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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书目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分别从出版时间、出版地域、出版内容、出版作者分布四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改革开放后30年间，档案学书目发展的优势及不足。
关键词：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统计分析
1、选题的依据与背景
1.1 选题的依据。中国档案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档案学重构与渐进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是档案学不断完善与繁荣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档案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的档案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四五百种之多。笔者欲对中国档案学完善与发展时期的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调查分析，洞察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的进程，找出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促进我国档案事业更好地发展。
1.2 选题的背景。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书目也逐渐增多，然而，这些书目却未能被众多的档案学者或是档案工作者详知，就更别提档案学专业的学生了。这无论是对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还是对档案求学者求知欲望的满足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据笔者所知，档案学论著目录仅有两种，一种是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资料室编辑出版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4年和1989年出版，由董秀芬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81～1985)》。另外，刘文杰先生于1987年出版了《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1910～1986)》一书，该书对辛亥革命至1986年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公开和内部出版的260种档案学、文书学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而又实事求是地一一予以评述，弥补了我国档案学没有专门著作书目的空白。但这几本论著目录早已时过境迁，不能符合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的潮流；内容上也有出入，特别是《档案学论著目录》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这两本目录，是以档案学专业的论文著作目录为主，专业的档案学书籍、著作目录虽也涉及，但是少得可怜，仅仅是在最后，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一些。
1.3 选题的意义。一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
理论研究的探索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知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出版活动作为推动科学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实践过程，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完成知识信息的传承与推广。做好这一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将改革开放后的档案学书目的出版情况调查分析好，对出版新时期档案学著作目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次，可以了解现阶段档案学发展的进程，发现优势与不足，及时调整发展研究方向；最后，对开拓档案学研究领域，丰富档案学分支也有一定的意义。
2、研究对象的数据来源
本文调查研究的对象是1980年～2009年中国的档案学书目，不包括论文论著目录。笔者通过访问调查，于2010年5月份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及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网站、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及历史学院资料室，进行了档案学书目的网上检索与实际调查。笔者分别以“档案”、“档案学”、“档案管理”、“电子文件”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了1980年以前和2009年以后的档案学书目，以及几个权威图书馆中重复的书目，再通过CALIS联合目录、读秀学术搜索系统、孔子旧书网、中国图书搜网等网址进行档案学书目的补充，结果共得到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546种。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档案学专业的教材、教学参考书，各种形式的培训用书，档案学基础知识和实务图书，档案管理技巧和操作实务图书，档案学的普及读物和读本，还有非第一版的其他版本图书。本课题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就以这546本书目为样本，具体通过统计分析，查看30年中，档案学著作书目的出版时间、地域、种类及其作者情况，寻找其发展规律。
3、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的调查结果分析
3.1 档案学书目出版时间统计分析。图表1为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出版书目数量的散点折线图，该图横坐标为年限，纵坐标为出版书目数量。由此图可知，1988年前的几年时间，档案学书目出版呈上升趋势，到了1998年，档案学书目出版的数量达到一个低迷状态，1998年以后，又是一个强劲的上升趋势，到2009年，呈现出一种平衡的发展态势。
出版书目的数量散点折线图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走势呢?不难想象，这与我国当时的出版方针政策和当时档案学的自身发展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出版管理方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级出版管理机构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这大大推动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另外，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新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成立的中国档案出版社，它的成立，对出版档案学著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档案学书目的出版数量的散点折线走势与档案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背景也有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包括档案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了恢复、整顿、发展和提高的道路。高校也纷纷设立了档案学专业，中国的档案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学科建设的黄金時期，开创了档案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研究的同时，出版的档案学书目也显著增多。
3.2 档案学书目出版地域统计分析
