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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之城
南泰利耶是海滨度假胜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人口8.9万，位于梅拉伦湖东南出口，属大斯德哥尔摩区。一条1819年开通的运河穿过闹市通向波罗的海，稍大点的船通过时，运河上的公路桥就要打开，没见过司机争抢最后一秒，桥两边的汽车安安静静等候，很快排成长龙，不过几分钟以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有一次坐公交车过桥时，刚好遇到升桥，我赶紧掏出手机猛拍。同车的乘客，脸上都是善意的微笑，并不以我的少见多怪而不屑，司机见状，开门示意我可以下车去拍，我谢过他，下车好好观赏了开桥通船的过程。瑞典的公交车当然也有制度，但车厢中并未见《乘客须知》《司机须知》之类的规条，似乎公交车公司完全信任司机，可以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行为，这和国内常见的飞站，差别太大了，上车落座，我还久久停留在对比的情绪中。
运河两边也曾经有过房地产开发，那是1950年代。和国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将挖掘机直接开过来，而是费了老大力气，将差不多有200年历史的老房子整体搬迁到一个叫做Torek?llberget的休闲农场，兼做博物馆，现在，那儿是游人和孩子们爱去的地方。南泰利耶、斯德哥尔摩、瑞典，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在只争朝夕、速度至上、效率第一的环境中，瑞典人的动作，看起来愚不可及。但究竟是“拆出一个新中国”，还是南泰利耶这样珍惜历史的一砖一木、不惜费时费力蚂蚁搬家，留给后代更多遗产，给人更多启发、思考与想象，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南泰利耶排行第一的旅游景点是一个始建于1980年代名叫Tom Tits Experiment的科学游乐园，两栋四层的大房子内，陈列着超过600种基于数理化原理的各式装置，一条滑梯从4楼滑到1楼，户外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园，可谓科学馆和游乐园的混合体。小孩爱来是肯定的，成双结对的年轻人也很多，带小孩来的家长常常被那些巧妙的装置迷住，非动手操作一番不可。比如，在配备了水泵、气泵和十几米导轨的户外超强水火箭装置旁，又或是在脑波控球比赛装置旁，总能看到全情投入的家长们的身影。相比之下，国内的科学馆当然更现代、更豪华，但论创意、可接近程度，怕要稍逊一筹。
瑞典是残疾人的天堂，南泰利耶就有不少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搬过去不久就发现了一例。我家对面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可是有点美中不足，花园靠街的一角给切掉，做了一个停车位。什么人可以有这么高级的待遇？我密切观察过一段时间，终于发现了答案——车位主人是对面楼里的一位残疾人。看着他潇洒地把双拐往后座一扔，然后一拐一拐地走到前座来开车，我就开始用“假设”造句了（小学老师说过经常用“假设”造句的人会变聪明）：假设中国人也能拿最好的位置给残疾人停车，假设在中国残疾人也能方便地参加驾照考试，假设他开车出去也有合适的地方进行工作或活动。当然，我们首先还得假设我们的社会氛围让他们有信心走出家门，再假设我们的无障碍通道不像迷宫或者停了无数汽车，又假设我们也有大、小社团习惯于在残疾人小的时候，就经常带上他们一起使用公用设施，比如公共场所如图书馆有专门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总之，我们得勤用“假设”造句，虽然我们还没有那一切，能假设最终还是有希望的。“中国梦”，也许就是这无数的假设，逐条兑现。
新移民的“落脚城市”
