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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访者
吕宛如:艾黎的秘书
宋 昌:甘肃山丹县艾黎博物馆馆长
聂广沛:艾黎的养子
王自刚:原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校长
马西元:艾黎的学生
风华正茂时他来到中国。
抗战期间,他创立“工合”,
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重要力量。
在偏僻的古城山丹,他开办学校,
为这片大地的黎明孕育新生。
60个春秋他与中国患难与共。
1927年4月21日,一艘从香港开来的定期班轮停靠在上海码头。人头攒动中,一位外国青年略显茫然,他张望许久,不知道该去哪里?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是那么陌生。
这个青年来自新西兰,名叫路易·艾黎,这一年,他刚满30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前来观光旅游、冒险淘金。路易·艾黎飘洋过海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踏上这片土地后,他有了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些经历又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后,令艾黎奇怪的是,上岸时他没有受到海关检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个国家如此松散和混乱让他始料不及。之后发生的事更让他出乎意料。
在码头上他又遇见一件让他很难理解的事:一个码头工人,看他走过来冲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想,这个国家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客人?
没过多久,他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普通工人对一个外国人有这么强烈的民族冲动情绪。但是他却没想到,他能在这个国家度过一生。
在上海,艾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的防火督察,后来又当工业督察长,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上海最底层的工人。
路易·艾黎有一个爱好,利用节假日到处去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上海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与他们的接触中,他看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压榨,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撼。他明白了,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实际上是富人的乐园,也是那些享有特权外国人的乐园。而广大群众的生活却非常悲惨。
艾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全然不能肯定我要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
经过六个多月的思考,艾黎最终决定留在中国,为这里的穷苦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几个兄弟姐妹从事的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而艾黎从小就有从军的愿望,他刚满19岁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荣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艾黎重回家乡,和朋友办起了农场。
农场在新西兰的北岛。这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荒山,这里丛林茂密,土地肥沃,很适于办牧场。艾黎在牧场生活了六年,这段经历对艾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学会了笑对一切艰难险阻,脚踏实地,艰苦朴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遭遇了经济危机,艾黎经营的牧场也受到了这场风暴的波及。在艾黎经营牧场的最后一年,他经常看到报刊上发布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消息,他决定要到这个国家去看一看。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艾黎迫不及待地奔赴中国。
1929年夏天,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的艾黎,参加了慈善机构在绥远进行的饥荒救济工作。这年年底,绥远灾区的一千多名孩子被送到上海,艾黎成了其中一个孤儿的父亲。
他从上海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叫段士谋的孩子,艾黎亲切地称他阿兰。三年后,艾黎又收养了孤儿迈克。他送孩子们去读书,带他们郊游,在两个孤儿身上倾注了无私的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1932年初入侵上海,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在这段时间里,艾黎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等一批进步人士。他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有时还在一起讨论问题 。
1933年,经史沫特莱介绍,艾黎见到了宋庆龄。很快,艾黎开始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配合宋庆龄在上海进行的抗日民主工作,并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
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1315弄4号,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是艾黎的住所,他的朋友甘普霖也住在这里。
1934年底,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一部电台安在了艾黎家的顶楼上,用它和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保持联络。
一天,忽然有人在他们住的地方挨家挨户查漏电情况。原来,为了防止敌人发现电台,艾黎和甘普霖把发报机的电源线绕过电表,直接连在了外线上,时间一长,租界当局发现电表度数有问题,便派人来查看。
在检查人员中,有租界的警察,也有特务,还有电力公司的人。在查到艾黎小楼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把发报机接头拔掉。凑巧电力公司的人和艾黎的朋友甘普霖认识,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门说冰箱漏电。他一喊把所有人都引到厨房去了。
就这样化险为夷。当天夜里,这部电台就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艾黎的行动。他照常利用自己的专用公务车,替上海地下党运送传单、书籍,转移革命同志。
艾黎的秘书吕宛如回忆说,艾黎真心诚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利用他的专用车运送地下党的刊物,还掩护一些革命同志。他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走,只要来了他就全力帮助。
1935年,艾黎和史沫特莱等人创立了《中国呼声》英文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声援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艾黎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了宋庆玲的极大信任,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深厚的友谊。
吕宛如说,宋庆龄从上海去香港时,艾黎陪伴她走向码头。宋庆龄挎着艾黎的胳膊,就像一对亲密朋友,他们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1937年初,艾黎利用来中国后的第二次长假,去世界各国考察工业情况。在美国考察期间,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得知中国战争局势日趋紧张的消息。10月初,艾黎返回上海。
