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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文学批评、文艺批评屡受质疑、诟病，那些披着含情脉脉的“人情”面纱的虚伪赞美词，那些在资本掌控的“车间”的流水线上整合出来的“广告批评”，无不让人憎恨，可又深感无能为力。幸而，让人振奋的是，在上海，新诞生不久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逆势而行，开始频频“开炮”，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首当其冲，即便是本地的作协主席也没有享受被批评的“豁免权”。在一片貌似繁荣和谐的赞美大合唱中，《新批评》的这些杂音显得势单力薄，却因为靶标精准、切中时弊而掷地有声，在批评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有人为之捏把汗，也有人誉之为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拯救”，是开拓性的创举。
在《新批评》创刊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文学报》总编陈歆耕以及多位资深评论家，从《新批评》谈至目前的批评生态。事实上，《新批评》的出现是对文艺批评顽疾的对症下药，《新批评》的发展是批评发展的检验石和助推器，而对《新批评》的赞誉与推动也是对新批评的召唤与期待。
《新批评》的“开炮”
“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能以朴素的富有诗意的方式，写出人性的美好和庄严的小说。然而，莫言似乎缺乏这样的能力……通过明显过于简单的方式，他把人物写成了一群举止异常的怪物。”
“其（贾平凹的《古炉》）历史观和人生观充满着怪力乱神的因果论和奴性思想，审美观上则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此前小说中粗鄙的病态特征，叙事上鸡零狗碎，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卒读。”
“王安忆需要的，是在完善并正确运用已有写作技法的前提下，问一问自己，究竟有没有一部自己心中的小说？有没有听到过自己心灵的呼唤？有没有一种心中小说已积聚到了想要喷涌的感觉？”
“将‘画分九品说’比较于古代画品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充斥范曾的画品观念的，不是对传统国画精神的追溯和发扬，而是他急于在绘画史和当代画坛争名逐利的‘画王排名’冲动。”
……
这些都是源自《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声音，在长期以来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一片甜蜜的“暧昧”中，不禁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8个版面。诞生初，有人就怀疑会否是“虚晃一枪”，然而《新批评》却是“动真格”了，“炮声阵阵”。半年来，以文学批评为主战场，炮口直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毕飞宇等著名作家，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畅销书作者，毫不回避文学批评缺乏盛气、散文年选质量堪忧等尖锐话题。同时《新批评》也涉及影视、美术等艺术批评，对不好惹的“范曾大师”、对新《水浒》《宫》等影视剧、对影视创作的“啃老”等文化现象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一个正常的批评状态，应该既有赞扬声又有批评声，为何《新批评》编辑部策划或选登的文章都是“好话全不讲”，只揪住“问题”开火呢？《文学报》总编陈歆耕告诉笔者：“《新批评》起步的时候定位就很明确，就是批评性的姿态。现在就整个文坛，整个批评界来说，几乎大部分媒体都在说好话，可是大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而在市场热销的作品，却得不到有专业水准的引导。文艺批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为了使文艺批评树立它应有的独立品格，我们觉得‘矫枉必须过正’，通俗的讲，大家不敢‘骂’，我们从‘骂’开始；大家都不敢得罪人，我们从‘得罪人’开始，当然‘骂’的质量要好一点。”何谓《新批评》的“新”？陈歆耕如此阐述道：“所谓的‘新’是针对当下批评界令人堪忧的现状而言的。以往报刊也登批评性文章，但作为全是以批评性为主的批评专刊来说，目前全国独此一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批评史上可能也是先例。”
《新批评》创刊之际就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三倡导、三反对”原则，即：“倡导真实、真诚，又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读的‘学院体’。” 这些“倡导”正对文艺批评顽疾，引起不小的反响。