提起南泰利耶，得说到亚述人，也就是当地华人口中所谓的“中东人”。亚述人“骨头很硬”，他们在两河流域曾建起一个军事强国，被阿拉伯人统治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没有改信穆斯林。直至今天，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国家（主要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饱受战争、宗教、种族的歧视或迫害，二战后开始散居世界各国。南泰利耶是瑞典接受亚述难民的主要聚居地。南泰利耶8万多人口中，亚述人就占了2万多，相当美国、加拿大接受亚述难民的总和。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教堂、主教、电台、电视台、各种俱乐部等等，他们的语言阿拉伯语是这里的第二大通行语，他们的美食、音乐随处可及，作为新移民，他们在这个“落脚城市”里已经站稳了脚跟。
芬兰人是南泰利耶的第二大移民群体，大概有1万多人，此外还有不少波兰人、泰国人、菲律宾人、阿富汗人、北非人等等，吸引他们来到这里，无非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加宽容、多元的社区氛围，亲戚朋友中诚实劳动而通往中产道路的榜样，鼓舞并吸引了更多的“乡亲”投奔南泰利耶。
南泰利耶与斯德哥尔摩的其他区相比有更多的“中东店”，“中东店”素以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和大米著称，这点更贴近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可慰乡愁的，但选择住在南泰利耶的中国人却很少，除了开饭店，或是嫁到这里，因其他目的来此地居住的并不多见。华人中有人惯于把人分为城里人乡下人中国人外国人欧美人非洲人……同为移民，本来该有同病相怜的情感，但我们的同胞中有不少视同为移民的“中东人”低本地人一等而鲜与其往来。
华人都说南泰利耶“乱”，这倒恰巧符合了“落脚城市”的典型特征——“乱”后面是一个活跃的经济体。南泰利耶工业基础雄厚，可谓工业强镇，阿斯利康制药厂和斯堪尼亚汽车总部就位于这儿，海滨和森林资源得天独厚，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利用移民资源，潜力将是巨大的。比如学习伦敦塔村东侧的斯比塔菲尔德，将南泰利耶打造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休闲旅游区，把“落脚城市”变为当地都市居民更爱去的地方，也为新移民筑造一条通往社会更高阶层的大路，那真是善莫大焉。到那时，我希望能在这里听到更多的乡音，读到更多的汉字作品，能欣赏到更多更高水准的水墨书画。这，算是我的小小“瑞典梦”吧，我们有能力给多元世界增加“中国文化”这一元嘛。
瑞典的“教育券”
瑞典号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是不认的，要是说社会主义就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不也得认了？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是全球闻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保障，当然会养懒一批人，但确实还真有点社会主义向往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雏形呢。不过要以为瑞典人会躺在福利便车上不下来，却也不实际，社会上更多的还是热衷学习、不遗余力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瑞典的义务教育是9年，高中也免费，成人教育也免费或者收费极低，大学可以贷款，而且条款宽松。这里的高中分两大方向：技能和研究。技能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就能就业，就业后如果觉得有需要可以通过完善的成人教育再去读大学。研究方向则是直奔大学而去的。瑞典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上大学并不是找到好工作的唯一路径，而且这里的大学生多数是自己贷款，如果没有清晰目标，很多人都会选择先从事技能工作，等到有必要深造时再去读大学，因此高中时即选择研究方向、上大学的人占比还不到一半。那些去上大学的，大多是出于兴趣或需要而认真去学，而不是抱着“60分万岁”的想法混文凭。
