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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其后果不仅仅体现为经济损失巨大，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严重影啊了社会生活的良性发展。作为承担着社会发展瞭望哨功能的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处理过程中，理应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在事件发生之前做出预警，在事件发生后及时、迅速地传递信息，监督相应部门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对本该承担责任的部门进行问责，等等，从而保障危机事件顺利解决，公众生活走上正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几年的公共危机事件中，无论是三鹿事件，还是南方雪灾抑或上海袭警事件。媒体的最终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行政力量的刚性干预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检验着政府管理工作的秩序和效率、应急机制的建构和完善与否，而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大量公共危机事件中，恰恰暴露出政府相关部门角色的缺失，从而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出于缓解公众舆论风潮、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和监督，而这样的干预因其刚性特质往往效果明显。
垂直管理的行政原则。我国特殊的传播体制下，新闻媒体接受各级政府的垂直领导。从而使得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直接而有效。这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结合、行政与业务交织的管理方式，即政府既从宏观层面把握媒体的发展方向和角色定位，也从微观上掌控新闻报道内容。因此，公共危机事件能否见诸媒体以及以什么方式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媒体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如果说对于中央级媒体来说，其行政级别的某些优势还能够保证对发生在地方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监督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媒体而言，这种监督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本地媒体的监督报道时间往往较晚，而且口径较为一致，很少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缺失做出监督性报道和质询，而把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的重视态度、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积极的解决过程，等等，从而很大程度上有效转移了社会公众的视线，而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方向。在湖南沱江大桥倒塌事件中，当其他媒体竞相对事故原因、施工单位资质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质询的时候，湖南当地媒体和网站却极力渲染事故抢救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态度，等等，其实，在大量发生在各地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普遍看到本地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类似尴尬。这种舆论监督的孱弱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媒体的职业素养不够，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直接的行政干预。
宣传纪律的严格规范。政府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更为传统的说法是负面事件，而有关的新闻则被视为负面报道，基于维护政府形象的宣传初衷，对于负面报道有较为特殊的刚性纪律要求。一方面，政府从组织原则出发，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有事先上报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负面报道有“宣传纪律”的明确原则。在众多危机事件中政府往往以文件、指令或电话指示的方式统一报道口径，调整报道方向。这种刚性的纪律导致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畏首畏尾，避重就轻，以突出成绩，宣扬精神为主导而忽略对危机事件真相以及相关背景更为深入的探究。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之后，各级宣传部门迅速作出部署，相关媒体都接到“禁止炒作”或类似方式表达的指示，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小心翼翼地遵循指令做出符合要求的新闻，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为政府引导舆论的功能。
媒体的内省式自觉
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大众媒介在当代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利器。通过劝诱手段让公众心甘情愿地参与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以此理论分析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媒体，不难发现，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结构性缺失不仅仅来自政治力量的强势干预，也来自媒体自觉的内省式遵从。
内省式的风险规避。长期的外在压力以及伴随而生的惩戒性风险已经在媒介内部形成行业潜规则。因此在具体的新闻操作过程中，媒体对有可能带来风险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的题材自觉保持沉默。静等政府部门的指示，甚至在政府部门未作出明确指示的前提下，媒体抱着“宁可不报，绝不出错”的心态对公共危机事件自觉规避。地方性媒体面对更多的行政上级单位，各级单位都有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违规之后的惩戒，因此和中央级媒体相比，地方媒体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更多规避风险的职业自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地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往往通过对事件可能带来风险的估量来决定是否报道，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公共危机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往往是异地监督的结果，而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则往往动作缓慢，异常谨慎。