一上岸,艾黎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已经不是他几个月前离开时的样子,到处是残垣断壁,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人们忙着救治伤员、掩埋死难者。回到家里,艾黎又得知养子段士谋在日军轰炸时受了伤,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没过多久,两个养子提出要去延安参加红军,艾黎非常支持,马上给他们安排行程。
两个孩子走后,艾黎经常去斯诺家里,和他们讨论时局的发展状况。
艾黎跟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经常到楼顶上看杨树浦一带工厂区,望着那些被烧毁的建筑,他们想,应该做些事情救助中国难民、让中国的工业继续发展起来、将抗战进行下去。
有一天,海伦·斯诺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些小型工业组织,生产一些必要的日用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艾黎曾在工厂工作多年,他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
艾黎连夜将他们的想法整理成文字材料,在朋友中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体方案。
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艾黎的这项计划得到了宋庆龄等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要付诸实施,还要争取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和经费支持。
1938年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前往武汉,递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展计划书。但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这项计划并不感兴趣。无奈之下,艾黎请朋友把计划书转交给了宋美龄。宋美龄非常欣赏这个项目,答应帮忙疏通关系。
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工业合作计划获得批准。8月5日,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
吕宛如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三位名誉理事长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理事长孔祥熙,副理事长宋子文,理事有蒋廷黻、蒋经国、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也有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八办”(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还有黄炎培、章伯钧等民主人士,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领导机构。
艾黎作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指导工合组织的工作。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专门负责接受各国对工合运动的援助,艾黎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
吕宛如说,路易·艾黎到中国各地去敷陈“工合”组织,考察有什么需要,把情况集中到国际委员会,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他把各地“工合”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后来大家称他为“ 工合之父”。
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西北、西南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新四军根据地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许多非敌占区,都留下了艾黎的足迹。
一次考察后,艾黎病倒了。伤寒和疟疾使他卧床2个月。这期间,艾黎收到了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命令,要他停止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艾黎知道,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一直在阻挠破坏工合工作,这道命令是阴谋扼杀工合运动,对此他坚决拒绝执行。他向孔祥熙复电表示:“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的合作社代替老社。”不仅如此,艾黎还同时向孔祥熙提出了增加拨款的要求。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发展生产运动”动员大会。 毛泽东发出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久,毛泽东亲笔给“工合”国际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毛泽东于延安”
1939年3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卡车,辗转近一个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欢迎的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在艾黎面前,他是艾黎在上海时的老朋友、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三年前,马海德来到延安,担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
来到延安的当晚,艾黎住进了马海德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几天后,在马海德的陪同下,艾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甘肃山丹县艾黎博物馆馆长宋昌说:据史料记载,他跟马海德和毛主席见面主要是汇报工业合作社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艾黎在广大农村搞工业合作社,利用国际援助解决物资上的困难,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并给予很大的支持。
在延安期间,路易·艾黎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三次会面。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一次,毛泽东和艾黎见面时,直接谈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急需援助,希望工合组织能够向贺龙部当时所在的晋西北提供一些紧缺物资。
艾黎很快拟定了一个援助八路军的计划。当他去洛阳找人员和筹集资金的时候,却陷入了险境。
吕宛如回忆说,艾黎被出卖了,他联系的人,把事情通报给了特务机构。结果艾黎被逮了起来。因为艾黎拿着有蒋介石大印的通行证,才又把他放了。
尽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艾黎把八路军的需要始终牢牢记在心上。不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分会正式成立。一年后延安的工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二十多个,生产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工业合作运动逐步推广到了其它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遍布全国17个省,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一千七百多个,社员二十五万多人,援助了二十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
“工合”运动开展起来后,各地急需各类技术人员和有能力有经验的负责人。“工合”决定开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艾黎把培训班叫作培黎学校。这个名字是为纪念美国人约瑟夫·贝利——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同时,培黎还有“为黎明培训”的意思。