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评论家梁鸿鹰感慨道：“这些年来，大众对文学批评有不少意见，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现在的批评大多只说好话，敢于指名道姓、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十分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报》率先推出《新批评》专刊，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值得肯定。”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说道，“我觉得这样的批评一定要有。《文学报》这种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哪怕是有一点点进步，我们都要充分肯定。”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何向阳盛赞《文学报》能拿出8个版面来做《新批评》很不容易。“《新批评》倡导一种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文学批评，这个定位是非常好的。批评和创作是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有了评论强有力的支撑，整个文学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稳当。《文学报》此次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创举。”
“《新批评》开了一个窗口，激活了作家本位和文学现场。在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是逆势而进。”《文学自由谈》副主编黄桂元如此评价道，他还将《新批评》比喻为：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拯救”，必将被以后的文学史所记载。
《新批评》的新“纪律”
在批评圈，《新批评》一次次的“开炮”广受好评，然而这些“炮弹”在作家圈内激起的却是各异的表情。“中弹者”中，理解和宽容者有之，表示只要是有关文本的分析，说好说坏都能接受；漠然无视者有之，对于郭敬明、安妮宝贝等不在体制内生存发展的作家，批评之声反倒可能增加他们的“码洋”；当然跳脚者、暴怒者也有之，甚至怀疑有人在背后整他。
前不久，《文学报》内部明确了一条尚未成文的“纪律”：凡拟在本报刊登的批评文章，编辑部人员不得在文章刊出前，将选题透露给被批评者本人。否则视情况将给予扣发奖金等不同程度的惩处。为何要作出如此规定？陈歆耕一脸无奈地表示，前一段时间，有位大学教授给《文学报·新批评》荐来一篇由在读文学博士写的批评某作家作品的文章。在文章拟发排前，被批评者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知信息，一个电话打到某大学教授那儿，责问：“听说《文学报·新批评》准备刊登批评我的文章，文章是你推荐的？”这位大学教授非常尴尬恼火，打电话责问陈歆耕是谁将信息泄露出去的，并要求将文章撤下来。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各类报刊中并非罕见，《新批评》“纪律”的颁布也是为使文章在刊发前尽可能少受干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在《新批评》上对新获“茅奖”的莫言的《蛙》“开炮”时就指出：“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做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做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有效的批评有助于创作的提升，然而不少作家为何会惧怕批评，建立“个人批评”的防线，甚至采取非正常手段干扰文学批评的进行呢？陈歆耕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中国作家长期习惯了听好话、听吹捧的话，无论这种吹捧是何等肉麻，乃至无耻，他们也照单接受，但就是听不得逆耳之言。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被评论家的不实吹捧‘宠’坏了；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创作成就被评论高估，而因此从体制内获得种种好处，害怕因批评而失去光环、利益受损。”遗憾的是，作家们在此方面的不断“需求”得到了批评家的热切响应。“这些年来，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批评不再是真正的批评，它已成为一种资格。我们可能需要成为著名的学者、专家、批评家后，才拥有某种资格。然后，我们用这个资格去参加各种研讨会，肯定各种作品。有评论家谈到，我们容易抽象否定，微观肯定。为什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透支或者个人利用了一整套的文学评价体系，将之作为某种人情私下送给了某个个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忧心忡忡地说道。然而，批评家们的“附从”换来的并非是尊重。有一次，邵燕君读到某作家的一个访谈，这位作家说自己有个困惑，无论他写什么，批评家都会说好。还有一位作家表示，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好或不好，心中自有一个判断。如果他写了一个他觉得不怎么好的作品，而评论家却一味表扬他，他心里便会看不起评论家。这样的例子给邵燕君很大的刺激，“这等于说批评家没有尊严了。”