自觉的政策遵从。现代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不时互相抵牾。应该说在公共利益的目标实现上二者是一致的，媒体是社会前行的瞭望哨，承载着雷达预警的社会职责，尤其是在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其监督职责的发挥关乎百姓生活的质量、关乎社会的运行秩序，也关乎政府的执政公信力。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地方媒体应该一方面有效传达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推动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另一方面对政府部门相关决策及执行过程进行监督。通过纠正偏差来推动政府执政公信力，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然而，在三鹿奶粉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在传达政府声音方面不遗余力，而在探究事件真相，最大化推动信息的透明公开方面缩手缩脚。在政府要求后面亦步亦趋，缺少媒体独立的报道立场和声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已经开始大面积报道的情况下，河北本地媒体仍然沉默，而在后面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对政府相关部门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质疑，在政府部门的传达口径之下亦步亦趋。成功地将公众的问责风暴指向奶农、奶站，将这一复杂沉重的公共事件定位于企业和奶农的社会道德良心的沦丧，实际上成为政府责任开脱的同谋。
危机传播中的经济魅惑
商业化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诉求导致媒体在很多时候迷失传播方向，在“行政化管理”但是“企业化生存”的传播背景下，媒体更是处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势力的双重重压之下，正如人们强调的“在媒体走向产业化的时候，新闻这个专业面临的挑战是日益显著的商业倾向。商业上发展到极致，必将构成对大众的背叛”。这里的背叛，指的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魅惑和迫压之下，媒体屈从于经济利益的目标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丧失。对于地方性媒体而言，区域特点决定了其与本地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有着天然的纠葛，因此在大量涉及经济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性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魅惑之下违背新闻专业原则失信于公众的特点异常突出。
经济势力面前的沉默。作为地方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性媒体和地方经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喉舌，地方性媒体承担着服务经济的宣传职能，更是因为地方性媒体的发展需要本土企业的广告支撑，因此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会让位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导致往往对作为自己的广告客户或潜在广告客户的本地企业网开一面。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本土媒体的表现不仅源于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源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作为全国500强企业。三鹿广告投放量是不小的数目，而其社会影响力也非同寻常，媒体尤其是本土媒体在面对这样的企业时，往往考虑的是如何成为其广告平台，而一旦成为三鹿的广告平台或者计划成为其广告平台，那么对企业的质询和问题的问责就会被放置一旁，河北本地媒体对三鹿事件缺乏预警，外省媒体在报道三鹿奶粉时吞吞吐吐等表现已经说明这一点。
危机公关的有效性。现代企业包括其他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公关部门，把化解企业危机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关策略来研究，而中国特色的危机化解往往通过钱来解决，早期阜阳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就通过这一方式成功化解了危机，在浙江、甘肃的媒体报道中三鹿也以投放上百万元的广告这一公关策略解决了问题，而百度公关门则让人们再次看到企业危机公关在阻滞新闻信息传播中的有效。
综上所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从对上海钓鱼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地方性媒体在本地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表现的滞后。媒体责任的缺失并非仅仅源于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这种缺失是结构性的传播症候，体现的是行政力量干预和经济利益魅惑双重挤压之下媒体可悲的内省式自觉。[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网络舆论监督困境与策略研究》(200904029)成果]
行政力量的刚性干预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检验着政府管理工作的秩序和效率、应急机制的建构和完善与否，而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大量公共危机事件中，恰恰暴露出政府相关部门角色的缺失，从而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出于缓解公众舆论风潮、维护政府形象的目的，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和监督，而这样的干预因其刚性特质往往效果明显。
垂直管理的行政原则。我国特殊的传播体制下，新闻媒体接受各级政府的垂直领导。从而使得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直接而有效。这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结合、行政与业务交织的管理方式，即政府既从宏观层面把握媒体的发展方向和角色定位，也从微观上掌控新闻报道内容。因此，公共危机事件能否见诸媒体以及以什么方式呈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媒体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规范。如果说对于中央级媒体来说，其行政级别的某些优势还能够保证对发生在地方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监督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媒体而言，这种监督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本地媒体的监督报道时间往往较晚，而且口径较为一致，很少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缺失做出监督性报道和质询，而把重点放在政府部门的重视态度、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以及积极的解决过程，等等，从而很大程度上有效转移了社会公众的视线，而把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方向。在湖南沱江大桥倒塌事件中，当其他媒体竞相对事故原因、施工单位资质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质询的时候，湖南当地媒体和网站却极力渲染事故抢救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态度，等等，其实，在大量发生在各地的公共危机事件中。都能普遍看到本地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类似尴尬。这种舆论监督的孱弱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媒体的职业素养不够，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直接的行政干预。