图表2是笔者对1980年～2009年所获得的546个档案学书目样本在中国各省份分布情况的统计与分析。由此表可知，这30年间，档案学书目出版最多的省或直辖市是北京市357种，占样本的65.38％；最少的省或直辖市是贵州、重庆，分别是1种，各占样本的0.18％；其中，辽宁、上海出版的档案学书目各超过了20种，云南、湖北、台湾、四川和江苏等省市都超过了10种，其余各省市均大于1种，小于10种，当然，这里排除没有取得一本样本书目的新疆、西藏、江西、天津、河北、澳门等省市，它们均不在调查统计的范围之内。
从中国各省份档案学书目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档案学书目在这30年间出版分布得极其不平衡。造成这种极其不平衡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各省市、各区域档案学研究发展的起点不一样，有的省市现在还没有搞起来；二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没有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投入档案学的研究，而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又不屑于档案学的研究；三是档案意识问题，有的省市和地区档案意识极高，例如北京、上海、湖北等，有的则恰恰相反。虽然档案学在中国发展了将进一个世纪的时间，各个分支学科日趋成熟，各种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档案学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 在，这一问题将不利于我国档案事业未来的全面发展，亟待解决。
3.3 档案学书目研究内容统计分析。档案学一开始，在我国原本只有档案管理这一个分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30年的发展，分支学科已达几十门。这样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各出版社出版大量的丰富的档案学专著书目。笔者通过EXCEL办公软件，对检索到的档案学546种书目样本进行了内容方面的统计，将这些样本书目的内容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史学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和档案学其他五类，经笔者对收集检索到的档案学书目546种样本统计，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有107种；档案学史学研究有48种；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有268种；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有43种。
由图表3不难看出，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书目蔽射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49.08％；排在第二位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共有107种书目，占总数的19.60％；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的书目反射面积最小，占总面积的7.88％。说明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是以档案学应用理论和档案学基础理论为主体的，但是，相对以前的档案学研究，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局面。
3.4 档案学书目作者分布统计分析
3.4.1 档案学书目作者系统分布。通过对书目作者所属系统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研究者分布的特点，并对各个不同的研究队伍作出客观的评价，对各个系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也有正确的认识。经调查得知，档案学书目的作者分布于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档案馆图书馆、公共档案局(馆)、档案科研机构及其他一些系统，统计分析如图表4。
从图表4统计的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作者所属系统的结果来看：高等院校占53.29％，高校档案馆图书馆占1.83％，公共档案局(馆)占27.11％，档案科研机构占7.33％，其他系统占10.44％。从这个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档案学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占总比重的53.29％，占了一半以上。这也不难理解，高校人才较多，学术氛围较好，团队合作密切，科研实力比较强。然而，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学教师为主体，包括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总体来看，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结构还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忽视一个问题，档案学并非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以高等院校档案专业的教师为主体，而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研究为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档案学科本身及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档案学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这30年间书目作者所属系统的调查结果来看，明显存在问题。笔者希望，能从档案工作的实践出发，将更多的档案实际工作者和专职的档案研究人员吸收到档案学的研究队伍中来，合理调整研究队伍的结构，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充分相结合，只有这样，未来的档案学研究水平才会不断提高，档案事业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3.4.2 档案学书目作者地区分布。通过对档案学书目作者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到，在该学科领域全国范围内的研究现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好地进行该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档案事业全面发展。统计分析如图表5。
通过图表5可以看出，档案学研究的作者地区分布极其不平衡。从笔者统计结果来看，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的作者中，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四地区的作者占据了一半以上，共占58.96％，辽宁、云南、浙江、广东、湖南、台湾也占有一定比例，但是，其他地区的研究者所占比例就有些少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地区经济实力强，促进了科研的长足发展。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高校的带动作用，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地区高校众多，而且，这些高校的档案学专业排名都是在全国前列。例如，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苏州大学、上海的上海大学等，这些高校档案学学者的科研项目带动了档案学的研究发展，这一点，在档案学书目第一作者所属系统中也得到了证实。另外，该表中还能发现一个问題，就是国外的档案学书目作者较少，30年间才有10个，而且出版的时间大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是国外的档案学研究搞得不好，还是缺乏国际交流途径?东西方学术上的交流、借鉴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希望国内档案学相关研究部门有规划、有选择地定期出版一些国外的档案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书目，以促进国内的档案学更好地发展。
4、小结