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是艾黎的朋友和得力助手。1940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所培黎学校。由于反共势力的干扰,学校刚刚诞生就濒于夭折。艾黎决定把学校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
1943年秋天,他的助手何克带着60名学生从双石铺出发,徒步跋涉七百多公里到达兰州。在兰州,艾黎雇了一辆卡车,装了咸菜、棉花、火柴、煤油等日用品,又艰难地向河西进发,最终到达甘肃古城山丹。第二年初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落成。
正当学校逐步走入正轨的时候,何克却因一次意外事故不幸身亡。失去了得力助手,艾黎在悲痛中独自挑起了继续办校的重担。何克收养的四个中国孩子聂广涛、聂广淳、聂广涵和聂广沛四兄弟,也成了艾黎的养子。
艾黎养子聂广沛充满深情地说,从1945年到1950年,我们朝夕相处。他工作以外还要照顾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得到了慈父般的关爱。
为了提高专业教学水平,艾黎先后从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邀请了27位老师支援学校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艾黎的学生马西元说,当时学校设有机械组、运输组、纺织组等。艾老给我们讲的是工业英语。
那时候,打篮球是培黎学校学生们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此外,艾黎还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会游泳,
当年,艾黎不仅在这里开设了一所简易医院,还建起了一座小型煤矿。
原培黎学校校长王自刚说,培黎学校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学校办了好多工厂,工厂规模在大西北是相当大的。煤矿一天出50吨煤,除了供学校的动力和生活需要外,也供附近的老百姓用。
在主持校务工作的几年里,艾黎不仅亲自执教,安排学生生活,还利用各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在教学中,艾黎以“创造、分析”为校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半工半读教育。强调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领会理论,未来的技术人员来自勤于实践的人。事实上,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确实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吃苦耐劳、会工作的人,日后他们大多数人活跃在新中国石油工业战线上。
1949年9月21日,山丹解放。一座完整、充满朝气的培黎学校呈现在人们面前。
那一年,艾黎收养的聂氏四兄弟也重新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艾黎养子聂广沛回忆说,他把我们从小带大,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解放后,我的亲生父亲找到了我们,要把我们兄弟四人带回东北。艾黎说,我虽然很舍不得你们走,但是,既然你们的父亲找到了你们,你们就回父亲那里吧。这样的胸怀,让我感到他人格的伟大。
1953年,艾黎从山丹调到北京工作。他利用每年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客观报道,宣传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
1987年12月27日零时30分,艾黎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艾黎被安葬在他当年工作过的甘肃古城山丹,长眠在他的战友何克的墓旁。
路易·艾黎自1927年踏上中国的土地,便被深深地吸引,并逐渐爱上了这里的人民。在他的生命中,有60年的漫长岁月是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度过的。他一生未婚,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奉献给了中国。艾黎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一生的积蓄和多年收集的文物以及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山丹人民。
吕宛如:艾黎的秘书
宋 昌:甘肃山丹县艾黎博物馆馆长
聂广沛:艾黎的养子
王自刚:原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校长
马西元:艾黎的学生
风华正茂时他来到中国。
抗战期间,他创立“工合”,
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重要力量。
在偏僻的古城山丹,他开办学校,
为这片大地的黎明孕育新生。
60个春秋他与中国患难与共。
1927年4月21日,一艘从香港开来的定期班轮停靠在上海码头。人头攒动中,一位外国青年略显茫然,他张望许久,不知道该去哪里?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是那么陌生。
这个青年来自新西兰,名叫路易·艾黎,这一年,他刚满30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被西方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吸引了大批西方人前来观光旅游、冒险淘金。路易·艾黎飘洋过海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踏上这片土地后,他有了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些经历又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后,令艾黎奇怪的是,上岸时他没有受到海关检查,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个国家如此松散和混乱让他始料不及。之后发生的事更让他出乎意料。
在码头上他又遇见一件让他很难理解的事:一个码头工人,看他走过来冲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他想,这个国家怎么用这种态度对待客人?
没过多久,他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的普通工人对一个外国人有这么强烈的民族冲动情绪。但是他却没想到,他能在这个国家度过一生。
在上海,艾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的防火督察,后来又当工业督察长,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上海最底层的工人。
路易·艾黎有一个爱好,利用节假日到处去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上海各阶层人士,特别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与他们的接触中,他看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压榨,感受到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撼。他明白了,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实际上是富人的乐园,也是那些享有特权外国人的乐园。而广大群众的生活却非常悲惨。
艾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全然不能肯定我要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
经过六个多月的思考,艾黎最终决定留在中国,为这里的穷苦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的一个小镇。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几个兄弟姐妹从事的职业大多与教育有关。而艾黎从小就有从军的愿望,他刚满19岁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荣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艾黎重回家乡,和朋友办起了农场。