长期以来，众多批评家写惯了“文艺表扬”，《新批评》的热情邀约是否遇到冷对的尴尬？对此问题，陈歆耕坦言：“目前有相当多的老一代的功成名就的批评家已经不太写这类批评了，这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他们在文坛跟作家也都非常熟悉，有的是非常好的朋友，要他们来写批评性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障碍，我也不太寄希望这些评论家。现在会写批评性文章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因此要把《新批评》持续性做下去的话，比较急迫的问题是，培育新的力量，我们刊登的文章中也有不少作者是知名高校的文学博士，还有一些非学院派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以前名不见经传，但我们只要觉得文章好，就照发。”
“现在作家和批评家走得是太近了。”某知名作家感叹道，他表示自己在参加研讨会这方面是很节制的，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好的。当笔者询问他对于批评文章包括批评他本人的文章的看法时，他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我想把话反过来说，批评家也没有必要在意作家回应什么，去印证什么。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事情。作为一个写作的人，首先要做的是有一个认真敬业的态度，认真不认真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把批评看成说好话或坏话，这样很没意思。小说家最想要的是找到知音，好话和坏话都是次要的，如果批评家和作家能够产生共振，作家都是愉快的。”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当此作家接受采访之后，很快又反悔“发言”了，似乎顾虑重重，让人稍感遗憾，也深感批评生态的复杂。
人情幌子背后的拜金主义与自我缺失
在各种为文艺批评建言的座谈上，不少批评家抱怨“人情社会”带来的阻碍，不过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为，用“人情社会”来为批评家阿谀逢迎的批评做借口，是非常无聊的，甚至是非常可耻的，实际上是拜金主义污染了纯粹的乡情、友情。“现在是国际化的都市，流动性非常厉害，楼上楼下的邻居几乎不说话，小月月事件也体现了社会的冷酷。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讲人情本质上讲的还是金钱，利益。”作为一个向春晚、向赵本山、向范曾等“开炮”的犀利评论家，肖鹰向笔者坦言，除了受到亲友告诫提醒不要得罪人等有形压力外，更多是无形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是缺少自由发表评论的空间，常常严重被打压，很难在纸媒上发表，即便在博客上也会被‘做工作’。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批评对象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后台或势力。”前几天，肖鹰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博文，指出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并非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观众一致好评”，在美国众多评论家的笔下，《金》片不仅没有得到一句好评，而且被指出了三大严重局限。博文发布当晚新浪推荐，然而第二天早上很快被撤掉了，不符合常规，不禁让人联想影片背后的势力。
事实上，在美国，评论家的声音能左右影片的票房，而且评论家跟作家、艺术家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一起喝咖啡可能会成一则丑闻，对批评家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肖鹰看来，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困难在于，不以标准和原则为批评的起点，“在西方社会，如果你真的想靠批评吃饭，对每句话都要负责任，如果你胡吹乱捧，可能就没有刊物肯登你文章。可是在中国，批评家不负责任地吹捧，没有任何代价，照样可以做一个大批评家，可以呼风唤雨，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因为恰恰你肯胡说八道，有更多的人来跟你做生意。中国作协名单里不就出了几个贪官作家么？像被某著名批评家捧为‘知行合一’的‘新儒生’的冯伟林，其涉嫌抄袭的作品居然获得多项重要文学奖！在国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评委至少要向读者作一个公开道歉，但是在国内没有人为此负责任，也没有人提出需要他们负责任。”
邵燕君也深有同感，“其实最本质的原因是学术内部的原则性的丧失，没有一个很好的价值体系和监督机制。如果说好说坏都无所谓，何不卖个人情，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
此外，在肖鹰看来，拜金主义对文艺批评界的严重渗透和腐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作家和批评家自我的缺失。“现在很多作家为什么抵制批评，甚至打压批评，因为其骨子里丧失了文学理想，文学理念。他们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不能对他们做手术，甚至不能吃药，这怎么可能走上健康之路？同样的，中国的批评家群体现在为何这么堕落呢？也是缺乏自我意识，无耻地去吹捧一部烂作品，却没有精神上的负担，因为他没有把自我的独立价值看成是批评家的生命的基点，而更看重自我之外的东西，譬如金钱。