瑞典的“教育券”也颇让中国人艳羡。1990年代以前，瑞典的义务教育制度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实施的，市立学校在基础教育阶段占绝对主导地位，可供家长选择的独立学校极少，且多为教会学校、民族语言学校等。由于缺少择校权，瑞典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业成绩呈下降趋势。1991年，瑞典国会经过激烈争论，批准颁布了新版《教育法》，次年推出“教育券模式”，即民间团体可以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开办独立学校，独立学校经官方认可后，享受政府资金资助。具体方式是：以学生人数为基准，独立学校每收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公立学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85%，教育经费跟着学生，学生进入独立学校就读时，教育经费就进入该校。这不仅真正赋予了家长、学生择校权，同时也促进了市立学校加紧改革以应对独立学校的竞争，全方位地提升了教育的水准。这样的制度，即使能移到中国，肯定也会大大变样，从各地招商盯着并夸耀“500强”就可以看出来，“羊大为美”已成了集体无意识，谁有力量跟“名校”竞争呢？
瑞典人重视家庭，他们认为，家长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对培养孩子独立、坦诚、讲公德、亲近自然的品性，分外重要，所以瑞典除了大学和国际学校，孩子们都不住宿。他们对中国学生那么小就住校，难以理解，对中国人说住宿可以培养“独立性”的解释，更是一头雾水。当然中国人也搞不懂为什么瑞典人非要到初二以后才能给小孩的成绩评定分数（在此之前对小孩只有评语）？为什么每天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为什么课间休息时要求全部学生到户外活动并把教室门锁起来不让进？为什么他们上课时间全班跑到图书馆去看书？
教育努力地在解放人和规范人的两极之间寻求着一个平衡点，这也许是超越时空的一个命题。
南泰利耶生活
瑞典人的独立在小孩和少年阶段就已充分体现，老人们更是以能够独立生活为荣。在南泰利耶的闹市区，经常能看到许多老人推着一种特制的既能当拐杖又能当购物车的轮椅车四处活动、购物。中国人以为外国人家庭观念薄、人情淡漠、晚年凄凉，其实是天大的误解。这里的老人谈吐、衣着搭配、精神面貌，无不透着小资意味，他们在衣食、医疗由政府全包的背景下，专注地享受生活和完善自我。
瑞典人不分老少、阶层、时间、地点，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Fika。Fika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喝咖啡、喝茶和聊天。咖啡馆、家、教室、体育馆、教堂、露天的草坪，只要支一张台或铺一块布，摆上咖啡和桂皮面包，马上就有了神聊的氛围。据说思想不是来源于类似罗丹“思想者”那种的冥思苦想，而是来源于人与人的思维碰撞，以创意著称的瑞典人显然更亲近这样饱食终日的“言不及义”，而不愿像“思想者”那样眉头深锁苦大仇深状。
瑞典人不分老少、阶层，都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这里还有一条叫做“漫游权”（Allemansr?tten）的法律，规定就算是在私人拥有的山地，全民均可以进去游玩，采摘花草、蘑菇、浆果。大部分民居步行十分钟，就会见到一个森林山地。山上到处是合抱粗的老松树和云杉，地上厚厚的松针、落叶，如同厚厚的毯子，各式花草恣意开放，大小动物毫不畏人，森林中湖泊星罗棋布，怪不得学校、社团、家庭经常组织出游，流连森林慢慢就变成一种传统文化了。也许这才是我们老祖宗一贯提倡“天人合一”的体现呢，“礼失而求诸野”，让人感叹。
瑞典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文化，那就是协会和学习圈，两者都是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为共同的目标定期地聚在一起，政府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比如，已有几十年历史、源于杜威教育理念、最初出于“人人不因贫穷而读不起书”的目的而在农村兴起的学习圈，政府负责提供书本出借，这些书多了，各级乡镇图书馆就自然而然地建起来了。今天，在图书馆或者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并申请加入各类协会和学习圈，有能力的还可以自愿申请当“圈主”，当然是无偿的，而他们居然并不把这样的义务服务当作雷锋来宣传，太浪费素材了嘛。活动地点往往就在图书馆及社区的文化中心等政府提供的场所。说起来都有些“阿Q”，“我们先前”也算有类似的“学习圈”——只是我们叫的是“结社”，大观园的姐妹们就结过海棠社，虽然这是文学的虚构，但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并非全是曹翁的向壁虚构。“结社”到了“东林党”，麻烦就大了，就离刘关张不远了。尘封久了，大家就不认得它甚至不敢认它了，还以为“结社”是舶来的权利。瑞典的“学习圈”要是能在中国推广，或许真有些“复兴文化传统”的伟大意义呢。
