧了贫富间的差距，世界贸易的受益者主要是工业国家，作为出口大国的德国也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全球化潮流下合作共赢的最佳诠释。今年4月，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就曾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欧盟内几个大国想通过集体形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而不是以双边形式（欧盟各国和中国分别签署）与中方展开合作。
和平崛起，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1840年，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们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日不落帝国的魔爪不会放过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处在遥远东方的中国，早已让列强们垂涎欲滴。于是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了闭锁的大门。
欧洲大陆各国越来越清楚，21世纪，离开谁，都不能离开中国。G7国家逐步开始摘下了有色眼镜，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来。
当时的世界是西方国家所引领的世界，世界秩序由他们来制定，正义是非由他们来评判，没有谁会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于是，1919年，31歲的顾维钧满心欢喜赶到巴黎参加和会，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大国”地位，本应被分到5个参会席位的中国，却只被分到了两席。没办法，顾维钧等5人只好轮流参会，以确保人人有份。
史料记载，这位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轻人，用来征服与会代表的，并不是电影中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而是大量基于法理事实的精彩抗辩。然而，顾维钧的抗辩越精彩，越反衬出当时中国的尴尬地位。
让顾维钧更尴尬的是，中国的缺席连让“整个世界为之愕然”的效果也没有达到：在中国代表要求归还山东的提议遭巴黎和会否决后，当日路透社的18条消息中对中国不着一笔;中国代表拒绝在包含山东问题裁决的协议上签字，当日路透社的10篇电稿中也对中国只字未提。
这就是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在世界上的舆论关注度。
但由《凡尔赛条约》而引发的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崛起又是中华民族的机会。五四运动虽然被镇压，但中华民族却睁开了双眼。从那以后，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推翻了压在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尊严不容肆意践踏。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108门礼炮鸣放28响的炮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鸣放的28响礼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好28年。就在这28年里，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1949年6月，上海率先宣布重新开放。1952年，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布，中国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与别国的贸易关系。同年4月，英国先于其他西方大国，同中国达成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紧接着，更多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而它们的第一贸易目的地都是上海。
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一五”计划收到成效颇丰，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
当然在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经历过挫折，这对中国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但我们都坚强地挺了过去，并在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中国的腾飞。
中国没有盲目追随苏联，而是坚持自己的特色道路，并取得重大成果。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2019年，还是在巴黎，中国收获同一批“列强”的热情合作。
当习近平主席的专机刚到领空，法国空军的战机就升空护航，总统马克龙打破惯例在巴黎凯旋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列队护送的骑兵、夹道欢迎的民众、最高规格的仪式，法国《费加罗报》感慨称，法国“倾其所有”隆重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
访问次日，习近平与马克龙共同见证了一个协议的签署：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空客公司在巴黎签下300架价值350亿美元的商业大单;访问第三天，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提出各国要努力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
欧洲大陆各国越来越清楚，21世纪，不能离开中国。G7国家逐步开始摘下了有色眼镜，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来。同样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德国，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在论坛迎接习近平的现场，出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区区百年，换了人间。从1919到2019，中国人民在这一百年中走出了一条清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巨龙苏醒，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中国的对外开放必将打开一片全新的景象。”
因为，“所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都会成功！”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