李建军告诫批评家要有羞耻感，“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复杂，只需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和一个比较的视野。但现在有的学者和批评家，没有最起码的事实感，随意云山雾罩地扯，再烂的作品都敢往天上吹，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事实上，当批评家有了自我，有了羞耻感、责任感，充满了对文学的热爱时，精彩到位的批评并非那么困难。现年52岁的唐小林是《新批评》撰稿者中的活跃分子，文笔犀利老道，其实他的学历只有高中，全是靠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写作，“这是个爱好，我不在乎文章发不发表，就是觉得写起来心情比较舒畅。”唐小林笑着说道，因为热爱，在深圳打工的他把大量积蓄用于买书自学，并热切关注着文坛动态，譬如为了研究贾平凹，二十多年来一直追踪，不管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是关于贾平凹的评传，只要能买到的全部买来阅读。为了买到贾平凹的老师评论他的书，唐小林在网上找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在辽宁的一个书商那里以高价购得。大量的阅读研究和坚持自我的判断使得“业余批评家” 唐小林的文章在专家们雷同的“文艺表扬”中凸显出来，引起不小的反响。在访谈时，唐小林有些激动地表达了对《新批评》的感谢，“虽然我年龄不小，但是写作上还是一个新人。以往从来没有编辑跟我说，我的文章哪些地方写得不好，或者怎么去修改。而陈歆耕总编在很忙的情况下，还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对于我的写作给予指导，包括一次我的文章举证不当，害《新批评》也要公开道歉，但是编辑并不计较，很快又用了我的其他稿子，我很感激他们。”
文学批评的失效，伤害的不只是文学
邵燕君对于《古炉》的批评文章是《新批评》的“第一炮”。在受访时，邵燕君告诉笔者，她关注贾平凹的写作，不仅仅是对他的创作脉络、作品的关注，她更关心的是在当代文学的整个创作脉络之中，《古炉》包含了什么重要的问题。邵燕君说，“对作家而言，批评家应该是一个知音、诤友。对于读者而言，批评家的批评应该是一个有信誉的专家意见。”
“为何多年来没有多少作品被普通大众关注、认可，文学正在远离我们普通的读者，除了虚假的炒作外，批评要负责任。”肖鹰严厉地指出，“当批评成为空洞的包装，变成厚厚的虚假的美妙的但是没有真实性的外壳，本应是桥梁的批评实际上把作品与读者隔离了。优秀的作品，需要批评家发掘作品的价值、内涵，并为普通读者带来更为积极的引导，使得他们的阅读更加有效，同时提升大众读者的视野、判断力。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读者是非常需要推荐和指导的。批评家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与判断，这是对读者负责。”可惜的是，目前不少批评家并非对读者负责而是对作者“负责”，一阵吹捧形成了“洛阳纸贵”，当读者们争相购买阅读后，或误以为此就是文学的高峰，或发现如同嚼蜡顿失兴趣。
“其实像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我批判得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凸显的问题最严重。他们的学养比较差，经验也比较贫乏，在文学观念和批判精神方面不如60后、70后，却把60后、70后作家遮蔽了。这种情形导致了整个时代文学趣味的败坏。真正的好作品不为人知，不入流的作品却屡屡获奖，上排行榜，上销售总榜，胡吹乱捧的批评文章连篇累牍。难以卒读的《秦腔》受到了包括获奖在内的种种鼓励，这使得作者的胆子更大，写得更粗枝大叶，然后才有了同样难读和糟糕的《古炉》。它完全不顾及普通读者的感受，没有基本的结构，没有基本的典型概括，没有用心的推敲和打磨，然而，这却毫不影响出版社和市场的炒作。这就带来了文学意义上的巨大腐败。它败坏的是文学生态和我们的文化环境。”李建军有些激动地说道。
如果说创作是对人的命运、灵魂的追问和呈现，关乎民族和人类的基本价值，那么批评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水准的高低，也关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反思、文化发展的能力。“批评并不是伤害，而是帮助，批评不是简单说好话，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创造的可能，这是批评的价值所在。有效的批评最后有利的不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包括端正健康心态的发展。批评是对人性的自我挑战，我们从一个理想化的、合理化的理念出发来进行判断，这是批评的根本含义。之前我也曾撰文提到，真正的创新必须要有一种批评的尺度、理念。”肖鹰说道，他认为，在批评严重商业化、娱乐化中，急需有针对性的、严肃认真的、为社会文化负责任的新批评，他希望《新批评》这块难得的阵地，要保持他的独立性、纯粹性，凡是值得批评的东西，不要在意批评背后的复杂关系，因为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文学，为了文化。“我觉得犯错误并不是《新批评》面临的危险，事实性的错误我们可以道歉，可以更正，问题在于要坚守我们的批评理念，如果还有‘新批评’这面旗帜，就要把这旗帜真正地举起来。如果《新批评》能坚守下去，相信它有广阔的空间和美好的前景。”