南泰利耶是海滨度假胜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人口8.9万，位于梅拉伦湖东南出口，属大斯德哥尔摩区。一条1819年开通的运河穿过闹市通向波罗的海，稍大点的船通过时，运河上的公路桥就要打开，没见过司机争抢最后一秒，桥两边的汽车安安静静等候，很快排成长龙，不过几分钟以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有一次坐公交车过桥时，刚好遇到升桥，我赶紧掏出手机猛拍。同车的乘客，脸上都是善意的微笑，并不以我的少见多怪而不屑，司机见状，开门示意我可以下车去拍，我谢过他，下车好好观赏了开桥通船的过程。瑞典的公交车当然也有制度，但车厢中并未见《乘客须知》《司机须知》之类的规条，似乎公交车公司完全信任司机，可以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行为，这和国内常见的飞站，差别太大了，上车落座，我还久久停留在对比的情绪中。
运河两边也曾经有过房地产开发，那是1950年代。和国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将挖掘机直接开过来，而是费了老大力气，将差不多有200年历史的老房子整体搬迁到一个叫做Torek?llberget的休闲农场，兼做博物馆，现在，那儿是游人和孩子们爱去的地方。南泰利耶、斯德哥尔摩、瑞典，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在只争朝夕、速度至上、效率第一的环境中，瑞典人的动作，看起来愚不可及。但究竟是“拆出一个新中国”，还是南泰利耶这样珍惜历史的一砖一木、不惜费时费力蚂蚁搬家，留给后代更多遗产，给人更多启发、思考与想象，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南泰利耶排行第一的旅游景点是一个始建于1980年代名叫Tom Tits Experiment的科学游乐园，两栋四层的大房子内，陈列着超过600种基于数理化原理的各式装置，一条滑梯从4楼滑到1楼，户外是一个很大的游乐园，可谓科学馆和游乐园的混合体。小孩爱来是肯定的，成双结对的年轻人也很多，带小孩来的家长常常被那些巧妙的装置迷住，非动手操作一番不可。比如，在配备了水泵、气泵和十几米导轨的户外超强水火箭装置旁，又或是在脑波控球比赛装置旁，总能看到全情投入的家长们的身影。相比之下，国内的科学馆当然更现代、更豪华，但论创意、可接近程度，怕要稍逊一筹。
瑞典是残疾人的天堂，南泰利耶就有不少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搬过去不久就发现了一例。我家对面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可是有点美中不足，花园靠街的一角给切掉，做了一个停车位。什么人可以有这么高级的待遇？我密切观察过一段时间，终于发现了答案——车位主人是对面楼里的一位残疾人。看着他潇洒地把双拐往后座一扔，然后一拐一拐地走到前座来开车，我就开始用“假设”造句了（小学老师说过经常用“假设”造句的人会变聪明）：假设中国人也能拿最好的位置给残疾人停车，假设在中国残疾人也能方便地参加驾照考试，假设他开车出去也有合适的地方进行工作或活动。当然，我们首先还得假设我们的社会氛围让他们有信心走出家门，再假设我们的无障碍通道不像迷宫或者停了无数汽车，又假设我们也有大、小社团习惯于在残疾人小的时候，就经常带上他们一起使用公用设施，比如公共场所如图书馆有专门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总之，我们得勤用“假设”造句，虽然我们还没有那一切，能假设最终还是有希望的。“中国梦”，也许就是这无数的假设，逐条兑现。
新移民的“落脚城市”
提起南泰利耶，得说到亚述人，也就是当地华人口中所谓的“中东人”。亚述人“骨头很硬”，他们在两河流域曾建起一个军事强国，被阿拉伯人统治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没有改信穆斯林。直至今天，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国家（主要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饱受战争、宗教、种族的歧视或迫害，二战后开始散居世界各国。南泰利耶是瑞典接受亚述难民的主要聚居地。南泰利耶8万多人口中，亚述人就占了2万多，相当美国、加拿大接受亚述难民的总和。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教堂、主教、电台、电视台、各种俱乐部等等，他们的语言阿拉伯语是这里的第二大通行语，他们的美食、音乐随处可及，作为新移民，他们在这个“落脚城市”里已经站稳了脚跟。