宣传纪律的严格规范。政府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更为传统的说法是负面事件，而有关的新闻则被视为负面报道，基于维护政府形象的宣传初衷，对于负面报道有较为特殊的刚性纪律要求。一方面，政府从组织原则出发，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有事先上报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于负面报道有“宣传纪律”的明确原则。在众多危机事件中政府往往以文件、指令或电话指示的方式统一报道口径，调整报道方向。这种刚性的纪律导致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畏首畏尾，避重就轻，以突出成绩，宣扬精神为主导而忽略对危机事件真相以及相关背景更为深入的探究。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之后，各级宣传部门迅速作出部署，相关媒体都接到“禁止炒作”或类似方式表达的指示，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媒体小心翼翼地遵循指令做出符合要求的新闻，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为政府引导舆论的功能。
媒体的内省式自觉
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大众媒介在当代是统治阶级实现统治的利器。通过劝诱手段让公众心甘情愿地参与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以此理论分析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媒体，不难发现，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结构性缺失不仅仅来自政治力量的强势干预，也来自媒体自觉的内省式遵从。
内省式的风险规避。长期的外在压力以及伴随而生的惩戒性风险已经在媒介内部形成行业潜规则。因此在具体的新闻操作过程中，媒体对有可能带来风险或者重大社会影响的题材自觉保持沉默。静等政府部门的指示，甚至在政府部门未作出明确指示的前提下，媒体抱着“宁可不报，绝不出错”的心态对公共危机事件自觉规避。地方性媒体面对更多的行政上级单位，各级单位都有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违规之后的惩戒，因此和中央级媒体相比，地方媒体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更多规避风险的职业自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本地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往往通过对事件可能带来风险的估量来决定是否报道，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公共危机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往往是异地监督的结果，而地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则往往动作缓慢，异常谨慎。
自觉的政策遵从。现代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不时互相抵牾。应该说在公共利益的目标实现上二者是一致的，媒体是社会前行的瞭望哨，承载着雷达预警的社会职责，尤其是在重大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其监督职责的发挥关乎百姓生活的质量、关乎社会的运行秩序，也关乎政府的执政公信力。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地方媒体应该一方面有效传达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推动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另一方面对政府部门相关决策及执行过程进行监督。通过纠正偏差来推动政府执政公信力，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然而，在三鹿奶粉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媒体在传达政府声音方面不遗余力，而在探究事件真相，最大化推动信息的透明公开方面缩手缩脚。在政府要求后面亦步亦趋，缺少媒体独立的报道立场和声音。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媒体都已经开始大面积报道的情况下，河北本地媒体仍然沉默，而在后面的报道中始终缺少对政府相关部门更为深入而全面的质疑，在政府部门的传达口径之下亦步亦趋。成功地将公众的问责风暴指向奶农、奶站，将这一复杂沉重的公共事件定位于企业和奶农的社会道德良心的沦丧，实际上成为政府责任开脱的同谋。
危机传播中的经济魅惑
商业化背景下，经济利益的诉求导致媒体在很多时候迷失传播方向，在“行政化管理”但是“企业化生存”的传播背景下，媒体更是处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势力的双重重压之下，正如人们强调的“在媒体走向产业化的时候，新闻这个专业面临的挑战是日益显著的商业倾向。商业上发展到极致，必将构成对大众的背叛”。这里的背叛，指的就是在经济利益的魅惑和迫压之下，媒体屈从于经济利益的目标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乃至丧失。对于地方性媒体而言，区域特点决定了其与本地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有着天然的纠葛，因此在大量涉及经济领域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性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魅惑之下违背新闻专业原则失信于公众的特点异常突出。
经济势力面前的沉默。作为地方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性媒体和地方经济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喉舌，地方性媒体承担着服务经济的宣传职能，更是因为地方性媒体的发展需要本土企业的广告支撑，因此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会让位于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导致往往对作为自己的广告客户或潜在广告客户的本地企业网开一面。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本土媒体的表现不仅源于行政力量的干预，也源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作为全国500强企业。三鹿广告投放量是不小的数目，而其社会影响力也非同寻常，媒体尤其是本土媒体在面对这样的企业时，往往考虑的是如何成为其广告平台，而一旦成为三鹿的广告平台或者计划成为其广告平台，那么对企业的质询和问题的问责就会被放置一旁，河北本地媒体对三鹿事件缺乏预警，外省媒体在报道三鹿奶粉时吞吞吐吐等表现已经说明这一点。
危机公关的有效性。现代企业包括其他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公关部门，把化解企业危机作为非常重要的公关策略来研究，而中国特色的危机化解往往通过钱来解决，早期阜阳毒奶粉事件中三鹿就通过这一方式成功化解了危机，在浙江、甘肃的媒体报道中三鹿也以投放上百万元的广告这一公关策略解决了问题，而百度公关门则让人们再次看到企业危机公关在阻滞新闻信息传播中的有效。
综上所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从对上海钓鱼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地方性媒体在本地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表现的滞后。媒体责任的缺失并非仅仅源于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这种缺失是结构性的传播症候，体现的是行政力量干预和经济利益魅惑双重挤压之下媒体可悲的内省式自觉。[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网络舆论监督困境与策略研究》(20090402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