要坚守下去，当然离不开批评的环境与自由度，用这个问题问陈歆耕，他说：“我觉得类似《新批评》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度是有的，我们现在没有碰到来自环境的阻力，比如批评王安忆《天香》的文章很尖锐，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来自王安忆本人、上海作协的任何压力。其实，《新批评》产生的影响力超出我们预期，没想到反应那么强烈，读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管部门也表扬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常常是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突破。”
在《新批评》创刊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文学报》总编陈歆耕以及多位资深评论家，从《新批评》谈至目前的批评生态。事实上，《新批评》的出现是对文艺批评顽疾的对症下药，《新批评》的发展是批评发展的检验石和助推器，而对《新批评》的赞誉与推动也是对新批评的召唤与期待。
《新批评》的“开炮”
“一部伟大的小说，是能以朴素的富有诗意的方式，写出人性的美好和庄严的小说。然而，莫言似乎缺乏这样的能力……通过明显过于简单的方式，他把人物写成了一群举止异常的怪物。”
“其（贾平凹的《古炉》）历史观和人生观充满着怪力乱神的因果论和奴性思想，审美观上则是一如既往地继承了此前小说中粗鄙的病态特征，叙事上鸡零狗碎，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卒读。”
“王安忆需要的，是在完善并正确运用已有写作技法的前提下，问一问自己，究竟有没有一部自己心中的小说？有没有听到过自己心灵的呼唤？有没有一种心中小说已积聚到了想要喷涌的感觉？”
“将‘画分九品说’比较于古代画品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充斥范曾的画品观念的，不是对传统国画精神的追溯和发扬，而是他急于在绘画史和当代画坛争名逐利的‘画王排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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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源自《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声音，在长期以来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一片甜蜜的“暧昧”中，不禁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于2011年6月，隔周一期，8个版面。诞生初，有人就怀疑会否是“虚晃一枪”，然而《新批评》却是“动真格”了，“炮声阵阵”。半年来，以文学批评为主战场，炮口直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毕飞宇等著名作家，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畅销书作者，毫不回避文学批评缺乏盛气、散文年选质量堪忧等尖锐话题。同时《新批评》也涉及影视、美术等艺术批评，对不好惹的“范曾大师”、对新《水浒》《宫》等影视剧、对影视创作的“啃老”等文化现象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一个正常的批评状态，应该既有赞扬声又有批评声，为何《新批评》编辑部策划或选登的文章都是“好话全不讲”，只揪住“问题”开火呢？《文学报》总编陈歆耕告诉笔者：“《新批评》起步的时候定位就很明确，就是批评性的姿态。现在就整个文坛，整个批评界来说，几乎大部分媒体都在说好话，可是大量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而在市场热销的作品，却得不到有专业水准的引导。文艺批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为了使文艺批评树立它应有的独立品格，我们觉得‘矫枉必须过正’，通俗的讲，大家不敢‘骂’，我们从‘骂’开始；大家都不敢得罪人，我们从‘得罪人’开始，当然‘骂’的质量要好一点。”何谓《新批评》的“新”？陈歆耕如此阐述道：“所谓的‘新’是针对当下批评界令人堪忧的现状而言的。以往报刊也登批评性文章，但作为全是以批评性为主的批评专刊来说，目前全国独此一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批评史上可能也是先例。”
《新批评》创刊之际就鲜明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三倡导、三反对”原则，即：“倡导真实、真诚，又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读的‘学院体’。” 这些“倡导”正对文艺批评顽疾，引起不小的反响。