通过对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出版时间上，受到国家的出版方针和当时的档案学发展背景的影响；在出版地域上，分布广泛，但是，出版数量在各省市、地区之间，存在极其不平衡现象；在出版的书目内容上，虽种类比较齐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成果普遍缺乏原创性、深层次的研究。而且，研究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对应用理论的研究占有绝对优势；在书目作者分布方面，无论是从作者所在系统还是作者所在地区来看，作者大都是分布在高校或是高校众多的地区，研究的主体是高校档案学专业的教师，理论性研究过强，实践性较弱，档案学研究人员的队伍结构不甚合理。
关键词：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统计分析
1、选题的依据与背景
1.1 选题的依据。中国档案学产生于上个世纪初，至今，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档案学重构与渐进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是档案学不断完善与繁荣发展的时期。伴随着档案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的档案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四五百种之多。笔者欲对中国档案学完善与发展时期的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调查分析，洞察中国档案学发展研究的进程，找出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促进我国档案事业更好地发展。
1.2 选题的背景。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书目也逐渐增多，然而，这些书目却未能被众多的档案学者或是档案工作者详知，就更别提档案学专业的学生了。这无论是对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还是对档案求学者求知欲望的满足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据笔者所知，档案学论著目录仅有两种，一种是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资料室编辑出版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4年和1989年出版，由董秀芬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81～1985)》。另外，刘文杰先生于1987年出版了《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1910～1986)》一书，该书对辛亥革命至1986年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公开和内部出版的260种档案学、文书学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而又实事求是地一一予以评述，弥补了我国档案学没有专门著作书目的空白。但这几本论著目录早已时过境迁，不能符合档案事业蓬勃发展的潮流；内容上也有出入，特别是《档案学论著目录》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这两本目录，是以档案学专业的论文著作目录为主，专业的档案学书籍、著作目录虽也涉及，但是少得可怜，仅仅是在最后，以附录的形式列出一些。
1.3 选题的意义。一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
理论研究的探索与建设，同样，也离不开知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出版活动作为推动科学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实践过程，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完成知识信息的传承与推广。做好这一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将改革开放后的档案学书目的出版情况调查分析好，对出版新时期档案学著作目录有着积极的意义；其次，可以了解现阶段档案学发展的进程，发现优势与不足，及时调整发展研究方向；最后，对开拓档案学研究领域，丰富档案学分支也有一定的意义。
2、研究对象的数据来源
本文调查研究的对象是1980年～2009年中国的档案学书目，不包括论文论著目录。笔者通过访问调查，于2010年5月份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及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网站、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及历史学院资料室，进行了档案学书目的网上检索与实际调查。笔者分别以“档案”、“档案学”、“档案管理”、“电子文件”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了1980年以前和2009年以后的档案学书目，以及几个权威图书馆中重复的书目，再通过CALIS联合目录、读秀学术搜索系统、孔子旧书网、中国图书搜网等网址进行档案学书目的补充，结果共得到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546种。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档案学专业的教材、教学参考书，各种形式的培训用书，档案学基础知识和实务图书，档案管理技巧和操作实务图书，档案学的普及读物和读本，还有非第一版的其他版本图书。本课题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就以这546本书目为样本，具体通过统计分析，查看30年中，档案学著作书目的出版时间、地域、种类及其作者情况，寻找其发展规律。
3、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的调查结果分析
3.1 档案学书目出版时间统计分析。图表1为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出版书目数量的散点折线图，该图横坐标为年限，纵坐标为出版书目数量。由此图可知，1988年前的几年时间，档案学书目出版呈上升趋势，到了1998年，档案学书目出版的数量达到一个低迷状态，1998年以后，又是一个强劲的上升趋势，到2009年，呈现出一种平衡的发展态势。
出版书目的数量散点折线图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走势呢?不难想象，这与我国当时的出版方针政策和当时档案学的自身发展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出版管理方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级出版管理机构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这大大推动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另外，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新的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成立的中国档案出版社，它的成立，对出版档案学著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档案学书目的出版数量的散点折线走势与档案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背景也有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包括档案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了恢复、整顿、发展和提高的道路。高校也纷纷设立了档案学专业，中国的档案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学科建设的黄金時期，开创了档案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研究的同时，出版的档案学书目也显著增多。
3.2 档案学书目出版地域统计分析
图表2是笔者对1980年～2009年所获得的546个档案学书目样本在中国各省份分布情况的统计与分析。由此表可知，这30年间，档案学书目出版最多的省或直辖市是北京市357种，占样本的65.38％；最少的省或直辖市是贵州、重庆，分别是1种，各占样本的0.18％；其中，辽宁、上海出版的档案学书目各超过了20种，云南、湖北、台湾、四川和江苏等省市都超过了10种，其余各省市均大于1种，小于10种，当然，这里排除没有取得一本样本书目的新疆、西藏、江西、天津、河北、澳门等省市，它们均不在调查统计的范围之内。