芬兰人是南泰利耶的第二大移民群体，大概有1万多人，此外还有不少波兰人、泰国人、菲律宾人、阿富汗人、北非人等等，吸引他们来到这里，无非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加宽容、多元的社区氛围，亲戚朋友中诚实劳动而通往中产道路的榜样，鼓舞并吸引了更多的“乡亲”投奔南泰利耶。
南泰利耶与斯德哥尔摩的其他区相比有更多的“中东店”，“中东店”素以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和大米著称，这点更贴近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可慰乡愁的，但选择住在南泰利耶的中国人却很少，除了开饭店，或是嫁到这里，因其他目的来此地居住的并不多见。华人中有人惯于把人分为城里人乡下人中国人外国人欧美人非洲人……同为移民，本来该有同病相怜的情感，但我们的同胞中有不少视同为移民的“中东人”低本地人一等而鲜与其往来。
华人都说南泰利耶“乱”，这倒恰巧符合了“落脚城市”的典型特征——“乱”后面是一个活跃的经济体。南泰利耶工业基础雄厚，可谓工业强镇，阿斯利康制药厂和斯堪尼亚汽车总部就位于这儿，海滨和森林资源得天独厚，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利用移民资源，潜力将是巨大的。比如学习伦敦塔村东侧的斯比塔菲尔德，将南泰利耶打造成具有异国情调的休闲旅游区，把“落脚城市”变为当地都市居民更爱去的地方，也为新移民筑造一条通往社会更高阶层的大路，那真是善莫大焉。到那时，我希望能在这里听到更多的乡音，读到更多的汉字作品，能欣赏到更多更高水准的水墨书画。这，算是我的小小“瑞典梦”吧，我们有能力给多元世界增加“中国文化”这一元嘛。
瑞典的“教育券”
瑞典号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是不认的，要是说社会主义就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不也得认了？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是全球闻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保障，当然会养懒一批人，但确实还真有点社会主义向往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雏形呢。不过要以为瑞典人会躺在福利便车上不下来，却也不实际，社会上更多的还是热衷学习、不遗余力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瑞典的义务教育是9年，高中也免费，成人教育也免费或者收费极低，大学可以贷款，而且条款宽松。这里的高中分两大方向：技能和研究。技能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就能就业，就业后如果觉得有需要可以通过完善的成人教育再去读大学。研究方向则是直奔大学而去的。瑞典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上大学并不是找到好工作的唯一路径，而且这里的大学生多数是自己贷款，如果没有清晰目标，很多人都会选择先从事技能工作，等到有必要深造时再去读大学，因此高中时即选择研究方向、上大学的人占比还不到一半。那些去上大学的，大多是出于兴趣或需要而认真去学，而不是抱着“60分万岁”的想法混文凭。