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评论家梁鸿鹰感慨道：“这些年来，大众对文学批评有不少意见，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现在的批评大多只说好话，敢于指名道姓、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十分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报》率先推出《新批评》专刊，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值得肯定。”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何建明说道，“我觉得这样的批评一定要有。《文学报》这种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哪怕是有一点点进步，我们都要充分肯定。”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何向阳盛赞《文学报》能拿出8个版面来做《新批评》很不容易。“《新批评》倡导一种真诚的、善意的、锐利的文学批评，这个定位是非常好的。批评和创作是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有了评论强有力的支撑，整个文学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稳当。《文学报》此次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创举。”
“《新批评》开了一个窗口，激活了作家本位和文学现场。在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是逆势而进。”《文学自由谈》副主编黄桂元如此评价道，他还将《新批评》比喻为：对中国文坛的一种“拯救”，必将被以后的文学史所记载。
《新批评》的新“纪律”
在批评圈，《新批评》一次次的“开炮”广受好评，然而这些“炮弹”在作家圈内激起的却是各异的表情。“中弹者”中，理解和宽容者有之，表示只要是有关文本的分析，说好说坏都能接受；漠然无视者有之，对于郭敬明、安妮宝贝等不在体制内生存发展的作家，批评之声反倒可能增加他们的“码洋”；当然跳脚者、暴怒者也有之，甚至怀疑有人在背后整他。
前不久，《文学报》内部明确了一条尚未成文的“纪律”：凡拟在本报刊登的批评文章，编辑部人员不得在文章刊出前，将选题透露给被批评者本人。否则视情况将给予扣发奖金等不同程度的惩处。为何要作出如此规定？陈歆耕一脸无奈地表示，前一段时间，有位大学教授给《文学报·新批评》荐来一篇由在读文学博士写的批评某作家作品的文章。在文章拟发排前，被批评者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知信息，一个电话打到某大学教授那儿，责问：“听说《文学报·新批评》准备刊登批评我的文章，文章是你推荐的？”这位大学教授非常尴尬恼火，打电话责问陈歆耕是谁将信息泄露出去的，并要求将文章撤下来。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各类报刊中并非罕见，《新批评》“纪律”的颁布也是为使文章在刊发前尽可能少受干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在《新批评》上对新获“茅奖”的莫言的《蛙》“开炮”时就指出：“获奖与其说是终结，毋宁说是开端——它不应该被当做对一部作品的‘盖棺论定’，而应该被当做它接受社会检验的‘剪彩仪式’。换言之，它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这样一个义务，那就是，接受更加挑剔的阅读和更加严格的批评。”
有效的批评有助于创作的提升，然而不少作家为何会惧怕批评，建立“个人批评”的防线，甚至采取非正常手段干扰文学批评的进行呢？陈歆耕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中国作家长期习惯了听好话、听吹捧的话，无论这种吹捧是何等肉麻，乃至无耻，他们也照单接受，但就是听不得逆耳之言。这种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被评论家的不实吹捧‘宠’坏了；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创作成就被评论高估，而因此从体制内获得种种好处，害怕因批评而失去光环、利益受损。”遗憾的是，作家们在此方面的不断“需求”得到了批评家的热切响应。“这些年来，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批评不再是真正的批评，它已成为一种资格。我们可能需要成为著名的学者、专家、批评家后，才拥有某种资格。然后，我们用这个资格去参加各种研讨会，肯定各种作品。有评论家谈到，我们容易抽象否定，微观肯定。为什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透支或者个人利用了一整套的文学评价体系，将之作为某种人情私下送给了某个个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忧心忡忡地说道。然而，批评家们的“附从”换来的并非是尊重。有一次，邵燕君读到某作家的一个访谈，这位作家说自己有个困惑，无论他写什么，批评家都会说好。还有一位作家表示，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好或不好，心中自有一个判断。如果他写了一个他觉得不怎么好的作品，而评论家却一味表扬他，他心里便会看不起评论家。这样的例子给邵燕君很大的刺激，“这等于说批评家没有尊严了。”
长期以来，众多批评家写惯了“文艺表扬”，《新批评》的热情邀约是否遇到冷对的尴尬？对此问题，陈歆耕坦言：“目前有相当多的老一代的功成名就的批评家已经不太写这类批评了，这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他们在文坛跟作家也都非常熟悉，有的是非常好的朋友，要他们来写批评性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障碍，我也不太寄希望这些评论家。现在会写批评性文章的批评家屈指可数，因此要把《新批评》持续性做下去的话，比较急迫的问题是，培育新的力量，我们刊登的文章中也有不少作者是知名高校的文学博士，还有一些非学院派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以前名不见经传，但我们只要觉得文章好，就照发。”