农场在新西兰的北岛。这是一个没有被开发的荒山,这里丛林茂密,土地肥沃,很适于办牧场。艾黎在牧场生活了六年,这段经历对艾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学会了笑对一切艰难险阻,脚踏实地,艰苦朴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遭遇了经济危机,艾黎经营的牧场也受到了这场风暴的波及。在艾黎经营牧场的最后一年,他经常看到报刊上发布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消息,他决定要到这个国家去看一看。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艾黎迫不及待地奔赴中国。
1929年夏天,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的艾黎,参加了慈善机构在绥远进行的饥荒救济工作。这年年底,绥远灾区的一千多名孩子被送到上海,艾黎成了其中一个孤儿的父亲。
他从上海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叫段士谋的孩子,艾黎亲切地称他阿兰。三年后,艾黎又收养了孤儿迈克。他送孩子们去读书,带他们郊游,在两个孤儿身上倾注了无私的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1932年初入侵上海,战争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在这段时间里,艾黎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等一批进步人士。他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有时还在一起讨论问题 。
1933年,经史沫特莱介绍,艾黎见到了宋庆龄。很快,艾黎开始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配合宋庆龄在上海进行的抗日民主工作,并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
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1315弄4号,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是艾黎的住所,他的朋友甘普霖也住在这里。
1934年底,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把一部电台安在了艾黎家的顶楼上,用它和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保持联络。
一天,忽然有人在他们住的地方挨家挨户查漏电情况。原来,为了防止敌人发现电台,艾黎和甘普霖把发报机的电源线绕过电表,直接连在了外线上,时间一长,租界当局发现电表度数有问题,便派人来查看。
在检查人员中,有租界的警察,也有特务,还有电力公司的人。在查到艾黎小楼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把发报机接头拔掉。凑巧电力公司的人和艾黎的朋友甘普霖认识,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门说冰箱漏电。他一喊把所有人都引到厨房去了。
就这样化险为夷。当天夜里,这部电台就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艾黎的行动。他照常利用自己的专用公务车,替上海地下党运送传单、书籍,转移革命同志。
艾黎的秘书吕宛如回忆说,艾黎真心诚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利用他的专用车运送地下党的刊物,还掩护一些革命同志。他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走,只要来了他就全力帮助。
1935年,艾黎和史沫特莱等人创立了《中国呼声》英文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罪行,声援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艾黎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了宋庆玲的极大信任,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深厚的友谊。
吕宛如说,宋庆龄从上海去香港时,艾黎陪伴她走向码头。宋庆龄挎着艾黎的胳膊,就像一对亲密朋友,他们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1937年初,艾黎利用来中国后的第二次长假,去世界各国考察工业情况。在美国考察期间,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的报道,得知中国战争局势日趋紧张的消息。10月初,艾黎返回上海。
一上岸,艾黎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已经不是他几个月前离开时的样子,到处是残垣断壁,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人们忙着救治伤员、掩埋死难者。回到家里,艾黎又得知养子段士谋在日军轰炸时受了伤,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没过多久,两个养子提出要去延安参加红军,艾黎非常支持,马上给他们安排行程。
两个孩子走后,艾黎经常去斯诺家里,和他们讨论时局的发展状况。
艾黎跟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经常到楼顶上看杨树浦一带工厂区,望着那些被烧毁的建筑,他们想,应该做些事情救助中国难民、让中国的工业继续发展起来、将抗战进行下去。
有一天,海伦·斯诺提出一个建议:建立一些小型工业组织,生产一些必要的日用品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艾黎曾在工厂工作多年,他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
艾黎连夜将他们的想法整理成文字材料,在朋友中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体方案。
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艾黎的这项计划得到了宋庆龄等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要付诸实施,还要争取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和经费支持。
1938年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前往武汉,递交《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展计划书。但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这项计划并不感兴趣。无奈之下,艾黎请朋友把计划书转交给了宋美龄。宋美龄非常欣赏这个项目,答应帮忙疏通关系。
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工业合作计划获得批准。8月5日,武汉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前挂出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牌子。
吕宛如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三位名誉理事长是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理事长孔祥熙,副理事长宋子文,理事有蒋廷黻、蒋经国、张治中等国民党要员;也有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八办”(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还有黄炎培、章伯钧等民主人士,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领导机构。
艾黎作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指导工合组织的工作。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专门负责接受各国对工合运动的援助,艾黎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
吕宛如说,路易·艾黎到中国各地去敷陈“工合”组织,考察有什么需要,把情况集中到国际委员会,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他把各地“工合”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核心。后来大家称他为“ 工合之父”。
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西北、西南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新四军根据地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许多非敌占区,都留下了艾黎的足迹。