瑞典的“教育券”也颇让中国人艳羡。1990年代以前，瑞典的义务教育制度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实施的，市立学校在基础教育阶段占绝对主导地位，可供家长选择的独立学校极少，且多为教会学校、民族语言学校等。由于缺少择校权，瑞典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业成绩呈下降趋势。1991年，瑞典国会经过激烈争论，批准颁布了新版《教育法》，次年推出“教育券模式”，即民间团体可以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开办独立学校，独立学校经官方认可后，享受政府资金资助。具体方式是：以学生人数为基准，独立学校每收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公立学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85%，教育经费跟着学生，学生进入独立学校就读时，教育经费就进入该校。这不仅真正赋予了家长、学生择校权，同时也促进了市立学校加紧改革以应对独立学校的竞争，全方位地提升了教育的水准。这样的制度，即使能移到中国，肯定也会大大变样，从各地招商盯着并夸耀“500强”就可以看出来，“羊大为美”已成了集体无意识，谁有力量跟“名校”竞争呢？
瑞典人重视家庭，他们认为，家长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对培养孩子独立、坦诚、讲公德、亲近自然的品性，分外重要，所以瑞典除了大学和国际学校，孩子们都不住宿。他们对中国学生那么小就住校，难以理解，对中国人说住宿可以培养“独立性”的解释，更是一头雾水。当然中国人也搞不懂为什么瑞典人非要到初二以后才能给小孩的成绩评定分数（在此之前对小孩只有评语）？为什么每天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为什么课间休息时要求全部学生到户外活动并把教室门锁起来不让进？为什么他们上课时间全班跑到图书馆去看书？
教育努力地在解放人和规范人的两极之间寻求着一个平衡点，这也许是超越时空的一个命题。
南泰利耶生活
瑞典人的独立在小孩和少年阶段就已充分体现，老人们更是以能够独立生活为荣。在南泰利耶的闹市区，经常能看到许多老人推着一种特制的既能当拐杖又能当购物车的轮椅车四处活动、购物。中国人以为外国人家庭观念薄、人情淡漠、晚年凄凉，其实是天大的误解。这里的老人谈吐、衣着搭配、精神面貌，无不透着小资意味，他们在衣食、医疗由政府全包的背景下，专注地享受生活和完善自我。
瑞典人不分老少、阶层、时间、地点，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Fika。Fika就是一群朋友一起喝咖啡、喝茶和聊天。咖啡馆、家、教室、体育馆、教堂、露天的草坪，只要支一张台或铺一块布，摆上咖啡和桂皮面包，马上就有了神聊的氛围。据说思想不是来源于类似罗丹“思想者”那种的冥思苦想，而是来源于人与人的思维碰撞，以创意著称的瑞典人显然更亲近这样饱食终日的“言不及义”，而不愿像“思想者”那样眉头深锁苦大仇深状。
瑞典人不分老少、阶层，都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这里还有一条叫做“漫游权”（Allemansr?tten）的法律，规定就算是在私人拥有的山地，全民均可以进去游玩，采摘花草、蘑菇、浆果。大部分民居步行十分钟，就会见到一个森林山地。山上到处是合抱粗的老松树和云杉，地上厚厚的松针、落叶，如同厚厚的毯子，各式花草恣意开放，大小动物毫不畏人，森林中湖泊星罗棋布，怪不得学校、社团、家庭经常组织出游，流连森林慢慢就变成一种传统文化了。也许这才是我们老祖宗一贯提倡“天人合一”的体现呢，“礼失而求诸野”，让人感叹。
瑞典还有一种不得不说的文化，那就是协会和学习圈，两者都是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为共同的目标定期地聚在一起，政府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比如，已有几十年历史、源于杜威教育理念、最初出于“人人不因贫穷而读不起书”的目的而在农村兴起的学习圈，政府负责提供书本出借，这些书多了，各级乡镇图书馆就自然而然地建起来了。今天，在图书馆或者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并申请加入各类协会和学习圈，有能力的还可以自愿申请当“圈主”，当然是无偿的，而他们居然并不把这样的义务服务当作雷锋来宣传，太浪费素材了嘛。活动地点往往就在图书馆及社区的文化中心等政府提供的场所。说起来都有些“阿Q”，“我们先前”也算有类似的“学习圈”——只是我们叫的是“结社”，大观园的姐妹们就结过海棠社，虽然这是文学的虚构，但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并非全是曹翁的向壁虚构。“结社”到了“东林党”，麻烦就大了，就离刘关张不远了。尘封久了，大家就不认得它甚至不敢认它了，还以为“结社”是舶来的权利。瑞典的“学习圈”要是能在中国推广，或许真有些“复兴文化传统”的伟大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