“现在作家和批评家走得是太近了。”某知名作家感叹道，他表示自己在参加研讨会这方面是很节制的，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好的。当笔者询问他对于批评文章包括批评他本人的文章的看法时，他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我想把话反过来说，批评家也没有必要在意作家回应什么，去印证什么。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事情。作为一个写作的人，首先要做的是有一个认真敬业的态度，认真不认真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把批评看成说好话或坏话，这样很没意思。小说家最想要的是找到知音，好话和坏话都是次要的，如果批评家和作家能够产生共振，作家都是愉快的。”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当此作家接受采访之后，很快又反悔“发言”了，似乎顾虑重重，让人稍感遗憾，也深感批评生态的复杂。
人情幌子背后的拜金主义与自我缺失
在各种为文艺批评建言的座谈上，不少批评家抱怨“人情社会”带来的阻碍，不过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为，用“人情社会”来为批评家阿谀逢迎的批评做借口，是非常无聊的，甚至是非常可耻的，实际上是拜金主义污染了纯粹的乡情、友情。“现在是国际化的都市，流动性非常厉害，楼上楼下的邻居几乎不说话，小月月事件也体现了社会的冷酷。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讲人情本质上讲的还是金钱，利益。”作为一个向春晚、向赵本山、向范曾等“开炮”的犀利评论家，肖鹰向笔者坦言，除了受到亲友告诫提醒不要得罪人等有形压力外，更多是无形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是缺少自由发表评论的空间，常常严重被打压，很难在纸媒上发表，即便在博客上也会被‘做工作’。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批评对象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后台或势力。”前几天，肖鹰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博文，指出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并非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观众一致好评”，在美国众多评论家的笔下，《金》片不仅没有得到一句好评，而且被指出了三大严重局限。博文发布当晚新浪推荐，然而第二天早上很快被撤掉了，不符合常规，不禁让人联想影片背后的势力。
事实上，在美国，评论家的声音能左右影片的票房，而且评论家跟作家、艺术家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一起喝咖啡可能会成一则丑闻，对批评家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肖鹰看来，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困难在于，不以标准和原则为批评的起点，“在西方社会，如果你真的想靠批评吃饭，对每句话都要负责任，如果你胡吹乱捧，可能就没有刊物肯登你文章。可是在中国，批评家不负责任地吹捧，没有任何代价，照样可以做一个大批评家，可以呼风唤雨，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因为恰恰你肯胡说八道，有更多的人来跟你做生意。中国作协名单里不就出了几个贪官作家么？像被某著名批评家捧为‘知行合一’的‘新儒生’的冯伟林，其涉嫌抄袭的作品居然获得多项重要文学奖！在国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评委至少要向读者作一个公开道歉，但是在国内没有人为此负责任，也没有人提出需要他们负责任。”
邵燕君也深有同感，“其实最本质的原因是学术内部的原则性的丧失，没有一个很好的价值体系和监督机制。如果说好说坏都无所谓，何不卖个人情，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
此外，在肖鹰看来，拜金主义对文艺批评界的严重渗透和腐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作家和批评家自我的缺失。“现在很多作家为什么抵制批评，甚至打压批评，因为其骨子里丧失了文学理想，文学理念。他们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不能对他们做手术，甚至不能吃药，这怎么可能走上健康之路？同样的，中国的批评家群体现在为何这么堕落呢？也是缺乏自我意识，无耻地去吹捧一部烂作品，却没有精神上的负担，因为他没有把自我的独立价值看成是批评家的生命的基点，而更看重自我之外的东西，譬如金钱。