一次考察后,艾黎病倒了。伤寒和疟疾使他卧床2个月。这期间,艾黎收到了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从重庆发来的命令,要他停止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艾黎知道,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一直在阻挠破坏工合工作,这道命令是阴谋扼杀工合运动,对此他坚决拒绝执行。他向孔祥熙复电表示:“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的合作社代替老社。”不仅如此,艾黎还同时向孔祥熙提出了增加拨款的要求。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发展生产运动”动员大会。 毛泽东发出 “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久,毛泽东亲笔给“工合”国际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毛泽东于延安”
1939年3月,艾黎搭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卡车,辗转近一个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欢迎的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在艾黎面前,他是艾黎在上海时的老朋友、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三年前,马海德来到延安,担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
来到延安的当晚,艾黎住进了马海德的窑洞,两人彻夜长谈。几天后,在马海德的陪同下,艾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甘肃山丹县艾黎博物馆馆长宋昌说:据史料记载,他跟马海德和毛主席见面主要是汇报工业合作社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艾黎在广大农村搞工业合作社,利用国际援助解决物资上的困难,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并给予很大的支持。
在延安期间,路易·艾黎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三次会面。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一次,毛泽东和艾黎见面时,直接谈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急需援助,希望工合组织能够向贺龙部当时所在的晋西北提供一些紧缺物资。
艾黎很快拟定了一个援助八路军的计划。当他去洛阳找人员和筹集资金的时候,却陷入了险境。
吕宛如回忆说,艾黎被出卖了,他联系的人,把事情通报给了特务机构。结果艾黎被逮了起来。因为艾黎拿着有蒋介石大印的通行证,才又把他放了。
尽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艾黎把八路军的需要始终牢牢记在心上。不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延安分会正式成立。一年后延安的工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二十多个,生产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工业合作运动逐步推广到了其它抗日根据地。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遍布全国17个省,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一千七百多个,社员二十五万多人,援助了二十多万失业者和难民。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
“工合”运动开展起来后,各地急需各类技术人员和有能力有经验的负责人。“工合”决定开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艾黎把培训班叫作培黎学校。这个名字是为纪念美国人约瑟夫·贝利——一个献身中国教育、提倡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老人。同时,培黎还有“为黎明培训”的意思。
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是艾黎的朋友和得力助手。1940年,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所培黎学校。由于反共势力的干扰,学校刚刚诞生就濒于夭折。艾黎决定把学校搬迁到更偏远的地方。
1943年秋天,他的助手何克带着60名学生从双石铺出发,徒步跋涉七百多公里到达兰州。在兰州,艾黎雇了一辆卡车,装了咸菜、棉花、火柴、煤油等日用品,又艰难地向河西进发,最终到达甘肃古城山丹。第二年初春,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落成。
正当学校逐步走入正轨的时候,何克却因一次意外事故不幸身亡。失去了得力助手,艾黎在悲痛中独自挑起了继续办校的重担。何克收养的四个中国孩子聂广涛、聂广淳、聂广涵和聂广沛四兄弟,也成了艾黎的养子。
艾黎养子聂广沛充满深情地说,从1945年到1950年,我们朝夕相处。他工作以外还要照顾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得到了慈父般的关爱。
为了提高专业教学水平,艾黎先后从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邀请了27位老师支援学校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艾黎的学生马西元说,当时学校设有机械组、运输组、纺织组等。艾老给我们讲的是工业英语。
那时候,打篮球是培黎学校学生们的一项重要业余活动,此外,艾黎还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会游泳,
当年,艾黎不仅在这里开设了一所简易医院,还建起了一座小型煤矿。
原培黎学校校长王自刚说,培黎学校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学校办了好多工厂,工厂规模在大西北是相当大的。煤矿一天出50吨煤,除了供学校的动力和生活需要外,也供附近的老百姓用。
在主持校务工作的几年里,艾黎不仅亲自执教,安排学生生活,还利用各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在教学中,艾黎以“创造、分析”为校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半工半读教育。强调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领会理论,未来的技术人员来自勤于实践的人。事实上,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确实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吃苦耐劳、会工作的人,日后他们大多数人活跃在新中国石油工业战线上。
1949年9月21日,山丹解放。一座完整、充满朝气的培黎学校呈现在人们面前。
那一年,艾黎收养的聂氏四兄弟也重新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艾黎养子聂广沛回忆说,他把我们从小带大,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解放后,我的亲生父亲找到了我们,要把我们兄弟四人带回东北。艾黎说,我虽然很舍不得你们走,但是,既然你们的父亲找到了你们,你们就回父亲那里吧。这样的胸怀,让我感到他人格的伟大。
1953年,艾黎从山丹调到北京工作。他利用每年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客观报道,宣传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
1987年12月27日零时30分,艾黎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艾黎被安葬在他当年工作过的甘肃古城山丹,长眠在他的战友何克的墓旁。
路易·艾黎自1927年踏上中国的土地,便被深深地吸引,并逐渐爱上了这里的人民。在他的生命中,有60年的漫长岁月是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度过的。他一生未婚,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奉献给了中国。艾黎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一生的积蓄和多年收集的文物以及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山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