从中国各省份档案学书目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档案学书目在这30年间出版分布得极其不平衡。造成这种极其不平衡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各省市、各区域档案学研究发展的起点不一样，有的省市现在还没有搞起来；二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没有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投入档案学的研究，而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又不屑于档案学的研究；三是档案意识问题，有的省市和地区档案意识极高，例如北京、上海、湖北等，有的则恰恰相反。虽然档案学在中国发展了将进一个世纪的时间，各个分支学科日趋成熟，各种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档案学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 在，这一问题将不利于我国档案事业未来的全面发展，亟待解决。
3.3 档案学书目研究内容统计分析。档案学一开始，在我国原本只有档案管理这一个分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30年的发展，分支学科已达几十门。这样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各出版社出版大量的丰富的档案学专著书目。笔者通过EXCEL办公软件，对检索到的档案学546种书目样本进行了内容方面的统计，将这些样本书目的内容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史学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和档案学其他五类，经笔者对收集检索到的档案学书目546种样本统计，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有107种；档案学史学研究有48种；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有268种；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有43种。
由图表3不难看出，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书目蔽射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49.08％；排在第二位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共有107种书目，占总数的19.60％；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的书目反射面积最小，占总面积的7.88％。说明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是以档案学应用理论和档案学基础理论为主体的，但是，相对以前的档案学研究，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局面。
3.4 档案学书目作者分布统计分析
3.4.1 档案学书目作者系统分布。通过对书目作者所属系统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研究者分布的特点，并对各个不同的研究队伍作出客观的评价，对各个系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也有正确的认识。经调查得知，档案学书目的作者分布于高等院校、高等院校档案馆图书馆、公共档案局(馆)、档案科研机构及其他一些系统，统计分析如图表4。
从图表4统计的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作者所属系统的结果来看：高等院校占53.29％，高校档案馆图书馆占1.83％，公共档案局(馆)占27.11％，档案科研机构占7.33％，其他系统占10.44％。从这个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档案学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占总比重的53.29％，占了一半以上。这也不难理解，高校人才较多，学术氛围较好，团队合作密切，科研实力比较强。然而，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学教师为主体，包括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总体来看，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结构还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忽视一个问题，档案学并非是一门纯理论的学科，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以高等院校档案专业的教师为主体，而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研究为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档案学科本身及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档案学在改革开放30年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这30年间书目作者所属系统的调查结果来看，明显存在问题。笔者希望，能从档案工作的实践出发，将更多的档案实际工作者和专职的档案研究人员吸收到档案学的研究队伍中来，合理调整研究队伍的结构，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充分相结合，只有这样，未来的档案学研究水平才会不断提高，档案事业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3.4.2 档案学书目作者地区分布。通过对档案学书目作者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到，在该学科领域全国范围内的研究现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好地进行该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档案事业全面发展。统计分析如图表5。
通过图表5可以看出，档案学研究的作者地区分布极其不平衡。从笔者统计结果来看，1980年～2009年档案学书目的作者中，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四地区的作者占据了一半以上，共占58.96％，辽宁、云南、浙江、广东、湖南、台湾也占有一定比例，但是，其他地区的研究者所占比例就有些少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地区经济实力强，促进了科研的长足发展。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高校的带动作用，北京、湖北、江苏、上海地区高校众多，而且，这些高校的档案学专业排名都是在全国前列。例如，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江苏的苏州大学、上海的上海大学等，这些高校档案学学者的科研项目带动了档案学的研究发展，这一点，在档案学书目第一作者所属系统中也得到了证实。另外，该表中还能发现一个问題，就是国外的档案学书目作者较少，30年间才有10个，而且出版的时间大都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是国外的档案学研究搞得不好，还是缺乏国际交流途径?东西方学术上的交流、借鉴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希望国内档案学相关研究部门有规划、有选择地定期出版一些国外的档案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书目，以促进国内的档案学更好地发展。
4、小结
通过对1980年～2009年中国档案学书目出版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出版时间上，受到国家的出版方针和当时的档案学发展背景的影响；在出版地域上，分布广泛，但是，出版数量在各省市、地区之间，存在极其不平衡现象；在出版的书目内容上，虽种类比较齐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成果普遍缺乏原创性、深层次的研究。而且，研究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对应用理论的研究占有绝对优势；在书目作者分布方面，无论是从作者所在系统还是作者所在地区来看，作者大都是分布在高校或是高校众多的地区，研究的主体是高校档案学专业的教师，理论性研究过强，实践性较弱，档案学研究人员的队伍结构不甚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