李建军告诫批评家要有羞耻感，“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复杂，只需有一定经验的积累和一个比较的视野。但现在有的学者和批评家，没有最起码的事实感，随意云山雾罩地扯，再烂的作品都敢往天上吹，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事实上，当批评家有了自我，有了羞耻感、责任感，充满了对文学的热爱时，精彩到位的批评并非那么困难。现年52岁的唐小林是《新批评》撰稿者中的活跃分子，文笔犀利老道，其实他的学历只有高中，全是靠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写作，“这是个爱好，我不在乎文章发不发表，就是觉得写起来心情比较舒畅。”唐小林笑着说道，因为热爱，在深圳打工的他把大量积蓄用于买书自学，并热切关注着文坛动态，譬如为了研究贾平凹，二十多年来一直追踪，不管是散文、诗歌、小说，还是关于贾平凹的评传，只要能买到的全部买来阅读。为了买到贾平凹的老师评论他的书，唐小林在网上找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在辽宁的一个书商那里以高价购得。大量的阅读研究和坚持自我的判断使得“业余批评家” 唐小林的文章在专家们雷同的“文艺表扬”中凸显出来，引起不小的反响。在访谈时，唐小林有些激动地表达了对《新批评》的感谢，“虽然我年龄不小，但是写作上还是一个新人。以往从来没有编辑跟我说，我的文章哪些地方写得不好，或者怎么去修改。而陈歆耕总编在很忙的情况下，还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对于我的写作给予指导，包括一次我的文章举证不当，害《新批评》也要公开道歉，但是编辑并不计较，很快又用了我的其他稿子，我很感激他们。”
文学批评的失效，伤害的不只是文学
邵燕君对于《古炉》的批评文章是《新批评》的“第一炮”。在受访时，邵燕君告诉笔者，她关注贾平凹的写作，不仅仅是对他的创作脉络、作品的关注，她更关心的是在当代文学的整个创作脉络之中，《古炉》包含了什么重要的问题。邵燕君说，“对作家而言，批评家应该是一个知音、诤友。对于读者而言，批评家的批评应该是一个有信誉的专家意见。”
“为何多年来没有多少作品被普通大众关注、认可，文学正在远离我们普通的读者，除了虚假的炒作外，批评要负责任。”肖鹰严厉地指出，“当批评成为空洞的包装，变成厚厚的虚假的美妙的但是没有真实性的外壳，本应是桥梁的批评实际上把作品与读者隔离了。优秀的作品，需要批评家发掘作品的价值、内涵，并为普通读者带来更为积极的引导，使得他们的阅读更加有效，同时提升大众读者的视野、判断力。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读者是非常需要推荐和指导的。批评家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与判断，这是对读者负责。”可惜的是，目前不少批评家并非对读者负责而是对作者“负责”，一阵吹捧形成了“洛阳纸贵”，当读者们争相购买阅读后，或误以为此就是文学的高峰，或发现如同嚼蜡顿失兴趣。
“其实像贾平凹和莫言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我批判得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他们身上凸显的问题最严重。他们的学养比较差，经验也比较贫乏，在文学观念和批判精神方面不如60后、70后，却把60后、70后作家遮蔽了。这种情形导致了整个时代文学趣味的败坏。真正的好作品不为人知，不入流的作品却屡屡获奖，上排行榜，上销售总榜，胡吹乱捧的批评文章连篇累牍。难以卒读的《秦腔》受到了包括获奖在内的种种鼓励，这使得作者的胆子更大，写得更粗枝大叶，然后才有了同样难读和糟糕的《古炉》。它完全不顾及普通读者的感受，没有基本的结构，没有基本的典型概括，没有用心的推敲和打磨，然而，这却毫不影响出版社和市场的炒作。这就带来了文学意义上的巨大腐败。它败坏的是文学生态和我们的文化环境。”李建军有些激动地说道。
如果说创作是对人的命运、灵魂的追问和呈现，关乎民族和人类的基本价值，那么批评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水准的高低，也关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反思、文化发展的能力。“批评并不是伤害，而是帮助，批评不是简单说好话，实际上是提供一种创造的可能，这是批评的价值所在。有效的批评最后有利的不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包括端正健康心态的发展。批评是对人性的自我挑战，我们从一个理想化的、合理化的理念出发来进行判断，这是批评的根本含义。之前我也曾撰文提到，真正的创新必须要有一种批评的尺度、理念。”肖鹰说道，他认为，在批评严重商业化、娱乐化中，急需有针对性的、严肃认真的、为社会文化负责任的新批评，他希望《新批评》这块难得的阵地，要保持他的独立性、纯粹性，凡是值得批评的东西，不要在意批评背后的复杂关系，因为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文学，为了文化。“我觉得犯错误并不是《新批评》面临的危险，事实性的错误我们可以道歉，可以更正，问题在于要坚守我们的批评理念，如果还有‘新批评’这面旗帜，就要把这旗帜真正地举起来。如果《新批评》能坚守下去，相信它有广阔的空间和美好的前景。”
要坚守下去，当然离不开批评的环境与自由度，用这个问题问陈歆耕，他说：“我觉得类似《新批评》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度是有的，我们现在没有碰到来自环境的阻力，比如批评王安忆《天香》的文章很尖锐，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来自王安忆本人、上海作协的任何压力。其实，《新批评》产生的影响力超出我们预期，没想到反应那么强烈，读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管部门也表扬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常常是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突破。”